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61) 迟到的转正 -- 内燃机车

61 迟到的转正

周锡英，1953年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测绘专业毕业，分配在铁道部大同机车工厂，在技术监督科工作。大同工厂，是一个生产火车头的名厂、老厂，在祖国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机车的年代，周锡英立刻投入了火热的多出车、出好车的战斗，以一颗热爱党的赤心，干着党指向哪里、奔向哪里的崇高事业。

入厂以来，以他出色的劳动成果，年年评先进，岁岁当劳模，机车厂大门外的标兵榜上，高悬着这位英俊青年光辉形象的大照片。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经过党七年的培养和考验，1961年，他“先进分子”的本质，得到了党的认可，支部大会一致同意，吸收他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预备期一年。

1981年10月，都过去廿年了。我那时是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的副厂长，分管基本建设。周锡英调资阳厂十多年，在基建组工作。我刚上班不几天，他就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是找我汇报工作来了？不是。他说：“我来请求落实政策？”1961年入党的青年党员，还会有什么冤案？

周锡英有个哥，叫周锡芳，成都金牛区人，早年卖点布匹，作小买卖，因生意不好做，就干脆在家务农。他多年不干农活，有点生疏。一次，生产队让他去把河水引来灌田，田有高有低，他本是好心，想高低处的一块放水，他没想到，低的田坎是新筑的，经不起水冲，一下把田坎冲垮，水放跑了。这事，要落到别人头上，好说。一是人家业务熟，不会这么去放水；二是干错了也是小错，算不了什么。可周锡芳不同呀？地主出身，涉嫌阶级报复，故意破坏！现在，大家谁都会想到，阶级敌人搞破坏，只能悄悄干，谁敢这样明目张胆，自己给自己找罪、加罪。那些年，哪管得那么多，按破坏生产罪名，判处“管制”两年。谁叫你身上有个“地主狗崽子”的标签呢？！

他哥在四川成都犯事，周锡英在山西大同，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又和他的党籍问题牵上了呢？只要找“问题”，再加上“推理”，怎么都找得出点事来。第一，你周锡英和哥有书信来往，这叫“有联系”！那时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给这样的哥岂能通信？第二，还有经济来往，可能周锡英给家里汇了点钱吧，这不也是帮助解决点社会问题吗？不对，这是划不清阶级界限。这样一来，周锡英这个久经考验的先进分子、劳动模范，一下就变成了“落后”、“平庸”。对不起，不够党员资格，不能转正。

现在找我申什么冤呢？他说：我哥的问题，1968年已平反，他不是搞破坏。我这个党籍还能不能恢复呢？我问他：“你找过政治部领导吗？”他说：“找过，我去问我还能不能入党？”他们答得含糊，说是“够呛”。“胡厂长，你看我这党籍问题，能恢复吗？”

我性格火爆，加上对这“出身”问题特敏感，我一下火冒万丈，心想，这还有讲理的地方没有？我马上到政治部档案室把周锡英的档案调来看了。问这事该找哪里去解决？人家懂政策的人指点迷津，他说：“党籍问题，应由原单位解决，和我们工厂无关！”

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程，我绕道大同，去为周锡英这事“讨个说法”。其实，我管基建，和落实党籍的事不沾边，我就是忍不下这口气。我在招待所，把大同工厂的组织部长请来，我较详细地讲了周锡英的事，我特别强调：“党籍问题按规定应由原单位处理，请他们帮助查一查。”我和组织部长，人虽不认识，我也没带专门办这事的介绍信，可他们和我一块在部里开会的厂长，可以证明我是资阳工厂的副厂长，他当然还是客气地应允了我的请求。

我这人很自信，我认为周锡英的党籍问题，肯定很快就会顺利解决，回来我也没和周锡英讲。又打了一次“抱不平”，十分心安理得。有时和别人讲起这事，还自鸣得意。最近，为写这篇稿子，我打电话问了周锡英。我问他：“你的党籍问题解决了吗？”他说：“解决了，我年年申请入党，我是1986年被批准入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你重新申请入党？那原来的党籍有没有恢复啊？”

我们俩在电话里讲到恢复党籍的事，他才补充了一句：“有这事，1987年厂里政治部给我发了个文，说我的党龄改从1962年算起，多算了廿六年。我想，我都重新入党了，这件事就没放在心上！”

咋的呢？我到大同工厂去“申诉”，没起一点作用，都五、六年过去了，才有点响动？我让周锡英把平反通知找出来念我听听，内容很长，和我上边讲的一致。我问他：“你向431厂和大同工厂申诉过没有？”他说：“没有！”可平反通知，明明讲根据周锡英“申诉”，谁申诉的？向哪申诉？

周锡英说：“我不知道！”

好个周锡英，我打电话到工厂组织部找姚孝吉部长，才把事情问清楚了。1986年左右，厂党委将周的党籍问题报内江地委，内江复函厂党委，让找原单位大同工厂处理；厂党委给大同发函后，大同工厂报大同市委；大同市委又复函资阳431工厂，告知按上级指示精神，可由431厂自行处理。据此，1987年资阳工厂作出了恢复周锡英党籍的决定。

来往文件，都说是根据周锡英的“申诉”。这事，和我大同之行，一点边沾不上。对我来说，这叫不知水之深浅，自作多情！悲乎！

62 退休前夜

晚年，有天岳异书记忽然找我谈话。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任务哩！

不是，他是讲对我这个人的看法。他说：“我把你的档案找来看了！”我吃了一惊！岳异看我档案，又有人揭发我是特务？我又犯了天条？他接着说：“我觉得你这辈子没有能很好发挥你的作用！”

岳书记，老干部、老新四军，从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请大家掂量一下，他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

后来，他要调回大连工厂，临走时，他和我这“臭老九”又交了一次心。他说：“我们已报了你任工厂的副厂长，内江地委已同意，就等铁道部批了。”

若干年后，我听到一点有关我这副厂长任命的是是而非的传言。

有人认为：“他出身不好，不符合提拔干部的阶级路线。”已经打倒四人帮几年了，说话的人，阶级路线的弦还绷得这么紧，早该松了！

有人认为：他是“臭老九”，没有阶级觉悟。党不是一再讲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臭老九”应该发挥作用。

有人认为：现在讲干部年轻化，他56岁了，不符合年轻化的条件。过去耽误了，所以才要落实政策，解决一个、算一个。

听说，意见不少。

不久，我去北京开会，到铁道部政治部研究室看望陶大钧主任，我说：“我们厂报了个副厂长上来，批了吧？”他“呵”了一声，大大叹息了一句：“你遭了！你遭了！干部年轻化，我们五十岁都不批了！”

怪事，我回到厂后，铁道部居然批下来了。人家领导机关掌握政策就是好，人家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你想挡也挡不住！

事情没完！我学土木工程，理应分管基本建设。我上任就遇到新建宿舍内墙渗水的事，和我没多少直接关系。我为新房渗水的事挨批！住户把我引到有关地方参观，墙上尽是雨水浸透的痕迹，有的家里衣物已发霉。

