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乡村布衣（上） -- 时光行走

烟雨江南，梦里水乡。轻风细雨，多少文人墨客在波声浆影中向我们走来；江山更迭，又有多少帝王将相在湖光山色里黯然而去。

陆 游、龚自珍、项羽、刘邦，李叔同、徐志摩、梁实秋、鲁迅、 周恩来……

江南，不但孕育了无数名人。也有更多的草根布衣夹几件衣裳、拿一把油伞默默离家，从此只在梦里才能看见门前的石板路、房后的乌篷船。

舅舅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从草根到布衣，从此离开农村。不过舅舅还好，最后落脚在上海，不时可以短暂回家看看，直到一把骨灰才算真正回到了故乡。

舅舅的老家在无锡的乡下，那地方叫洛社，是一个镇。舅舅的家在一个叫修浦的村里。

别看舅舅生在农家，基本上一天农活也没干过。

舅舅的父亲我的外公有一点点文化，放现在那就是半文盲，能算个帐之类的。你别以为半文盲不会算账，你看自由市场里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你骗骗她试试，算帐不但准、快，而且可以精确到厘。

舅舅出生在1916年。外公识字不多，但却懂得尊敬有文化的人。一到读书年龄就把舅舅送到修浦小学。修铺小学是初级小学，也就是所谓 “初小”，最多只能读到四年级。读完四年在村里就无学可上了，外公不知如何安排舅舅继续读书，经过短暂的考虑，托人把舅舅送进了另一个村的私塾，修浦没有私塾，那时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自然村才有条件请到私塾老师。

在私塾里舅舅读了一年“左传”，又转到另一个村子的高小读书，终于完成了小学六年的学历教育。在这段时间，舅舅也练就了一手好字，这一手好字以后还真帮了舅舅大忙。

小学毕业后，舅舅考入了洛社的匡村学校。

不要小看这个匡村学校，江南人重视教育是有传统的，无锡的教育史与这座古城的发展史几乎同步。风声、雨声、读书声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飘荡了几千年。随便拎出一个当年的学校都有可能看到今日学界泰斗、文化名人旧日求学的背影。

上世纪初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无锡率先开办新式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培养出了荣毅仁、刘半农、钱钟书、徐悲鸿等各行才俊，他们推动了无锡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

匡村学校就是一个这样的学校。

我们可以试着揣摩一下当时舅舅和他家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社会心理原因。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我们先从经济角度看看舅舅的家庭。

上世纪20-30年代被人们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发展得不错，江南自然得风气为先。

舅舅家这时发展势头也不错。他家有17亩地。

我刚一听说他家有17亩地时一愣：这不是地主吗？江南人多地少，17亩地可不是个小数。据说解放后土地改革评成分，有人想评舅舅家地主。是啊，这么多地不是地主是什么！可村里的人说：景山（外公的名字）算什么地主？他要是地主那村里都是地主。

为啥？外公是个一天到晚就知拼命死 “做”（南方话，干活的意思）的老实人，连话都不会说，对外都是外婆出面。家里的地都是他和外婆下力死做，只在农忙的时节雇短工，而且，给雇工吃的比自己平时吃的还好。

外婆是个有菩萨心肠的人，平时很喜欢帮助邻里，资助个学费、应急借点钱等等，而且从不催还，实在没有就算了。这样一是按政策不该定为地主，因为田地大部是由自己耕作。二是村里人缘好，没有人落井下石。

最终定了个富裕中农。那时政策也不是丁丁卯卯，农会是有生杀大权的，弄不好偏一偏搞你个地主你也没话。

补一句，外公那个小村最后就没有一个地主。

再说外公的发展。家里的17亩地，外公可没种粮食，种经济作物，他不为买粮，而是当原料。

外公的致富计划是这样的：这17亩地有三分之二是水田，除了一点地种粳米做口粮外，其余种江米做米酒。制出的酒叫新酒，新酒放入酒瓮封存，明年就是陈酒以供出售。剩下酒糟再加上不能食用的下等米混合在一起酿酒，最终蒸馏成为白酒（当地叫土烧）。那时的舅舅家有七口大缸和几十口酒瓮，俨然一付酒坊做派。土烧剩下的酒糟再用来喂猪，外公养了很多猪。吃了酒糟的猪整天昏昏大睡，据说这种猪的肉有酒香味。你看看上世纪20年代江南农民的综合利用水平。

