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四)宝庆会战 -- numzero

(一)战略转移

太平军在南安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整部署，平安渡过了远征以来第一个低潮期，也逐渐重拾了撤离浙江后一度失去的战争主动权。阴历春节后不久，奉曾国藩命攻击石达开的萧启江率部来到赣南，除他本部湘军以外，还纠集了四万“田勇”配合作战。

　　萧启江在清知府刘狱昭和参将胡中和、梁万贵的配合下，进攻南安附近的新城墟。萧启江认为，对付这支太平军“可以智胜，难以力取”，于是命以田勇出队，而湘军主力设伏以待。2月20日战斗开始后，田勇很快在太平军陈享容、李隆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由于田勇战斗力本就远在太平军之下，陈亨容、李隆遇不疑有诈，一路穷追不舍至七八里外。是时清军鸣炮为号，伏兵立即将太平军后路截断，而主力分三路杀出。此战湘军大胜，一举攻克新城墟，兵锋直指石达开的大本营----池江。

　　石达开得报新城墟失守后，随即制定了应变措施。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湘军赖以诱太平军中计的这些田勇来部署反击。

于是，太平军没有向新城墟发动反攻，反将主力秘密撤出池江阵地，埋伏在距新城墟十余里的麻布陇一带。2月22日，萧启江部仍以田勇为前队，进攻池江太平军大本营。清方谍报探得池江太平军甚少，“田勇”遂放胆深入，当萧启江怀疑有诈、传令收队时，为时已晚。太平军枪炮齐放，伏兵尽起，他们不以歼灭包围圈中的田勇为目的，而是反复冲击，令其溃败。缺乏训练的田勇们被太平军打得惊惶失措，蜂拥返奔，数万溃勇很快把湘军正规部队的阵脚冲得大乱，这时石达开才命部队就势掩杀过去，太平军越战越勇，反败为胜，并击毙都司龙复胜，把总洪复胜等人。

二天以后，萧启江收拾残兵，再攻池江，先设伏于麻布陇一带，再诱石达开出战。石达开识破是计，传令坚守不出，仅派数百人对付前来“诱敌”的清军。26日，萧启江再次布置伏兵后进攻池江，太平军仍不假理会，反公然将大队撤出池江，向南安城靠拢。萧启江因四天前的大败心有余悸，竟不敢追击，眼睁睁看着太平军从容退向南安，直到数日之后才追向南安。

池江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而萧启江不敢尾追的事实则显示江西湘军气焰受挫，石达开决定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加速实施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石达开一面指挥部队向湖南转移，一面在南安布下诱敌之计，拖住湘军，掩护大队。3月4日，湘军追到南安城下，但见城中烟焰迷天，随即听说太平军发生“内乱”，守军弃城而走，急派营官朱桂秋、黎得胜、胡中和、刘岳昭、梁万贵等会同练勇攻领东门和北门，营官毛冶祺、秦华祝、唐星照、戴龄等会同田勇进攻城外各村“贼垒”“贼馆”，是时南安南北二城的太平军主动西撤，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而后杀回马枪，痛击追兵.接着，各村号角四起，萧启江急忙传令收队，不敢再向已是空城的南安迈进一步。守军见湘军受到震慑，不敢再进，遂安然返城。其后三日间，湘军未敢再攻南安，直到3月7日始复来，这时太平军大队早已转入湖南，留守的小股部队不再多与湘军纠缠，兵分两路撤退。

就在萧启江部湘军被拖在南安的十余日间，石达开所部江西太平军已全面挺进湖南。池江大捷四天后即1859年2月28日，奉命自江西崇义进军的太平军赖裕新、傅忠信部进抵湖南桂阳热水岭，遭到清军刘培元、彭定太的阻击，打响入湘之战。在太平军猛烈进攻下，清军仅数小时即“全军覆没”，桂阳赶来的援军急忙逃回城内。太平军将清军营垒尽予摧毁，并于3月2日攻克桂阳县城，取得在湖南的第一个据点。3月11日，太平军以骑兵开路，冲进驻扎桂阳、宜章分界处文明司的清军营地，清军溃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采用了过去少见的骑兵冲锋战术，桂阳、宜章、宝庆的战斗中都有相关记载，此后直到到四川仍有关于赖裕新部“骑兵”的记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2日，又大破驻扎官渡的清军营盘，并以骑兵追击，乘胜直下宜章。13日，由秀流河上下游同时发动抢渡，击溃扼守秀流河的清军，击毙敌将段万彩刘祥信等人，攻克兴宁。至此，湘东南三大军事重镇在半月之内接连为太平军所据，郴州府门户洞开。太平军在入湘第一阶段中牢牢把握主动，顺利实现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二)挺进湖南

　　湖南本是湘军的老巢，但“官绅招勇筹纳，百计外援，物力巳薄”，加之当时两广和湖南交界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太平军摇相呼应，声势愈壮，骆秉章、左宗堂担心石达开的乘虚而入全线动摇各省湘军的军心，进而影响整个战局，“湖南频年内固封守，外援四邻，财力既殚，人才亦耗……兹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荼毒，即绅民之出演援剿者，皆不免有内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于是一面由左宗堂全权负责“筹饷募兵”，飞檄各郡搜集兵将、编制队伍，饬留籍湘军头目火速招集旧部，集结在籍湘军官兵四万余人，一面急从各省抽调步兵、水师、炮舰、马队入湘助剿。

湘东南三大战略要隘失守后，清军退守宜章至郴州和兴宁至梆州两条路线。因兴宁以西为东江所隔，石达开命部队从宜章进军。3月15日，赖裕新等自宜章出发，间道趋郴州府属之外岭、良田，迅即攻克，击毙清巡检卢铨，乘胜夺取郴州，跟着分兵两路进攻桂阳州，17日轻取桂阳州，全歼守敌，仅知州张济远一人仓惶逃命。

