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京胡同一日游（一）——“找不到”的“苦雨斋” -- 光在哪里
昨天跑了北京四个城区——西城、宣武、崇文和东城；走了一整天路——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宿舍（其中晚上一个多小时吃饭，中间偶有以车代步）；目睹了好几位名人曾经居住的地方——鲁迅、周作人、蔡锷、谭嗣同、张之洞……没有走万里路，亦不曾读万卷书，但却收获了不止“万桶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我努力记下这一天的旅程。因为地方太多、故事太多，无法一次性完成，只好慢慢整理。先呈上鲁迅兄弟居住的那个小院的故事。
早上八点半左右我们一行八位到达第一站——八道湾胡同11号。也许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来到这里之前从来不知道这是鲁迅哥仨曾经居住的地方。带领我们参观的李江树老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很细心地在之前就亲笔绘制了一幅“八道湾住房分配示意图”，拿着图的时候我期待不已，盼望着图上的构造变成现实。
站在八道湾的胡同口，李老师给大家耐心介绍：八道湾胡同正对的赵登禹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是一条河，名曰金水河，一直流向怀柔。上面铺着青石板，而八道湾则是一条小河汊。而今无论是奔流的大河还是潺潺的小河汊都已经不复存在，这让走在已经被填平的八道湾上的我们，不觉一种沧桑突然袭来。我怀着拜访名人故居的愉悦心情，走在绕来绕去的胡同里。因为李老师告诉我们当年照顾周作人的张淑珍老人还健在，2004年还曾采访过并且介绍了很多昔日的场景。张淑珍老人生于1922年，因其丈夫姓白，周作人称其为白太太，而她的大姨则伺候大先生鲁迅。心想能听这位老人讲周作人的故事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我们绕了很久终于到了一所破房子前，李老师指着那棵大树告诉我们，那是鲁迅当年亲手栽下的，而大树北面那个破烂不堪的屋子就是张淑珍老人住的屋时，我的心立即变得拔凉拔凉。那个图上周氏兄弟曾经居住的院子而今已面目全非，更令人遗憾的是老人也于前年去世了。我们只能面对一座破旧的房屋还有一棵不会说话的大树，心里真不是滋味。谁都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个普通民居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面对借书名单里那些响当当的大教授的名字，虽然仰慕备至却无法得见。1920年4月7日，27岁的毛泽东来到了这里，拜访新文化运动中这二位著名的人物，可鲁迅去了琉璃厂，无缘得见。不过周作人还是在这个屋子里热情接待了这位有志青年。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身上。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李葆华也遭到张作霖的追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到周家，化名杨震，被藏于此屋。后周作人运用关系将其送到了日本。
不仅如此，俄罗斯盲诗人、世界语者爱罗先珂也曾在此屋居住。爱罗先珂于“五四”后来到中国，蔡元培让鲁迅接待，鲁迅便安排其入住此屋，一住又是半年之久。
然而，房子昔日的光彩早已无从得见，剩下的只有这个破旧的屋子。
不能得见老人，我们已经有些遗憾了，但后面更让人郁闷。当我们再次提起兴趣寻找周作人当年的书房“苦雨斋”时，却只剩下了现任房主的热情介绍。除了一面墙之外，其他早已改装。想想周作人在此居住48年之久，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在此完成，而今只能对墙凭吊，又怎是一个遗憾所能表达。对面鲁迅曾经完成《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著作的书房而今也已易主，找不到往日的半点痕迹。
当我们被现任苦雨斋的“主人”热情地送出了大门，再次踏在鲁迅曾经走过的路上，想着曾几何时，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叶圣陶、沈雁冰、沈从文、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郑振铎、俞平伯等一大批各界名流络绎不绝穿梭于此；想着鲁迅曾精心挑选此地，却因兄弟失和只住了三年零九个月；想着周作人在年过80的时候请故宫博物院的金石篆刻专家专门篆刻一方“寿则多辱”印时，心里除了酸楚不知还有什么。
找不到的苦雨斋，看不到的周氏小院全景，给我们这次旅行带来了第一个遗憾，后面才发现遗憾又何止如此。
您说的非常对，现在的胡同保存完好的太少，绝大多数都是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尤其菜市口附近那片全部要拆除了
先献花，嗯。
看你这文章，我想起2005年春天，我即将离开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北京，于是特意抽出一天，来了个一人胡同游。不过我比较懒，晚出早归，又没有人指导，所以收获远不如你了。因为西四一带比较熟悉了，所以那次我的重点是东城。记得是中午从朝阳门进城，先在瑞珍厚吃了顿锅贴，然后走隆福寺，南北锣鼓巷，过鼓楼金锭桥转到什刹海。那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第一次看到了著名的后门桥也就是万宁桥，和金锭桥的水兽。我记得当时在北锣鼓巷走累了，真想随便推开一家院门进去歇歇。在锣鼓巷看到一对男女，男的一边走还一边唱着快板绕口令，“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横看竖看一道黑。。。”着实有趣。
原先我也特别惋惜北京城这些年的毁坏。后来看了王军写的《城记》，我觉得这是个多米诺骨牌。当初建国的时候决定把首都放在旧城里面，这就注定了北京城后来的命运。因为北京旧城的交通和住房，不太可能容纳一个中央政府的所有办公人员。而且进出车辆天天钻城门的话，太不方便，交通事故也会很多。所以政府机关都放城里，那就肯定要拆城墙拆牌楼一路这么拆下来。
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把政府机关放公主坟的方案，当然是可以从根子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过考虑当时的人和物两方面情况，其实这个方案被采纳的可能性我觉得它就是零。
至于说这几年拆胡同，我觉得吧，一个是人口爆炸的后遗症。八十年代知青返城以后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房子都不太够住了。原先一个院子一两家，后来变成了大杂院。居住条件下降了好多。四合院外面看着好，可是这么多人挤着住，这个滋味其实是很难受的。哪怕单纯从改善居住条件这个角度看，这个时候其实拆胡同已经成为必然了。
当然了，实话实说，我们在传统上，对于城市规划以及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意识还是不太够。房地产热以后很多开发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城市规划部门有一段时间盲目的把北京按照单中心格局拼命摊大饼式的发展，这些也都加速了北京城的毁坏。
不过我真的觉得，一个政府机关放老城区里，一个人口爆炸，这两件事儿，真的就把北京城毁了一半儿了。
这次看胡同，看这些名人的故居，最大的感受就是遗憾，我个人觉得胡同不是不可以拆，而要选择性拆除，比如同在一条胡同里的中山会馆正在修缮，而其他很多会馆都在准备拆除。尤其遗憾八道湾这个地方，周作人生活了48年啊，而他本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决不亚于鲁迅，而今连书房也只是留下了当年的一堵墙，真的有些不能接受
北京城的拆除确实如你所说，是个多米诺骨牌倒塌的过程，其中各种因素都在起作用，并非单独一项使然。
梁陈方案并非完美，实际上面对当时的难题也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中央既然决定首都办公区放在城里，也只能继续拆拆建建。不过，拒绝梁陈方案的理由之一是预算和改造难度，从执行的结果看，改建的花费比在郊区新建一座城市更大。解放初北京周边都是农田或荒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征地拆迁费用所需无几。而且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起，远比旧城改造省钱省力。
所有的因素中，最大的因素只有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所以北京城的命运，在它刚刚从战争的烟尘中缓过气来时，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