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英文书籍里的抗日战争资料 -- 元亨利

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英文书籍，里面有不少史料，有一些参考价值。本帖主要摘自两本书：一本是Hallett Abend的《My Life In China:1926-1941》，另一本是Harry Hussey的《My Pleasure and Palaces- An Informal Memoir of Fo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前者是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后者是设计，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建筑师，同时与中国上层人士，尤其是北洋政府官员交往甚深，他的家（北京南池子一号，据说之前是皇家档案（皇史宬？）官员的居所）也是很多外交活动的场所，他本人更是亲身参与了中国从五四到解放战争的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顾维钧为他的这本回忆录作序，也可以说是为他的记载背书吧。不知是否已经有人介绍过这两本书了？前一阵在其它网上有摘自Abend书的关于孙中山与苏联结盟的记叙。

这两本书里的资料，可以互相参照，补充。下面，阿班指Abend，胡赛指Hussey。

一，南京大屠杀

这场南京历史上最惨重的屠杀，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也震惊了外籍人士。胡赛说他是在南京沦陷后到达上海的，日本军官们很喜欢照相，很多人把他们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照了下来，不少人拿到上海一家韩国人开的照相馆去洗印，老板自己留了一份，卖给了当时上海的报纸The China Weekly Review，该报的编辑鲍威尔（J.B.Powell）与胡赛是老朋友，鲍威尔给他看了照片并向他讲述日军的野兽行径，说：只有回溯到罗马毁灭加太基，才能找到差可比拟的行为。另外一些传教士告诉胡赛，他们目击日军玩“婴儿棒球”（Baby Baseball)，就是用刺刀挑着婴儿当球扔来扔去(这个见过照片)。胡赛说很多日军的兽行，他无法落笔于纸。他提到一个德国人，当时就在南京。这是一个卖军火的，当时在华的很多外国人对他都不太待见，他是两边都卖，只要有利可图。胡赛碰到这个德国人，问他，南京发生的那些事是真的吗？德国人说：不，不是真的，你听到的那些事，连真实发生的罪行的一半程度都不到。他说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德国战俘营里待过，见过男人女人被屠杀，但这些都没法与在南京那10天里他所见的相比。他说他再也不想与任何哪怕沾战争一点点边的事有关联了，他要回德国，向希特勒汇报他的所见所闻，请希特勒退出与日本签定的密秘协议。

胡赛说，日本是按150年前的战场规则打仗，那时的胜利者劫掠是理所当然的。据他所知，日本官方没有对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作出解释，传闻是日军士兵被允许三四天的大索，但到了那个时候，对外国人及中国人的仇恨已经失控，军官也管不住士兵了。

阿班是美国记者，1926年就到了中国，到了1937年前后，为纽约时报工作，已经是中国专家了（Old China Hand），长期的新闻工作，建立了很多信息渠道，包括日本方面的。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他是这样分析的：日军在当时的中国有三个区域：满洲里，华北平津和长江流域，前面两个区域的日本军队，是常备正规军，有纪律约束，行为相对来说职业化，而1937年在长江流域的日军，则是一批退伍老兵，不情愿地从他们的农场，小店或是其他工作岗位被重新征招回部队。而这支部队的军官，多为长期没穿军装的后备役，也有不少是少壮派军官中的死硬分子，因为参加过政治暗杀或是1936年东京的政变而被命令退伍，一旦他们回到军官的位置上，就滥用权力。所以这一批日军，可以说就是一批兵痞子，一旦没了约束，兽性越发的肆无忌惮。

