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崩地解：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局》节选 -- 碧血汗青

2.2 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文/碧血汗青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东林党人也都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什么二致，因为他们一样是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国。

而魏忠贤则对孙承宗甚至害怕到听说他入关，就以为要来清君侧了，大半夜地跑到皇宫里绕着龙榻大哭不已，以至皇帝只好半夜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入见，连夜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只一人一车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各处巡视边镇而已。

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成则在袁崇焕。

后来崇祯二年祖大寿反出关外，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后又击败了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氵宪，从孙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

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清人著史，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此次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陨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的委屈，却几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为明季所罕见。因此只是将其生平叙述一番，也可少使吾辈愧对先贤，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明史》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他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屡为所破，连连遭受其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的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可见他和所率部队对李自成农民军的威胁之大。

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谷熟，不多时便积谷二十余万，于是崇祯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习之。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自墙子岭、青口山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

崇祯第三次赐与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卢象升因为还未服完父丧，便以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

此时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因此崇祯十分恼火，群臣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上去好象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4）。

余见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么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

不过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出众到一塌糊涂，但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他的弟弟还是个武林高手，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

且再说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

此话一出，使得一向死要面子的崇祯顿时面色大变。因为卢象升这么一说等于直指崇祯想与清军议和。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罪名。因此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

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

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reic E.Wakeman,Jr.）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的《杨镐列传》道：“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应该说是有一定才干的。他曾经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使农民军活动进入惨淡的低潮期：张献忠惨败于左良玉之手，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受招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李自成也接连败北，只带了少数随从转入商雒山潜伏。同时为了压制农民军，他又提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的主张，所以试图和清廷议和，想等剿灭农民军后，再回过头来收拾关外清军。从战略上来看，他的这个想法和袁督师在一定层面上是不谋而合的，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兄真好文。看来兄对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

请教一个问题：满清入关对汉民族文化与技术，还有政体

等方面是否带来一个极大的倒退？

烦请告之详情。

先花

四海大姓崔卢王谢，衣冠南渡，卢姓移居到江浙交界一带，很出了些人物啊...

张献忠是败于左良玉了，可李自成好像并没有受到“盐梅上将”的打压吧，杨嗣昌的策略是先张后李，还没轮到李自成呢，何谈“李自成也接连败北，只带了少数随从转入商雒山潜伏”，李自成于商洛山中潜伏是败于洪承畴和孙传庭，和杨大人好像没什么关系。

作者：凡夫俗客

晚明在东南一带影响最深的哲学思潮，无疑是王阳明的心学。顾炎武在明亡后论及王学，几乎是痛心疾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录》卷十八）顾炎武同时以为弘治、正德年间人们厌常喜新，所以王阳明可以倡其新说，鼓动海内。这不确切，王学的形成，是个很棘手的project，需要研究理学到心学的演变，略过不提。考察王阳明的本意，乃是有感于明朝中晚期风俗的颓靡堕落，乡愿之人太多。所谓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亦即伪君子。那时的乡愿，多是理学先生们，其实程朱创立理学时，有其积极作用，和朝廷之意也不甚相和，所以程朱和他们的门徒，主要扮演在野党的角色，受到朝廷的压迫。到了明朝，理学被朝廷利用，开始变味，成了生产伪君子的机器，而这些身处上位的伪君子们，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在王阳明看来，乡愿的横行已经危及朱明王朝的根基，他要救世。对于普通百姓，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他的“致良知”学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我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致良知是王学的核心，它的有趣之处是要人们去认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传统儒家讲究的是这世界有一包罗万象的道德，人们必须受这道德的约束。而王学开始去冲击这一虚伪的道德，其间的关键人物是王艮。王艮是泰州人，盐丁出身，三十八岁时仰慕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前往江西军中拜王阳明为师，后自创泰州学派。由于出身于社会底层，王艮讲学的对象多为下层人士，有佣工、樵夫、农民、小商人等，传播他人人独立，人人平等的启蒙学说。王学在王艮手里开始趋于异端，走上了肢解中国传统政体的道路。王艮最杰出的传人是何心隐和李贽。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是王艮的再传弟子，解元出身，但为了他心目中的“主义”而放弃了一切。在除严嵩一事上何心隐出过大力，大概也是在那时候，何心隐认识了张居正。他对他的朋友说杀死自己的一定是张居正，然后隐姓埋名，亡命江湖。何心隐肯定意识到了他宣传的独立精神和张居正崇尚的集权统治水火不容。何心隐最终被张居正捕杀，罪名是妖言惑众。