其余的三分之一是旱地，种桑养蚕，那时的丝价很高。外公是投机性养蚕，价格好的时候养到十台。一般农民顶多只养两、三台。

酿酒、喂猪、养蚕。把一家人忙得脚打后脑勺，特别是养蚕简直就是“熬鹰”。蚕疯长时吃桑叶极快，夜里必须有人随时添桑叶。老妈那时虽小，也得部分参加守夜加桑叶的劳动。

当年的舅舅家可说是田园茂盛、五谷丰登。虽然累，日子过得挺不错，很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妈妈说有一年小年夜，家人都睡了，外公一人拢帐。夜深了，外公肚子也饿了。锅里有准备过年的猪头，拿来就着米酒，一边算，一边吃。不知是外公半文盲算不明白还是一年的生意太多，反正外公算了一夜。外婆早上起来一看，心疼得够呛，帐算得怎样不知道，反正一只猪头的肉让他吃得差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还问了一句：你家不是地主怎么家里还有猪头啊？感觉旧社会只有地主家才能吃到肉。老妈说：家家都养猪，过年总要杀只猪的。

杀一只猪要吃一年，把肉制成腊肉，到最后肉都放得有哈喇味儿了。老妈到今日从不吃腊肉，问其原因，那时变味儿的腊肉吃的反胃了。

不过后来他家的酿酒事业没有发展下去，因为当时镇上的税务开始对他家施以高税收，酒业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高利行业。小本经营在高税收下几乎无利，只好关门了事。而江南的养蚕业也由于欧美、日本的人造纤维行业的冲击急剧收缩。

外公挺尊敬有文化的人，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文化。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其中大女儿有些微智障，没有念书，也没有离开农村。两个儿子后来都读了书，当了教师。即便是小女儿我的老妈，也读到初小。上世纪20年代，一个乡下的农民居然让女儿去念书，在村里引起了不少议论：景山真是昏头了，一个赔钱的女孩儿还送去念书，你是财主，钱多得用不了啦？直到后来，看着外公的孩子都早早离开了农村，人们才用羡慕的口吻说起人家孩子是念了书的。

外公一定是个顶顶善良的父亲，无论自己吃多大苦，也舍不得孩子受苦。所以，虽然他的孩子都生在农村，却基本没有干过农活。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外公心里就没打算让自己的孩子永远留在农村，既然如此，学不学农活又何妨。

外公虽然尊敬文化，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小农经济环境中乡下的农民。以他的认知，书念到能写会算大概也差不多了，你看乡村小学的老师也不过初中毕业。实话说，当年小学毕业又念了几天中学，写得一手好字的舅舅在村里还真算是高学历。

再说在乡下做农民总是要吃苦，凡事还由不得自己，种田靠天吃饭，搞副业又来收税。只有到城里学个本事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才可靠。

孩子有点文化，应当到城里去学点本事谋生才是正路。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把舅舅从匡村学校叫了回来。

有人愿意介绍舅舅到上海去讨生活。

让他去的地方叫新新公司。在旧上海，新新公司是四大公司之一，名气响得很。

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新新百货公司

舅舅在五金部当练习生，月规也就是工资每月三元，工作就是收顾客钞票，再帮助把商品包装好送给顾客。后来又调到文房部，总共在新新公司干了不到两年半时间。

大公司分工细致，各司其责。作为其经济轨道上的一颗螺丝钉，是很难窥到商业运行的规律和窍门的。舅舅出来是想学一门本事，不是来当螺丝钉的，因此很是苦闷。

既然不能马上学到本事，也不能闲着。那时南京路泰康公司三楼有一个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每天晚上两节课，每月每课学费一元，舅舅下班后就去那里补习语文和英语。当年新新公司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八点上班，下午八点下班。舅舅每天补习回来再利用路灯温习功课，每天总要搞到十一、二点才能入睡。弄得同宿舍的五个同事叫他“孔夫子”，人家每天晚上有空都是到屋顶花园玩的。