二，1937年12月日军轰炸美英军舰事件

就在南京大屠杀的同一时间，1937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在长江上游弋的军舰Panay号被日军飞机轰炸沉没，英国军舰Bee和Ladybird也被炮击。胡赛说外国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英美都是中立国，日本对这些舰艇的进攻，很不合逻辑，还有可能引发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行动。而阿班通过他在日本军人中的关系，了解到个中原因。阿班于12月13日被召到日本海军旗舰上，日军告诉他美国军舰被炸的事实，并说日本准备向美国道歉并愿意偿付赔款。三个星期后，阿班知道了事件的真相。当时日本陆军的飞机不够用，于是向海军借用。其中一支飞行部队，被划归攻占芜湖的日本陆军调遣，这支陆军的长官就是臭名昭著的桥本欣五郎大佐（Kengoro Hashimoto)。桥本作战骁勇而又喜欢出名，参加过在日本引起轰动的事件，因而在日本几乎是个民族英雄。1936年2月，他参加了东京的陆军哗变以及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和三名内阁成员的阴谋。其他参加哗变的都受到严惩，但桥本的关系很硬，只是受到退役的处分。1937年，他又被征召入伍，指挥部队占领了芜湖。当海军的飞行队指挥官来向他领受命令时，淘醉在胜利中的桥本下令，轰炸任何在长江上移动的目标。飞行队长告诉桥本，江上有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舰及中立的客船和货船，有些船只运载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桥本闻言大怒，说如果不执行命令，老子就以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罪名当场枪毙你。结果就是美国军舰被炸沉。桥本还命令陆军岸上炮兵近距向英国军舰Bee和Ladybird开炮，造成伤亡。（南京沦陷后，日军举行入城式，没参加南京之战的桥本赶到南京，穿上毕挺的军服，骑着最高等级的高头大白马，紧跟在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身后，这些都是越级的行为，）由于桥本的后台太硬（阿班没说后台是谁），连海军的中将都不敢揭发这个陆军大佐而只能让海军顶这个罪名，并导致三并（Mitsunami）海军上将退役。阿班将这一内幕发给纽约时报，登出后引起轰动。三井（Mitsui）将军被召回国并被退役。桥本大佐和八名同党也被召回日本并退役。其他相关人员，柳川平助（Heisuke Yanagawa)中将和太子朝香鸠彦（Yasuhiko Asaka，有的翻成朝香宫鸠彦）中将也被退役。当然，太子的名字没有公开。回国后，桥本还不安分，担任了大日本青年党的首领，后在东条英机上台后，桥本跻身一个非官方的高层小团体，筹划帝国的政策。

三，马占山的一些细节

马占山是东北的抗日将领，其人其事颇有些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诈降一事。有些中文资料好像说这是马的一个污点，但在胡赛和阿班的书中都说马是诈降。等到当上军政部长以后，伺机弄了一批军火和钱饷，再次反水抗日。在日本军队的追击下，马占山还玩过诈死，找了一个尸体，把脸部弄残无法辨认，穿上自己的军装，留下自己的马，马鞍，军刀等。日军大喜，将这些战利品上报天皇。后来马占山复出，一些相关日军人员剖腹自杀，因为这是欺骗天皇，无可饶恕。

关于马占山，胡赛的书里有一个情节比较有戏剧性，而且与胡赛本人有关。1931年日军占领满洲里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组成有名的李顿调查团，胡赛虽然是外国人，但他加入了中方代表团，作为随行人员参加调查，日方向李顿调查团展示据称为马占山摧毁的桥梁，作为日军入侵满洲里的理由之一。期间胡赛计划访问苏联，马占山通过关系与调查团及胡赛联系，说有礼物要送给苏联的Galen将军（就是曾在广州担任过军事顾问的）。这个礼物，是马担任满洲国军政部长时，获得的军事地图。上面标有日军在满洲里，华北，朝鲜的军事布署，位置，人数，军官名字，以及未来计划。 这对苏联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因为他们知道，日本的田中奏折里将西伯利亚纳入日本征服世界的版图中。胡赛要去苏联，必须经过日本，带着这些文件明摆着是绝对危险的。因此他让佣人在打行李时把地图拿出来，还给中方。他坐船到神户，日本海关的官员与胡赛是老朋友，挥一挥手，没有检查就放行了。胡赛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最好把我那个大箱子给没收了，我真不想把它一路搬到西伯利亚去。到了东京，胡赛拜访老朋友，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吉田（Yoshida）和吉泽（Yoshizawa），这个吉泽，胡赛说是Premier，似乎应该是首相，但查了日本历任首相，1931，1932期间没有这样一个首相，前面是若槻礼次郎，后面是犬养毅，英文都不是Yoshizawa，存疑（查到是芳泽谦吉，是犬养毅的外务大臣，可能是胡赛记错了吧 ）。一方面是礼节，一方面也确保胡赛确实是去西伯利亚，吉田派了一个秘书去送胡赛，因为有这么一个有来头的人陪同，胡赛在船码头上又是没有被检查而直接上了船。当船驶出港口的时候，胡赛打开行李，那些地图就放在箱子的最上面。