这事，为什么要大加声讨呢？当然，群众意见大，还听说，有人认为“臭老九”有个劣根性，只能把它狠狠压着，让他抬不起头，不然就要翘尾巴。

我和基建总站站长张利彬，一块到省里去“走后门”，要点水泥指标，在路上谈起这宿舍内墙渗水的事，我们一路走、一路观察，看看人家类似的房子是怎么修的。到成都后，还没停下来休息，我俩就找出了个渗水的原因：这种红砖宿舍，要就挑屋檐，让雨漏不到墙上去；要就用水泥沙浆抹面，飘雨也不会渗水到内墙去。而我们的宿舍，这两项措施都莫得，它怎能不漏呢？

我和张利彬回厂后，马上找负责施工的同志，来商量补救措施。大家同意：“加个屋檐就行。”我下次再到住户家去访问，都讲不漏了。

我前面讲过老红军钟南辉，讲过三八式老干部谷燕民，还有这个老新四军岳异，他们似乎有一种本能，觉得应该相信、关心、爱护、正确使用知识分子，让他们能心情舒畅，发挥一技之长，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好事。现在岳异还公开讲，我在西南交了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可有的人，他天天举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屠刀，横砍顺砍。我有一件事不理解，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却千方百计地渴求他们能多拥有一些知识！你说怪不怪？

有次，岳异回厂参加什么活动，厂里通知我一块去游三星堆。谈起往事，你猜岳异说什么，他说：“让你作副厂长，就是让你多干点事。”

现在大家可以评一下了，谁对？谁错？

63 王小阳

王小阳，老三届，成都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厂里印刷厂当工人。印刷厂，属我管辖。他住单身宿舍，正好在我楼上，和我儿子很熟，时常到我宿舍来玩。在厂里，我是单身职工，在大食堂吃饭，人多、排队，尽是我儿子给我买好，端回宿舍。每餐三两饭、五分钱菜，长年累月，天天如此。

1976年，我儿子到长沙铁道学院上大学去了。听说，临走时，儿子委托王小阳为我买饭。于是，有四年时间，我儿子这份差事，成了王小阳的专利。后来，厂里的电视大学办文科班，王小阳电大毕业，有了大专文凭。后升任印刷厂的负责人，在这期间，他入了党。

我1984年离休，我退后，他调到成都铁道部西南铁道科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印刷厂厂长。恰好，这时我受聘在铁二局编工运史，我请托他们工厂，承担这本书的印刷任务。他很认真，这本书从封面到内页都印得不错，大家满意。他们这个所在峨眉，印书期间，因为校对，我到他们所去过。他问我游不游峨眉山？我说我游过，就是金顶没到。因为高山缺氧，那次头晕，没上得去，有点遗憾。他说：“现在有索道了，这次去试试，慢点走，可能会好些。”没上过金顶，有点死不瞑目。我说：“好，我们去试试！”车开到索道处，买票、上车，王小阳跑前跑后。这次，真上金顶了，因怕走快了头晕，小阳扶着我，慢慢走，山前山后，游了个遍。心满意足！

我倒高兴了，王小阳糟了！他在山上活动多了一些，反而头发晕，吃不消。这次，我祸及小阳。

1984年，王小阳改任铁道部西南铁道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职务变了，权力范围变了，他兼管小车。那年月，小车稀缺，出门很不方便，王小阳经常主动找我，问我用不用车？我一个已退职工，又不是铁科所的，怎好用他们的车？怎好给王小阳为难呢？王小阳才不管那么多呢，不光我有事找他要车，有求必应，即使我没有要车，他也主动给我安排地方去游览，让我散散心，放松放松。我问他：“你不怕所里的领导和同志们有意见？”他说：“我已经给所领导讲了，领导打过招呼，让我把你这个老领导照看好。”你说这王小阳，他现在和我没有半点利益关联，纯属过去那么一点情谊。人已走，茶不凉！

他安排我出去玩，怕司机在路上照顾不周到，每次亲自陪同，费用全包了。记得有次去游名山县的蒙顶山，这里曾是红军占领过的地方，古迹犹存。有次，我苏联那个堂弟一家四口人，回国探亲，我让他安排接待，减少了我许多麻烦。这类事，有的是。

1986年，他升任院工会主席，这时，他们单位已改名为铁道部铁道科学院西南分院，他已升为院级干部，但他仍和过去一样，对我这个已退老头，一如既往，常来家看望不说，逢年过节，他把我和他们需要慰问的职工，一样对待，送上一份慰问品。你们看见过这样对待老同事的人吗？

王小阳检查身体，发现心脏血液“反流”。如果一般情况，可以赖着不理它。如果反流严重了，就必须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我哪懂这个病呢？王小阳的爱人刘英，是妇产科医生，一次她告诉我：“小阳最听你的话，有时，连我说他都不听，有些事劳你常开导他。”我想人家已经是铁科院西南分院的院级干部，还用得着我去七嘴八舌吗？

1987年，有天，为这心脏反流的事，他到家找我来了。他主要是来征询我对他这病要不要手术的意见。这病，我不懂呀，我耐心详细问了他整个诊治的过程，其实，他已到北京阜外心脏外科医院，把这病的机理、治疗方法、远近期疗效，弄得一清二楚。连作过这种手术的病人，他都亲自访问过。当时，阜外医院实行费用包干，医疗费五万元，铁科院同意报销。你说这还需要问我这外行干什么？他完全明白，他这病必须手术，阜外医院对这种手术有绝对把握，北京他有亲属、医疗费有保证，该怎么办，他实际上一清二楚。他似乎觉得，还需要找我说一句话，他才踏实。我当然说了：“看来，这病是该作手术了。到北京阜外作手术，我放心！”

我以为王小阳还在成都没走哩。一天，我接到他爱人刘英的电话，从哪来的，北京阜外医院，她说：“小阳手术不错，要出院了。他让我给胡厂长打个电话，感谢你，帮助他下了决心！”唉呀，好快，想不到都要出院了呀！

2004年，春节前，小阳院里一位职工举行婚礼，工会主席理应到场祝贺。离家时，人还好好的，礼毕，宴席间，他突感不适，急呼120急救车，车到，人已归去！

我退下来，到王小阳病逝，整20年。这20年，在我所有的同事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尽心、最关切、最照顾老头的，是王小阳，唯一的。

古话讲：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对小阳无恩，他涌泉关顾。我早年读书，家贫，有恩于我之人甚多，力所能及，未曾懈怠。

对王小阳，小记点滴，永志不忘！

64 张利彬解困

王小阳在科分院作领导工作，常来问我：“怎么当领导？”我答复他：“当领导要抓大事！”

这句话，他记住了，可他又常问我：“怎么抓大事？”

我问他：有这么几种人，你遇见过没有？

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持开会，连他自己都睡着了。

一种人，假装糊涂，躲为上策。遇上天大的事，一问三不知。我不知道呀，一点没有责任。

一种人，忙忙碌碌，晕头转向。一月、一年完了，你问他干了什么事？他连自己也说不知道。

王小阳回答：“这几种人，都遇上过。”

