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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也谈《水浒》盗改问题--回《我看水浒和宋江》 -- numzero
煮旧正熟兄在《我看水浒和宋江(一)》中提出二段情节，作为《水浒》七十一回以后确系原作者所著的证明，一是智真长老称鲁智深“正果非凡”，二是九天玄女赠书给宋江，令与“与天机星同观”，及教导其替天行道的情节。
先说关于““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佛家所谓的“正果”，并非功业，而是说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悟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而且沿着这条道路不迷失地走下去。“正果”也有“正道”之义。而《水浒》中的“正道”是什么呢？比较直接的体现便是梁山泊的口号“替天行道”，而更深一步探究，则是《水浒》书名的出处----《诗经 大雅》记西周先祖“率西水浒，至于歧下”，为后来的周朝奠基的典故。无论从“替天行道”来看，还是从西歧开国的典故来看，都是与“招安”背道而驰的。因此，如果书到梁山泊聚义，打出“替天行道”旗号，已可算是“正果”，到后来接受招安，由“替天行道”变成实质上的“替皇帝卖命”，则是违背了此“果”----古往今来建功立业者何其多也，却没听说过有佛家视以世俗功业大小论“正果”的。
其次，七十一回本第五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之后，智真长老送鲁智深四句偈言，并称此言将“终身受用”，换言之，这四句话就是鲁智深一生的判词了。这四句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
“林”指林冲，“山”指二龙山，“江”指宋江，四句指的是鲁智深到东京后结识林冲，夺取二郎山，以及三山英雄会合梁山泊英雄攻破青州，见了宋江，同归梁山泊。“遇水而兴，遇江而止”一句说得非常明白，鲁智深将以在梁山泊归于宋江为其终。如果还有归附皇帝，征辽，擒方腊等大事，怎能说是“遇江而止”？
正因如此，百回本中写鲁智深征辽归来再见智真长老时，又赠了他十六字“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以预示其后事迹。这恰恰说明，如果《水浒》原本有招安以后的情节，当初智真长老送鲁智深“终身受用”的偈言，就不会以“遇江而止”结束了。
同样，第四回结尾处说鲁智深将“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馋臣，直教”名驰塞北三千里，果证江南第一州”，似乎与后二十九回呼应，却偏偏于紧接着第五回“终身受用”的偈语矛盾----该偈语中根本读不出“战天下英雄好汉”“名驰塞北三千里”之意----原作者能偷懒大意到这个地步么？这一段要不是盗改者硬添进去以把“正果非凡”曲解成“果证江南第一州”，那真是写了下节忘了上节----《水浒》作者的水平有这样低么？
第三，关于九天玄女的教导“。本人以为，“替天行道”是《水浒》的主题，第42回的铺垫写九天玄女教宋江“替天行道”，倒未必一定是出于盗改。但如何证明“授三卷书”“与天机星同观”这一情节不是出于盗改者的续加呢？《水浒》前七十回中所谓的“伏线”，可疑之处甚多，上面举了鲁智深的例子，再以武松的经历为例。第三十二回的“伏线”写武松上二龙山前对宋江剖白了“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的强烈愿望，似乎与后来武松随宋江接受招安相“照应”，却明显与梁山聚义中武松当众批驳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矛盾---情节上的一些疏漏也许是可能的，但武松是《水浒》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人物精神在前后出现分裂却是很难想象的，何况书中并没有给出任何武松个性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乃至根本矛盾的反差的合理解释。窃以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第三十二回那段“自白”是后添的。为何要添这段“自白”呢？除为掩饰后二十九回与前七十一回精神上的不一致，似乎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鲁智深，武松，都是《水浒》的灵魂人物，而他们的情节在前七十一回内都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是《水浒》作者处理精心塑造的人物时如此漫不经心，还是盗改者为了和后添情节相“呼应”而硬添了几笔“伏线”以致露出马脚来呢？如果是后者，那么盗改者对另一地位更重要的人物宋江自不免也加“照应”一番，在前面加上个“授书”以及“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偈语，又有何不可呢？