到了莫斯科，Galen将军不在。胡赛就与一位Karakhan联系，因为Karakhan与胡赛在北京认识。但苏方似乎不太愿意让胡赛与他见面，就安排在一个公开场合见面，胡赛没法谈正事。后来没办法了，胡赛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位美国人，谈了他来莫斯科的目的和困难。他让旅馆前台帮他邮信，因为他知道，苏联对外国人的控制非常严密，这封信肯定要通过官方检查，而他是故意让他们知道信的内容。结果，Karakhan第二天一早就来见胡赛，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赛完成了使命。 Galen后来在1938年在苏联与韩国交界地区与日军交战并取得胜利，Galen被晋升为元帅，不知这与马占山提供的情报有否关系。

胡赛还提到一件事。战后，胡赛与吉泽谈到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吉泽说，开始日本也很谨慎，尤其害怕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当国际联盟在日内瓦讨论日本的侵略的那两天，日本内阁也是通宵开会等待。当时吉泽在日内瓦，是日本代表团的头。日本政府通知他，如果国际联盟通过决议，遣责日本的侵略是战争行为，并将按照国际联盟宪章第16条款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吉泽就电告日本内阁，日本军队将从中国东北撤退。反之，如果国际联盟表现软弱，不愿采取行动，那么日本将按原计划占领东北及华北。后者，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

关于田中奏折，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中方是如何拿到它的。胡赛的书里说，田中男爵的办公室，有一个日本女秘书，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两人每天在一小饭馆里见面，女秘书把她当天抄写的田中奏折交给中国学生，田中奏折很长，几天下来才完成全部，所以，胡赛说，很可能中方在天皇看到奏折之前就看到了。日方发现泄密后，很快就查到女秘书，中国留学生，两人被杀后，日本人把他们葬在一起。

这个Galen将军，就是苏联元帅布留赫尔，在1935年苏联颁发的第一批5个元帅中，排名第五。苏联的元帅跟中国一样排名有先后顺序的。

他曾经化名加仑将军在1924年10月及1926年5月兩次来到中国，帮助当时的国民政府东征和北伐，后来蒋介石清共把他轰回去了。

回到苏联后，他被指定为远东方面的领导人。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布留赫尔指挥的红军在同东北军的战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937年斯大林开始在军队中大清洗，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当时排名第二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留赫尔在暗地里被认定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死党，但是当时没敢动他。

1938年7月底到8月初，苏日两军在苏联满洲朝鲜的交界地带张古峰（哈拉欣湖）发生了冲突，战斗结果苏联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大于日军。这次事件为斯大林找到了借口，布留赫尔10月份被逮捕，强迫他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11月被处决。

当时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中有一位是排名第三的叶戈罗夫元帅，他在审判完图哈切夫斯基和布留赫尔之后，他自己也被斯大林清洗掉了。这样苏联的第一批5个元帅中有三个被清洗掉了。

同样是胡赛和阿班两书中的记载。

一，胡赛的书中相关内容编译：

这是少数几个可以预定座位观看的战争，如果你不想买票，也可以在你的旅馆窗口看到。旅馆窗户有些危险，比如有一次我们发现旅馆正对面有一组中国士兵在追击日本兵，就在我们看的起劲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半开玩笑地朝着旅馆前扫了一梭子机关枪，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再看了。

日本人有一艘战舰在他们的领事馆的对面下锚，离旅馆约一百码。中国部队有一门炮，放在一辆平板车上，白天藏起来，到了晚上，他们把车推到尽可能近的地方炮击那艘战舰。观看这场炮战的最佳地点是日本领事馆河对面的公园里，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炮击的飞行弹道，我们以为这地方绝对安全，从来没有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直到一天，一颗看来有问题的炮弹落在我们后面，这一炮给公园清了场。尽管我们一再祷告，中国部队却没能击中那艘战舰。

一个小女孩在战争期间坐在街上的照片，让拍摄纪录片的王先生出了名，他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在美国报纸里看到那张照片。

这场战事中有点奇特的一幕是，日本军官和中国军官都与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他们早上出门，象其他上班族一样，白天花在战场上，晚上再回来，我们跟他们熟了以后，常常会问他们：“今天怎么样啊？” 但这些军官似乎不太愿意与人交流。

