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 -- 沉睡的天空

近年来民族主义好象成为了一个超级贬义词，尤其在网络上，一旦有人发了那么一点点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内容，马上就会出现“愤青”之类的帽子冲你冲过来，自然，这发贴的一般自称民族主义者，这骂战的一般就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主义者。然后一般就是混战，这边说对方是左派愤青，那边说你是右派粪青，打的不亦乐乎，当然，这还只是说一般的论战而已，还是指大家都不是太极端的，假如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汉奸来了，那就不可开交了。

这看得多了，也纳闷起来了，这民主主义者怎么和民族主义者有这么大的仇呢？按理说，这两者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说话是有点难听，但是确实如此。

先说说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划圈子，比如我是男的，你是女的，我们就是两圈子的，当然比如象夫妇也有一起过的，但是不相识的男女，那就肯定有分别，比如上厕所就分男厕所女厕所，假如男的跑女厕所，那就是过界了，肯定要遭到女同胞的一致喊打。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就是一群人以相同的认知度结合在一起，而对之外的人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当然，这种排斥不是说不交流了，而是指一些核心利益绝对不允许碰，就好比厕所一样，不能随便让人进的。而一般流行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这是最好也是最容易分辨的，有身份证护照就行，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

虽然从一般的情况下，美国好象不是一个民族，这么新的国家，这么多的种族，但是实际上，他却是强大而有力的一个民族，甚至比一些纯民族国家要有凝聚力得多。而事实上民族便是由早期的国家为之奠定的基础，尤其一些强大国家，国家灭亡，但是民族认同感却建立起来，比如我们的汉族，便是因为早期的汉朝，现如今的美国，也就象历代的强势国家一般，将众多的人民融入他的美利坚血液中。而要大家认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单要拥有强势的国力，还需要一定的价值观，比如民主，但是民主还远远不够，美国有民主，其他如西欧也有民主，甚至加拿大也有，假如以单纯的民主为奠定国家的基础，那大家也不一定要认同美国啊。那就需要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来补充了，相信在美国的各位时常会感觉到这一点，“美国第一”，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宣传，无处不在，只是他做的很隐蔽，不是赤裸裸的那种爱国口号。而是融合在影视，流行文化这些潜在影响的舆论之中。

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在任何强国都表现的如此强大，当法国大革命时，不是民主革命的精神而是“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保卫了法国，当苏德战争中，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万岁”使苏联人获得了胜利，而当美国受到了911后，大家不是要做一夜民主主义者，而是要做一夜美国人。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他们包裹在民主的外衣之下，用各种理由隐藏起来了。美国便是最好的例子。

相信大家都学过美国的历史，18世纪末年的独立战争是美国民族崛起的标志，也可以说美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时刻，13个殖民地为什么要反对英国，不单是因为印花税，而是因为北美的这些移民们对内已经有了认同感，而对英国这个宗主国疏远了，虽然他们绝大多数不久前还是大不列颠的国民。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自主权，而一些利益不是英国佬可以碰的了。大家只看到独立宣言，而没有看到那些衣杉褴褛的美国游击队员，他们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一种感情，一种对自己家园家乡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当美国成立后就成为了爱国主义，也可以称为民族主义。在这场战争中，民主主义者起着吹鼓手的作用，而民族主义者是炮灰，事实上，这一角色很多国家都上演过或正在上演。

之后的南北战争也是一种民族主义，但是这是为了防范美利坚分裂为两个民族的战争，虽然废奴主义者或者说民主主义者和奴隶主们的理念之争占了舞台。

当美国内战结束，美国又恢复了生机，面向海外时，民族主义成了一个绝好的借口，美西战争，一战，二战，美国的介入之时都要煽动民族情绪，也只有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自由这些借口才能使得美国全民动员。

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好象是两兄弟一般，当国内建设的时刻，民主主义为本，当面对外敌时，民族主义在前台厮杀。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么极端对抗呢？

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幼稚被洗脑的可怜虫＝独裁支持者＝未来的独裁者

这文人唯一的用处就是摇旗,不过以前的右派那还算是正经右派,至少还会摇摇旗,现在的右派嘛,大多数都是假右派,一些人是甚至怀疑是卧底,批评攻击的多,而且为了批评而批评,甚至找证据都找自己有利的,(这点和当年造反派很象)却忘记了建设.这样做只会把一些中立的推到他们的反面.假如是真正的中国右派,早就对民族主义这些中立派拉拢勾结了,可惜,这样的右派好象几乎没有.