从今日来看，王阳明和张居正都是明朝力挽狂澜的人物。王阳明南北征战，立下十大事功，硬是稳住了大明摇摇欲坠的局面。但他欲以王学救世，结局则有些微妙。泰州学派的传人，后来大多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很多还成为白莲教的“匪首”或军师。王阳明的学说具有很多现代民主的要素，与那时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这和张溥的复社略为相似。张溥作为“在野政党之魁杰"，用社会舆论和群众运动来制衡朝廷的权力，欲挽救明朝。在当时的政体下，他只能失败，而且最终他的行动对明廷的兴衰，很难评价。或许在那个时代，只有张居正式的以绝对个人意志为中心的铁碗统治才是正解。

　　泰州学派的传播主要在东南地区下层，其影响之一是当时小市民的独立精神被空前激发。以苏州为例，当时各种行业的组织非常完善，便是流氓们，也有类似于现代的黑社会组织。明末苏州的民变和奴变经常发生，当时的朝论有“吴民喜乱”的说法。所谓奴变，乃是奴仆们组成起来要求获得人身自由，事实上当时苏州城里有钱人家的奴仆有自己的工会组织。素来号称柔弱的吴越之地，居然在明末变得彪悍了。谭纶在灭倭寇后，调任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上疏说，“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明史》卷二二二）燕赵之地的豪杰锐气已尽，需要吴越之地素来奶油腔的人来补充，真的是咄咄怪事。东南地区当时另一个特色是士人喜好言兵，崇尚智略，讲究真正实用性的经世致用的方法，比如冯梦龙《智囊》、俞琳《经世奇谋》、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的流行。一代名将卢象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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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是39俱乐部的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有柴荣、岳飞等，卢象升的同时代人则有张溥、郑成功、李自成、多尔衮，他们均死于三十九岁（虚岁或实岁，：P）。经常有人把卢象升和岳飞相比，比如晚清黄道让的挽联有“数三十九岁名将，岳家哀，卢家尤哀”之语。但卢象升要比岳飞寂寞的多，俺曾经有一时期搜求有关卢象升的书，但仅得几本他的不同版本的奏章集，四九年后研究他的论文一篇都没见过，他似乎被人们渐渐遗忘了。

　　卢象升是宜兴人，出生于万历二十八（1600）年，字建斗，号九台，又字斗瞻、介瞻。祖父为知县，父为秀才。他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明史载：“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黄裳一九八六年的宜兴游记说他看到过卢象升的重一百三十六斤的练功刀，铁锈斑斓，通体作古铜色。俺小时候多次去过宜兴，也访过卢家的旧宅，但没见过这把大刀，看来是名人的特权，呵呵。万历四十七年，在明军和后金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的萨尔浒之战中阵亡的名将刘铤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天下称为“刘大刀”，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下了个考语：“根据夸大了的描写”。卢象升用的大刀居然重一百三十六斤，那更有夸大的成分，但他天生神力无疑。金庸在《袁崇焕传》曾说：“（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这个名单大概还可以加上几个人，比如之前的谭纶和之后的卢象升。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戚继光和俞大猷的直接领导，明史载：“纶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卢象升的奇异，是他的武艺。

