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乡村布衣（上） -- 时光行走

烟雨江南，梦里水乡。轻风细雨，多少文人墨客在波声浆影中向我们走来；江山更迭，又有多少帝王将相在湖光山色里黯然而去。

陆 游、龚自珍、项羽、刘邦，李叔同、徐志摩、梁实秋、鲁迅、 周恩来……

江南，不但孕育了无数名人。也有更多的草根布衣夹几件衣裳、拿一把油伞默默离家，从此只在梦里才能看见门前的石板路、房后的乌篷船。

舅舅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从草根到布衣，从此离开农村。不过舅舅还好，最后落脚在上海，不时可以短暂回家看看，直到一把骨灰才算真正回到了故乡。

舅舅的老家在无锡的乡下，那地方叫洛社，是一个镇。舅舅的家在一个叫修浦的村里。

别看舅舅生在农家，基本上一天农活也没干过。

舅舅的父亲我的外公有一点点文化，放现在那就是半文盲，能算个帐之类的。你别以为半文盲不会算账，你看自由市场里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你骗骗她试试，算帐不但准、快，而且可以精确到厘。

舅舅出生在1916年。外公识字不多，但却懂得尊敬有文化的人。一到读书年龄就把舅舅送到修浦小学。修铺小学是初级小学，也就是所谓 “初小”，最多只能读到四年级。读完四年在村里就无学可上了，外公不知如何安排舅舅继续读书，经过短暂的考虑，托人把舅舅送进了另一个村的私塾，修浦没有私塾，那时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自然村才有条件请到私塾老师。

在私塾里舅舅读了一年“左传”，又转到另一个村子的高小读书，终于完成了小学六年的学历教育。在这段时间，舅舅也练就了一手好字，这一手好字以后还真帮了舅舅大忙。

小学毕业后，舅舅考入了洛社的匡村学校。

不要小看这个匡村学校，江南人重视教育是有传统的，无锡的教育史与这座古城的发展史几乎同步。风声、雨声、读书声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飘荡了几千年。随便拎出一个当年的学校都有可能看到今日学界泰斗、文化名人旧日求学的背影。

上世纪初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无锡率先开办新式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思想，培养出了荣毅仁、刘半农、钱钟书、徐悲鸿等各行才俊，他们推动了无锡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发展。

匡村学校就是一个这样的学校。

我们可以试着揣摩一下当时舅舅和他家人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社会心理原因。在分析这个原因之前，我们先从经济角度看看舅舅的家庭。

上世纪20-30年代被人们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发展得不错，江南自然得风气为先。

舅舅家这时发展势头也不错。他家有17亩地。

我刚一听说他家有17亩地时一愣：这不是地主吗？江南人多地少，17亩地可不是个小数。据说解放后土地改革评成分，有人想评舅舅家地主。是啊，这么多地不是地主是什么！可村里的人说：景山（外公的名字）算什么地主？他要是地主那村里都是地主。

为啥？外公是个一天到晚就知拼命死 “做”（南方话，干活的意思）的老实人，连话都不会说，对外都是外婆出面。家里的地都是他和外婆下力死做，只在农忙的时节雇短工，而且，给雇工吃的比自己平时吃的还好。

外婆是个有菩萨心肠的人，平时很喜欢帮助邻里，资助个学费、应急借点钱等等，而且从不催还，实在没有就算了。这样一是按政策不该定为地主，因为田地大部是由自己耕作。二是村里人缘好，没有人落井下石。

最终定了个富裕中农。那时政策也不是丁丁卯卯，农会是有生杀大权的，弄不好偏一偏搞你个地主你也没话。

补一句，外公那个小村最后就没有一个地主。

再说外公的发展。家里的17亩地，外公可没种粮食，种经济作物，他不为买粮，而是当原料。

外公的致富计划是这样的：这17亩地有三分之二是水田，除了一点地种粳米做口粮外，其余种江米做米酒。制出的酒叫新酒，新酒放入酒瓮封存，明年就是陈酒以供出售。剩下酒糟再加上不能食用的下等米混合在一起酿酒，最终蒸馏成为白酒（当地叫土烧）。那时的舅舅家有七口大缸和几十口酒瓮，俨然一付酒坊做派。土烧剩下的酒糟再用来喂猪，外公养了很多猪。吃了酒糟的猪整天昏昏大睡，据说这种猪的肉有酒香味。你看看上世纪20年代江南农民的综合利用水平。

