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 -- 北地

　　中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遍布王朝兴衰更替的故事，它看似锦绣纷呈的万花筒，又像变化无端的魔方。这不单使执著于文化的猎奇者神往，也使许多醉心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痴迷。一句古话经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这句话流传了千年，业已为后世之人达成共识，也是千百年来读史者最广谱的理由。然而“为鉴”之法，却大相径庭。

　　显然，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得失的尺度，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原因在于，道德不是一个恒定的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会因时间、地域乃至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甚至是完全相反。可以说，简单的道德尺码，容易让人迷失于偏颇的价值观中，使人辨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挖掘历史中的权谋，无疑是成熟些的选择，对于采取此种视角的读史者来说，褒义的评价是老谋深算，贬义的评价是老奸巨猾。应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向来不缺少这种算计人的智谋，但是对于兴衰变化的深层原因却少有研究，除了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作为总结外，很少拿得出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由此可见，常见的读史视角实在难以起到“知兴衰”的作用，它的局限性使它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负荷。于是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来找寻这规律性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

　　既然谈到规律，那么我们的视角就该定位于科学而非玄学。科学，就要有系统的论据作为支持，而论据的来源则无一能脱离历史。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历史，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分析样本，更是过去社会科学的实践报告。

　　不可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待或阐释，总有些历经沧海桑田仍不能改变的事物永存--这才是我们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内容，也是无数历史爱好同仁皓首穷经，试图通过冗杂的历史资料，穿越时光的障碍，拨开重重人性迷雾所要探询的兴衰密码--历史的一般规律。

　　然而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却远非易事，除去要仔细品读卷帙浩繁的史籍外，还要在读史的过程中，过滤掉虚假信息。这是个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自孔夫子开始，许多历史记录者就根据自己的好恶肆意篡改历史，为这个坏风气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河。以至于后世的统治者们修史，也没了道德底线。典型的如乾隆皇帝，公然命人在四库全书里杜撰、篡改历史，此行为不可谓不无耻。

　　若说孔丘篡改历史（文学界通行的说法叫“曲笔”）还有几分可爱，因为这毕竟是出于一种善意的理想，那么岳珂杜撰历史就有了明显的功利色彩。在一个重血缘、重门第、重承传、重渊源的国度里，背负着死刑犯后人的名头，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不免有呓语之嫌。想要在政治上翻身，首先就要洗清自己“政治审查”上的污点--祖一辈的案子一定要给平反，否则不单自己无法出头，恐怕自己的子孙也要捎带着见不得天日。因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为祖父平反上。究其一生，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是在仕途上却能步步高升，实乃是他在平反工作中功绩彪炳的证明：宁宗、理宗大约都认可，当初高宗惩处岳飞过于严厉，于是对其子孙给予了相当的政治补偿。

　　平心而论，岳珂的所为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修史者，将其翻案所杜撰的论据列入堂堂正史，就显得太过荒诞。

　　历史中更多的伪信息来自于记录者的曲笔，原因不言自明，是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暴力胁迫，如司马迁，就为此丧失了做男人的权利。为了保全生命，他只能有选择地写出历史，许多应该明确出示的信息就变成了隐含信息。类似的情形在历史记录中层出不穷，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大多都很“讲政治”。讲政治，无疑会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但是却使历史失真，更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无端平添了许多负担。

　　至于战国时期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史官兄弟四人，不说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却也是凤毛麟角。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当时的政治氛围尚未像后世一样压抑，君权也未神化，统治者的权术意识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准。而史官在记录历史的态度上，尚能保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甚至愿意用生命捍卫这一信仰，实在是难能可贵。

　　从后世之史中曲笔成分不断增多可以判断，中华历代帝国的政治文明中，统治者的权力、权术意识是递增的，而道德基准线却一降再降。由此不难看出，中华的历史不单是一个权力集中的渐进过程，还是个道德水准的逆向淘汰过程。

　　因此说，甄别历史素材的真伪和挖掘出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潜在信息，才是我们揭示历史一般规律最难的课题。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利用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对历史规律进行技术性解剖。

　　信息的遗失和篡改过的秽史固然是探寻规律的天敌！除此外，我们又时常有感，总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中左右着历史的走向，而那王朝兴衰更替的神奇变化，就像被上帝之手翻动着的魔方一样变化无端。然而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这其中虽有诸多偶然，却绝非无迹可寻。究其症结，实难脱离政治范畴。

　　政治经济学课本上常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含蓄也太模棱两可，起码不够直观。换一种说法，似乎更能清晰地表达出两者的关系，即：经济是政治的目的。反过来说，政治的终极目的一定与经济挂钩。基于此种逻辑，我们可以判定，经济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中，也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对此的认同，意味着我们未来解剖历史将以经济作为初始切入点，再辅以其他社会科学并行，来阐释历史的一般规律。

　　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完全将其解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撰写此文的初衷，旨在提供一种视角重新衡量历史中的得失，因此所选素材求精勿求全，只截取先秦两汉中典型的历史断面作为基础分析样本，并由此延展开做深入浅出的探讨。然而仅仅这些断面，在经济视野下，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许多与传统读史法相悖的结论。对于文中句句诛心之言，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观点，希望不要以传统的价值观来约束、批判。