　　卢象升出生于万历中期，恰是明王朝真正走向灭亡的开始。赵翼论及明的灭亡，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廿二史札记》卷五）明神宗的倒行逆施，不仅将张居正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基础挥霍一空，而且明王朝开始大面积溃烂，不可收拾。这种溃烂是全方位的，包括财政，包括行政，包括社会风气，包括军队。有识之士，如晚明的大儒和名臣刘宗周，在万历年间即已见事之不可为，明将亡国：“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而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箸，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刘子全书》卷二十）。王阳明在正德年间可以用一班衙役和民兵，击败宁王手下十万悍匪，这固然是因为王阳明是不世出的天才，但那时士气尚可用。至嘉靖年间，边军已经衰败，谭纶和戚继光需要借用吴越兵的锐气。其后越来越烂，由于常年缺饷还受盘剥，边军生存都难，逃亡、兵变不断。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查看辽军，每抽查一把弓，弓就是断的，每取一箭，箭就是半截的；验刀棍，则刀不能割鸡，棍不能击犬。这样的军队有战斗力，那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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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天启二年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其后卢象升历员外郎，又升迁大名知府、大名道，开始受到流寇的影响。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的流窜到那里就裹胁到那里的农民起义军。流寇是中国的特产，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有精辟的叙述。流寇在崇祯元年在陕西的出产，是明朝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崩溃。陕省由于多年用兵，边兵云集。边军的军费来源有四项：军屯、民运、开中、京运。军屯法，宣德年间已经不可行。开中指让商人募捐，嘉靖三年开始不可行。民运指派某省的税银运到边镇，如贫瘠的陕西省要供给固原、甘肃、延绥、宁夏四镇军费，根本不可能。京运指发太仓之粮，这是晚明边军军费的主要来源。但崇祯元年京运要求五百万两，太仓的年收入仅二百万两，赤字严重。（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九八）

　　崇祯元年是风云变色的一年，这一年袁崇焕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而张溥在江南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结成复社，“遥执朝政”。这一年陕西连旱，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伙同杨六郎、不沾泥等人在陕西府谷等地聚集饥民，劫夺富户的粮食，又与官军对抗，全陕响应。自农民起义这个魔盒打开后，直至明亡，都没能合上。其实明朝立国后，由于朱元璋痛恨苏州的张士诚，将苏州一带的赋税立得变态的高，后来虽然几经缓减，仍然偏重。但起义没有先在赋税偏重的苏、松等地发生，而是在陕西，很有意思。大概可以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来解释，华南华东沿海很富，内地太穷。明末陕西大旱，边军还云集在陕省，明廷的财政又已经破产，无力赈灾，普通农民和边兵无法活下去，只有造反一条路。

　　崇祯元年王嘉胤起义后，高迎祥也在安塞起义，自号闯王。这两人都是罕见的豪杰。其后陕西各地纷纷有人跟进，名字载于史书者有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掛、飞山虎、大红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白水王子顺等人。饥民、边军和驿卒的暴动，几乎遍及了陕西各地。当官的敷衍了事，以为拖过了就行了。“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明史杨鹤传》）事实上他们也无能为力，陕西多年灾害，地方上一片萧条，武备松弛，“八郡县无守备”。（《明史赵彦传》)

　　西北正在迅速腐烂，东北的后金却是欣欣向上的成长期，名将辈出。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了袁崇焕坚守的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关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袁崇焕率精锐急赴京师救援，在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后金军交锋，恶战之后后金败退。皇太极临走前还耍了个花招，他让手下故意向抓到的太监透漏消息，又将其中的杨姓太监放走。刚愎的崇祯帝中了反间计却以为自己洞察秋毫，识破了袁崇焕的卖国贼真面目。他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这就是“己巳虏变”，卢象升也是在这时候崭露头角的。他招募了一万多人，进京协助防卫，立下小小的功劳，于次年晋升为右参政兼副使，负责整饬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号“天雄军”。这是他带兵的起始，明史载：“象升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

　　崇祯二年后金的入侵，对于明王朝是致命的。崇祯自毁长城，冤杀了袁崇焕。这件事的另一个恶果是招来一位乱世英雄，那就是李自成。李自成起先是银川的驿卒，杀人后逃到甘肃当边兵。京师吃紧时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卫，他所在的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时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没有同意，于是兵变，王国被杀死。李自成带着众人投靠了王左掛和不沾泥。第二年九月，曾经是边兵后犯法被革职的张献忠在延安肤施聚集十八寨农民起义，自号八大王，又称“黄虎”。此时，搅烂大明王朝的三巨头，后金（满清）、李自成、张献忠，终于聚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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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总督武之望战死，左副都御史杨鹤升任兵部右侍郎，代替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启用杨鹤的原因也很好笑，乃是朝中的大臣们没有一个愿意去的，杨鹤素来有名望，出头的椽子先烂，他被众人推出来去剿匪。杨鹤力荐过熊廷弼，也曾和魏忠贤对干过，作为刚正敢言的廷臣，杨鹤是非常杰出的，但他不懂军事。杨鹤也有自知之明，他采用了招安的方法，他也是真心诚意去招抚乱民的，但当时陕西的乱子实在太大，一时也捂不住。崇祯四年九月，言官攻击杨鹤招抚不力，杨鹤被逮捕入狱。代替杨鹤任陕西总督的是洪承畴，洪很能干，手下的总兵曹文诏曾是熊廷弼和孙承宗的下属，骁勇善战，起义军在陕西难以立足，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洪承畴随即兼管山西河南军务，义军又只得流窜至京师南部和河南北部，“大略顺德、真定间，大名道卢象升力战却贼。”（《明史李自成传》）卢象升这次遭遇的应该是马回回与混天王的部队。