就这么个孔夫子，居然还搞了个小小的流产工人运动。当时文房部的部长总是看舅舅不顺眼，于是舅舅利用圣诞节生意好的时机，纠集几个文房部的学徒联合罢工，打算让文房部部长抬不起头来。没想到偷鸡未成蚀把米，罢工没搞成，反倒让人家把他给开了。看来没点本事想搞工人运动谈何容易，要不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当年那些在安源路矿、京汉铁路搞工运的领袖是何等的精英，才能挑起揭竿的大旗。

当时舅舅敢于挑头罢工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前途无望，不能老在公司混了。在这里既便熬到店员，工资也仅仅十几元，于是萌生去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应当是一个各路神仙粉墨登场的舞台。满清王朝1911年落幕后，中华大地引来了多少枭雄觊觎。各种思想、流派在这里交锋，无数救国学说在这里演绎。上海以其在中国特殊的地位，必然处于时代潮流的漩涡中心。你想，像舅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半拉初中生也敢于跳出来“闹事”，可见当年思想之活跃。

虽然有地，那也只能说是劳动致富，是通过自己的辛苦和努力而得。想一想，每个时代，不管是什么样，总是有一些人会踏踏实实努力奋斗，虽然可能最终还是微不足道，但是令人敬佩。

送花等下文

按照我奶奶在世时候的无锡发音，称为luoscha。

刚收到父亲发的纪念祖父的小文，也说2句，主要是对当时环境下的社会办学热情和对教师的尊重。

我祖籍江阴一小镇，靠无锡比靠江阴还近。祖父是苏州某师范第一届毕业生，列前三甲，毕业后在本地、徐州、青浦等地辗转办学。

祖父办学贡献的是专业知识，除了家乡镇里的小学是出钱（捐学田等）出力外，在其他地方办学的钱都是由他人出。由于谨守道德标准，出钱的士绅非常敬佩，以致后来延请至上海某洋行。

另一个叔公也是与祖父同校毕业（晚几届），也投身教育。后受某学生之托，到学生的家乡办学，也不负嘱托。而最后的轨迹也和兄长相同：学生请他到自家公司做经理，做起了白领。

回首当年在苏南读书期间，几乎每个学校都是长长的捐助建校史，对那些创校的前辈，感怀在心，感谢他们为开启民智作出的贡献，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读书时，校长赵宗预上课时曾对他们说：有些青年盲目到城市里来，往往找不到出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有一定基础的农村青年，应当回到家乡去建设家园。

这话儿听着好像耳熟，几十年前毛委员他老人家不也是这样说的吗？于是，数百万知识青年由城市扑向农村。

这事儿听着好像耳熟，几十年前费孝通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期望估计也有这种思想。

这话舅舅听进去了。反正也从公司出来了，不如先实践一下，改造自己的家乡。先做技术准备，在亲戚家借住了两个月，每天从曹家渡步行到南京路慈淑大楼（今天的友谊欧洲商城）量才图书馆，补习农业方面的知识。

舅舅的想法是回家办个农坊，其实简单说就是办个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借助农业知识，发挥资源、规模的优势。

古往今来，其实改造中国的农业，或者说改造农业的道路实质上都是殊路同归，无论谁来主导，其基本思路都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从舅舅的想法看，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确名副其实，其在改造青年、传输思想方面功不可没。

舅舅满腔豪情、自以为怀揣锦囊回到老家，却碰了一鼻子灰。纸上谈兵容易，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想把从各家把土地集中起来，基本就是白日做梦。农民凭什么相信你个十几岁的孩子，你念了几天书，就想把我们的地收起来？和父母商量，老人说那是不可能的。说实在的，就这想法，让自己父母把土地拿出来他们也得和你急。

这事儿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让我听着也玄。几十年后毛委员夺得了天下，土改后想把土地集中起来办农业社不也是山重水复、困难重重吗？

做事不光要有正确的理论，还要有领袖所特有的凝聚力。

所以说毛委员当年才真正懂得农民，才能依靠农民夺得天下。舅舅虽然生在农村，他并不了解农民，他也没有领袖人物所具有的缜密的思想，那种执著的精神和坚定的信仰。

小知识分子头脑发热，热得快凉的也快。所以还是那句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既然回家总是要找个事情做，本家一个叔叔介绍舅舅去外村小学当半个教师。什么叫半个教师，就是教半个一年级，想来可能就是只学半个学期。这事儿今天听起来简直有点匪夷所思，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其实想想那时的舅舅也就是半个初中生，半个初中生教半个一年级也说得过去。