日本人的陆军和海军驻在上海，贸易被迫停止，这就要了上海的命了，尤其是英国的贸易。英国人提出抗议，日本人就邀请英国的商业领袖们参加一个宴会，日本人专门从日本请来了一位著名的演讲家，大谈日本人在满洲里干了多少好事，赶走了偷东西的中国人，向日英贸易开放满洲里和蒙古。然后一位英国人起来发言，说英国会在国际联盟上就满洲里问题支持日本。日本则保证撤军。日本确实撤了军，英国也确实在国际联盟上支持了日本，约翰西蒙爵士作了著名的支持日本的讲话，这件事几乎毁了中英关系。

二，阿班身为记者，有了大事，自然是要亲临现场，因此他的书中内容更是具体，下面是编译：

（1.28之前，）日本人的要求整个就是最后通牒，蛮横无理，而就是这些要求，也被中国方面全部接受了，大上海市市长签的字。1月28日下午5点我来到盐泽（Shiozawa）海军上将的旗舰，盐泽对中方的让步没什么兴趣，不怀好意地说中方接受日方的要求这一点不重要，然后他抛出了重磅炸弹。他用很准确的英语慢慢说到：“我对闸北的状况很不满意，那里有六十万情绪激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反日的。而大约有六千日本平民有家或生意在闸北。我听到一个传言说中国警察不愿上岗，那里有暴乱和抢劫的危险。今晚11点，我要派海军陆战队进驻闸北去保护日本国民并维持秩序。上海没有日本陆军，所以海军必须插手。”这是独家头条新闻，我下舰后立即发电，然后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宁翰联系。他大惊，到不是对上海战事的关心，而是怕不准确或是无事惊慌的消息对美国公众的影响。他说：“这肯定有错，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刚刚亲自来过，并向我保证，只要中方接受日方条件，危机就会解除。闸北没有失控，没有暴乱，没有抢劫。我强烈要求你不要把这种没必要的扰乱人心的新闻发往美国。”

10点，天上开始下起小雨。。。。海关的大钟敲响了11点。然后沉寂笼罩着上海，一分钟，两分钟，三，四，11点5分钟整，接连两声枪响，几秒钟后，就是机关枪的哒哒声。自从1932年1月28日以来，日本人在战法上进步很大，不会再犯那天所犯的错误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排着队从租界进入闸北，每个班（? 英文squad是班吗？）有两人举着明晃晃的火炬，中国部队的狙击手们毫不费劲地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敲掉。 不一会，通往北站的路上，一地死伤。很有革命倾向并下决心要和日本人死磕的十九路军那晚驻在闸北，他们拒不退缩。虽然闸北不久就一片漆黑，日本人也把火炬给灭了，但入侵者还是被租界的灯光衬出轮廓。如果海军上将盐泽以为中国人在他的海军陆战队推进下会仓皇逃串，就象去年9月沈阳守军那样，那他大错特错了。

到了11点15分，陆战队派出摩托车，架着机关枪在北四川路及周边的小路上来回开，把两边的灯光开枪射灭。但不知没什么，他们没有打灭邮局以南的大路上的头四个街区的灯，所以，从苏州河及邮局到北河南路一段灯火通明，也没有禁止交通。

11点半，整个外国租界都能听到枪炮声了。这时，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远远开来几十辆车，一直开到北四川路有灯光的那一段，停住钻出来边说边笑的一群穿着夜礼服的欧美男女。这些人出于对“冲突”的好奇心，从剧院，旅馆或者家庭聚会赶来观看。他们站在街边，抽着烟，不时就着酒瓶喝几口，吃着从附近还没关门的咖啡店里买来的三明治和热咖啡。

“怎么回事？”

“为什么？”

“谁先动手的？”

“希望小日本教训教训这帮傲气的中国人。”

“就是，日本这是帮白人给中国人上堂课。”