郴州失守后，左宗堂判断太平军将北进常宁以窥湘江枢纽衡州，以衡州为中心部署了防御反击体系。石达开见敌军把战略重点放在控制通往衡州的水陆交通线上，对常宁防守尤为严密，遂再一次将计就计，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以少量兵力佯攻衡州以南的常宁，牵制湘军主力，而太平军主力向西迂回，拟从西南方绕过衡阳，取道祁阳直捣湖南中部重镇宝庆。在那里休整并补充粮草后，既可作为经略两湖，下趋衡州、武汉，或进取长沙的据点，又可向西出辰溪、沅陵，到达四川的秀山、酉阳，或北出常德、澧县、荆州、宜昌，溯江入川。与此同时，石达开还派人与如火如荼的广西大成国起义军取得联络，约其一同向湖南发展。大成国对此极为重视，特派其“四王”之一的平南王谢乐言亲往湖南探查军情。

当湘军以为可以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严密的防御体系阻挡太平军于衡州防线时，太平军主力已趋向嘉禾，3月19日攻克嘉禾后，继续向西迂回，以小股佯攻北面的新田和临武，迷惑敌人，主力则趁机进入宁远县，3月31日，先头部队向祁阳发动进攻。至此，太平军在入湘第二阶段中继续掌握了主动，长驱直入，绕开敌人的重兵防御，顺利将战线推进到地处衡州、永州之间，西北界接宝庆，“正居中用奇之地，又为大军后路(骆秉章语)”的祁阳一线。

(三)分兵作战

左宗堂得知石达开已突入宁远，又从俘虏口中获悉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是自祁阳进攻宝庆后，急忙调整部署。当太平军扫荡了祁阳城外守隘清军，准备攻城时，刘长佑部湘军于4月4日率先赶到祁阳增援。这时，祁阳城下的太平军突然调转兵锋，改攻永州，与刘长佑、江忠义、席宝田部展开连日激战。清军援军续至，永州城外的太平军四面受敌，难以抵挡，被迫放弃攻城。

　石达开获悉先头部队攻打永州遭到重兵拦截，意识到清军已经察觉了太平军的军事意图，遂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为避免单线作战容易遭受多方包围的不利情形，决定分兵渡过湘江，开辟西路战场。4月11-15日，太平军主力陆续自宁远进入祁阳境，这时，杨载福已派湘军水师副统领王明山从衡州赶往祁阳，企图利用水师严密封索湘江，防止太平军渡江。4月15日，太平军在祁阳下游十里的观音滩公然编造船筏，进行渡江准备。清军驰赴观音滩对岸阻击，太平军随即退却。16日，清军过江进剿，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清军收队进入祁阳。当夜，太平军出人意料地再次从观音滩驾筏渡江，终于偷渡湘江成功。

渡过湘江的太平军由赖裕新、傅忠信率领，进军与广西全州和宝庆府属之新宁接壤的东安县，4月22日破破，全歼守军，知县李右文等毙命。这一分兵战略再次出乎清军意料之外，直到太平军兵临东安城下，清军才急调刘长佑赴援，军未至而城已破。

此后，太平军弃守东安，由赖裕新担任诱敌任务，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调动敌军，傅忠信则率精锐伺机而动。赖裕新先佯攻新宁，又故意折回，作出直捣广西全州的态势，并派人联络当地天地会义军，准备会合，吸引敌人追赶。湘军刘长佑与刘坤一部果然率军向全州方向追堵而去。

　　敌人一被调动，驻扎在东安附近的傅忠信部立即挥师新宁，兵锋直逼宝庆，刘长佑与刘坤一闻讯后，急忙调头赶回新宁。回师新宁的湘军被占尽地利、以逸待劳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营垒全部被踏平，辎重悉数被缴获。傅忠信部乘胜离开新宁北上，直趋宝庆府。

　　而担任诱敌任务的赖裕新部这时已经联合上了广西全州天地会义军，在他们的配合下，从容回师，折反湖南，分兵进攻武冈、新宁，以牵制刘长佑增援宝庆的部队，并于5月下旬师抵宝庆。

在此期间，石达开派出一些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活动，张大声势，干扰敌人的判断与部署，他本人则仍拟取道祁阳赴宝庆，祁阳战役就此展开。

4月22日，湘军知府刘坤一、王勋、副将余星元、杨恒升分三路进攻祁阳太平军，拔营垒11座，太平军旋于清军追击途中杀出伏兵，反败为胜。此时西路战事打响，刘坤一率军西援，祁阳清军实力锐减。24日，两军激战于过水坪、双桥一带，太平军追斩千总罗士荣，外委张友元及清军数百人。其后数日，湘军援军云集祁阳：肖翰庆统带水师营沿江巡截；廖洪顺的长胜军，陈缇的吉字营，阳安臣的阳字营，黄三清的清字营分据城外各险要；何绍彩的何字昔以及刘岳昭九个营分驻熊罴岭灵官殿一带，企图围困太平军。5月3日，新任永镇总兵周宽世驰援祁阳，太平军乔装清军往迎，对周部进行突袭，周军伤亡惨重，骆秉章又飞调魏喻义的质字营，赵焕联的和字营进援熊罴岭。

太平军与湘军在熊罴岭地区展开会战，互有胜负，5月中旬，傅忠信、赖裕新两军已按计划回师，石达开决定速战速决，尽快前往宝庆，遂于5月17日分兵十路向熊罴岭发动总攻。双方激战十小时，太平军佯退引清军追赶，另以一军迂回侧袭；清军大乱，弃甲倒戈而逃；太平军一路切断清军退路，一路直捣清军大本营；清军弃守熊罴岭，退据宝庆44里外之洪桥，沿途死伤甚众。