可舅舅的理想肯定不是半个老师，教了半年后就不去了。

这时报纸上登出了洛社乡村师范招收速成班的广告，条件是初中毕业，学制为一年。

舅舅只能算是半个初中生，但是他决定以同等学历去参加考试。在上海新新公司的时间，他有两年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习语文和英文。并且，他每天都带着英语字典利用空余时间查阅商品介绍，因此这两门课程尤其是英语，实际已超出初中水平。论念书，舅舅还是有些小聪明的，顺利考进了洛社乡村师范的速成班。速成班设在黄石街一个很大很漂亮的祠堂里。

洛社师范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名校。

进了师范，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确定了将来的谋生方式。如果不出意外，一年后无锡郊区将会有一名布衣长衫的青年教师走在乡间小径上。

但是，日寇打破了舅舅乡村教师的梦想。三个月后，日本人打到了苏州，乡村师范办不下去了。舅舅回到修浦，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队。

1937年11月，倭寇占领苏州。

苏州、无锡咫尺之遥。这时的无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普通百姓六神无主，达官贵人争相逃命。

舅舅到家后不久，小学教师胡国瑞从学校回到村里，他动员舅舅和他一起离家抗日。胡国瑞说：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不能留在这里无所事事。我已经参加了无锡各界抗日宣传队，现在回家去拿些东西，希望你也能参加进来，一个小时后我再来，咱们一同出发。

作为进步的知识青年，舅舅当然愿意参加，他把想法和家里说了。二舅也念书了，虽然年少，也想和哥哥一起出去。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却要决定生离死别。外公、外婆从未见过无锡以外的世界，更未遇到过这样的大事。一生只知辛苦劳作的外公完全不知所措。最后外婆狠心拍板：兄弟两个，大的出去，小的留家，免得一网打尽。

一小时后，胡国瑞带着弟弟胡友谋、邻居胡仲初来了。舅舅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三块银元和他们一起走了。

从此和家里天各一方，鸟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八年后舅舅回到家里，外婆的眼睛已快哭瞎了。

那是老妈还小，她的世界更小，不超过洛社镇。她是这样理解舅舅和他的简单行李、三块银元的：舅舅他们跟着学校走了，逃日本鬼子，到四川读书去了。日本投降了还没有读完，一直读到解放。村里人说，你哥哥念书用的钱摞起来比他人还高。

舅舅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家。他们先在一个叫陆区桥的地方集中，到那一看，有六十多人，应该都是有些文化的大小知识分子。

鬼子是从东面过来，他们自然是向西，目标是溧阳方向的茅山根据地。

他们这六十多人雇了三条船沿河网向西，到了船不能行的地方就弃舟步行。但是平民行进的速度是无法和军人比较的。没走几天就发现形势已经变了，日本鬼子已穿过太湖打向宜兴，意图是包抄南京。按他们的走法等于是迎头而上，于是他们决定先绕道芜湖。

沿常州西部穿过高淳后在芜湖的江苏会馆落脚。这时的芜湖也很紧张，到处一片混乱。

以现在形势在没人接应的条件去茅山根据地已不可能，他们要决定去向问题。六十多人经过短暂的讨论，这时也没有时间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大致分为两派，三个小队。为何两派确是三队？为了走起来方便，六十多人分为三小队。两派，一派有两个小队，要到蒋经国那去，认为老蒋不抗日，小蒋还是不错的，是抗日的。另一派人少，一个小队，舅舅就在这一小队，认为老蒋小蒋都不行，还是八路可靠，他们才是真抗日。讨论无果，只好分裂，各行其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回过来想，当初从老家无锡洛社出发时六十多人目标是一致的，茅山抗日根据地。那时为什么目标统一，现在怎么又变了？

其实那时各人的目标应当也不统一，现在看茅山根据地估计也是国共两党的队伍都有，因此到茅山大方向是一致的。当时国难当头，多数年轻人都是仅凭一腔热血，具体应当操作不会想的太多。一人奋起，大家响应，先到根据地找到组织再说。如果真到了那里，估计也会分道扬镳。

看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

姜大牙和陈墨涵是麒麟山区蓝桥埠镇的同乡，同是为了抗日，陈墨涵提议去找共产党的游击队，而姜大牙主张投奔国民党的正规军。在互相不能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各带一人分道扬镳。