　　《卢象升传》的记载比较详细：“（崇祯）六年，山西贼流入畿辅，据临城之西山。象升击却之，与总兵梁甫、参议寇从化连败贼。贼走还西山，围游击董维坤冷水村。象升设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龙冈，又破之武安。连斩贼魁十一人，歼其党，收还男女二万。三郡之民，安堵者数岁。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卢象升和起义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就表现的极其勇猛，这是他迥异于其他带兵文官的地方。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这次战后，义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一遇到他就赶紧避开。这是可以和“曾剃刀”相媲美的绰号了。但在卢象升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流寇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黄寺安抚，先遇马贼数十，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立斩一人，狥于辕门。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我兵亦伤十三人，此可谓全胜，已经具题矣。”（《卢象升疏牍》卷十二）在明末，卢象升是以善治军而著名的，但他自练的兵头次上战场，全无用处，若非他自己勇猛，早就溃败了。明末兵已不成兵，畏战做逃兵还是好的，更厉害的是屠杀平民来冒功，甚至挖新埋葬的尸体充作砍杀的流寇。当时有一人，会把女子的尸体修饰成男子尸体的样子，结果被官军们当成大爷来供奉，这可算明末整体道德沦丧之一例。卢象升只能以人格魅力来感染手下，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时时激以忠义。这在以后的战斗中表现的更明显。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义军的作战特色，“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两军交战，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但流寇战术来去如风，要作到知彼，谈何容易。洪承畴的厉害之处是善于调配各方力量进行协同作战，多方围剿，而卢象升采用的是另一方法：悍勇力战。

崇祯六年底，义军主力在渑池县境内南渡黄河，史称“渑池渡”，自此义军扩散到河南、湖广、南直隶、四川等地。崇祯七年，马回回、过天星、满天星等人洗劫了湖北的郧阳六县，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天下震动。朝廷急调已升任右佥都御史的卢象升抚治郧阳。此时马回回等人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和卢象升激战。明史载：“时蜀寇返楚者驻郧之黄龙滩，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道夹击，自乌林关、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狮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诸处，连战皆捷，斩馘五千六百有奇，汉南寇几尽。”当时聚集在郧阳附近的各方义军达到四十多万，卢象升的处境非常艰难，他的悍勇又一次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深山绝谷中日夜追敌。在给外舅王带溪的几封信中，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不料一至郧阳，千难万苦......日在深山绝谷之中，千里无人之地，与士卒仆夫起居。”“或皇天相佑，数十万流寇雾灭烟消。”他当时只能祈祷老天保佑，但最终居然成功了。“郧事之难、之苦，海内所无。两月来督剿流寇，九战皆捷，斩首万余，地方已敉平矣。所难者收拾破残，图维善后耳。”（《卢象升疏牍》卷十二）安抚地方，收拾残局，也是他的长处。