太平军取得熊罴岭会战胜利后，随即向宝庆移师，清军留何绍彩、黄三清两个营守洪桥，以刘岳昭的九个营驰援宝庆，太平军乘洪桥兵力虚弱，于5月21日杀回马枪，一举摧毁清军营垒，又于24日和26日分别击败拦截和追赶的敌军，从而冲破清军的尾追堵截，达成了与赖裕新、傅忠信部会师于宝庆城下的战略目标。

到宝庆后，石达开命赖裕新驻扎城西，傅忠义驻扎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太平军5五月底起连续发动攻势，城外援军也多次对围城太平军实施攻击，但始终未能对太平军造成实质性打击，到6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6月17日，太平军完成了对宝庆的四面合围。

由以上经过可见，永州受挫，只是一次孤立的失利，并未影响太平军向宝庆进军的总体战略；祁阳战役虽未破城，但太平军取得了熊罴岭会战的胜利，歼敌甚众，更摆脱围困追堵，成功移师宝庆，当属小占上风----至多算是平手。纵观太平军由永州至宝庆这一阶段的进军，虽遭多方阻击而不似前两阶段所至披靡，但仍旧把握住了战局的主动权，实现了全军会师于宝庆城下的目标。就连一向讳败扬胜的官文在宝庆即将合围之即也不得不承认：“湖南征发能战之卒，水陆几五万人，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足见前章引曾国藩称太平军“钝于永，钝于祁”的贬词，实属小题大做。

事实是，从南安到宝庆的四个月，石达开远征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时常采用暴风骤雨式的急行军冲破敌人的阻拦，战术灵活多变，几支部队时分时合，多方牵制，使得敌人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成功的战略部署和巧妙的战术一再干扰了敌人的判断，在大范围运动中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既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的，确保了全军顺利抵达宝庆，进而完成合围，又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军在江西、湖北和天京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援了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作战，是一段极为精彩的战斗历程。

(四) 清方对策

太平军到达宝庆之初，左宗棠等即令坚壁清野，将宝庆城外的的民房街市庙宇全部焚毁，以使太平军不能以之作为进攻的屏障与掩护。

然而，清方将帅对于湖南会战重要性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湘系集团的骆秉章、左宗堂、胡林翼等一开始就主张全力应对，湖广集团的官文、都兴阿、多隆阿、舒保等则不甚以为然。他们认为，安徽的陈玉成部一直对湖北虎视眈眈，以湖北现有兵力与陈玉成相抗，鄂东防御已经可虞，何况按照既定计划，此时湘军正当分兵三路进图安庆，尤须厚结兵力。因此，对胡林翼从湖北调兵增援湖南的意图相当不满，认为是“不援皖而唯湘是图”，“湘人以空虚而致贼，鄂人奈何效尤?”

针对湖北官吏的埋怨，胡林翼指出，陈玉成于三河大捷后在安徽二郎河遭受重挫，损失严重，非经休整蓄锐，无力发动凌厉攻势。而石达开即使不打永州、衡州、宝庆，也未始不能重施咸丰二年太平军东进之故伎，绕过三郡直导湖北。一但“湖南不能追”，则“湖北势不能堵”，由是石达开不止将“由西路窥伺巴蜀”，而且“附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间”。湖南不支，则“湖北御此大股，必须再添两万人。饷力固不能任，将才又不能多”，彼时湖南“非全境肃清三、五月后”必不能援鄂，所以为湖北计，“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

在胡林翼的再三陈说利弊下，湘鄂集团终于统一了思想。先由官文俱折呈奏保蜀之困难性及必要性----“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蜀中承平日久，额兵多半调拨他省，猝欲御此强悍之寇，深恐力不能支”“查蜀中富庶为时下财赋之区，中外皆资其力。若贼得肆志入蜀，其(氐鸟)陷张必数倍于湖南，不特贻患于两楚，防无虚日；并恐蚁附蜂屯，西出关中，为秦晋之大害。历观史书所载，蜀之安危，关系中原大局。盖土沃民众，能善用之，则可御外侮；不善用之，亦足借寇兵也。查天下之势，西北足以控东南，东南不足抗西北。故贼踞江皖，而楚省尚可复完备，因得上游之势”，继而要求“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至于江西太平军“不过万余，或请饬李定泰守饶州，饶廷选守抚州，彭玉麟守九江，自能保固疆圉。俟南省肃清，蜀事果定，则楚军得以专意东征，即江西余孽，亦不难殄灭矣。”十日后又由官文和胡林翼会奏，更加明确地提出“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全局战略，湖北带头做出榜样，尽管本省“马步水师各营，既以全力规画院江南北，更复西顾荆州，北防商固，而粤匪捻匪窥伺多端，水师马步各军应接不暇”，仍“以湖南异常紧急，于万难筹拨之个，勉力抽调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补疮，移缓就急”，抽调援兵一万五千人，而且用饷全由湖北负担，不烦湖南，确是全力支援。

这样，清军投入宝庆会战的兵力，包括在籍湘军官兵士兵四万人和从皖赣鄂等省陆续调集的约三万人在内，总数不下七万。其中除前文提到的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及祁阳城下各路援军外，先后还有曾国藩调萧启江、张运兰部往援；骆秉章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军往援；官文、胡林翼调马队二百，总兵王明山、陈金鳌、知府萧翰庆、副将孙昌凯率水师四营携炮船一百余号往援；续调安庆水师参将杨明万、游击曾绍霖、副将刘国斌携炮船九十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二十八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往援，又续调荆宜施道李续宜自黄州、武昌往援。此外，还令攻皖的都兴阿、多隆阿、鲍超部停止深入安徽，作为援湘预备队随时待命。