如此这般，帝国主义的上海站着旁观，说说闲话，瞎猜一通，而就在河南路的对面，日本海军陆战队正在架设铁丝网，构筑沙袋工事。 我和一位同事冒险坐出租车沿着一条小路向北站开去，亮着大灯。一转弯，车灯照出约二十来名日本兵拖着一挺机关枪，向前爬行。“关灯，蠢货！”一名军官叫道，站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附近屋顶上的中国士兵朝着车灯光里的日本兵就是一顿扫射，那名军官两手一扬，怪叫一声，摊在地上不动了。就在司机关灯之前，一名日军用左轮枪打灭了一盏车灯。我们倒车掉头，在烂泥里打着滑，奔回北四川路有灯的地方，那帮衣冠楚楚的看客还在那看得高兴，也不管偶尔“乒”，“嗡”的擦在附近楼房上的子弹。

1932年初期的“上海事件”从1月下旬到3月初期。日本陆军最后不得不赶来支援海军，而且陆军调来七万人马才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总计三万五千名中日军人和中国平民死于此役，最后日方取得部分的胜利和一个不令他们满意的停战协议。

现在（1940年代初）回顾一下，奇怪的是，当时的那些顽固的外国人，对1932年上海的冲突感到高兴，认为日本帮了白人一个大忙，早该这么教训一下中国人了。这一批顽固分子中的很多人目前都在上海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们肯定恨恨地在反思，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自己没有接受教训，而避免1942年前三个月的那些悲剧。

加仑在中国不如鲍罗廷有名，而鲍罗廷下场也不好，美国人John McCook Roots写过一个回忆周恩来的书，里面提到二十年代作者在中国采访过鲍罗廷，后来50年代去苏联，鲍罗廷已死，埋在一无名墓地，他儿子带作者去看过。

但Abend说日本人后来在中国的战略，几乎是与田中奏折里的内容逐段逐段地一致。

田中奏折之前还有一本《蹇蹇录》，是1895年甲午之战前后日本外相写的，中国人应该好好读读，所谓知己知彼。

我还是从费正清的《中国观察》（China Watch）一书中知道的，看了一下英文版的（《Kenkenroku》），开眼界。

1937年8月，上海受过两次空袭，其中第一次炸弹落在市中心，南京路上的一家大商店，死伤上千。历来都说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但是Abend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是中国空军的一个意外。

那天，阿班和一个同事开车上街，到了商场，同事下车进去，阿班在车里等。结果商场挨炸，人群四下奔逃，互相踩踏，阿班拼命挤进去，好不容易找到同事，那人已是重伤。

阿班在书里说，当时落下两枚炸弹，其中另一枚砸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穿房而入，但幸而未爆炸，否则杀伤力更大。这颗炸弹上，印有生产厂家的信息，是意大利的。根据这些信息，再从海关方面查寻进口记录，发现是运给中国空军的。当时，有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经上海去轰炸日本军舰，但是日本防空火力很猛，这架轰炸机怕被击中，急忙爬高，同时把携带的两枚炸弹扔掉减轻重量，结果就是上海的惨剧。。。。

以上是Abend的说法，不知有没有其他的佐证。。。。。

里面好像提到了一些相关内容，在证明中国空军训练 指挥不利的时候说炸弹扔进了闹市区，死了很多人（记不清具体数字了）

上海滩的很多老外期望日本给中国人一个教训云云

根据Harry Hussey的回忆录编译：

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918事变，日本人尽一切努力，阻挠调查团访问满洲里，他们会给调查团开各种会，用各种手段拖延。一天，在杭州，又是一次这样的会议，日本的总领事滔滔不绝地在说，李顿正在不耐烦的时候，有人轻轻地敲门，李顿对我耳语道：“让他进来，哪怕他是魔鬼本人！”进来的是坎特伯雷天主堂的主教约翰森，李顿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森说过去两个月里他在巡视中国西部省份的传教士们。看到墙上日本总领事的地图，主教走上去说：“看到这一大块涂成红色的地方吗，这就是我这两个月所在的地方。”李顿说：“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地区呢？总领事和他的朋友们花了大半天时间告诉我们，这块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横行，对外国人很不安全。”主教很迷惑，认为李顿在开玩笑，他告诉我们，他访问过各省的省长及大多数的地方官员，他没见过有什么麻烦，也从来没见过一个土匪。日本总领事大大地扫兴。。。。