必须指出的是，“九天玄女”一节中，只有“替天行道”这一点在前七十一回中是有许多照应的，其他所谓“照应”，全部出在七十一回之后，因此不能用它与七十一回后的情节相符来证明它不是后人的盗改。正如不能用武松后来接受了招安来证明第三十二回中的自白不是盗改。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再来追究一下，“替天行道”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这四个字的出处，最早当是道家经典《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汉代的太平道教借用了这一精神，使“替天行道’的思想广布于民间，元代水浒杂剧中更一再出现”替天行道“之说。
有一点非常明白的是，“替天行道”是以天道有损，或者说天不足以行道为前提，因此历朝历代它几乎都是造反者的专利----统治者以“天”自居，自然不会承认自己不足行道而需要别人来代替，所以“忠义”旗帜之下只能是“顺天”“奉天”，好像还很少听说过用“替天行道”来表达“忠义”的。而《水浒》中九天玄女授书一节却反复教导宋江“全忠”“辅国”“去邪归正”，其歪曲牵强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到了第八十二回，梁山好汉们受招安进东京时打的两面旗子便一面是“顺天”一面是“护国”，与九天玄女的教导前后呼应，只是不再提“替天行道”而已。(话说回来，你能想象梁山好汉们受招安时一面旗子写“忠义辅国”，一面却写“替天行道”吗？----九天玄女的“教导”，怎么看都是自相矛盾的，“替天行道”的呼应就在第七十一回聚义时梁山泊的旗号上，而“忠义辅国”的呼应却在后二十九回中，这说明什么？)
煮酒兄以为，“宋江在梦遇九天玄女之前，从未有过要替天行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口号”，本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其实，“敢笑黄巢不丈夫”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政治理念了。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以“天补”为号，恰恰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替天行道”精神高度一致。再看第四十一回大闹江州要上梁山时宋江的话：“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是要结识天下好汉。奈缘力薄才疏，家贫不能接待，以遂生平之志。”试问这“生平之志”是什么？为了“全忠”“辅国”，他用得着结交天下英雄好汉么？如果是“敢笑黄巢不丈夫”，那便不足为奇了。至于说宋江之前没有明确谈论过“替天行道”的理念，本人只能说，宋江不是绿林好汉，也不是鲁智深，这种话不是酒后恐是不会轻易出口的。
煮酒兄问，“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这种明显犯忌讳的话何以没有改掉？我的回答是，确实有人改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版本不止一种，在汪末袁无涯《忠义水浒传》百二十回本和明清间芥子园《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中这两句话作“休言聚啸山林，早已瞻依廊庙”，把原来的意思刚好改反了----原来的意思是说，聚啸山林根本不在梁山豪杰眼里，图王霸业才是他们真正的志向，改后却变成了他们不想聚啸山林，只想早日招安。
至于现传未改这两句的天都外臣序刻本和容与堂刻本的百回版本，在同一节“道梁山英雄的好处”中却另有精神严重矛盾之处，故有学者认为，前两种版本是将原文前200余字改掉，保留了最后32字，后两种版本则是保留了前200字，改掉了后32字。
一个作者出于某种原因删改掉一些立场有问题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种原因而思想发生变化，重写某段内容也很平常，但是以《水浒》作者在驾驭结构上的深厚功底，在同一段文字中出现明显的精神分裂现象却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水浒》第71回总括“梁山英雄好处”的具有提炼主题意义的文字的版本严重出入，显示了现在流传的版本曾经过不止一次盗改。
回到“九天玄女”一节，本人认为，前七十一回的情节无论与后二十九回的情节呼应得多么好，也不能作为后二十九回不是后来新添的依据，相反，与后二十九回存在呼应的内容假如与前七十一回的其他情节存在明显矛盾，却可成为后二十九回非原作者所写的证明。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九天玄女”的教导除“替天行道”一词以外，其他全部是在后二十九回才能找到照应，而它对“替天行道”的解释，无论从典籍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存在明显的歪曲。因此，本人认为或是原版中根本没有“九天玄女”一节，或是原有“九天玄女”教导“替天行道”一节，但“天机星”“偈语”“全忠”等内容是被盗改过的。