对于宝庆会战，湘鄂集团中有一个人的态度却始终暧昧----他就是湘军主帅曾国藩。按理说，作为湘系集团的一员，他与骆秉章、左宗堂、胡林翼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该“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况后来连湖广集团都转为支持湘系集团的战略。曾国藩的暧昧显然与他肚子里的小九九不无关系----关于这点，前面章节也有分析，此处再补一旁证：一年以后，石达开于广西再次意图起兵入川，曾国藩力主左宗棠暂缓离湘赴鄂，强调“(胡林翼)来示全军心而后能保楚，保楚而后能图吴，吾谓固湘而后能全军心也”。其实这一次清廷上下判断石达开的意图是取道贵州入川，对于湖南并无直接威胁，曾国藩尚如此紧张，宁不令左宗堂赴下游以有备无患，然则对比宝庆会战时期曾国藩态度之消极，能无自相矛盾乎？可见，由于曾国藩不愿在未得川督实权的情况远离长江中下游战场和旧部前往四川，他在宝庆前后的许多言论是明显夹杂了私意的。其实曾国藩本人在石达开进军湖南后发出的“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张并力南路(石达开部)，不令凯章(张运兰)图景德镇(杨辅清部)也”的自悔之词，亦已承认了在未消除石达开部威胁前进攻安庆是不明智的。(曾国藩急于攻打景德镇，是为围剿安庆做准备)因此，某些论者置整个湘鄂集团“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方针于不顾，仅对曾国藩的言论断章取义用以评估宝庆会战，显然是片面的。

(五)宝庆失军

宝庆会战自五月底拉开帷幕，太平军在对宝庆攻坚的同时，更与城外援军展开了激烈的拒援战。以7月中旬李续宜统率的第二批湖北援军一万二千人到达宝庆战场为分界，可将会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太平军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虽然清方史料多讳败扬胜，但官文在6月中旬的奏折中称“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屡挫贼锋”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贼势不曾稍弱”却不会是对太平军的溢美。同一奏折又称“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并要求敕令曾国藩五十日内赶到四川布防，可见对取得会战的胜利缺乏信心。6月下旬，清帝下旨令曾国藩移师夔门，而官文与胡林翼会奏力陈必须“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湖南并不属于“西南”，奏章中的“西南”指的只能是四川，他们已经在以石达开突入四川为前提进行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了。由此可见，截至6月下旬，太平军对宝庆的威胁非但未曾减轻，还有愈加严重的趋势。

正面记载方面，据当时一位参战的湘军将领回忆，他在宝庆城下与太平军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中，败者六十有余。其中太平军在7月上旬向城东何绍彩部援军出击，取得“洪桥大捷”，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大大振奋了士气。之后太平军一直针对援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以遏制援军的进逼。刘长佑曾欲从东北方逼近太平军营盘，但这一动向立即被石达开察觉，太平军随即在东北方加筑营垒，同时出兵向西北方迂回包抄刘长佑的后路，使其不能造成近一步的威胁。由是直到7月中旬，太平军在宝庆城外的战斗中仍然兵势甚强，占据着主动。

然而，尽管拒援战成效显著，攻城战却并不顺利。一个半月的战斗中，太平军始终未能实现攻破宝庆的目标。援军越聚越多，特别是李续宜率领的万余湖北援军的到达，不仅刺激了城外各军的士气，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兵力的对比，清军人数从劣势方变成和太平军旗鼓相当。从此，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逆转。

李续宜军到达后，与刘长佑刘岳昭等部清军会合于宝庆东北的半边街一带，以图挫败太平军包抄刘长佑后路的计划。石达开得知后决定主动出击，遂于深夜调动大军逼近清军半边街大营，拂晓时分发动进攻。双方激战至第三天仍然难分难解，这时，李续宜以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大营，自己率军渡过资水西移，在水师和骑兵队的配合下，突然向太平军最薄弱的北路阵地发动强攻。石达开闻报，急命赖裕新驰援，但为时已晚，太平军营垒数十座，哨卡百余处被清军摧毁。接着，清军又乘胜扫荡资水西路，太平军大败之余士气严重受挫，西路阵地随之陷落。清方奏报此战共歼敌一万人，考虑到虚报夸大的成份，太平军实际阵亡亦当在数千人，可谓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到7月29日为止，西北两路阵地落入敌手，宝庆合围已完全被突破，城内外文书饷道复通，这标志着宝庆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此战过后，太平军围困线仅存东南两段，对宝庆已难以构成威胁，而无论兵力、士气、粮饷、武器方面，较于清军皆处于劣势，会战败局已无可挽回。为求保存实力，石达开决定撤入广西休整，开始部署退军。

双方休战半个月后，太平军于8月13日再度分作十几路，猛攻李续宜大营。但此战目的显已经不在进攻，只是以进为退而已----14日深夜，太平军即分兵两路南撤，18日，全师转入广西。

(六)会战得失

石达开转战湖南五个月，军事上曾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前四个月中掌握了湖南战场的主动权，但在宝庆城下与清军相持二月不能得手，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被湘军挤出湖南战场，被迫放弃了以湘军老巢为据点，上窥西蜀，下逼武汉的宏大战略。导致这一失利的原因，一直为论者们所关注。

笔者的意见是，截止到宝庆会战第一阶段为止，战局的发展是双方实力的客观反映，而会战第二阶段的失利则不得不归咎于指挥上的责任。

对于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兵力，一向以来多有夸大，如二十万，三十万之说，曾国藩也曾在两封信中采用“三十万”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太平军为虚张声势而故意夸大其词而已。按太平军为了张大声势在自报兵力时向有“以一作四”的传统，因此“号称三十万”，实际人数通常约为四分之一，即七八万。曾国藩在《复官中堂》中说，“贼之自浙闽入楚者，不过六七万，益以赣，彬之众，贺县另股之斐，不过惟十余万”，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也说石达开离开江西时兵力是“六七万”，这应该是比较贴近的估计。考虑到在进入湖南后，将领何名标率部从桂阳脱离，则石达开进攻宝庆的总兵力应该在七八万，与上述估计相符。至于“号称二十万”，则可能是剔除随军家属之后的兵力，即青壮战员约五六万人。