我问：“他们抓大事吗？”当然不是。

我说：“在你分工管理的工作范围内，按照上级的要求和安排，年初，你就要想好，我今年要干成一件或几件什么事？如果这事办成功了，对你整个分管的事业，可能会是个大突破、大飞跃。你认准了，无论何时，无论有什么干扰，日常事务再多，绝不动摇。那么，你年年都会有新成绩，年年都会上新台阶。”

我再引伸了一下，我说：象这样抓工作的人，短期内，容易被人误解，长远看，人们会理解你、支持你。团结在你周围的人，会越来越多，反对你的、拆台的人，会越来越少。

我讲这些空洞的道理，我不知道小阳到底理解多少，实践了多少。他职务不断变化，也不知他是否敢于和善于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

讲到这里，联系讲一讲我自己的事。

我分管基本建设，各方面很自然都有议论。认为这办公室主任，管点开会什么的、写个总结报告也许还可以，要实打实地完成庞大的基建任务，可不比开会容易，看看这老头有几刷子。

我哪来几刷子？我们负责基建施工和管理的单位，叫基建总站，是个机关，有这室、那室，分管不同业务。下面设车间，有木工车间，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有混凝土预制件车间……等等。还有由铁路职工组建的施工队，和占地农民组建的民工队，是个较庞杂的系统。他们讲得有理，你这办公室主任，哪经得住这些逗硬的事摆布呢！

我咋办？基建总站站长张利彬，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基建工作，有魄力、有经验、有威望，泼泼辣辣，敢挑重担。我在办公室工作时，对他印象不错；转到基建部门，他积极配合，任劳任怨。只给领导化解矛盾，从不出任何难题。天助我也，有这样的好助手，有人想看我的笑话，难！

我想，我的责任，就是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有客观可能发挥他们积极作用。

帮他们创造什么条件？

第一，要把年度投资和项目落实。没有钱、没有项目，你叫下边干瞪眼、干着急，人家怎么开展工作？这总不能让基建总站来干吧。计划部门来给我汇报投资，我说避免罗嗦，万元以下的数字别说，有个百万、拾万的大概念，在我这里够了，细帐下边去算去。

第二，抓设计图纸落实。投资、项目有了，不准备好设计图纸，人家拿什么东西去施工？基建总站是不管设计的，小东西我们基建组的工程师自己设计，大东西委托厂外的设计单位搞。这事，我要管、要问，要解决得及时。

第三，估算劳动力。项目任务有了，按多少投资、需用多少劳动力，可以匡算个大概数字。看厂里的力量够不够。不够，赶快委托地方、或另找建筑施工单位，早发包、早定合同。

第四，落实材料。那年月，水泥、木材、钢材这些建筑材料，都奇缺。上边分配的指标，往往都有缺口，得自己去跑。为这事，我和张利彬可没少跑路。我在铁路总指挥部呆过，和省建委的一些处长、办公室主任，都比较熟，我去了，赖着不走，扭倒闹，他们总要指点一些门路，让我们自己去找厂家，往往都有所收获。解决我们一些燃眉之急。

我这个当基建厂长的，如果不把上边四件事解决好，叫失职。如果解决了，下边不能圆满完成任务，你说该怨谁？有象张利彬这样的站长，他领导的施工队伍，还能不完成任务？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认为：“瓜瓜叫”！

我很爱护这支基建队伍，常有人来告他们的状，说他们修房子、搭临时工棚，修好占着不拆、碍事。我说，他们难呀，你们也体谅他们一点吧！帮大家修了多年的房子，好长时间连办公楼都没有，睁眼看看吧，别把他们看歪了，他们也要算建厂功臣。

这一节，是从和王小阳讲“抓大事”讲起的，这虽算不得什么大事，领导该管的事要主动去管，莫把脑筋动偏了。别以为打开水、扫地、接电话积极，跑腿跑得快，就先进。还要看你使力的地方，在没在“力点”上！

后来，又有人议论：“这老头还有点用！”

65 解决遗留问题

我们平常讲：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管基建，上任反“挨烧”。

我走到哪个单位，人家见面就象讨债一样。“胡厂长，帮我们单位修两栋宿舍吧！”有的是和我说两句调侃话，我可认真，我说：“老兄呀，劳你指一个地方，让我给你在哪里修？”谁也找不出一块可以修宿舍的土地。

咋没有呀？九分厂把篮球场不要了，用这块地来修房子，不是有地了吗？施工队进场，眼看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迎接新楼动工。有农民进场，把施工队的工具收缴了。你要动工建房，我还没同意哩！

用篮球场来修房子，还要经过批准？有这等事？

工厂公路两边，车间厂房两旁，伸腿就是农田，农民的草屋和工厂的厂房，在一块共有的大地上杂居。牙齿、舌头还打架，这还能没有纠纷！

不知哪一天，忽然有的农民找来了，什么事？你工厂的水沟把我农田冲了，赔起！哪里水沟有问题，我们在哪里修复，不是就不冲农田了吗？不能修，修好了，以后我找谁要赔偿。

他们有事来找厂里，没事也来找吗？中午下班，职工赶到总厂食堂吃饭，好家伙，黑压压一大片，有农民占领了饭厅。为啥？不知道为了陈古八十年的什么事！

有的人只要听说你厂里要在那里修建个什么？一夜之间，在原地上，一下会冒出密密麻麻的许多树苗来，让你点数、赔钱。

谁有什么招数？没有。按平一件算一件。可东边按下去，西边又起来。何时才是个头。

我跟王小阳讲“抓大事”，这应该可以算件大事吧。我让基建组帮我列个表出来，看到底有多少扯皮的事没有得到解决？咱能不能来个横扫，免得没完没了。

我想，这问题得靠地方党委、政府，和有的农民直接协商有点难。我到县政府找到办公室副主任罗开忠同志，他大学毕业，意气风发，年轻有为。他对我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对我这个老知识分子很关爱。他告诉我，有个女县长交待了，说：“胡厂长那么大年纪，有事要抓紧办，不要让人家老跑路。”多几次，人熟了，我有事还上他家去拜访，他从不拒绝。我觉得和知识分子打交道，似乎特顺手。

罗开忠出了个主意，他说，我出面，把县里、区里、公社、生产队各级有关的负责人，统统召集在一起，大家一齐到现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有多少、解决多少！他有魄力、有办法，有规有矩，足智多谋。

那天，我们派了几个车，把几十个人都接来，把“扯不清、闹不完”事的地方，跑遍了。在这么多政府主管面前，谁还敢不准我们在篮球场上修房子？谁还敢拿一棵草当青苗要我们赔？当然，这一次，大小问题一扫光。

这次，不费一兵一卒，我们收回了几十亩被有的农民占用的我们的已购土地。有些僻静地方的已购地，连我们自己都忘了的，也要回来了。

这里，留下了个谜团，我至今没解开。

我是个老坎，懂不起请客吃饭那一套，这不，那么劳师动众，请了那么多地方大员，到吃饭时候，不留吃饭？天下哪有这样请客的，何况是办这样天大的难事！你说，怪不怪？当我们回到招待所休息时，已准备好若干桌酒席，正在迎候贵宾哩！