或者有人会问，如果原本就有“替天行道”的内容，将其删去即可，何须如此麻烦？如果原本没有“替天行道”的内容，岂非更不必画蛇添足？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水浒》在成书以前，早有许多版本的杂剧话本流传，在这些版本中，将南宋时期的“宋江三十六人”扩充为“七十二人”，把水浒寨写成反政府的根据地，而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喊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杂剧流传市井，影响力犹甚于小说，“水浒”“梁山”与“替天行道”的关联性早已妇孺皆知。所以，把“替天行道从《水浒传》中抹去，只能让人感觉此《水浒》非彼《水浒》(正如不会有人把南宋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和《水浒传》混为一谈)，《水浒》中不提“替天行道”，简直就如人没有了灵魂。正因如此，盗改者没有试图把“替天行道”从《水浒》中抹去，而是借添加或盗改情节加以曲解。
相似的现象还存在于《水浒》书名的解释。“水浒”二字出自《诗经》咏周朝开国定基的始祖“率西水浒，至于歧下”，《孟子》记其开创基业，被尊为一方“仁人”。但百回袁无涯刻本中，袁却解释说“水浒”意指宋江不敢自立，乃以姜子牙自居等待时机辅佐文王，金圣叹则说“水浒”是要把反叛者放逐到穷荒之地。这两种解释毫无依据，纯系牵强附会----袁无涯是个颇有才名的文人，金圣叹更是不用说，他们能没读过《诗经》《孟子》么？能不知道“水浒”典出何处？这显然是有意曲解，与“替天行道’如出一辙。
纵上所述，煮酒兄认为智真长老和九天玄女两段情节可以证明《水浒》原本确有一百回，本人的看法则刚好相反，即认为这两段情节与前七十一回的其它情节自相矛盾，却与后二十九回，处处呼应，恰恰是后二十九回系后添的铁证。
零兄广征博引，煮酒十分佩服。
其实，煮酒前文有些词不达意。我的意思并非要否定盗改这个事实。事实上，明代书商为出书营利，都刻意打造“本坊绝本孤本”的形像，而这个“绝本”、“孤本”，自然是修改过的文本啦。所以，曾经流传过的水浒版本，不下上百；修改文本的事情不仅存在，而且极为普遍。
煮酒的意思是，经过数百年的辗转流传，我们已经无法看清那个“原本”了。所以，与其我们争论是否“原本”被盗改，倒不如我们将这个问题转化为同时并存的多个版本的问题，然后我们从中挑出一个相对较优的版本，然后再基于这个版本来讨论宋江。不知零兄意下如何？
煮酒的另外一个提议是，我们可否不管作者写作时的动机目的如何、他的本意究竟要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宋江，而是机械地基于选定版本中有关宋江的文字描写，来进行讨论？
煮酒以为，揣测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有流于主观之嫌，而文字却相对客观一些。
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在国内外也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法，比如孙勇进教授的“胡椒-佛教”之论，等等。
打个比方，作者写关羽斩颜良，其本来目的可能是为了突出关羽武艺和胆略绝伦，但煮酒在搞武评时，却故意无视作者的这种可能写作目的，而将此战视作“无效战例”(因为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单挑)。所谓“胡椒-佛教”之论，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想针对零兄提出的“水浒原作者真的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这个问题简单回答一哈。煮酒的观点是：
1 水浒本无某一特定“原作者”。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无从谈起。
2 水浒的通篇行文，既有严谨细致照应周全的方面，也有疏失错漏于理难合的方面。(这与金庸的小说何其相似！)
这两个观点需要大量证据支撑。煮酒无意进行完整考证，只能将一些前辈的研究结果拿来与零兄和各位朋友共享一哈。回头我转几篇文字来。
在征得零兄理解之前，煮酒先自说自话一哈：我以为，我们可否不那么关注“盗改者-原作者”的问题，也不要主观地认为水浒“原作者”对于情节严密性合理性的驾驭能力有多么高超、多么百无一失，我们可否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面对一个错漏百出且已不复原本的水浒版本，进行讨论呢？