　　崇祯八年，义军的战力发生了质的变化，洪承畴在这一年的奏疏里说：“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这年的正月，义军主力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在河南荥阳聚会，推高迎祥为盟主。洪承畴试图围堵，但没有成功。义军横扫中原，转战千里，正月十五日，攻克凤阳，焚毁了朱明的老家祖坟。崇祯八年五月，卢象升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六月，洪承畴最得力的部下曹文诏战败自杀。曹文诏是当时明军第一悍将，他死后，洪承畴的围剿计划完全失败。八月，明廷任命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西北的剿匪由洪承畴负责，东南的则由卢象升负责。此时义军主力在中原活动，卢象升担负起剿匪的主要职责。不久卢象升兼总督山西、陕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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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八年十一月，闯王、扫地王、闯塌王、整齐王等攻打汝州和洛阳。卢象升昼夜兼程驰援，先在汝州击败了整齐王，整齐王随即和闯王等汇合围攻洛阳。“贼部众三十余万，连营百里，势甚盛。象升督副将李重镇、雷时声等击高迎祥于城西，用强弩射杀贼千余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升复大破之确山。”闯王等人惨败后只得往东南行进，入南直隶，又一次逼近朱家的老巢凤阳。卢象升在后紧追不舍，先一步到达凤阳，于崇祯九年正月在凤阳大会诸将。这时，闯王、闯塌王、八大王、摇天动等七家义军数十万人疾攻滁州，卢象升率领总兵祖宽的关宁铁骑驰援，闯王措手不及，“贼连营俱溃，逐北五十里，硃龙桥至关山，积尸填沟委堑，滁水为不流。”闯王等人的残部不得不退回河南，在朱仙镇又被紧追的卢象升大败，只能向裕州、南阳一带奔窜。二月，“象升合宽、大乐、岱兵大破之七顶山，歼自成精骑殆尽。”这时义军消耗很大，对于明军而言，剿匪形势极其乐观。“(卢象升）遣使告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曰：‘贼疲矣，东西邀击，前阻汉江，可一战歼也。’两人竟不能御。”三月，闯王率领闯塌天、蝎子块等九家义军的残部南渡汉水，经郧阳至兴安返回陕西。七月，起义军的总盟主高迎祥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虏，送京后遭凌迟处死。

　　这一年的四月，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是为大清崇德元年。七月，清军经由宣府、大同又一次入塞，劫掠京畿地区，京师告急，明廷诏令卢象升保卫京城，再赐尚方剑。起义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崇祯九年满清入侵的领兵官是阿济格和阿巴泰，八旗兵共十万将京师附近洗劫一空，克十二城，获人蓄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卢象升进京时清军已经撤离。他们将抢来的汉族民间美女浓妆艳抹置在车上，奏着盛乐如同凯旋，还高举“各官免送”的木板。明朝的官兵却很有礼貌，跟在后面目送清军满载着子女金帛从容退出关外。其时满洲经济相当落后，人口也少，掳掠汉人男子替他们做苦力，汉人女子替他们繁殖后代。九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为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卢象升要求陛辞，和崇祯面谈治理国家的策略，没有获得同意。