为写这一段事情经过，我特地打电话问了管后勤的李邦泰厂长，我说：“邦泰厂长，感谢你呀，几十年前，你帮我解围的事，今天才来谢你，抱歉呀！”李厂长说：“胡厂长，你莫谢我，我不知道！”

哪位好心人，救了我这“草包厂长”的命，今天，我写在这里，白纸黑字，既表示感谢，也表示歉意。胡草包领情了，千谢万谢！

这事，四川日报发了消息，说这是工农联盟的典范。此后，厂里有些分厂，如三分厂、八分厂，在收回的土地上新修了不少宿舍。技校在收回的土地上，修建了实习工厂。

在这个过程中，还遇到过来找事的人吗？有！我们打电话给罗开忠同志，有县里政府出面，谁也不敢再来无事生非了。

我退下来，我听说罗开忠同志，升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有次中央开党代会，我看报上报道过他出席的消息。

反正，我烧的这把火，一切归功于县委、政府。没罗君鼎力相助，我一事无成。

66 测绘总图

1966年铁道部正式决定，资阳内燃机车工厂，在现在的厂址建厂。1966年10月20日，定为厂庆日。到1982年，按照原设计方案，建厂基建任务接近尾声。后因转产改造，基建任务逐步增加。

我在1981年，从李进生老厂长那里，接过分管基建的任务。李厂长是个老干部、老基建，经过他亲自建成的新厂，就有几个。他为人清廉、正直，人品好、作风好，是我十分敬佩的老前辈、老领导。他向我交待工作时，特别嘱咐我说，工厂范围长达十一公里，厂里的公路一百多公里，已建房屋五十万平方米左右，分布在两坝、十三沟里，这样大面积的一个工厂，除了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图纸以外，全厂没有一张总图。建厂十五年，这个事不能再拖了，你是不是抓一抓。

因为我内心里尊敬李厂长，他交待的事，我一点不马虎，坚决执行。即使我俩都退下来后，他来个电话，让我办什么事，我从不含糊。我每次回厂，总要去看望李厂长，表示尊敬、亲切、关爱。

我原来不太理解这总图的重要性。一次，听说有个地方水管坏了，检查管道的去查看，有农民在管道上已修了一栋房子，你总不能把人家房子拆了。要是先查看好总图，再建房，不就没有这种麻烦了吗？这只是举个小例子。

我听基建组的同志讲，简阳县有个冶金部成都勘测设计院（公司），是个大单位。我和基建组的同志，专程到简阳和他们联系，去了一了解，原来他们正好任务不饱和，能抽出力量来，帮助我们搞总图测绘。不久，我们签定了合同。金额我记不清了，可能测量费用有二、三十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讲，还是庞大的。不用别的比较，四川省一个17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九十多元，按20万算，如果乘20，就相当于现在的400万；乘30，相当于600万。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我最近问了一下当时配合勘测工作的周锡英工程师，他讲：来了五、六十人，测量将近一年才完成。功夫有多大？可想而知。

这里，我又特别要提到，感谢李邦泰厂长，五、六十人住招待所一年，要交多少费？这个测量队可是免费的呀！我事前没和邦泰厂长打招呼，事后也没表个谢意，我这是什么作风？为这事，我退下来20多年，越想越不对劲，我给邦泰厂长挂了个电话，讲了这件事，向他表示歉意。他说：“都是为了工作嘛！谢什么！”我就是这么一个“草包厂长”。

总图测绘好了，有点作用吗？据周锡英工程师给我讲：这次总图测绘很认真，我们厂在沱江河畔，从矮子桥西，沿成渝公路两侧，在九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地形、地貌、建筑、管网，都包括进去，绘制成了完整的十三张大图。如今，工厂转产改造，各个设计单位都是利用我们这张总图作为依据，来进行规划设计的。对整个工厂的建设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资料作用。

我讲“抓大事”，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我认为这是抓了一件大事；就全厂总体来讲，可能是小事。这一把火，是我经手烧的，可火是老厂长李进生放的。功在老厂长、功在基建组的同志们，功在邦泰厂长和大家的支持。

67 关桂兰

关桂兰，是厂基建组助理工程师，搞设计的。

1982年夏季的一天，淡淡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住院部里显得格外宁静。

我轻轻地走上二楼，在12号病房的门前停了一会。“请进！”，床上的病人发出了微弱的招呼声，我这才意识到我要看望的病人——关桂兰就住在这里。

我在病床边慢慢坐下来，发现小关的身体已近乎畸形：手臂骨瘦如柴，下部却水肿得很厉害。见此情景，我变得笨嘴拙舌，连安慰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我有一个请求！”还是小关打破了沉默，开始吃力地说话了。“我不行了，守护的同志为我熬更守夜，都快拖垮了。我不能再拖累他们，快把我送到太平间去吧！”

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一个请求呀！我连忙安慰道：“小关，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病，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当她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请求后，便闭上了疲惫的双眼。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陷入了深思……

记得是1981年春节前夕，小关带着为难的情绪来找我请假，说是想带孩子回齐齐哈尔老家看看，可后来她又没有走。一问，才知道因为要赶着设计刘松地区浴室的图纸，她决定不走了。难怪组里的同志去看望小关时，还特地告诉她：“你设计的浴室快完工了，按理你应该第一个进去洗澡！”其实，现在大家才明白，就在她抓紧浴室设计的日子里，癌细胞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小关年轻的生命。她每天不停地恶心、呕吐，但仍旧用手撑着胃部，强忍着病痛赶完了设计任务。听到同志们带来的喜讯，她会心地笑了，说：“谢谢大家的关心，等我的病好了，就回去设计教育中心！”

过了好一阵子，小关闭着的双眼才睁开了，并吃力地说出了第二个请求：“我死后，一切从简，千万不要穿什么好衣服。”停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活着没穿什么好衣服，死了更不用。”此时此刻，我的眼眶湿润了，喉头作梗。病房里的气氛死一般的沉寂……

此时，小关的癌细胞早已深入骨髓，难以忍受的剧痛和褥疮的折磨，使她翻身都很困难，全身衰竭得很难找到输液的血管，可病危中的小关思虑的却仅仅是不拖累别人和后事从简……，我强忍住揪心的悲痛，小心地探询她还有什么要求，她干脆地答道：“我什么要求也没有了！”她真的一点要求也没有了吗？不，她终于再次开口了：“送我回厂去吧，家里总比成都方便些。”

我说，这要求一定要办，让厂里派个救护车，马上把她接回去。

后来，小关真的回来了。当同志们把她从救护车上抬下时，她用尽全身力气睁开疲惫的双眼，深情地看了大家一眼，然后又闭上了。

不久，关桂兰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68 走进教育大家庭

我们工厂贯彻执行“山、散、洞”的方针。工厂建得分散，教育系统相应分散。全厂有四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一所技校、一所电视大学，还有庞大的、自成系统的职工学校。教育系统，不包括民办教师，有教师五百多人。所有学校，都有新建的完善的教学楼。一个工厂，具有完整的教育体系，称得上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我1981年任副厂长，分管教育，正式进入了教育大家庭。为什么叫大家庭？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职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占到工厂职工总数的一半，你说我算不算个大家长。我一上任，就利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我们在关心一万职工的同时，还要关心五千子弟。张艺谋拍了个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我说，五千子弟兵，个个都要关心到。我要求：国家搞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工厂的子弟，要普及到高中教育。我们的高中，要办成一流学校。