1932年4月，调查团抵达北京，胡赛家在北京，有很多熟人，张学良也在北京，胡赛在家打扑克，张学良参加，同席的还有齐娅诺女伯爵（或伯爵夫人：Countess Ciano），她是墨索里尼的女儿。某天晚上，李顿和胡赛坐在旅馆大厅里，准备会见张宗昌，李顿向胡赛了解张的情况，问起张的妻妾们，据说他一共至少有40个。胡赛想淡化这事，就说张宗昌很有女人缘，喜欢跟姑娘们开玩笑说要娶她们为妻，姑娘们以此为吹牛的资本。胡赛以为自己帮张宗昌圆得很满，就在此时，张宗昌进来了，身后跟着10个妻妾，胡赛不得不给李顿介绍张宗昌，李顿看着胡赛微笑。

调查团要从北京出发去满州里，日本人不让中方代表及随行人员前往，李顿告诉日本人，调查团的组成不容日本方面质疑，对中方人员的反对，就是对调查团的反对，日方只好放弃。调查团乘坐的火车到了长城，日本军官上车检查，不让顾维钧，端纳和胡赛入境满洲里，李顿告诉他们，这事在北京已经解决了。日本军官说，他们代表日本军部，此三人不能前行。顾维钧把李顿拉到一边，说不要跟他们争，大家在沈阳再见。顾维钧料到日本人会刁难，他已按排中国海军的舰只，在秦皇岛接他，于是三人乘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去沈阳。

在满洲里，日本人已经建立了满洲国，立了溥仪。调查团所到之处，住的旅馆总是被日本军队围得水泄不通。胡赛外出，总是有一个拍照的和一个特务跟着。中国学生很想向调查团提供消息，但如果明着接触，肯定会被照相，然后逮捕。于是，胡赛外出总是穿件雨衣，雨衣上有很大的口袋，他走到人多的地方，学生就把纸条偷偷塞到口袋里。胡赛每天会与苏联的领事见面，向他通报调查团的活动，日本一个上尉威胁胡赛，胡赛没理会，照样与领事会见，于是日本人派出架着机枪的摩托车跟着胡赛，胡赛就让中国司机开到英国俱乐部去，后来他就与苏联领事在英国俱乐部见面。

某天，一个日本军官来见胡赛，说调查团有人携带武器。胡赛了解到这些人是顾维钧的特工，共8人，头的名字叫刘黑子(Black Liu), 他们混在人群中，任务是保护中方人员，日本人说，这些人必须交出武器。胡赛去找这些人，发现他们身穿中式长衣，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长短武器，一共可以装满两个箱子。

一天晚上大家都工作到深夜，顾维钧让胡赛去送速记员回她的房间，胡赛发现有一个日本人躲在房间里的床下，胡赛要揍这个小日本，美国代表团的麦考尔将军冲进来说：“我来！你会有麻烦，我不会。”那些特工全冲了过来。小日本说他不是想非礼女速记员，只是想偷她的笔记本。

在长春，满洲国首都，调查团见到溥仪，胡赛参加过他的婚礼，互相认识。溥仪此时已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但在会见调查团里的中国人时很尴尬，他用标准的英语发表了显然是日本人为他准备的讲话。一位法国记者被允许为溥仪在皇宫里摄影，大家都知道胡赛想与溥仪谈话，包括日本人，于是这位法国记者就请胡赛帮他一起去拍照。溥仪也很想与胡赛说话，但日本卫兵不让胡赛靠近。

调查团到哈尔滨，日本人向调查团投诉，说马占山炸毁了嫩江上的一座桥，于是胡赛与一位上校去调查，发现那座桥比日本人说的小很多。日本人说，这座桥遭到很严重的破坏，日本人花了6个星期才修好。上校说，你们说得很对，这桥要是我来修恐怕得要6天。日本人压根没听懂上校的讽刺，照旧念着准备好的稿子。

一次，一位中国学生给李顿传了一个消息，让他在当天晚上8点向窗外看，他会看到忘不了的一幕。李顿以为是假消息，没在意，只是告诉了一些手下人。这些人到了那时候真的看窗外，发现一批看上去是中国农民的妇女被三名日本军官拦下来，站成一队讯问，然后这批妇女全部被枪杀了。调查团的人深感震惊，后来发现这些妇女的丈夫被日本人怀疑是游击队员。只要一个女人说不出她丈夫在哪，她就被认定是游击队员的家属，日本人想以此来打击游击队。这种杀戮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星期了，调查团提出强烈抗议，以后就看不到这种公开的审讯和枪杀了。