　　这个时期的卢象升是非常寂寞与痛苦的。他在给他外舅的信中写道：“甥以孑然一身，独处大风波患难之中，万死一生，为朝廷受任讨贼之事。海内竟无一人同心应手者，唯见虚谈横议之徒，坐啸画诺之辈，望恩修怨，挟忿忌功，胸鲜隙明，喙长三尺，动辄含沙而射，不杀不休。若非圣天子明察贤奸，任人不贰，则甥已早毙于刀锯鼎镬之下矣。”他的寂寞，在于找不到同心之人。岳武穆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太平。那时候恰好是满天下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坐在office里看文件批条子的衮衮诸公们，又一个个嘴有三尺长，对在战场上流血流汗的他诽谤不断，恨不得将他杀死。他在几年间由区区一个知府升至总理中原军务，感激的大概还是崇祯对他的信任。《明史》引用了他的一条奏章：“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两军对垒，需要随机应变，象他这样喜爱野战的人，正如岳武穆所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廷臣言官们偏偏要妄加言论，他不得不表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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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第一要策疏》中对义军越剿越多的事实作了最简单直接的解释：“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军民的暴动，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剿匪的根本，还在于要让民众可以有活路。他的《靖寇绥民八则》为：酌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废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戢刁告之风以降民害，禁差拘之拢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养，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归以苏民困。这些措施都不出奇，无非是要减少苛捐杂税让民众负担轻点，当官的多干点实事让民众可以吃饱穿暖甚至富裕，再打击一下那些狐假虎威之辈。以他圣徒式的苦行僧姿态，在他治下这些措施或许不难实行。但要推广到整个中国，那就是个笑话了。以今度古，便知这个道理。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屡次发牢骚，“边地风尘，消磨气体，岂人而铁石乎？”只有江南家乡的美景，值得怀念，“塞北江南，梦思耿耿，故园松竹，相见何期？玉关人徒增怅耳。”他一再想念江南多病的老母，但“边事大坏，某素奉教于长者，不敢不尽心为之。”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最正统的教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入世拯世，是他唯一的选择。见利而进，知难而退，在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事。说到底，他是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当时东北关外袁崇焕心血结晶的大凌河已经失守，但松山锦州仍在，山海关防线仍很牢固。宣府、大同一带则形同虚设。在他的努力下，形势渐渐好转。第二年，军区屯田的粮食大丰收，崇祯谕令九边皆要学习宣大军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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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崇祯的关系，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惜资料实在缺乏。应该说崇祯在当时是很信任卢象升的，每次都将他放在最危急的地方。另外一件事也透露出些许信息。崇祯十年，户部尚书侯恂（侯方域之父）下狱，吏部尚书郑三俊故意轻判，崇祯大怒，将郑三俊也下狱。侯恂和郑三俊都是正直有声誉的人，许多大臣都上疏救援他们，但崇祯不同意，“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崇祯终于同意了。对于刚愎固执的崇祯来说，这相当不容易。卢象升和崇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类似于理想主义者，“象升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而崇祯至死都相信他能做中兴之主，但天要亡他。两人都异常勤劳，近于苦行僧，“（象升）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崇祯的勤政，在所有帝王中也应该排在前面的，天下第一大美人陈园园被送进宫，他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要说两人的差别，那就是才具的大小了。评价崇祯，用最温和的词，也该是志大才疏，措置乖方......

　　卢象升短期内就将宣大的军队训练成精锐之师，这尤为值得惊异。从明清屡次的争战来看，明军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单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尤其差，而且士气低落。明军采用的一直是守势，以武器技术上的优势来弥补单兵战力的劣势。袁崇焕在辽东经营多年，也只有在后期才敢和清军作有限度的野战。而卢象升，从他领兵开始就喜爱野战，他是明末统帅中的异类。当时用文人领兵，统帅不参予士兵平时的训练，也不参予战时前线的指挥，这在冷兵器时代，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上溯至正德年间，王阳明在江西福建剿匪时就不得不自己练兵，还打乱了明军惯常的建制，以求指挥上可以得心应手。明末的剿匪以洪承畴时间最长功绩最大，但他擅长的是军队的运作和后勤，真正的战斗得依赖手下的将官，这毕竟隔了一层。他手下虽有曹文诏曹变蛟父子、艾万年等猛将，仍然经常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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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他虽是文人，有超人的武艺，和士兵同甘共苦，一起冲锋陷阵。他善于驭下，士兵愿意替他效死力，明史载：“军中尝绝三日饷，象升亦水浆不入口，以是得将士心，战辄有功。”这是他抚治郧阳时的事。当时郧阳附近有义军四十多万，而卢象升当时带的兵计郧镇的标兵五百，蒋允仪招募的毛兵五百，周仕凤的石砫兵六百，许成名的筸兵三千五百，邓玘的川兵五千。除邓玘的川兵稍有战斗力外，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在卢象升手里，绵羊也变成了猛虎。这群乌合之众在深山野岭中转战千里，忍饥挨饿，九战九捷，斩首万余，硬是把绝对优势的义军给扑灭了。对于明末的那群老爷兵来说，这真的是个奇迹，只能归因于领兵官的杰出能力。比如邓玘，后来就是因为驭下不当，被自己的士兵烧死了。另一个例子是祖宽，卢象升在中原数次大败闯王，主要依靠的是祖宽的三千关宁铁骑。但祖宽相当骄横，刚调到中原剿匪时，他的兵所过之处焚毁民宅，奸淫妇女，“象升激劝再三，始听命”。卢象升调任宣大，祖宽归洪承畴，洪显然没法驾驭他。祖宽后来因违令而被斩，一代猛将，得此下场，在于将将者的能力差别了。