我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些具体事。比如“四小”---第四子弟小学，它的地点离分厂较远，弯弯拐拐，学生上学，要走过一些比较陡的小路。偏偏遇上下雨，小路垮塌，学生上学走不过去。还有的学校领导来找我，说球场全是土地坝，下雨学生集合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更严重了，课桌椅不够，学生到哪去听课？有的日光灯坏了，玻璃窗没玻璃了，学习看不见，还要遭风吹雨淋！

怎么我一上任，尽碰上些让我不晓得咋办的事啊？谁让你当新厂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活该遭别人瞧不起！

我找到计划组去问，到底这教育经费该怎么拨？怎么才能花？谁批准、谁领、谁用、谁报销？我这糊涂厂长，哪知道这些呢？我问管计划的陈建勋同志，名字记不清，如果我弄错了，请原谅我患老年性痴呆，只要大家晓得计划组有个姓陈的年轻人，关心胡老头就行了。陈建勋同志给我说：“胡厂长，钱你尽管用，不够找我就是！”有这样的大后台，我该好办了吧？不行，我觉得手续复杂，嫌烦！

我有我的办法！我去找管基建施工的张利彬站长，我把上边这些情况讲后，我说：“我不管，你去把这些事帮我办了！”那么好办呀，办什么都要有科目才好开支列帐；要木材、水泥，哪里给指标？这些，我一概不管。上边，我不讲过吗？这张利彬是专给我化解矛盾、不给我出难题的。我今天把难题，一概推给张利彬得了！

没过多久。我到各个学校去看，日光灯明晃晃的，玻璃窗再没有透风的了。学生集合的地方，打上了水泥地坪。到四小上学的路，修好了。缺桌、椅、板凳的，我看见学生们自己动手在当搬运工……，我遇上的那点难题，张利彬一声令下，解决了。

我把张利彬叫来，问他，你怎么搞的？谁让你去乱管我学校的事？张利彬说：“胡厂长，你说，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子弟，为他们办点实事，哪个敢站出来说什么？无非就是花点钱，出在别的项目上就是，这用得到多少木材、水泥？你都发话了，我还敢不办。”啊，是这样，我这管教育的厂长，还沾了那个管基建厂长的光。别以为我尽说笑话，这基建厂长还真成了教育系统的大帮手。

69 李长贵

李长贵，工厂黄泥巴山初级中学教师，球溪河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

我到职分管教育不久，教育组的同志通知我，说黄泥巴山中学，有个教师病逝，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管是谁，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的职责，我都得去。

黄泥巴山，顾名思义，是个山丘，学校修在上边。学生上学，从总厂这边走过去，沿着一条小溪，经过一个小桥，上山，才能到校。在山上环顾四周，不仅风景优美，在校门边，种有一片桔树，已经成林，让我欣羡不已。这说明，象我们这种厂区、农村不分的工厂，是极有特色的。

追悼会的灵堂设在一间教室里，人都到齐了，怎么还不开会呢？说是校长去背家属去了。这家属还要人背？可不是。不久，大会开始了，我本来是作为一种礼节、一种职责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听到学校老师致悼词，慢慢，我听懂了，被感动了。

死去的教师，就是我开头介绍的李长贵，家住球溪河乡下，离学校约50公里左右，妻子瘫痪、孩子幼小。李长贵每周星期六下课后，骑上他那破旧的自行车，将近三个小时，才能到家，妻子瘫痪，他的双肩成了妻子的代步车。第二天，他还得拿起农具，下地干活，常干到披星戴月。礼拜一凌晨，他从家里动身，摸黑，紧赶慢赶，上课前，赶回学校，从未耽误过教学工作。据学生反映，他上课时，用手压着他的肝区，额头上的汗水，一大颗、一大颗地往下掉，他仍然坚守园丁的庄严岗位，从没懈怠！

我是第一次知道我们教师中，有个李长贵。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家庭困难、身患重病、如此敬业的好老师。大家说，李长贵病逝了。我偏不这么说，我说，李长贵，累死了！开完会，我心情十分沉重，我是分工管教师的厂长，对这样的好人，能尽点什么该尽的责任呢？

第一件事，我当晚在宿舍，写了一篇介绍李长贵生平事迹的文章，别的事我无能、办不通，我签发一个通报，发到全厂每一个单位，让大家知道天下原来还有这样的好老师，谁阻拦得了我？我很快办好了。

厂里开什么干部大会（因工厂人多，厂里不可能开职工大会），有机会轮到我可以发言时，对不起，你爱听不听，我讲李长贵。你信不信？我真讲哭过，你不感动我感动，我愿意。

我还赌咒发誓，我要把李长贵瘫痪的妻子和子女，让他们“农转非”，迁到厂里来，好好照顾照顾！这事，凭你胡老头这点能耐，你办得到吗？我的确没有这个本事，这方面的政策我不懂，也不归我管，我是一厢情愿。

我去找保卫部门了解这“农转非”的事。我国城市和农村搞二元结构，差别太大，谁都把“农转非”当作一件“天大的事”来期待。特别是我们这种工厂，转业军人多，家里大多是农业人口。“农转非”指标县里控制极严。工厂一年可能只有十多个指标，几千人望眼欲穿，还轮得上你李长贵的妻子？请大家理解，我们这是工厂，分厂、生产车间是排在第一位的，学校这些单位是附属单位，排在第二位。这问题太敏感、太难了。

胡老头呀，难道你是神仙？神仙你也变不出个“农转非”的指标来。我当办公室主任多年，很少和保卫部门打交道，这次我主动上门了。人家保卫部门比你胡老头还通情达理，李长贵的家属“农转非”，该办，说办就办，办了。保卫部门的同志们呀！你们的模样，我现在都还记得起来，就是名字记不得了，我也没法再去打听。这里，千谢万谢，你们是执行政策的模范。退下来已24年的胡老头，向你们鞠躬了！

若干年后，我有一次回厂，曾经专门到黄泥巴山中学去看望这位瘫痪嫂子，她已能扶着墙行走，孩子已进厂，当上工人。

去年，厂里四十周年厂庆，我回厂去参加庆典。因老态毕露，行动不便，没有去看望她。听说这位嫂子，不用扶墙，已能下地行走。好老师李长贵，听着了吗？你的妻子，现在已用不着你这个代步车了，安息吧！

70 三十个中学教师

1983年，我分管教育已一年多了。我们厂的学校是子弟学校，不对外招生。子弟入学的人数，每年相差不多，师资还可以应付，要招生人数增加得太多了，咋办？

这年，真碰上这样的事。平时招收新生二、三百人，可这学期，一下招了五百多，扩大六个班，需要增加几十个教师。

大家把问题提到我这儿来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哪里去给你要几十个中学教师？天上掉下来呀！我问干部部，他们说，教师一下要这么多，不好办。

