主题：【文摘】王小波的创伤记忆与《黄金时代》的写作 -- 西葫芦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因为精神分析批评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王小波的创作心理，本文认为王小波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一、 精神创伤的艺术再现―创伤记忆与《黄金时代》的内容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包括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等五篇小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叙事。王小波虽然以文革为叙事的语境，但是他并没有进行宏大叙述的企图，而是选择了小人物的生命际遇来表现那个时代的荒谬，写出了作家对自己耳闻、目睹过的事情的亲身体验和思考。

　　第一，家庭记忆的创伤使得作家在作品中坚持思考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心理状态和人生遭遇。王小波1952年出生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父母都是教育部干部，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一位逻辑学家，1952年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冲击，他的名字“小波”就因此而来。[1]王小波一出生就与社会动荡、家庭的变故联系在了一起。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说，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说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2]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被押着批斗的事情。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遭遇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大约三十年前吧，整个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苦难。”[3]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专家，但是他们却很难适应那个政治挂帅的社会环境，他们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力图跟上政治的脚步，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达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他们的悲剧因此而来。他的父亲的遭遇使得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着力思考知识分子问题，他的杂文中有很多篇目来探讨这个问题，体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而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则以鲜明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以《黄金时代》为例，五篇小说就有三篇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尤其是《似水流年》一篇，作者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我”（王二）的第一人称追忆了在文革中的几个知识分子的遭遇，贺先生、李先生、刘老先生和“我”爸爸等各自性格不同，遭遇各异，但遭遇的原因却发人深思。由于作者选取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我”（王二）第一人称追忆的视角来观察，所以虽然小说表面看来似乎轻松诙谐，但是，背后却隐藏着极其沉痛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得小说具有了极大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历史内涵，沧桑感极强。

　　《似水流年》中，贺先生当时被有些人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在他跳楼自杀之前被关在实验楼里，“据我爸爸说，贺先生虽然不显老，却是个前辈，就是在我爸爸的老师面前，也是个前辈。到‘文化大革命’前，他虽还没有退休，却已不管事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辈子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事就是再活几年。’我爸爸还说，贺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一点不显老，尤其是他的脑子。偶尔问他点事，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说完了就说完了，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据此我爸爸曾预言他能活到很多当时五十岁的人后面。他被捉进去，是因为当过很大的官。然后就从五楼上跳下来了。”[4]原因是被打，贺先生其实是受不了那种污辱，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跳楼自杀。

　　李先生，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碰巧遇上“文革”，开始陷入漫长的噩梦之中。在矿院因为贴大字报和人争执，被别人一脚踢成“龟头血肿”；接着，因为被揭发与香港的一个“托派”通信，也被打成“托派”，被那些“无产阶级战士”捆起来刮光了头然后在上面打出一个个大疙瘩；然后被发派到干校劳动，被工人师傅们继续修理，什么活都干：“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农民揍得不善。”李先生事后想起这事来觉得好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竟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5]刘先生在“文革”来到时，“就想自杀”，因为他见那势头总觉得躲不过去。但他想到在峨嵋酒家还能吃到东坡肘子，又觉得死了太亏。他苟全性命于乱世，装疯卖傻，其实只是因为他想吃，可是在那个大家都忍饥挨饿的年代，他也一样，最后在临死之前想吃一只鸭子，然而没等到鸭子熟就死了。

　　在追述了这些人的生死遭遇后，作者说：我说过，在似水流年里，有一些事叫我日夜不安。就是这些事：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我在美国时，我爸爸也死了，死在了书桌上，当时他在写一封信，要和我讨论相对论。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也再不想掏出肠子挂到别人脖子上。[6]这些话语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我还知道很多更悲惨的故事――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这些悲惨的故事还写得完吗？”[7]自己的父辈知识分子的遭遇给作者留下的精神创伤使他思考悲剧的原因，思考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以及他们存在的价值。

　　第二，“文革”记忆的创伤构成作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将人物命运与“文革”结合，揭示时代的本质，反思人的生活状态，将作者对于那个荒谬的时代压抑着的的痛恨艺术地表现出来。

　　“文革”时期，王小波经历了痛苦的插队生活。先去云南兵团，后来去山东插队，又回到北京当工人，这些生活成为他的无法磨灭的记忆。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得他们陷入了精神的矛盾，可是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一本编辑错了的社会大书，知青的生活在其中，农民的生活在其中，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在其中。他们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开始认识这个狂乱而荒谬的社会。

　　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父辈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反思，表达了作者对那个荒谬的年代的批判，而这一部分我们就侧重于作家自己的“文革”经历来分析，作家的知青生活与他的作品的关系。