　　卢象升在崇祯十年四月十五日曾上了一个奏章，《选用奇兵疏》，他要求建立一支一千五百人的特殊部队，专门用来劫营和奇袭。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郧阳的成功，靠的是长途奔袭，洛阳以骑兵数千击溃闯王百里联营，滁州以三千关宁铁骑蹂躏闯王数十万大军，靠的还是长途奔袭。野战和奇袭，是他喜爱的战术。他在奏章里说的很可怜：“皇上英明天纵，于宣云兵力洞察无遗，臣何敢多控。”既猛吹皇帝的英武神明，又表自己的忠心，怕的是言官和廷臣攻击他拥兵自重。但这支特种部队有没有建立，俺没能查到文献，至少他亲手训练出的宣大二万劲旅，他后来都没有权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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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春，满清曾试图从宣、大入侵中原，见卢象升防卫严密，清军放弃了。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九月二十二日，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崇祯大惊失色，诏令京师戒严，以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天下兵，第三次赐尚方剑。当时崇祯已经有和议的意愿，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满清在私底下接触。大学士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揣测到了崇祯意在和议，对卢象升多方阻挠，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兵马，但根本调动不了其他人的兵马，他定下的几条用兵策略一条也没法实现。杨嗣昌并且说动崇祯，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升统领宣大兵二万，关宁铁骑数万大军皆归太监高起潜指挥。卢象升由涿州进据保定，命令诸将分道出击，在庆都和清军主力大战，小胜之。当时编修杨廷麟上疏言：“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算是对杨嗣昌一针见血的讥讽。结果杨嗣昌大怒，将卢象升的两万宣大劲旅交给陈新甲统领，只给卢象升老弱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发饷。

　　“象升提残卒，次宿三宫野外。”姚雪垠《李自成》写他想到了岳飞的遭遇：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应该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他曾经任大名道，大名三府的百姓听说了，一齐叩军门请他转驻广德、顺昌待机克敌，说：“天下汹汹且十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三军捧出关之檄，将士怀西归之心，栖迟绝野，一饱无时。脱巾狂噪，云帅其见告矣。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卢象昇感动流泪，泣告父老道：“感父老义。虽然，自予与贼角，经数十百战未尝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他一生数十百战未曾败过，但此时是必败无疑，所以不愿连累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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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领兵进驻巨鹿的贾庄。太监高起潜统帅关宁铁骑数万在鸡泽，距离贾庄不到五十里，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去要求援助，高起潜理都不理。卢象升领兵至蒿水桥，遭遇清军主力。“旦日，骑数万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砲尽矢穷。奋身斗，后骑皆进，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杨陆凯惧众之残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以死。”高起潜随即不战而溃，明朝的王牌军关宁铁骑被满清兵随意屠杀。卢象升死后，杨嗣昌怕他没死，以后会报复他，派了三个巡逻兵去查看。其中一人叫俞振龙，告诉杨嗣昌，卢象升真的死了。在杨嗣昌而言，希望手下人说卢象升没死，他就可以把怯懦畏战之类的罪名加到卢象升的头上了。但这俞振龙非常硬气，杨嗣昌把他鞭打了三天三夜，快打死了，他仍然瞪着眼睛说：“天道神明，无枉忠臣。”

　　顺德知府上奏卢象升的死状，杨嗣昌故意刁难，过了八十天卢象升的尸体才得以收敛。第二年，卢象升的妻子王氏请恤，第三年，卢象升的弟弟象晋、象观又请，都不允许。直到杨嗣昌剿张献忠失败自杀后，朝廷才赠卢象升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后来清兵南下，卢象升的弟弟卢象同起兵抗清而死，卢同象投水死，卢象晋出家为僧，卢家抗清殉难的有百余人。宜兴距离无锡只有咫尺之遥，这是东林的风骨在起作用了。