个人认为，《水浒》作者驾驭结构的能力，在《红楼梦》以前是无出其右的。固然，再严谨的作者也不能保证不出现任何疏漏，正如《红楼梦》中也有BUG一样，但是，窃以为以《水浒》作者驾驭结构的能力，绝不至犯主要人物(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等)的言行出现精神分裂，前一章的结尾和下一章的开头相矛盾，乃至短短二百多字的小文前后精神矛盾的低级错误。如果这样的错误又偏偏和后二十九回的内容呼应紧密，那么我们实在不能不认为它是一种“盗改”的证据。
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些细节的改动，倒也无须深究----譬如前七十一回内，除个别细节外，99%的情节并无矛盾，因此基本可以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看待。但如果改动或添加已经严重到主要人物性格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前后的情节的主题思想背道而驰的地步，那恐怕不能不去追究原本与改本的区别。就象讨论《红楼梦》时，前八十回也存在很多不同版本的出入，但不妨碍我们把前八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尽管原稿后几十回未能流传，许多情节的原意已经难以确考，续作者与原作者初衷明显抵触的问题却仍然始终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如《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有黛玉居然劝宝玉博取功名，以致宝玉觉得她欲发熏心起来这类情节，显然是不能和前八十回中的黛玉混为一谈的。如果一定要追究这两个黛玉的心理脉络，反而是牵强附会。同样续书后四十回安排的诸如贾府重振这类与曹雪芹初衷相去甚远的情节，也成为不得不将续作与原著区别对待的缘由。
窃以为，《水浒》与《红楼梦》的问题相似，甚至更为严重，因为后二十九回的精神根本就与前七十一回相背，《水浒传引首》开宗明义，全书要写的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中间高唱“且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到第七十一回梁山聚义“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首尾呼应，是一部讲造反的书。(正因如此，该书才“不著编者姓名”，史书中所谓“施耐庵”的记载早有史学家考证证实纯系虚构，换言之，历史上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施耐庵其人其事的记载----与其说是史料匮乏，全无蛛丝马迹，倒不如说是此名纯系伪托更有说服力)而后面的二十九回，却与开宗明义的陈述显然格格不入----一个前面大书“戳破苍穹再补完”的作者，会写着写着就“神器从来不可干”起来了吗？小学生也能看出后二十九回是宣扬投降的。如果硬要将前后两部份合在一起分析其“脉络”，似也失于牵强。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讨论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了，正如人们研究《红楼梦》时并不排斥后四十回续书。但是，如果承认后二十九回并非原作者所写，那么涉及跨越第七十一回的内容，以及前七十一回中存在的明显自相矛盾的内容时，似乎就应将后续和盗改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某些话题，与其硬强前后矛盾的内容统一起来，不如从两种塑造人物的思路去看问题。就如前面举的《红楼梦》的例子----我们既然知道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自然就不会尝试去从前八十回寻找解释黛玉“熏心起来”的依据，而是会说，这是曹雪芹与高鄂描摹黛玉人格的两种思路。
PS 补充一句，“替天行道”在第二十一回就已在诗赞宋江时出现了，“宋朝运祚将倾覆，四海英雄起寥廓。。。。。。他年自到梁山泊，绣旗影摇云水滨。替天行道呼保义，上应玉府天魁星。”
只是。。。零兄所提议的讨论方法，我感觉有些为难。红楼原作和续作之差异，已经得到公认，但水浒的原作与续作以及“盗改”的问题，似乎尚无定论，将水浒百回视作一个整体和将前后分割开来，似乎也还都属一家之言，据我所知并无一说绝对占据上风。而且红楼原作续作作者都有具体姓名，水浒的原作未留姓名且后来的续作者、“盗改者”也并非如高鹗般只有一人。所有这些因素，令对红楼进行“从两种塑造人物的思路去看问题”这么的研究更具可行性，而水浒则令人有点无从下手 ---- 毕竟续作“盗改”者太多了，我们无法知道哪几处修改出于同一位“盗改者”之手。
另外，煮酒拜读过的几位研究水浒的前辈，如孙勇进教授，都是以“水浒全传”(而非前71回的“水浒正传”)为研究模本的。所以。。。