后面的还有人接着认为不开放鸦片进口、不给外国治外法权，那打中国就是应该的。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歪曲历史,可以把外国做任何事都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这种事要找他们的律师来做就觉得难为情,但是就是有人愿意这么无耻,在他们眼里,被鸦片毒害的中国人都不能算人.

贸易自由化不代表要破坏国家主权,不代表战争,更不代表鸦片都成了好东西了.其实按他们那样无耻又强词夺理的观点,美国是最应该被打的,因为他禁止毒品,而且还反对贸易自由化,老设置什么配额.而且他还不给其他国家治外法权,凭什么外国人在美国犯法要按美国法律啊,应该按英国的,瑞典的,欧洲的法律不比美国差啊.

当然,这些话和他们说都没有用,到时候他到反说你强词夺理,也不想想这强词夺理就是他们的论证方式,这些人是西方中心主义者,或者说极端民主主义,伪民主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汉奸,(这些里面很多人只是哪方强就跟着哪方,墙头草而已,等共产主义强大了,你看好他们很多人马上会转向.)他们根本不是来说理的,你怎么辩论都没有,他们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无法说服,这些人我看连民主主义者的边都算不上,可惜目前就是这些人嗓门最高,影响最大,一些本身是民主主义者的人也被他们拉过去,甚至因为一些幼稚的想法比如认为打击民族主义打击中华历史就可以实现民主,而支持那些人的观点,而放弃了对自己的民主观点真正的具体研究,完善化.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嗓门小的已经让人不注意了.

其实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都不必拿对方极端的例子来说事，极端的人在哪里都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根据眼前利益下菜，有点理想，有点市侩，有点公义之心，也有点欺软怕硬，都爱乡土乡音，都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有时极端的东西反而能占上风,确实如兄所说,大部分人都是那种人,极端的人都是少数,但是往往占据了话语权的都是极端的人,不论是极端民主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上的事例:)那已经很多了.

现在的情况是极端民主主义渐渐占了话语权,有些过头了,翻案的文章一致被叫好,经济学上也是如此,假如让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很可能就出现两个极端的斗争,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大多数人想看到的,所以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应该站出来,相互勾结占据主流才对.

其他人都蹦垩不出什么来的，说话过了头，封你网站，撤你编辑，找你去国安喝茶没商量。所以国内以为自己有话语权的人不少，都是老子逗他们玩儿呢，毛主席不是有引蛇出洞说吗？枪杆子里面出话语权。

老子逗他们玩儿是制造自由的气氛，哪天看不顺眼影响老子地位了反手一巴掌，打了哭的地方都没有。

只骂娘抱怨能解决问题吗?骂骂民族主义,拐弯抹角抨击一下能解决问题吗?

与其抱怨,还不如在现有的范围内做一点事,假如说抱怨批评就能解决问题,那世界上早就没有问题了.

依我看,只有科技的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秦晖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

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

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

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

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

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

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

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

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

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

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

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

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

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

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

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

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

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

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

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

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

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

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

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

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

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

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

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

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

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

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

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

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

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

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

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

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

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

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www.sonicchat.com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

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

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

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

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

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

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

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

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

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

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

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

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

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

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

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

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

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

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

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

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

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

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

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

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

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

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

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

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

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

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

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

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

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

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

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

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

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

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

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

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

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

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

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

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

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

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

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会主义

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

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

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

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

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

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

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

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

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

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

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

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 ，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 ，国

民收入增长７８. ８%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

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

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

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

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

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

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

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

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

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

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

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

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

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

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

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

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

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

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

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

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

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

“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

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

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

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

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

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

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

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

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

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

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

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

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

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

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

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

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

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

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

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

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要是河友的原创，俺会毫不犹豫地加精的.....

秦对民族主义和美国的看法我看也很有点偏向,但是在经济等方面,还算是一个正宗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但是就这样的人,居然被有些右派说成中间偏左,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