其余的三分之一是旱地，种桑养蚕，那时的丝价很高。外公是投机性养蚕，价格好的时候养到十台。一般农民顶多只养两、三台。

酿酒、喂猪、养蚕。把一家人忙得脚打后脑勺，特别是养蚕简直就是“熬鹰”。蚕疯长时吃桑叶极快，夜里必须有人随时添桑叶。老妈那时虽小，也得部分参加守夜加桑叶的劳动。

当年的舅舅家可说是田园茂盛、五谷丰登。虽然累，日子过得挺不错，很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妈妈说有一年小年夜，家人都睡了，外公一人拢帐。夜深了，外公肚子也饿了。锅里有准备过年的猪头，拿来就着米酒，一边算，一边吃。不知是外公半文盲算不明白还是一年的生意太多，反正外公算了一夜。外婆早上起来一看，心疼得够呛，帐算得怎样不知道，反正一只猪头的肉让他吃得差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还问了一句：你家不是地主怎么家里还有猪头啊？感觉旧社会只有地主家才能吃到肉。老妈说：家家都养猪，过年总要杀只猪的。

杀一只猪要吃一年，把肉制成腊肉，到最后肉都放得有哈喇味儿了。老妈到今日从不吃腊肉，问其原因，那时变味儿的腊肉吃的反胃了。

不过后来他家的酿酒事业没有发展下去，因为当时镇上的税务开始对他家施以高税收，酒业大概在任何时代都是高利行业。小本经营在高税收下几乎无利，只好关门了事。而江南的养蚕业也由于欧美、日本的人造纤维行业的冲击急剧收缩。

外公挺尊敬有文化的人，也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文化。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其中大女儿有些微智障，没有念书，也没有离开农村。两个儿子后来都读了书，当了教师。即便是小女儿我的老妈，也读到初小。上世纪20年代，一个乡下的农民居然让女儿去念书，在村里引起了不少议论：景山真是昏头了，一个赔钱的女孩儿还送去念书，你是财主，钱多得用不了啦？直到后来，看着外公的孩子都早早离开了农村，人们才用羡慕的口吻说起人家孩子是念了书的。

外公一定是个顶顶善良的父亲，无论自己吃多大苦，也舍不得孩子受苦。所以，虽然他的孩子都生在农村，却基本没有干过农活。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外公心里就没打算让自己的孩子永远留在农村，既然如此，学不学农活又何妨。

外公虽然尊敬文化，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小农经济环境中乡下的农民。以他的认知，书念到能写会算大概也差不多了，你看乡村小学的老师也不过初中毕业。实话说，当年小学毕业又念了几天中学，写得一手好字的舅舅在村里还真算是高学历。

再说在乡下做农民总是要吃苦，凡事还由不得自己，种田靠天吃饭，搞副业又来收税。只有到城里学个本事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才可靠。

孩子有点文化，应当到城里去学点本事谋生才是正路。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把舅舅从匡村学校叫了回来。

有人愿意介绍舅舅到上海去讨生活。

让他去的地方叫新新公司。在旧上海，新新公司是四大公司之一，名气响得很。

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新新百货公司

舅舅在五金部当练习生，月规也就是工资每月三元，工作就是收顾客钞票，再帮助把商品包装好送给顾客。后来又调到文房部，总共在新新公司干了不到两年半时间。

大公司分工细致，各司其责。作为其经济轨道上的一颗螺丝钉，是很难窥到商业运行的规律和窍门的。舅舅出来是想学一门本事，不是来当螺丝钉的，因此很是苦闷。

既然不能马上学到本事，也不能闲着。那时南京路泰康公司三楼有一个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每天晚上两节课，每月每课学费一元，舅舅下班后就去那里补习语文和英语。当年新新公司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八点上班，下午八点下班。舅舅每天补习回来再利用路灯温习功课，每天总要搞到十一、二点才能入睡。弄得同宿舍的五个同事叫他“孔夫子”，人家每天晚上有空都是到屋顶花园玩的。

就这么个孔夫子，居然还搞了个小小的流产工人运动。当时文房部的部长总是看舅舅不顺眼，于是舅舅利用圣诞节生意好的时机，纠集几个文房部的学徒联合罢工，打算让文房部部长抬不起头来。没想到偷鸡未成蚀把米，罢工没搞成，反倒让人家把他给开了。看来没点本事想搞工人运动谈何容易，要不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当年那些在安源路矿、京汉铁路搞工运的领袖是何等的精英，才能挑起揭竿的大旗。

当时舅舅敢于挑头罢工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前途无望，不能老在公司混了。在这里既便熬到店员，工资也仅仅十几元，于是萌生去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应当是一个各路神仙粉墨登场的舞台。满清王朝1911年落幕后，中华大地引来了多少枭雄觊觎。各种思想、流派在这里交锋，无数救国学说在这里演绎。上海以其在中国特殊的地位，必然处于时代潮流的漩涡中心。你想，像舅舅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半拉初中生也敢于跳出来“闹事”，可见当年思想之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