最后想说明的是，替天行道虽出现于宋江遇玄女之前，但那仅仅是书中对其未来情况的一个前置评语或者理解成铺垫也行，却不是宋江本人提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口号。这有点象三国演义中在写关羽斩颜良后却对曹操极口夸赞张飞武力的情节，然后作者在这段描写之后加了一首诗词，先是夸赞关公如何神勇，但最后一句却是
“致使当阳喝断桥” ---- 这显然是对张飞后面的行为的一个前置评语(或者是铺垫)。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张飞在关羽白马之前已经喝断过一次桥了。同理，虽然42回之前已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字样了，但宋江真正提出这一政治理念和口号，却是在42回之后。
李秀成究竟算不算叛徒，史学界其实并无定论，而且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绝大多数著作都反对将李秀成以“叛徒”定论。但是在比较官方的教材及历史普及读物里，这仍然是“公论”，除了近代史爱好者以外，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忠王不忠”似乎早就是盖棺定论了----概一切都是文革时期“借古讽今”横加批判的后遗症。不持这种说法的文章读物又大多具有明显的“叛逆”心理，采信罗尔纲的“伪降”说----其实这种说法在史学界比“叛徒说”还孤立。总之，舆论印象似乎一直滞留在文革时期的“批判”与文革结束后的“平反”水平上。
《水浒》的版本问题，自民国时期就一直有争论(如鲁迅，胡适等都认为《水浒》版本是由简衍繁)，而且据我所知在文革以前并没有定论，当时国内出版的71回版《水浒》远多于100回或120回版，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争论的倾向性----当然不能排除那时把《水浒》当农民起义的歌颂教材来宣传的舆论导向在起作用。不过五六十年代主流学术争论虽也受政治影响，但远没有到不许反派说话的地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得到一定贯彻，所以还可以看到争论的一些情况。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水浒》由农民起义的颂歌突然变成了教育我们警惕投降派的警世恒言，从此《水浒》的版本争论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谁敢说《水浒》原本只有71回，那就是抹煞这部作品的伟大教育意义，就是替投降派辩护，马上可以打为反革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所以，《水浒》版本问题和李秀成晚节问题一样，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它们都因涉及“农民起义的投降问题”而成为文革的重灾区，又因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以后)农民起义不再成为受关注的热点，所以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从声势上完全不能跟文革的重磅炸弹相较。最终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官方读物)虽然反对“文革”的讨论方式，却继续延用“文革”的观点。换句话说，八十年代以后研究《水浒》的人多数依据百回版本，并不是因为“百回本”在争论中得到了多数人的公认，而是因为这场争论在未出结果时就被强迫打断下了定论，以后也再没有深入进行下去。(当然争论还在一直进行，但因为参与者较少，代表性有限，声势又弱，已经不可能再影响“既定结论”了) 文革以后出生的人，除了少数特别爱好古典文学或历史的人以外，绝大多数可能根本没听说过《水浒》的版本问题----(就跟“忠王不忠”在非历史爱好者中几乎成了没有定论的定论一样。)《水浒》版本争论在文革后沉寂了十几年，九十年代末突然又热闹起来，却不是因为学术争论，而是因为资深《水浒》研究者张国光突然抨击据说和他“争论了二十年”的罗尔纲剽窃了他的著作，由是引发一场学霸痛打“死老虎”的闹剧。
最后，宋江提出“替天行道”是在42回以后，但42回并非《水浒》中第一次点题，或第一次将“替天行道”和宋江联系起来，故我认为，如果要说梁山泊的旗号是对前文的呼应，那么首先是对这第一次点题的呼应。
至于在网上的讨论应该以哪种版本为准，我想没有必要统一限定，就象《红楼梦》的讨论有人以120回为准，也有人只拿80回加脂砚批作标准。毕竟，即使后29回是另加的，它既已存在了，就不能说没有评论的价值。至于版本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把它提出来只是想多提供一种视角作为参考，绝对没有反对以100回版本为准讨论《水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