你们相信胡老头有那么聪明？我一动脑筋，就想出了个解决办法。啥？厂里那么多人的爱人，在地方上教中学、当老师，要回来不就得了。还不用另外给他们分配家属宿舍。

你以为只有胡老头，才有这么点才智？我把这个意见，向干部部一讲，人家说此路不通！为啥？厂里和县里早有协议，凡在县里工作的家属，不算分居，互不调转。十多年来，大家都遵守约定，从没违约！

原来我那点小主意，是自作聪明。那我来点大主意，显露点大聪明，总可以吧。我说：“我们重新谈判，把约定改一改不行吗？”有经验的人给我打招呼，人家说：“老胡呀，你把问题看简单了，这件事，县里说了不算，还要地区同意才行。”

我和厂政治部领导商量，我说：“你们有协议，不好办。我出面，我去办，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既解决缺师资的问题，也照顾了厂里职工，两全其美！”

我们总厂教育组两个组长是外厂调来的。组内有个能人，刘玉伦，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从建厂他就在教育组工作，是教育系统的元老。他，资阳人，和地方上那些当官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拉着刘玉伦就走。我问他，先找谁？他说：“教育归县委宣传部管，黄先荣部长和我很熟，私人关系也不错，先找他！”好呀，我胡老头愿当木偶，任你刘玉伦往哪拎，都可以。黄部长，年轻人，头脑敏捷，风华正茂。我们谈了意图，希望把现在县里任中学老师的职工配偶，调进厂去。你猜人家谈什么？一句也没问当年什么协议，认为厂里有困难，县里应该支持，他愿意和教育局打招呼，具体工作让我们找教育局办。这样处理，对工厂、对你这个老头，人家够客气的了，对吧？可我这人，尽办些让人为难的事。我说：“人要，但要经过我们审查、考试，业务水平合格我才要，不是有一个要一个。”常人讲：“知足常乐！”人家黄部长都没谈协议、讲条件，你还要求那么苛刻，还不谈崩？！你猜黄部长咋反应，满脸笑容，一团和气，他说：“胡厂长，你什么要求，都可以！”和地方官打交道，象黄部长这样爽快、达理的，很不错吧！当然，他后来升任资阳市委副书记、资阳市政协主席，他升官不用我推荐，我在这里只能鼓掌！

有刘玉伦这个能人，我听他提调，找县教育局母局长、找内江地区教育局曹局长，都他领着我，东奔西跑。不用警车开道，一路绿灯，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踩刹车，直达终点。

以后，具体到调哪个人，够不够条件，怎么办手续，我们的刘玉伦，配合干部部，由他们去细化。最终，大盘清点，不多不少，进了三十个中学教师。我说：这样，每年我们可多送点教师出去培训了，什么叫教学质量？师资质量才是根本，别跟我舍本求末。

在这次进来的教师中，有个叫刘光林的英语教师，因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背点包袱，后在厂里发挥很好，年年劳模，评定为特级教师，还当上了资阳市的人大常委，总算没屈材吧！

这事，有人鼓掌，有人骂娘。我说：莫关系，我有地方推责任，你们去骂刘玉伦！

71 杨水源评劳模

这事，发生在我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是我和邓泽宣两人共同查办的。杨水源属教育系统，所以我把它补写在这里。

可能是1980年，由工会主办，评选出席全厂劳模大会的代表。这本来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有一天，厂工会主席张继良同志找到我，他说：关于评杨水源作劳模的事，有人认为他在当四小校长时，有违纪行为，评劳模不够资格。希望我去把这事查一查。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你厂工会打个电话给三分厂工会，因四小离三厂近，是专为三厂子弟上学设的学校，一问就清楚，还用我去查什么？我心想，厂工会主席都不愿去查的事，这阻力来自何方？肯定大有来头！我本来可以不去，我党委办公室，又不属工会管。可是张主席兼政治部副主任，这副主任可以管得着我呀，何况，他从来没找我办过事，这是第一回，我再怎么不讲理、也不敢要张主任去找书记来给我下命令吧？我当然服从！我想，查这事，弄不好，会有纠纷，我多了个心眼，我让办公室秘书邓泽宣和我一同去查，多一个证人，我好说得清呀！

我们到底查了杨水源什么事？我和邓泽宣两人，都记不清了。隐隐约约似乎是说他在作四小校长时，师生种的粮食，分配上有点什么问题。学校建在一条山沟沟里，大水下来，冲了什么地方，他处理得不当……等等。我和邓泽宣同志，对当时争执的事，把相关的人，全问遍了，然后又找三分厂党委书记单守玉同志核实。反正，查得认真。我们两人的结论意见是：他们说杨水源的事，没一个人出面证实，纯属误传，应该不影响他评劳模。

回到总厂，我不光向张主席汇报，还给厂党委岳书记汇报。我一再说：“我不认识杨水源，连他这三个字怎么写，原来我都不知道。我和小邓是两个人去查的呀！”这啥话？岳书记天平往哪边倾？他这样有魄力的人，还用问？杨水源，这一届当上了厂劳模。

后听说杨水源调攀枝花市任市委党校副校长，应该说是委以重任。惜英年早逝！

下边，顺便说几句关于邓泽宣的事。

邓泽宣，老三届的高中生，大专文化，基础扎实。先后在七分厂和锻铸分厂任团委书记。我和他可能都是1978年底调到厂党委办公室的，我俩共事有三年多，他从来都把我们俩的关系，定位在“忘年交”三个字上。他1982年任厂团委书记以后，升任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地位变了，几十年来，这三个字的情义不变。

共事时，他听到关于我的负面反映，常从个人的角度，以个人的口气私下提醒我，让我讲点策略，不要太冲动，尽得罪人。我虽然口头讲：“本性难移！”但我从内心感激他对我的真诚和关爱。

我退下来后，他不但逢年过节，总要打电话问寒问暖，平时有什么事，他总记着关照我。比如当年办公室的王鑫贤副主任，后任青岛市技术监督局局长，来川路过，小邓宴请王鑫贤，特邀我去作陪。岳书记回厂，安排参观三星堆，他来电话邀我同游。他来成都有什么活动，有机会总记着通知我。待我和当年一样。有次，我突发奇想，想去广安看看邓小平故居。为什么？一方面，听说那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想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他家乡留下了一个什么故园。另一方面，我在广安读过三年书，想去看看母校有什么变化，几十年前的遗存，现在到底还有多少？怎么去？那时，南充到广安的高速路还没通，到五桂桥买公共汽车票，时间太长，受不了。我打了个电话给小邓，这是件为难事，小邓管纪委，他哪管得了这方面的事呢？一会，小邓回电话问：要小车还是要面包。接着，专派司机来成都，由司机陪去广安，当天来回，全程搀扶，费用全包。太感谢了。