在哈尔滨，胡赛仍然被摄影师和特务跟踪，不过这次特务是个俄国人，胡赛叫他伊万，伊万会英语但假装不懂。一次在一个大百货商场，伊万背对胡赛，胡赛说：“帮我拿一下这个包。”伊万转身接过包，这证明他确实懂英语。胡赛问他，你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为什么要干这个。伊万说他是纽约的一个建筑师，他是为了挣路钱回纽约去，不过胡赛不要害怕，他不会于胡赛不利，他恨日本人和中国人。后来，胡赛从伊万得到的情报比日本人从伊万得到的要多。

同中国有渊源的，加仑将军，鲍罗廷还有越飞，下场最惨的是越飞，由于跟托洛茨基是死党，27年就被迫自杀了

鲍罗廷在黄埔军校时的秘书，是胡志明，就是越南的胡志明。

苏联援助中国的人员，还有一个没到中国来，他名叫Karl Radek，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负责人，1917年德国为了让俄国后院起火，把列宁送回国闹革命，Radek当时与列宁同车回国。这是根据John McCook Roots的回忆，Roots认为鲍罗廷与Radek是对中国帮助最大的两个苏联布尔什维克。当时Roots在广州见过鲍罗廷，然后拿着鲍的介绍信去莫斯科，采访过Radek。Radek预言，二十年后，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将领导中国，可谓有远见，可就是在1949年，Radek自己被斯大林清洗了。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苏联人没一个有好结果的。

Roots父亲是美国传教士，小Roots本人出生在中国，后来回美受教育，1920年代，他哈佛毕业后回中国当记者，到广州，他先采访的是蒋介石，那时蒋未满四十，不穿军装更显年轻，作者以为他是蒋的门房，问他，将军在家吗？他答，我就是将军。蒋那时满口的共产主义语言，还向Roots证实，在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1925年早期，孙强调与苏联结盟的重要性，并重新定义三民主义中的“民生”（People's Livelihood），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就是共产主义（“it is socialism”,Sun had explained, “or you could call it Communism.”）蒋对鲍罗廷很器重，并写了介绍信，Roots就是拿了这封信去采访鲍的。蒋只是提到了周恩来。Roots在鲍办公室或是黄埔军校（Whampoa Academy）见过几次周恩来，应该没有采访过。到了1938年的汉口以后，才与周恩来有了更多的接触，那年老Roots在华传教50年，退休，周恩来为其送行，亲笔题字相赠。

本来是个托派，25年在斯大林掌权后就被从校长的位置上拿下来了。东方大学第二任校长是王明的恩师米夫。米夫和拉迪克后来都死于苏联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东方大学是肃反中的重灾区，各种力量经常来学校抓人，后来实在办不下去了，也在38年关门了

见到了国内的翻译本《民国采访战》，翻了一下，这几个贴里说的事都有，是完整的译本。

关于上海被炸一事，手头没有记录，是凭记忆写的，有些小误差，但大差不差。开始写，有点怕，现在被汉奸很容易。

阿班中译本有了，胡赛的还会远吗？

阿班多次从日本人那得到独家新闻，貌似是个亲日派，但他不是。日本人跟他说过，本来纽约时报对日本很友好，918后态度变了，所以日本希望通过阿班的报道，影响纽时的态度，因此常常喂他一些独家新闻。但阿班不买账，一再呼吁中国要警惕，结果中国政府对他很不满，因为那时国内一片太平景象，认为阿班破坏中日团结，要求遣返阿班，中国驻美使节甚至到纽约时报施加压力，但纽时不为所动，力挺阿班。阿班后来与宋子文也就此事有过频繁接触，最后是撤销了阿班的遣返令。宋子文手下具体与阿班联络的有两人，一个叫杨光泩，就是后来在菲律宾死于日本人之手的中国领事，另一个姓王（？这一段也是凭记忆），后来在上海火车站，为保护宋子文同志的生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死于刺客的枪下。阿班书里说是王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宋子文前面，有些中文资料说是刺客认错人了，总之，宋子文命不该绝。

阿班在918前后就感觉到日本对中国（乃至后来美国）的企图，因此一再呼吁，他还有一本书专门写日本的《Unmask Japan》，日本人知道他在写关于日本的书，还派人上门抄家，阿班本人吓得不轻，以为命不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