但是命运却阴差阳错，想投奔国军的姜大牙却碰上了八路军游击队，受到司令员杨庭辉人格的感召和女八路东方闻英气质的吸引，留在了游击队里。而陈墨涵却碰上了国民党驻麒麟山地区的部队。

民国时代，也是思想及其活跃、解放的时代。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家”正值盛年，正是他们思想成熟的阶段，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在这样一个的社会，年轻人有无数不同的选择。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国难当头，如何救国？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影响国民尤其是青年。

舅舅他们这六十多人肯定是思想左倾的，但是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组织，也没有真正的国民党人组织。因此，这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统一思想的、最终必然会分裂的队伍。

芜湖一片混乱，人人如热锅上的蚂蚁。这六十多人也到处打探消息，想尽快离开这里。舅舅他们这个小队的人打听到芜湖裕溪口淮南铁路煤码头有一列火车正在装运物资，目的地是武汉。大家于是赶向那里，正在张罗雇船过江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过来空袭，江岸一片大乱。舅舅卧在江边马路旁的墙脚下躲避，眼看着飞机俯冲，将子弹成片的打在马路上，投掷的炸弹落在江上溅起冲天的水柱，一艘船中弹燃烧起来。

舅舅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了战争。

空袭过后，他们马上过江，找到那列火车爬了上去。车上装满了路轨，很多国民党士兵坐在路轨上。他们这一队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坐在路轨上。时值十月，晚上天气很冷，他们就把棉被顶在头上保暖避风，好在当时冬季没有下雨。

火车走走停停，从淮南转到津浦线到徐州，再走陇海线到郑州，最后经平汉线总算到了武汉。

武汉一幅大战前的匆忙。他们这一小队人在汉口商会落脚，商会也挤得很，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只能打地铺。

联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其时周恩来不到四十岁，却早已声名天下，在他们眼里如神人也。

八路军办事处回复，延安暂时不能大量吸收青年，因为缺粮。另外，从武汉到延安要渡过黄河，当时国共的分界线就在黄河。人多了也容易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因此要求他们将人数缩减一半。

即便你今天游走在黄土高原，也会在欣赏晋陕黄土高原山地风光的同时感叹自然条件的贫瘠。晋陕黄土高原没有其它名山大川的那种险峻，你甚至可以不把它叫做山，它就是大块的高地。一块块高地之间是经久水流而成深深的沟壑，这种高地大概就是所谓“塬”。在这里，单位面积土地的容养人数大大少于江南富庶地区，延安当时不能迅速容纳大量知识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曾经去过山西黄河边的碛口镇，那里与陕西吴堡隔河相望。碛口是清代及民国初年联系西北与华北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商埠，作为秦晋峡谷中的名镇，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之誉，现在它已是非常有名的旅游地。当年却是国军、共军各自的重要防地，又是延安打破南京经济封锁的重要渡口。

站在黄河边上，你可以看到黄河在这里成为了一条天然屏障，自然迟滞了国民党的围堵，但是也成为了进步青年走向延安的隔断。

经过各种权衡和讨论，二十多人减到十几人。和舅舅一起出来的胡国瑞、胡友谋、胡仲初四人也分开了。胡国瑞和胡友谋去了延安，舅舅和胡仲初就留在了汉口。

他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去判定去与留的，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这一次的分道扬镳却决定了他们所有人的一生。

去延安的人后来都进了抗大，胡友谋年纪小进了陕北公学。随后他们又走出延安，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有些人还回到了江南。这批人跟上了时代的大潮，最终走进了北京。当年一起走出来的薛永辉回到老家太湖，担任了太湖游击队司令。解放后，成为了无锡第一任县长，并聘舅舅为第一届人大代表。但是，这时的舅舅的的身份已由当年的同路人成为了普通知识分子，那时的团结对象。

那个年代的热血，种下了日后多少悲欢离合...