　　卢象升是明末罕见的具有古名将气息的人。假如崇祯一直信任他，让他统领重兵，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或者至少，可以将满清抵挡在关外。其实当时满清并不抱取得中原的奢望，他们的入侵，主要还在于烧杀淫略，掠夺中原的财富。直至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豪杰，替异族作先驱，将中原搅烂了，满清无意间得了天下，他们仍感叹出于侥幸。明的灭亡，是个一个政治问题；战争的胜负，首先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技术问题。内政不修的情况要赢得战争，其几率略同于买彩票吧。杨嗣昌在崇祯默认的情况下构陷卢象升，表面看来象是个偶然事件，其实是必然的。在那样的政体下，正直的有能力的可能可以力挽狂澜的人的结局是死，熊廷弼是这样，袁崇焕是这样，卢象升也是这样。或许卢象升还是最幸运的，至少他求仁得仁，死于战场。熊廷弼被逮捕进京后，每次审问时，路人必然投掷瓦砾石块，熊流血满面。袁崇焕被凌迟时，京师百姓用一钱银子买袁的肉一块，“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呜呼，明末！呜呼，“英明天纵”的崇祯皇帝。

象卢象升这样文武双全的人，若是生在开国之时，想必功成名就，封妻荫子不成问题... 可惜生在明末这样一个烂摊子，人人都在抢占口头上的道德制高点，没人肯实实在在地干点事情 -- 卢象升这样干事的也必然要被嫉恨... 可惜可惜...

而且姚雪垠的治学态度，我是无法认同的。政治挂帅，路线第一，呵呵，实在不敢恭维。不提他也罢。

杨嗣昌是当时提出以及贯彻“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的主谋以及负责人。

洪、孙、左、曹、贺等人都是他手下的棋子，我所说的那些镇压农民军的战绩正是他一手策划的，可以看看明史本纪和相关列传，那里面都有，写得也很详细。

兄台所言不差，惭愧：）

孙承宗、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四位，可说是一流的文武双全的统帅，熊廷弼、孙传庭等人也都是干才，将领中能力过人更是一抓一把，换在开国时期，都是开疆拓土的好手。

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续二）

文/碧血汗青

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看，和清廷议和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试图与清廷议和来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好日后一举灭之。因为如果不能暂时休战，那么明清双方始终是在不断地进行拉锯战中，虽然大家没有大胜负，看上去也都没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并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因而始终无法解决满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可清廷这个时候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两面作战显然非是明智之举。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势力势穷则降，一旦官军兵力和防备松懈马上又反，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也不迟。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的，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的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还是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能断定他父子对突厥称臣过。

鉴于此，杨嗣昌和崇祯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敢偷偷摸摸的，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事不密泄露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居然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至于搬家。

且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才干，但却非是安邦定国的大才，战略目光比较短浅，急功近利又不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实为饮鸠止渴，竭泽而渔。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下，百万农民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

他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是个好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赤裸裸的说了出来，并且是对着李陵“母及妇”表达的，他希望李陵“死战”。

于是，仅仅因为李陵没有战死，他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

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国军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是在于他没有死，因此他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

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以道德和夷夏大防为第一要务，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做为界定标准的。谁想和异族议和，谁就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

是以卢象升对崇祯说“臣主战”，杨廷麟说杨嗣昌、卢象升二人之争是“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两人实际上使的同一个招式，而且这是一招无解的绝杀。

他们两人这招，甫起手就已经从道德上彻底封杀了崇祯和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议和的企图，“主战”两字一出，即使对面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最后也只得乖乖说声“战”，再也不敢言“和”了。因为无论是谁，都不会也不敢去挑战中国千多年来庞大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不是和什么具体的人在交手，这是在与天下为敌，是和一个根本没有实体却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作战，就算你贵为天子，也是一样不成。

面对如此严重的指责，当然杨嗣昌在知道后，会大为恼怒。

当下他先把杨廷麟派去卢象升手下任赞画军事，然后又设法夺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职位给陈新甲（就是日后替崇祯偷偷议和不慎泄露机密，最后为崇祯背了黑锅被杀掉的那位兵部尚书），《明史》曰：“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卢象升未动一兵就已经获罪。又使大学士刘宇亮前去督师，并要巡抚张其平（此人后来以失地罪被崇祯杀了。其实若卢象升不败，他也不能因失地被杀，颇有自作孽的味道）切断卢象升的粮饷，随即又以云、晋有警，把总兵王朴的部队从卢象升手下调走。

其余还有一大堆手脚不提，总之在杨嗣昌如此这般一番算计之后，号称总督天下援兵卢象升的部队，此刻就只剩下了杨国柱和虎大威的五千人，且粮饷就此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