刘金城副厂长分管厂医疗系统，我几次回去体检，金城厂长不但派车接送，还全程陪同，午间宴请，需要什么人作陪，让我发话。人家在职，工作很忙，哪来时间和精力，照顾你这退下来的老头。可人家就是这么办了！讲邓泽宣怎么讲到刘金城厂长去了，都该讲，我是讲，我回去体检，不光刘厂长全程陪同，邓书记也是陪到底的，人家忙得很呀，专门抽一天来陪你看病。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小邓主动给我来电话，他说：我年龄到了，快退下来了，你老人家厂里有什么要办的事，快发话，我在岗位上好解决，怕退下来后，办起来困难一些。这叫什么话？人家小邓退休前，还想着为老头尽最后一点力，你想到了吗？这情谊，山高水长。

去年10月，厂里四十周年厂庆，邀我回去参加。我说：“我年岁大，走不动，我就不回去了吧。”厂邓副书记说：“胡厂长，你来，你的事，全由我来管，我还是秘书！”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回去吗？

我和小邓一块去帮杨水源评查劳模，这里，我老头也给小邓评说一句：“友情永存，楷模人生！”

72 办电大文科班

我这里写的，都是过去的老皇历，和现在厂里的情况相比，天壤之别。所以，如果要挑我写的有错，一挑一大堆。我说没错，你把我没法，过去的事，你照样不清楚。那你就将就点，半信半疑吧！

我们是机车制造工厂，设计就是大而全、不求人。工种之多，几乎覆盖了机械制造行业的各个方面。举几个小例子吧，我们铸造分厂，上吨的大件、精密铸造小件，都干。锻压分厂，有全国稀有的16吨模锻锤，800吨、3600吨水压机。柴油机分厂，有柴油机车间、曲轴车间。液力传动分厂，造齿轮的能力比四川齿轮厂还大。九分厂专门制造工具、小型发电机。……等等。

我们厂有个电视大学，一般以为它只是一个小的、少数人的学习场所。我们工厂的电大，有正规的办公教学大楼，配有专职的书记、校长、教师，学校还有围墙。建厂十多年，电大办的专业，从没离开过机车生产流程的需要，这成为一个铁定的章程、制度，适应工厂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我1982年，别出心裁，提出在电大要办个文科班。听说要办文科班，有人说这胡老头，大概不知道工厂是干什么吃的，他这是在和我们讲“天方夜谭”；有人说，这是胡老头发神经，工厂办文科班、为谁办？谁来上？我说，我来431厂十一、二年了，“工厂”两个字顺竖我都写得出来，你们搬起指头算算，各级的档案、文秘、打字、印刷、校对、编辑、记者，有多少人和这文科沾边。我看着那些老三届，看着他们渴求知识的热情和欲望，我心都紧了。我当了那么多年办公室主任，各分厂送来的材料，我大都经手过，文科人才真缺呀！这文科班，早该办了。

办文科班，你担心没人来上？一踊而上，来了几十个。我们党委办公室的邓泽宣，就来问过我，问他上理科班，还是文科班合适？我说：你半路出家学理科，我们厂年年分配来那么多大学生，你能有他们学的知识多？你干秘书这么多年，学点文科正对口。电大，什么班开学，我很少去参加，唯独这文科班开学，我特别去讲了话。来学的人，总厂就不少，都是熟人，看到我严肃的样子，跟我规规矩矩读书。

这下，我惹祸了，虽说不算四面楚歌，可各方都有意见不假。意见最大的是些主要领导干部。有天上班，在楼梯上碰上政治部主任，他喊住我问：“你把我的人，都弄去读书去了，这办公楼还要不要人办公？”你看，兴师问罪来了，义正辞严的。我横眉竖眼，步都不停，边走边用嘲笑的口吻，回敬了他一句，我说：“你懂吗？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以为我说着玩的吗？还让我真说准了。我办文科班时，国家还不十分强调文凭、强调学历，等到过了两年，这批学员毕业的时候，正赶上选拔干部强调学历。好家伙，我那20多个文科弟子，差不多大都被送上工厂一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你来和我吵架？你有大专文凭？我们的学员有，电大发的，教育部承认的。象前面我讲的在铁科院西南分院当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工会主席的王小阳；象后任工厂副书记的邓泽宣……都是那一届电大文科班毕业的。

我退下来多年，有年春节，工厂厂长郭炳强带了一批人，来家拜年。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王谊也来了，王谊就是我说的那一期电大毕业的学员，当我送他们出去，走在路上，他拖后了一些，他给我说了这样几句悄悄话，他说：“胡厂长，你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你办电大文科班，阻力很大，我们晓得。我有今天，你是恩人！”

什么恩人？人家在大会上骂我，说：“搞清楚，我这是工厂，不是学校！”你听到了吗？我在挨骂哩！

谈起电大，临时想起一件小事。有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九分厂一个工人的电话。我问他：“你是哪里？”他答：“电大。”“你在电大学习吗？”他答：“是。”我问他：“有事吗？”他答：“他们不给我发聘书！”听糊涂了吗？还是听懂了？

你在电大学习，发什么聘书呀？原来，这电大专业多，这个学员，他学自己专业以外的功课，可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特长，电大聘他当老师。所以，他又是学员、又是老师，是双重身份。电大给他发当老师的聘书，发给九分厂转交。可九分厂领导认为：我是让你去学习，又没让你去当老师，给你发啥聘书？可能，我又说糊涂了，他是为九分厂不把当电大老师的聘书发给他，来找我告状的。

放下电话，我就给电大校长打了电话，问他有这事没有？他说：有。我不问青红皂白，来了个瞎指挥。我说：“你们把聘书再发一张给他本人，不用让九分厂转了。”

过了很久，我听电大的人来向我反映，说那工人表扬胡老头哩！啥？这工人说：“工人哪敢给厂长打电话，逼急了！想不到这个胡老头，快！马上解决！”

73 教育中心

教育中心，听说厂里早已没有这个机构，它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可能是1982年，我觉得厂里职工培训任务很大，没有一个固定的培训场地，很不适应形势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我萌发了要修这么一个中心的念头。

既然是一个永久性的建筑，我想必须经得起历史发展、生产发展需要的检验，不然会是一种浪费、失职。干这件工作，我是当事业来考虑的。还是我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老话：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才有高质量的产品。职工教育非抓不可。

为办这事，我这脑子，尽胡思乱想。我想：除办公房屋以外，至少要修20个教室。听大报告，还要有个阶梯教室。厂太分散，房屋最上一层设电视台，搞电化教育，一个人在这里讲课，全厂的电视机，都能收到。我尽往美处想，飘飘然！

可人家不一定和你想到一块呀！人家想，工厂哪能不把钱投在为生产直接服务上面，去搞什么教育中心？简直瞎胡闹！有人想方设法“治我”，当面不说，背地里使劲，让你想干干不成。搞基建有个程序，建设项目，要经过铁道部批准立项，才能动工。岳异抓修游泳池，因为没有报铁道部立项，挨了通报批评。还没等我报批，有人就来给我“打招呼”，他说：“铁道部工业总局今年年度计划已经下达，你现在报批，已经晚了！”他们欺负我不是工厂系统来的，工业总局没有熟人，想唬弄我一番。听见这条消息，我象被人浇了一瓢冷水，从头凉到脚，好不晦气。有天，我在厂长办公室开会，忽然想起来了，铁道部工业总局的计划处长，我不是很熟悉吗？打个电话问问消息总可以吧！我出来请厂办秘书黄朝贤同志给我挂北京的电话，一会电话接通，我问：“是老沈吗？沈处长，你们今年的计划下达了没有？”他说：“没有呀！”啊！原来是他们编起法来骗我的。我给沈处长讲：“中央不是很重视教育吗？我们要修个教育中心，希望在你们下达的计划中加上这个项目。款源是自筹资金，今年你列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把项目立上就行。”电话挂了，没有十分钟，北京沈处长来了电话，他说：“老胡呀，项目立上了，教育中心，今年列了二十万！”你说，我该有多高兴，象似被“枪毙”了的东西又“活”了。

