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英文书籍里的抗日战争资料 -- 元亨利

同样是胡赛和阿班两书中的记载。

一，胡赛的书中相关内容编译：

这是少数几个可以预定座位观看的战争，如果你不想买票，也可以在你的旅馆窗口看到。旅馆窗户有些危险，比如有一次我们发现旅馆正对面有一组中国士兵在追击日本兵，就在我们看的起劲的时候，有一个士兵半开玩笑地朝着旅馆前扫了一梭子机关枪，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再看了。

日本人有一艘战舰在他们的领事馆的对面下锚，离旅馆约一百码。中国部队有一门炮，放在一辆平板车上，白天藏起来，到了晚上，他们把车推到尽可能近的地方炮击那艘战舰。观看这场炮战的最佳地点是日本领事馆河对面的公园里，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炮击的飞行弹道，我们以为这地方绝对安全，从来没有炮弹落在我们附近，直到一天，一颗看来有问题的炮弹落在我们后面，这一炮给公园清了场。尽管我们一再祷告，中国部队却没能击中那艘战舰。

一个小女孩在战争期间坐在街上的照片，让拍摄纪录片的王先生出了名，他自己还不知道，直到在美国报纸里看到那张照片。

这场战事中有点奇特的一幕是，日本军官和中国军官都与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他们早上出门，象其他上班族一样，白天花在战场上，晚上再回来，我们跟他们熟了以后，常常会问他们：“今天怎么样啊？” 但这些军官似乎不太愿意与人交流。

日本人的陆军和海军驻在上海，贸易被迫停止，这就要了上海的命了，尤其是英国的贸易。英国人提出抗议，日本人就邀请英国的商业领袖们参加一个宴会，日本人专门从日本请来了一位著名的演讲家，大谈日本人在满洲里干了多少好事，赶走了偷东西的中国人，向日英贸易开放满洲里和蒙古。然后一位英国人起来发言，说英国会在国际联盟上就满洲里问题支持日本。日本则保证撤军。日本确实撤了军，英国也确实在国际联盟上支持了日本，约翰西蒙爵士作了著名的支持日本的讲话，这件事几乎毁了中英关系。

二，阿班身为记者，有了大事，自然是要亲临现场，因此他的书中内容更是具体，下面是编译：

（1.28之前，）日本人的要求整个就是最后通牒，蛮横无理，而就是这些要求，也被中国方面全部接受了，大上海市市长签的字。1月28日下午5点我来到盐泽（Shiozawa）海军上将的旗舰，盐泽对中方的让步没什么兴趣，不怀好意地说中方接受日方的要求这一点不重要，然后他抛出了重磅炸弹。他用很准确的英语慢慢说到：“我对闸北的状况很不满意，那里有六十万情绪激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反日的。而大约有六千日本平民有家或生意在闸北。我听到一个传言说中国警察不愿上岗，那里有暴乱和抢劫的危险。今晚11点，我要派海军陆战队进驻闸北去保护日本国民并维持秩序。上海没有日本陆军，所以海军必须插手。”这是独家头条新闻，我下舰后立即发电，然后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宁翰联系。他大惊，到不是对上海战事的关心，而是怕不准确或是无事惊慌的消息对美国公众的影响。他说：“这肯定有错，日本总领事半小时前刚刚亲自来过，并向我保证，只要中方接受日方条件，危机就会解除。闸北没有失控，没有暴乱，没有抢劫。我强烈要求你不要把这种没必要的扰乱人心的新闻发往美国。”

10点，天上开始下起小雨。。。。海关的大钟敲响了11点。然后沉寂笼罩着上海，一分钟，两分钟，三，四，11点5分钟整，接连两声枪响，几秒钟后，就是机关枪的哒哒声。自从1932年1月28日以来，日本人在战法上进步很大，不会再犯那天所犯的错误了。他们的海军陆战队，排着队从租界进入闸北，每个班（? 英文squad是班吗？）有两人举着明晃晃的火炬，中国部队的狙击手们毫不费劲地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敲掉。 不一会，通往北站的路上，一地死伤。很有革命倾向并下决心要和日本人死磕的十九路军那晚驻在闸北，他们拒不退缩。虽然闸北不久就一片漆黑，日本人也把火炬给灭了，但入侵者还是被租界的灯光衬出轮廓。如果海军上将盐泽以为中国人在他的海军陆战队推进下会仓皇逃串，就象去年9月沈阳守军那样，那他大错特错了。

到了11点15分，陆战队派出摩托车，架着机关枪在北四川路及周边的小路上来回开，把两边的灯光开枪射灭。但不知没什么，他们没有打灭邮局以南的大路上的头四个街区的灯，所以，从苏州河及邮局到北河南路一段灯火通明，也没有禁止交通。

11点半，整个外国租界都能听到枪炮声了。这时，奇怪的一幕出现了。远远开来几十辆车，一直开到北四川路有灯光的那一段，停住钻出来边说边笑的一群穿着夜礼服的欧美男女。这些人出于对“冲突”的好奇心，从剧院，旅馆或者家庭聚会赶来观看。他们站在街边，抽着烟，不时就着酒瓶喝几口，吃着从附近还没关门的咖啡店里买来的三明治和热咖啡。

“怎么回事？”

“为什么？”

“谁先动手的？”

“希望小日本教训教训这帮傲气的中国人。”

“就是，日本这是帮白人给中国人上堂课。”

如此这般，帝国主义的上海站着旁观，说说闲话，瞎猜一通，而就在河南路的对面，日本海军陆战队正在架设铁丝网，构筑沙袋工事。 我和一位同事冒险坐出租车沿着一条小路向北站开去，亮着大灯。一转弯，车灯照出约二十来名日本兵拖着一挺机关枪，向前爬行。“关灯，蠢货！”一名军官叫道，站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附近屋顶上的中国士兵朝着车灯光里的日本兵就是一顿扫射，那名军官两手一扬，怪叫一声，摊在地上不动了。就在司机关灯之前，一名日军用左轮枪打灭了一盏车灯。我们倒车掉头，在烂泥里打着滑，奔回北四川路有灯的地方，那帮衣冠楚楚的看客还在那看得高兴，也不管偶尔“乒”，“嗡”的擦在附近楼房上的子弹。

1932年初期的“上海事件”从1月下旬到3月初期。日本陆军最后不得不赶来支援海军，而且陆军调来七万人马才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总计三万五千名中日军人和中国平民死于此役，最后日方取得部分的胜利和一个不令他们满意的停战协议。

现在（1940年代初）回顾一下，奇怪的是，当时的那些顽固的外国人，对1932年上海的冲突感到高兴，认为日本帮了白人一个大忙，早该这么教训一下中国人了。这一批顽固分子中的很多人目前都在上海日本人的集中营里，他们肯定恨恨地在反思，为什么他们和他们的政府自己没有接受教训，而避免1942年前三个月的那些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