以前说过了，不说也罢。

留在武汉的舅舅和胡仲初无处安身，进了难民所。

武汉当时从战区来的人很多，其中青年学生不少。国民政府为了留住这些未来的人才，虽然时世艰难，仍然不惜抽鼎下之薪，举办了四川临时中学、贵州临时中学等学校，收容站区来的学生、教师。舅舅凭借洛社乡村师范的校徽和缴费收据顺利入学，从汉口乘轮船沿长江到宜昌，转川江轮船到达陪都重庆。由这里再乘嘉陵江轮船到北碚进入了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师范部。

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分设高中，初中，女子和师范四部，高中部设在合川，初中部设在北碚附近的文星场，女子部设在北碚关庙，师范部设在北碚。

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著名的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前身。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重新审视，这都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举，为抗战胜利及其之后留下和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后期的国民党青年军就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以青年学生为主组成的，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可惜由于其时已是抗战后期，成军后没有实际参战。到是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厮杀，那是后话。

几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算是在北碚的四川临时中学这儿告一段落了。凭借洛社乡村师范的校徽和缴费单据入学，并因此进了师范部。学校免费供应伙食，不但如此，每月还有几块银元的零用，你如果没有过高的要求，基本可以自给。可见国民政府为这些学生是下了血本的。不过你要是知道当时中国的国情也许能理解国民政府选择。其时中国4亿5千万人民中大学生仅有64097人，高中学生116771人，初中学生586985人。因此，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不亚于一块黄金。(这个数字是网上查来的，我一直有些怀疑是正确性，那时教育是不发达，但也应当比这个数字多)

其实学校并不是免费，而是将学费和生活费贷给你。现在想来，那时的人真单纯，不但单纯而且彼此间毫无戒心。你想，就凭一个校徽就相信你，就让你在此后的几年里有吃有住有学上，任何调查、盘问都没有。要想钻空那空子太大了，可就是基本没人钻这个空。放今天还能做得到吗？现在挖门盗洞的人无处不在，无空不钻，其创新能力让你闻所未闻，其寡廉鲜耻程度简直空前绝后。

在北碚师范舅舅读了两年半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一年后暑假中舅舅去复旦大学玩，那时复旦西迁到了重庆。在复旦遇到了上届的同学李谷村，他已考进复旦大学教育系，正利用假期在教务处帮工。舅舅告诉他自己也考过复旦，可没有考取。李谷村说现在有个规矩，只要符合学历，到复旦帮工当工读生，两年后即有机会批准入学。不过帮工的工资很低，不知舅舅是否愿意？

这样的好机会舅舅当然愿意。于是李谷村把舅舅介绍给复旦的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

注册主任让舅舅写一篇故总理孙中山遗嘱给他看看，意图是检查他的水平。舅舅的童子功就是写字，当年也是下过一小点功夫的。立马挥毫，初大告看后挺高兴：我们需要的是文书，你字写得不错，明天就可以来办公。

迁入重庆后的复旦大学比较简陋，学校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住宿条件。学校实行学分制，教师、学生的流动性很大，同时又散居在各处，教务处的工作、安排都是通过张贴布告来告知全校师生。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根据安排起草布告内容，舅舅的工作就是抄写这些布告，再由校工张贴到校园。

当时舅舅的一笔行书甩的龙飞凤舞，很受师生欣赏。他绝没有想到，当年无意练就的童子功帮了他这么大忙。

就这样舅舅在教务处写了两年布告，期间，他选了两门课，共六个学分。这里我得公正的插一句：两年才选两门课，感觉光是写布告用不了这么多时间，这时的舅舅够得上虚度光阴，也没听舅舅说他又干了哪些其它事。

这年暑假，复旦的教务长李炳焕要卸任。

当时教务长由教授轮流担任，接任者是陈望道教授。

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给舅舅提了个建议：你在这一年多了，和教务长也搞熟了，想读书，改成学生，请他批准容易些。陈望道接任后，你一是不熟悉，二是又要辞职又要改学生。万一不批准，咋办？舅舅感觉他说的有理，马上写了辞呈和改为正式学生的申请，请教务长李炳焕审批。教务长看后高兴的说：年青人要读书是好事，我当然批准。大笔一挥，立刻批准了。

于是，舅舅正式成为了复旦大学的学生。以舅舅当时的情况，在注册时选任何一个系都没问题。那么应当选那一个系呢？舅舅选的是经济系。为什么会选经济系呢？估计和舅舅少年时那些在商场打工以及改造农村的理想有关。