　　简而言之：欲知兴衰，须探人性密码；欲问政治脉搏，必先理清经济谜团。是为开篇。

　　有关秦帝国诞生的基础，以及它的鼎盛和消亡，公认的说法是自商鞅变法后，处于战国时期的弱国--秦，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直到消灭其他六国，统一了华夏大地。史书上还说，商鞅变法导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然而这“改变”之中内在的联系，却没有尽然。对于史书里刻板、僵硬、符号化的述说，我始终难以理解透彻，所以读起那段历史也就不得其法，总觉得其中有些奥妙没有品透。待到自己的阅历和社会知识日渐丰厚，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豁然开朗。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注1]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注2]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等。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秦国的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秦国的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理念，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变革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导改革进程的权力。至于这个中原因，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这里，我们先看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4两句话中，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是指统一度量衡。商鞅的初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客观上，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这会降低交易成本，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是《汉书o食货志》中董仲舒[注3]的一段言论，大意是，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允许买卖，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仅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土地一旦私有化，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即土地成为商品。土地交易合法化，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当然，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现象。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

　　简单些说，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维持继续经营，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土地受让方，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被采纳。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

　　由此可见，土地的整合原因，是因为效率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

　　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私有化，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而是成为富有者（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因为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严重扭曲，从而使贫穷者（也即无权者，通常指小农和庶民）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住自己的土地。

　　对于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土地获得者来说，土地的生产效率高与低，并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经营资格，于是主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动因就丧失了。这样的土地兼并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效应，因此说这是不打折扣的恶性整合。

　　根据马太效应[注4]，这种恶性整合导致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贫者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萧条。

　　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建立在公平的环境，而且是严格遵循社会契约精神，才可以履行相应的责任权利。任何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殊权力，都会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从而使市场功能失灵。

　　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显然不具备促成一个健全的市场的客观条件。当时也没有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凭借此就认定那个时候无人对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许多朴素的理论至今仍然不过时，丝毫不比今天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逊色。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在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中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的道德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

　　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中，往往政客们嘴里说出的冠冕堂皇的台词，一定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反而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借口。若是想挖掘出他们的潜台词，就需要考虑到他们的立场，然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根据他们的公开台词所倡导的方向，两相对比，才能品味出一二。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下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良措施必须具有可执行性。倘若改良措施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即便有暴力维护，也是无法立足的。其根本，在改良措施主体上。换句话说，改良措施不可执行，而用暴力强制施行，那么会导致暴力的使用成本无穷大，而无任何收益获得。用句打比方的话解释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是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无偿社会劳动）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

　　连坐法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鼓励告密的措施，是一个将无辜者也牵连进去并进行惩罚的措施。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击穿了道德底线，把人类的良知当成了可赎买的商品，为日后的道德滑坡创造了首开先河的必要条件。

　　当然，若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看，连坐法无疑降低了相当的机会成本，否则也不会大行其道。

　　说到禁止私斗，主要是针对城邑间的，说得更深些，是针对贵族的，因为只有他们才会为抢土地而指挥人私斗。土地国有制强化后，利益团体瓦解了，这种私斗现象自然会消失。辅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鼓励为国公斗。公斗有奖，私斗重罚，从制度上又铲除了可能滋生私斗的土壤。

　　至于《商君书o垦令》则彻底阉割了当时秦国民众的娱乐生活，使之精神消费处于空白阶段[注7]。而后灌输的思想也都是耕地杀敌得利等功利思想。

　　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限制民间消费，这无疑是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做积极准备。由此我们可知，商鞅不打折扣地兑现了他的政治诺言。

　　商鞅的政治理念显然不是以民为重，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最终的利益获得者是统治者，而和民众无任何关系。即便是藏富于民，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从客观上，他满足了当时“耕者有其田”的需求。

　　对比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前苏联等，我们不难发现，两千多年前秦国所奉行的国策，竟和这些现代国家所奉行的国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历史上，我们把这种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统一称为军国主义，或称黩武主义。

　　在两千年前，尚不流行主义这一说法，倘若流行，恐怕也要有个商鞅主义。其实商鞅主义也好，军国主义也罢，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至多是在政策细节上有些许差异，这并不能影响其本质上的一致。

　　由是可见，我们两千年前的老祖宗们在政治思想上就已经很成熟了，若说后世的我们还要效仿国外的政治理念，实在是舍本逐末。其实有的时候，外国的和尚未必就比中国的和尚会念经啊。

　　百家争鸣，辩家鹊起，铸就了无比辉煌的战国文化。这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化大分工，令社会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人群。那么以现代的人力资源流动理论看待，这个人群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史记》中我们得知，秦孝公同商鞅有过进一步接触后，他们有过连续数天长谈的记录，且“语数日不厌”[注8]。一个统治者和一个政客的长谈，肯定不会是风花雪月、家长里短。历史对此并无直接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模拟出当时秦王与商鞅长谈的场面。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侧面记录中得知，商鞅是在充当一个蛊惑者、怂恿者的角色。