　　《黄金时代》这篇小说与作者在云南兵团劳动生活经历，更准确地说是与他的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主人公陈清扬和“我”（王二），两人生活在无理性的年代，面对的都是无理性的生活。陈清扬“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8]“我”王二的生活也不轻松，由于队长怀疑“我”用气枪打瞎了他家的母狗的眼睛而受到报复：“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插秧，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上有旧伤，而且我身高一米九以上。如此插了一个月，我的腰痛难忍，不打封闭就不能入睡。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脱落，而且都有倒钩，经常把我腰上的肉钩下来。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霰弹枪，伤痕久久不褪。”[9]除了对非理性的生活的笑谑化处理来表现作者对文革的态度，性也是作家表现自己内心情感的重要方面。在“文革”年代里，性禁忌是众所周知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10]《黄金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权力和道德同谋，压抑使得性转入潜意识，由于压抑，人们的行为变得扭曲病态，喜欢暴力、喜欢虐人、自虐。在小说中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群众喜欢把像陈清扬那样的漂亮的单身女人叫做“破鞋”，喜欢没事跑到他的诊所去被陈清扬打耳光；但是当陈清扬真的和王二“搞破鞋”时，大家就不再叫他破鞋啦。第二，群众（当然也包括领导）喜欢“斗破鞋”当绳子把陈清扬捆起来，使得陈清扬曲线毕显时，“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第三，领导们要求王二和陈清扬不断地写交代材料，一遍一遍交代他们的男女问题，最喜欢看交代的性爱细节。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作者写到，“在革命时期有关性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诱惑，干出苟且的事来。假如一种性爱不涉及革命/不革命，那么必定层次很低。”[11]团支书 X海鹰长期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畸形变态的性心理。小的时候，看过了哪些革命电影，革命战士被敌人捆起来严刑拷打，就叫邻居的小孩把自己捆在树上。秘密工作、拷打、虐杀，使它魂梦系之。它认为性总是与暴力、强奸联系在一起的，男女之间充满仇恨才能性交，性总是与敌人的严刑拷打联系在一起。性意识虽然经过话语的遮蔽和扭曲但还是在年轻的 X海鹰身上萌发了。但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时期”X 海鹰性体验中寻找革命和崇高，她梦想着受到鬼子的拷打和强奸：“假如她被逮到了的话，她就会厉声喝道：打罢！强奸罢！杀罢！我决不投降！”[12]这样的病态、畸形的自虐性心理体现了意识形态话语对人性的扭曲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一篇杂文里，王小波谈到自己《黄金时代》的写作：“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仅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13]这段话可以看出来，王小波的创作是对各种人性压抑的反叛书写。

　　二、情感压抑的释放――“我”的表达欲望现代小说叙述视角变得十分复杂，选择视角十分讲究，韦恩?布斯说：“哪个内心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直接目的，就进入哪个内心。”[14]王小波的小说选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他的小说从来没有脱离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王小波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第一人称叙述策略，我以为这第一人称“我”的叙述策略能够较好地体现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所以他选择第一人称叙述并非无意所为，而是刻意选择。

　　第一人称“我”与作者的关系比较复杂，由于第一人称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第一人称可以传达作者的真实的情感，也可以反面来传达作者的隐含曲折的情感。本文无法详细分析这个复杂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人称与其他的叙述视角相比，更容易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作者可以借助这个第二“自我”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表现出来，无论这种认识是真是假，是深刻还是浅薄。

　　第一人称叙述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最适合表现那种浓烈的感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概括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人称便于抒发内心纠结的感情。在回顾性叙述中，所叙之事，通常是对于叙述者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事件，体现着叙述者的心灵历程，饱含叙述者的情感体验。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感、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有一致的一面，还因为第一人称与其他人称相比而言，更有利于作者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创作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一个主要意图就在于更方便地传达作者的情感体验，这样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就取得了抒情性的艺术效果。王小波十分推崇的法国作家杜拉斯和她的名著《情人》说饱含了“无限的沧桑”，而且自己的创作也追求这样的艺术效果。我们发现杜拉斯的《情人》也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杰出文本。

　　王小波被有些评论者称为“浪漫抒情诗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的文本中在回顾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时，倾注了作者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情感。《黄金时代》中写到：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像挨了锤的牛一样。[15]这段话以独白的语气抒发“我”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人生的黄金时代――的追求，但自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注定除了收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创伤以外，一无所有。如果换用第三人称恐怕就很难取得这样的抒情效果。

　　《似水流年》这篇小说十分动人。小说中叙述了贺先生、刘老先生、李先生还包括“我”爸爸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而荒诞的遭遇，在对悲惨的往事的回忆叙述中，作者将那压抑已久的，对那个荒诞社会的批判含蓄地表达出来。

　　看到外面的星光，想起他脑子前面的烛光也觉得很惨。刘老先生也死了，也很惨。对这些很惨的事，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觉得很惨。和小转铃说起这些事，她哭了，我也想哭。这是因为，在横死面前无动于衷，不是我的本性。[16]贺先生在文革中不愿意自己被屈辱迫害，为了自己的尊严跳楼自杀；刘老先生十分聪明，但为了苟全性命，甘愿装傻，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死前只想吃一只鸭子。叙述者在叙述这些人物的境遇时明显地流露出沉痛的情感。 “我”正是通过回忆往事，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出来。

　　王小波说：“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7]“阳”的世界是与权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世界在过去一直对大众进行压抑，使得大众变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阴”的世界，作者以前也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可是他已经洞悉“阳”的世界的操作以及企图，所以，他打破沉默开始讲话，为了被长久压抑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为了自己。他的这些作品就是他压抑了很长时间后打破沉默的话语结晶，是被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注释：[1]《王小波年谱简编》，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附录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页。

　　[2]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 王小波《极端体验》，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4] [5] [6] [7][16] 王小波《似水流年》，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7、171、181、171页。

　　[8][9] [15] 王小波《黄金时代》，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第3―4页、第7―8页。

　　[10][13] 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315―316页。

　　[11][12] 王小波《革命时代的爱情》，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14] 韦恩?布斯著，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17]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作者系华侨大学中文系 福建 泉州 36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