宝庆围城开始的时候，城内外清军总数约三万人，太平军在人数上是明显占优的，至6月下旬，清军总人数为五万人，已与太平军青壮战员的人数相当。但考虑太平军中的老幼妇孺必要时也会投入战斗，如祁阳战役中即有童子兵参战的记载，因此太平军在人数上仍然居于优势。而到了7月下旬，李续宜部赶到后，清军投入宝庆战场的人数已不下七万，双方在兵力上已经持平了。

以上是仅从人数上进行对比。如果考虑兵员素质，那么太平军的实力还要打很大折扣。曾国藩论石达开部“钝于浙”，“钝于永，祁，钝于宝庆”等语，被某些论者无限夸大施用性固然是错误的，但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太平军在衢州、永州、祁阳、宝庆的作战不利，显示出这支部队兵员素质不佳，战斗力有限。抛开没有参加宝庆会战的石镇吉部在浙江取得的胜利不论，我们回顾太平军从回师南安开始到会师宝庆这数月之间的战斗历程，不难发现太平军之所以能够成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主要凭借的是战略战术上的技高一筹，而这应归功于将帅的素质。(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谭体元，李岚谷等虽不及林启容陈玉成吴如孝等知名，却也都是西征时期的宿将) 在真刀真枪的正面作战中，太平军对一般兵勇还有优势，一旦和训练有素、具有多年战斗经验的湘军对敌，就往往处于下风了。

前文说到，太平军全军八万，约占三分之一是老幼妇孺，青壮战员只有五六万。曾国藩在分析其组成时曾指出，其中“裹挟者多，久战者少”，换言之，这五六万人中大多数是在浙闽、江西、湖南招募的新兵，真正的太平军旧部属于少数，充其量两三万人而已，这其中还有半数是属于”盟军”性质的原天地会部队--花旗军，则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不过一二万。因此，曾国藩说宝庆城下太平军的综合战斗力“不逮陈狗远甚”，即远不如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当属实情。(其实此时陈玉成部下有很大一部份正是当年跟随石达开西征的精锐之师，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即交由陈玉成节制，后来远征时并未带走，《李秀成自述》亦有提及)

固然，早在石达开出走安庆时，太平军中主动投奔到他麾下的队伍便已达“五，七万人”，后来江西又有一部份部队汇入，总人数不下十万。但投奔他或表示愿意听命于他的部队人数并不等于追随他远征的人数。如前面章节所述，石达开对部份军队或劝之返回，或留之于安庆，或命之援天京。“南安决策”后跟随石达开远离太平天国辖区的正规太平军旧部约为二万人(宝庆城下人员加上部份从湖南脱离大队的何名标部人员)，而宝庆城下的太平军旧部加上花旗当为三万----这就是太平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人数。跟入湖南的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与从福建脱离的石镇吉部正规旧部总和亦不过三万人，可见所谓“石达开拉走太平军绝大多数精锐”的说法，可以再次被证明是荒谬的。

综上所述，太平军初到宝庆时的整体实力高于敌军，到了6月下旬时，精锐人数已经不如敌军，但依仗总人数优势，整体实力尚可持平。到了7月下旬，双方人数相当，太平军的整体实力就明显居于劣势了。

在整个太平天国战史中，攻城战是战术体现最不明显的一部份。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攻城方面都没多少特别手段。太平军以穴地攻城为主，云梯登城为辅，湘军更是动辄采用“长围”战术。太平军在湖南是客军，又缺少后方支援，不可能实施“长围”，因此，宝庆城下的“胜势”最终能否转化为攻城战的胜利，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以说是成败可能性各半，无论太平军利用实力上的暂时优势或战局中的主动地位攻克宝庆，或是因为不具备实力上的明显优势而攻不下宝庆，都属于正常结果。

至于7月下旬后战局的逆转，则是源由于战略战术上同时出现了失误。

战术方面，太平军在北路的布防较西南为疏，给后来的失利埋下隐患，而这一隐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宝庆北通长沙，进而东入湖北，湖北的部队南下赴援，不属意外。但太平军不仅北路阵地较为薄弱，而且对北路的敌情也疏于侦探，直到李续宜部逼近后才察觉。匆忙之中加强北路防守，已有缓不应急之势。此外，太平军放弃攻打祁阳虽是为了避免战事陷入更深僵局，不失为正确的应变，却也因此给宝庆战场埋下另一隐患----太平军缺少作为退守、进援的军事基地，只能背水一战。

战略方面，在李续宜援军抵达后，战局已经明显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之前攻克宝庆一度颇有希望，那么此时这一希望已经相当渺茫了。在实力对比已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即使不愿马上放弃攻城，也应立即着手布置退路，至少应该开辟一块后退基地，而非孤注一掷，仍将八万大军全部屯集于城下之地，以至完全陷入敌军反包围之中。与李续宜部交战的失利，表面看是战术失误----只见眼前之敌，没有及时察觉敌军的战术变化。但石达开与所部将领都是久经战争，极富谋略和战争经验的宿将，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窃以为，实在是身处反包围中，处处陷于被动，出现失误是有一定必然性的。换言之，即使这一次太平军能够察敌军的行动，也难免不失察于下次，下下次。因此，这一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疏失，而是战略失误导致的被动。

如果太平军在李续宜援军到达后能够果断放弃攻城，另谋他图，那么宝庆攻坚虽然失利，太平军却未必不能继续掌握湖南战局的主动权。跳出宝庆外围的包围圈，在湘鄂川黔战场还有很广阔的回旋空间。如果太平军在局势转为不利时及时调整战略，当不至于在人员和士气上都遭受重创，以致拱手让出战争的主动权。