　　但我更愿意把他定义成政治推销员，而他所兜售的产品理所当然的是政治理论。

　　商鞅名义上携带的政治理论是“帝王之道”和“强国之术”。据说帝王之道，要到三代之后才能见着成果和收益，显然是个远景规划。如果把政治策略当成投资，把未来的政治结果当成收益，那么帝王之道在理论上会有非常高的政治收益，而成本则是非常漫长的等待周期，这周期长到孝公不仅要耗掉自己的一生，还要搭上自己的子孙合计三代人的励精图治，才能见到成效。这成本太过高昂，高昂得让秦孝公无法接受，于是他拒绝了这种投资方式，而选择了强国之术这种现得利的方式。

　　用费雪[注9]的时间偏好理论解释：孝公的选择符合正时间偏好率的特征，即[注8]出自《史记o商君列传》，原文为：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大意为：（于是）卫鞅重新觐见孝公，孝公与之讨论时备感投机，不知不觉间，在垫席上竟然向前移动膝盖好多次，两人一连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我们姑且放下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否有效不论，单是这漫长的时间风险，就是一切收益的大敌。这收益，包括并不仅限于政治。-

　　为政者在任期之内看不到成效一点，就足够让其望而却步了，尤其是他的任期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是一致的。孝公的理由非常务实：让我一辈子郁闷等着成帝王，这买卖不中，我要干一番事业，得在我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成果。

　　商鞅有没有帝王之道，这帝王之道是否有效，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去印证了，反倒是这强国之术最终使孝公五代之后的子孙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帝王大业，至于那些或是采用或是没采用帝王之道的君主，他们的家国业已先秦一步消弭在历史的尘埃中间。这难免令我们唏嘘不已。

要想使落后的社会先进起来，就必须全面的革命。而改革就一定会改变已有的利益格局，必须用强力来保障。从来改革都是血雨腥风的。

　　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的是实践的检验。而这种检验，往往是要冒些风险的。比起经济上的试错风险，政治上的试错风险更可怕，因为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后世王莽[注10]的“王田”政策，王安石的“青苗法”，都因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终成大祸。

　　自然科学的理论尚可假定，随着技术能力提高而逐渐检验，去伪存真；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则须立足现实，针对当前情况循序渐进发展。

　　许多伪科学往往听起来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却有悖于常识。虽然能描述一幅非常美丽的远景画面，却无通往这远景的通路。如此看来，这帝王之道，很可能属于伪科学的范畴--除了传说外，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它可以助哪一个国家长盛不衰。上古时期的神话，倘若是真实的，又何来后世的兴衰更替呢！

　　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商鞅的帝王之道是子虚乌有的，而他想兜售给秦王的，仅仅是他的农战思想。作为推销者，商鞅的策略是很有效的。他提供了两个可选择的商品，把自己拿不出的产品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却非常不靠谱；能提供的产品却说得朴实无华，而且现实可行。

　　这种可选择的推销方式，无疑很容易将潜在客户--秦孝公的思维限制在两个产品之中。倘若只是一味地吹嘘强国之术多么多么优秀，恐怕这生意就吹了。孝公的第二个选择很可能是拒绝商鞅的商品。面对寡头的时候，难免让人滋生戒备的心理。

　　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的时候，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虚拟竞争对手，会让你的客户有着莫大的安全感，使他感觉自己是寡头而面对多头。然而这只是个心理作用，也算是个思维陷阱。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客户面对的依然是寡头，只是他不容易觉察而已。

　　当然，客户可能跳出这个思维陷阱，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同客户的需求差距过大。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的强国之术，证明商鞅兜售的产品在他那里有市场，和他的利益诉求有契合点，符合他的需求。

　　说到这，又出现了个问题，假使孝公对帝王之道感兴趣，作为商鞅又该如何处理呢？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偷换概念，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法，将农战政策换汤不换药地呈给孝公，通俗的说法是两头堵；二是将帝王之道尽量往离谱处介绍，如果孝公务虚不务实，大可以借此登上庙堂过几年好日子，若是他追究效果，可以用未到约定时限为由搪塞，如果再进一步，孝公等得不耐烦了，要些可见成效的内容，就可以重新拿出强国之术来。

　　如此之行，实属诡道，难登大雅之堂，但大多行之有效。

　　幸运的是，孝公是个务实的人，用不着商鞅煞费苦心地采用诡道手段，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农战思想。而商鞅，也顺利地达成了自己货与帝王家的夙愿。

　　商鞅的推销术，以经济视野来看，实在有些太过微观了，至多是营销学范畴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需要用显微镜观看的片段，往往能起到扭转历史车轮走向的作用。

　　以商鞅的职业性质以及特点做界定，显然他又可以认定为在历史舞台上的另外一种角色。没有权力资源，而依靠自身的专业技能与权力资源掌握者合作，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与现代的职业经理人在本质上非常类似，只是针对的利益团体不同。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反过来说，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所兜售的内容是他的管理理论，这种价值交换同样可以看作是销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