几十年后舅舅后悔了，觉得当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会计系。会计学的是实务，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团体，大到城里的工厂，小到农村的生产队，都离不开会计。你起码有事可做，你起码感觉脚踏实地。而经济是那样虚无缥缈，那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后来几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经济的人大都难以找到施展的平台，舅舅也是这样在寂寞中度过了学成后的时光。倒是成了历史爱好者并且老年后久病成医，这是后话。

舅舅读书的学校，罗列出来，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匡村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洛社乡村师范、四川临时中学、复旦大学。可惜了这苦心读书的几十年寒窗。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他一个人。

舅舅在复旦读书一直读到抗战胜利。难怪村里人说：到四川读书去了，日本投降了还没有读完，家里钱用的数不清，摞起来比他人还高。

学生一向都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抗战期间，昆明的西南联大和重庆的复旦是两个学生运动的中心。不过到今天，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清华、北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使得西南联大声名远播。在复旦，舅舅并没有忘记当年是为何从家乡逃出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是老夫子，他也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简称UDY）。这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关于这个组织的性质，有一个文件可以侧面说明：

但是舅舅也仅仅是参加，并没有深入进去。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只知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

1945年的春天来了。

抗战到今天，谁都看得出来，胜利指日可待。经历了难忘的八年，人们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家，这次是真的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同学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一个在北碚师范的同学谢某某过来找舅舅：现在抗战就要胜利了，我们也该回家乡了，我们一些人打算回江苏去做事。现在国民党的CC系在江苏很有势力，原来南京的教育局长现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吸收一批人加入CC系好打回老家去大干一番。谢某某准备参加，同时也来劝舅舅一同去，好事大家都分点儿。

舅舅虽然是个老夫子，眼睛还是看得清的。他已经看出国民党的腐败，认为这个党不会有前途，不想去搅混水，再说他对政治也没有兴趣。谢某某后来回到江苏作了省教育厅视导。

日寇投降。复旦也在做回迁的准备，给学生发了遣散费。舅舅和几个上海籍的同学沿西北公路乘汽车穿剑阁到宝鸡，再换火车到西安。那时的火车没人售票，学生可以自由上下。写到这，想起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大串联，也是乘车不要钱，有有心人利用这个机会走遍祖国山河。

在华清池玩了两天，再上车一直到徐州，到无锡后换轮船到新渎桥。这是真正到家了，当舅舅走到横弯桥时，看见外公正在田里种麦。八年了，无论是舅舅还是外公，谁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一天，谁又都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这一天。怕等不到这一天，怕等来的只是一块灵牌。为了这一天，外婆的眼睛都快瞎了。

对外公外婆来讲，这一天简直像在做梦。那个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大儿子居然好端端的、全须全尾的回来了，而且还高了、壮了。外婆高兴的又哭了，赶紧给菩萨多烧了几炷香。

多年之后舅舅也感叹，离家时只揣了三块银元，一个小铺盖卷。谁之竟然在外边混了八年，还读了这么多书，要说还真得感谢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善待。

我早就说过，舅舅不是一个农民，他的心不在农村。回到无锡，看看家里都好，他又跑到上海去了，为啥？那个学还没念完呐，念完还想在那里工作。我老是觉得舅舅念书拖拖拉拉，一个大学念了五六年了。当然，和前清的秀才比起来这速度还是说得过去的，人家那时的秀才一念数十载还不一定中举呢。

回到上海江湾复旦大学，舅舅还有三个学分和一篇论文，于是又念了半年。临毕业时在等校车时遇见了生物系教授卢于道.

在重庆时卢于道就认识舅舅，知道他是左派学生，当时卢于道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他问舅舅快毕业了是否找到了工作，舅舅告诉他还没有。于是他问舅舅：我领导的中国科学社还缺一个财务，是否愿意去，但是工资不高。舅舅答应了，从此在上海中国科学社从事财物工作两年多。

1948年，中国大地烽火连天，上海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的舅舅日子并不好过，内战吃紧，通货膨胀，生活困难，加之身体也不好。好歹家乡离这里不远，再不好过，外公外婆也是盼望他回来的。于是，舅舅辞职回家，等待时局好转，身体复原再回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舅舅就回到了上海，由复旦同学邱庆铭介绍到工商联工作，以后辗转又经过市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学校图书馆。在那里，从“史记”开始看到 “明史”，当时馆里没有“清史稿”。然后又把农科书看了一遍。

从此开始并结束了他在新社会里默默无闻、一事无成的老夫子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