以下数种针对宝庆战役的论调，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

1 认为石达开不该执著于宝庆攻坚，应该尽早间道入蜀----“宝庆会战”的战略目标本来就是要把刀尖插向湘军背后，取上游之势以经略两湖。进军四川充其量只是备选战略，这一点前文论述甚多，不再重复。

2 认为石达开将石镇吉和何名标派往远离主战场的广西地区，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从石镇吉和何名标此后的动向考察，他们明显是脱离石达开节制独自行动的，石镇吉被俘后的自述也证实他转战广西并非出自石达开的命令。

3 以曾国藩所言“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粮米掳尽，断无不去之理，可不须大胜仗也”为据，认为太平军孤军深入，补给不足，是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孤军深入，补给容易出现困难，曾国藩的话从理论上讲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宝庆战役却不尽然。湖南本是鱼米之乡，自1854年夏天以来，太平军兵锋已近5年未及该省，其生产状况无疑远远好于反复拉锯的安徽江西二省。而且湖南虽是湘军老家，却同样是农民起义和秘密会党的“沃土”，也因此太平军于1852，1854，1859，1861年四度入湘，每次都得以补充大量兵员。事实是，太平军转战湖南五个月，并无迹象显示发生过明显的后勤补给困难。当然，假如太平军没有遭遇宝庆城下的失利，不能排除其终因补给不足而撤军的可能性，绝不应以这种没能成为现实的“推测”作为评价战役得失的根据。

4 以曾国藩所言“褒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为据，认为太平军军心不稳，战斗力不强，是石达开的“分裂”错误所至----所谓“裹挟之人”，指的是新兵，与“久战者”相对，本来就是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加入的，则其“愿从者渐少”与石达开是否脱离天京政权有何关系？

前文已经论证过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成份，八万太平军中三分之一是家属，其余五六万战员中半数是过去一年中招募的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的新兵(包括广西和湖南的会党起义者)，剩下三万人中还有一半是天地会系统的“盟军”---- “花旗”战斗力不弱，但成份复杂，组织性和立场性都不及其他太平军老部队，前期后期向来如此。因此，说太平军整体素质不高是事实(正规旧部仅一二万人)，说是“分裂”所至就毫无根据，甚至有颠倒黑白之嫌----如果石达开真把自己的精锐旧部都拉走，也就不至于出现宝庆城下太平军“不逮陈狗远甚”的情况了

更何况曾国藩所谓“褒胁之人愿从者渐少”完全不是事实，石达开回师广西后人数一度扩充至二三十万，1861年底再进湖南时二个多月即扩军二三万人皆可为证。

5 认为石达开从宝庆撤围后退入广西而不肯折东返，是“坚持分裂错误”“死不回头”---- 我们姑且不讨论石达开“回头”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可行性(石达开在湖南孤军奋战这五个月来我们没有看到洪秀全方面给予任何配合，天京系统的将领们则正因为天王族弟无功受禄，二个月间从一介白丁火箭式上升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军政首脑而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只谈战术上可行性----要求石达开东返是否现实？

予读古龙小说，有一句话印象颇深，大意是说，只有杀人者才有权力选地方，被杀的人什么权力都没有。引申一下，笔者以为在一场重大会战之后，只有胜利者才掌握下一步行动的主动权，而失利者是被动的，原则上只能在胜利者规划好的范围内选择。如果不顾现实，强行选择，极可能在来不及完成调整时遭遇是又一次会战，而“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陈述的这一公理，当然也使用于宝庆会战后的太平军。

那么，石达开撤向广西，是敌人事先规划好的选择吗？----是的，而且是唯一选择。左宗堂对会战发展方向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逼窜南路，徐为图之”，也就是把石达开逼入广西。而胡林翼也一再叮咛李续宜：“杀尽此贼，势必不能……逼使南走，尚是善策”，“贼数过多，不能尽杀，惟有虚南路，以两粤为贼之去路．则天下之祸尚轻也”。可见整个湘系集团的认识是统一的，即以将石达开逼入广西为“善策”。因此，他们对咸丰要求派兵向广西方向追堵的旨意，总是百般推搪，虚与委蛇，名为追堵，实则只追不堵。

左宗堂胡林翼的这一战略思想，当即兵法中的“围师必阙，穷寇莫追。”在他们看来，虽然石达开在宝庆新逢大败，但短期内将其剿灭是不现实的。阻断退路，等于逼其在湖南与湘军决一死战，反而会使太平军低靡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而在置长江中下游战场于不顾，把数万湘军留在老家和石达开展开极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持久，无疑是湘系集团的将帅们最不愿见的事实。这样做，即使最终取胜，湘军也会从根本上伤到元气，一不留神，后果更不堪设想。

因此，湘系将帅们对咸丰的命令敷衍了事，甚至不惜谎报军情，真正目的就是“送贼入粤”，以便趁石达开在广西休整恢复的时机，腾出手来围剿安庆。本着这一方针，他们在东北和西路严密戒备，却让出南下之路----对于太平军而言，此实“终南捷径”。石达开对左宗堂胡林翼们的“好意”自然心领神会，却之不恭，受之无愧。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合演的一出好戏最后以左宗堂代骆秉章给写给皇帝的一纸“官军虽兼程行走，终未能速到贼前，截其窜路。此则臣思虑所未到而深为惭恨者也”的“悔过书”拉下帷幕。

(七)战略意义

石达开脱离天京政权后的战斗是否属于主战场？传统论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而笔者以为，无论从吸引清军的数量、质量、清廷的重视程度，还是对全局的影响看，石达开部从1857年5月离京到1859年8月宝庆会战结束为止进行的战斗，均可视为主战场的战斗。回师广西以后，则逐渐退出主战场，而直到1860年秋计划入川未果，二十万部队反旆，才完全退出了主战场，下降为战略地位次于天京方面的第二战场。