现在想来，你胡老头较这劲干什么？修不修教育中心，什么短期、长远，关你什么事？副厂长听厂长的，厂长叫干啥干啥，不就得了吗？何苦去自找苦吃！我哪有这个觉悟啊？干哪行、吆喝哪行，谁叫你分管教育呢！

我原设想，这教育中心，要修五千平方米，这么大一幢楼，到哪去找地？那时，真找不到地来修房子，东找西找，我在狮子山东拼西凑，凑合着找了个地方，把第三小学的球场剐了一块，把建筑车间的预制板厂“没收”，两块地合在一起，勉强能用。这事，牵涉到教育和基建两个系统，幸好都是我分管，一商量就通。

我和管设计的工程师李伯森，一同到自贡，请自贡市设计院为我们设计。他们的图纸，把我上边说的要求，都满足了。实际建筑面积达到四千六百平方米左右，和预计相差不多。只是工程完成，我退令已下，房建尚可，选地欠佳，就汤下面，实在没法！

以后，听说厂教育组撤去，教育中心统管全厂教育系统。有次，我回厂开会，他们一定要拖我去看一看教育中心，他们边走边嘲笑我：“胡厂长，大家说这是你标志性的政绩工程！”我那时弄得晕头转向，哪会去想什么政绩不政绩？在中心的墙上，写有“为人师表”几个大字，教育组副组长苏世勇拖着我在这几个字下边照了张像！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老干部部李文全同志，他说：后来厂人力资源部在这里办了个“培训学院”，名符其实。现在不知又叫什么了！

74 技工学校

我在写431厂工作的经历中，最爱说的笑话是：管教育的厂长管基建，最沾光、最痛快！

我和技校打交道，他们最需要的、最关键的、多年没解决的，还是基建方面的问题。

先介绍一下我们厂的技校。它招生的范围覆盖西南、西北、华中的各个铁路工厂系统，为他们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学校设钳工、电工、内燃钳工、钻工……等六个专业。开始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生人数九百。还代工厂培训过一些没有学历的工班长，学制一年。几十年来，为工厂和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今，431厂许多中层骨干是这个技校毕业的。

我1981年到职当副厂长，技校宋校长来找我，两件大事。

一是要求修一幢女生宿舍、一幢家属宿舍。过去为什么没修？不是学校不修，是领导不同意修。为什么？因为修了家属宿舍，就要设生活供应点，你那里偏僻、人少，不好办。

说偏僻，不假。技校在哪里？三道拐，名字怪怪的。据说解放前，这一带还有土匪。学校建在公路下边的一块洼地上，房屋布置层层叠叠，象梯田一般。和工厂任何一个单位不沾边，附近连个鸡毛店都没有，堪称孤独伶仃。

学校没有家属宿舍，年轻老师结了婚，去哪里住？家在农村的老教师，年岁大，教学好，怎么照顾？最成问题的是遇上星期六、星期天，老师走光了，学生没人管，闹纠纷、打群架，这还象个学校？

为什么要修女生宿舍？学生扩招了两倍，宿舍住不下，有的住实验室，人总不能站着不睡吧？修个女生宿舍，男生就可以不住实验室了。早该办。

二是要求盖一个实习工厂。技工学校毕业生，要求达到三级技工的操作水平，不实习、不操作，能当三级技工使用？为什么不修，还是领导不同意！什么理由？想听吗？

我们这么大的机械工厂，厂房几十万平方米，设备几千台，老工人师傅几千人，哪个车间不能实习？还修什么实习工厂？要我不听宋校长讲，我也认为这领导有水平，看得准，真理掌握在“权力”手里，绝对正确。

可宋校长如是说：你学员到车间实习，人家是：有指标、有任务、生产合格部件的生产车间，工人师傅谁敢让你去操作，出了安全事故，生产了废品，损坏了设备，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有这“四怕”，对不起，你实习学员在旁边看着我干吧。这就叫实习？不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哪来高质量的产品？

为这事，我还真到别的工厂去了解过，比如大同机车工厂，人家也是大厂、老厂，人家技校就有完备的实习工厂。

宋校长，无非是这两件大事吧！对他来说，真是大事，拖了十几年叫苦连天！对我来说，小事一桩，你胡老头管教育，你敢违反教学规律？你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理应支持。再说，你不是常沾那个基建厂长的光吗？我忘了我还是基建厂长，大事化小，办了！

据宋校长告诉我，我批准并主持修的那幢房子，质量是最好的。小年轻结婚的，全分上了新房。家在农村的老教师，也照顾到了。任何时候，学校都有教师，哪个学生还敢胡闹？

实习工厂呢？胡老头，沾基建厂长的光了吗？我帮他们把修工厂的土地，从占地的农民手中收回来了。我向铁道部报批了计划，批准修建费一百万元。至于施工嘛，你胡老头休想。一纸退令，到此刹车，自有后来人。不久，巍峨的实习工厂建好了。

据说，神和君是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权力”有时候代表绝对真理。不过，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理论，你铺天盖地地宣传教育，狂轰滥炸的学习灌输，最后都还得经过实践的检验。

宋校长让我办的这两件大事，他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坚持得好！

下边，再讲两件和技校有关的小事。

我去技校时间很少，有次他们为一位教师，举行教龄满若干年的庆典，我和教育组长颜树华同志去参加。会完后，老师要求我参加他们什么座谈会，听说他们有“预谋”，情绪紧张、激动，时过境迁，事情我当然记不得了，但我平平静静，谈吐自若。没多久，会完了，我走了，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事后，他们学校的一位干事，告诉我，他说：“你平时来得少，自从那次开过座谈会，你的威信一下就上来了！”啥事，这么神秘！原来，那时，国家给教师普调一级工资，还允诺多给一部份指标，给低工资的教师作适当调整。他们担心领导扣这些指标，所以要你开座谈会。啊，为这个？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就是这次调整工资，中央文件规定，十五级干部原则上不涨，事前，他们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宋校长，说这次他涨不了工资。在总厂开会讨论时，政治部干部部把整个调资情况汇报后，我默默无语，为什么？我“高高在上”，和教师不认识呀，我说啥？我忽然想起宋校长来了，我打破沉默：“宋校长是老革命，几十年没涨过工资，这次教师是普调，中央文件上讲，十五级干部原则上不涨工资，这‘原则上’三个字是个‘机动词’，少数、个别的也可以调嘛！”最后，大家同意给宋校长涨一级工资。我替熟人帮腔，语无伦次，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