宝庆会战中，湖南太平军直接和间接牵制湘军的兵力较之太平天国后期最大规模的战役----安庆争夺战亦无不及(安庆争夺战中湘军投入的兵力与宝庆会战相仿，但彼时湘军将帅关注的战略重点却分散于数处----骆秉章与部份湘军将帅在四川，左系湘军着意与江西太平军对峙)，而清方将帅将这场会战所置于的高于一切的战略地位，前文的引述和清方兵力调动事实皆足证明，不须赘言。在这样一个战场，能说不算主战场？

宝庆会战虽功亏一溃，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但其对全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江西战场方面，杨辅清部攻克景德镇后，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他最担心的就是景德镇太平军的动向，因为这支军队随时威胁着湖口，万一湖口有失，九江城很可能重现回到太平军手中，势必彻底打乱进剿计划。因此，在石达开离开江西后，他“本拟调萧启江一军从浮梁”夹击景德镇，但是因为石达开的进军湖南造成”彬桂告陷”，他只得改变计划，调这支主力“回援湖南”，且命令江西其他湘军也“只得扼要严守，观势而动”，从而支持了江西战场太平军的战斗。

湖北战场方面，据胡林翼回忆说，“当湘事之告急也。。。不能不顾上游。林翼发兵后，仅领余兵二千人入黄州城守，盖兵将已全赴湘中。。。。。。。”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大的改观，直接导致了1861年陈玉成行“围魏救赵”策奔袭武汉时黄州与武昌兵力的异常空虚。

天京战场方面，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又与叛将李昭寿合陷浦口。李秀成独力难支，陈玉成应邀下援两浦地区。胜保指责驻扎安徽太湖的多隆阿、鲍超按兵不动，坐观陈玉成、李秀成合兵进攻江北、浦口，清帝转谕官文、胡林翼，命湘军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使陈玉成不能专心协同李秀成作战。官文、胡林翼奏复，“因石达开进入湖南，先后调去水师四营，陆师四营，马队二百，备多力分。设宝庆兵力不敷，则岳、鄂同时震动。”并称“胜保不知湖南近日情形，不知湖北南路空虚。因此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可见石达开在湖南发动的会战陈玉成下援两浦与李秀成联合行动扫除了后顾之忧。

安徽战场方面，宝庆会战前，曾国藩胡林翼正在黄州部署三路进剿安庆，却因会战之故调其中二路人马改援宝庆，另一路也停止深入安徽，作为回援湘鄂的预备队待命，最终这次精心策划且已开始进行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这在上章已有详述。“宝庆会战”迫使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进攻安徽的计划推迟了一年之久，直到1860年4月才得以重新部署对安庆的进攻。

关于宝庆会战对全局而言的战略意义，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总结道：

“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赵三军先生在《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危局辩》一文中指出：

“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退入广西，清帝令骆秉章派兵援应．骆禀章派刘长佑、萧启江等湘军头目率领一万多清军赶赴广西，“助剿”石达开。石达开又将湘军引入广西，继续配合着其他战场，但这种配合成为间接的，作用比以往要小了。石达开虽然离开宝庆．但将清帝注意力及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的影响还继续存在，被石达开打乱的清军的布署，不是一下于就能调整过来的。此前，清帝命曾国藩入川，由于没得到总督的位子，曾国藩迟迟不肯成行。直到9月清帝才答应曾国藩，如四川可保无虞，可改行图皖。于是曾国藩赶至武昌，与官文商议图皖事宜，11月商定四路入皖的计划。12月曾国藩统军到达安徽宿松驻扎．直到1860年4月曾国藩才指挥部队进逼至安庆．正当曾国藩从追击石达开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手来逼至安庆，还未将手攥成拳头打向天京战场时．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抢得石达开创造的最后一个战机．发起天京解围战，横扫江南大营，一举摧毁敌营50余座，天京解围．接着李秀成乘势南下苏州．开辟苏抗根据地，使后期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最好状态。”

而王洪峻先生《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打击清军的战略弱点和重点，并与长江下游之太平军相呼应，对两湖之清军主力湘，楚军形成夹击之势，的确时非常高明的一着，效果也很明显。这是攻其比守以制敌的打法，彻底打乱了清军的部署。石达开部太平军的这一行动，也夺回了因为天京事变而被清军掌握了的战争的主动权，把清军抛到了被动的一面。”

“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清王朝把曾国藩部湘军，胡林翼部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湘军，纷纷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命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的湘军困守宝庆，胡林翼部的主力南下援湘，他们的方针是“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可见，他们的确是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

“它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打乱了清军围剿天京的布置，使洪秀全得以整肃内部，编制军伍。。。。。。有力地支持了天京。”

宝庆会战，太平军固然损兵折将，清军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他们为了在宝庆外围形成对石达开部的反包围，大大打乱了原先湖北江西的兵力部署和围攻安庆的全盘计划。就宝庆战场而言，石达开是由主动方变为被动方，但就苏皖赣而言，太平军的压力却大大减轻了。宝庆战役结束后，湘军不得不重新着手进行全局部署，因此经过了半年调整的下游战场的太平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战局的主动权。

曾有不止一位论者面对洪秀全的斑斑劣行承认，石达开的“错误不在于远征”，而“在于没有给予主战场有力配合”，或“意志消沉，未能有效打击清军”。笔者且籍“宝庆会战”一章收尾之机，对此提出郑重反对。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本想过几日在翼王祭日那天贴，如今。。。。。。

但愿不要成为给司马兄送行的贴子啊。。。。。。。。。。。。

不知攻防双方当时的武器装备，攻防手段如何。

在文中仅见太平军枪炮齐放之句。

结尾处分析甚好。

冷兵器和小种类的火器(如火弹、火箭、喷筒、地雷等)就不多说了，枪炮方面，截止1859年为止，太平军和湘军的枪炮装备并无质的差别，但存在“量”的差异。

炮的方面，双方使用的都是旧式前膛炮，不同的是湘军大量配备洋炮(仅1854-1856年3年之间，曾国藩就购入洋炮近2000尊)，而太平军除少量走私和缴获的洋炮外，绝大多数用炮是自铸的土炮(包括改进设计后的佛朗机)。二者在原理上是相同的，但铁炮是用熟铁精制的，太平军的土炮是用生铁粗制的，或以铜制的。从质料看，熟铁制的炮比较坚牢，生铁和铜制的炮，作战时若时间用得过久就易炸裂；从炮身制作看，洋铁炮的射程比较远，火力也比较大，自铸土炮的射程比较近，火力也比较小。

枪的方面，双方都以鸟枪为主，也用抬枪。但太平军的火药主要是临时搭建的小作坊靠土法从旧砖头中熬炼硝石，成份不纯，性能交差，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简单地说，大炮火药大家都会造，不过洋人的兵工厂里造出来的和咱们弹着心爱的土琵琶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至于攻防手段，这个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了，曾国藩特地派人编了一本《贼情汇纂》，其中收入了大量太平军的常见战术，另外太平天国颁发有有《行军总要》，是根据历年行军作战的经验总结的有关于行军，扎营，攻守的详细指导手册。。。。。。咳，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太平军自创的几种阵法 (摘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一、牵??阵

这是一种行军的战斗队形，以防敌袭击，和预防发生遭遇战。凡从此城乡向彼城乡行军时，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每两司马执旗一面，后随二十五人，一百人则张卒长旗一面，五百人则张旅帅旗一面，二千五百人则张师帅旗一面，一万二千五百人则张军帅旗一面。一军接着一军前进。宽路则分双行，狭路则单行，鱼贯以进，斩然不紊。在行军中，一旦发生遭遇战，首尾蟠曲钩连，顷刻聚集，结成圆阵迎敌。接仗若不利，统将敲锣，方准退却，仍守牵??阵战斗队形，这时如果路宽，就是分为十行二十行都可以，但不得斜奔旁走，亦必鱼贯而退，牵??急趋，敌往往追赶不上，?u追上了，见队伍不乱，也不敢穷追。

二、螃蟹阵

这是一种三队平行配置的战斗队形，中间一队人数少，两翼的人数多，形似螃蟹，所以叫做螃蟹阵。这一种阵法，还根据敌情而有种种变化。如敌仅分左右两队，就以阵的中队分益左右翼，也成两队。如敌前后各一队，就合左右翼的前锋为一队，以左右翼后半与中间一队合而平列，以为前队接应。如敌左一队兵多，则变偏左阵。右一队兵多，则变偏右阵。如敌出四、五队，也分为四、五队次第迎击。其大螃蟹包小螃蟹阵尤为著名，其法或先以小阵与敌交战，后出大阵包围，或诈败诱追，伏兵四起，将敌包围。螃蟹阵变化虽然复杂，但损左益右，移后置前，运用之妙，在于统将根据敌情，临时指挥。其进退开合的疾徐，碉须几个大旗手娴习，全军望大旗向那裹就向那裹奔赴。所以一军用了几个大旗手，便可以指挥万众，略无参差，提纲挈领，深得以简驭繁的妙用〔一〕。

三、百乌阵

这是一种使用疑兵的阵法。偶值平旷野，与敌作战，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把部队分为一百几十队，好似天空散布繁星那样，使敌人惊疑不知人数多少，每队人数都同，又不知应先攻何处，彷徨不进，每因此被打败。

四、伏地阵又名卧虎阵，每遇敌人来追时，退却到水穷山阻的地方，由统将发令，忽地一面大旗仆倒，千旗齐仆倒，瞬息万人几千人都贴伏在地上，寂不闻声。敌军追到，突然前面一片水涯山陬，看不见一个太平军，正在诧异徘徊，疑神疑鬼的时候，太平军一声号令，忽地一面大旗扬起，千旗齐起，万人几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向敌猛扑。敌人一疑不释，又增一疑，而益以一惊，没有不转胜为败的。太平军曾在长沙、南昌、武昌等地用这一个阵法屡败清军。

十三日男亲画贼之莲花抄尾阵寄交璞山。……昨日岳州之败，贼并未用抄尾法，交手不过一个时辰，?u纷纷奔退，若使贼用抄尾法，则我兵更胆怯矣」（见曾文正公家书卷四）。考沧浪钓徒动余灰录述太平军作战事说：「分左右翼合围，贼中谓蟹螯阵是也」。案沧浪钓徒此书与潘锺端苏一麋鹿记都是当时当地人记太平军克苏州前后事的记载。今试将两书所述太平天国阵法对照，潘锺端苏一麋鹿记述荷包阵是：「从两傍兜裹向前」，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述蟹螯阵是：「分左右翼合围」，可见两者阵法是相同的，荷包阵应当就是蟹螯阵，也就是螃蟹阵的别名。因为这种阵法的特点通常是分两翼包抄合围敌人，有如螃蟹的双螯，到包抄敌人的后方，把敌人包围起来时，又有如荷花的层层包裹，所以称为螃蟹阵（一作蟹螯阵），又称为荷包阵，也称为莲花抄尾阵。

太平天国用兵运用这些阵法，在当时兵器条件之下，曾经发挥了它的作用。癸好三年夏，江忠源上奏清廷说：「臣随诸军自粤西至湖南，与贼大小百数十战，亦尝备?L其结营置阵矣。……贼分数路，我每以一路当之，?u或数道并发，而临阵彼此不相雇，贼得以施其奇正抄伏之术，广西、湖南诸战之失利，皆由于贼知布阵之诀，而我不知也」〔一〕。可知太平天国阵法所收的功效。其中螃蟹阵一种阵法，直到庚申十年克复苏州后还经常使用〔二〕。

刘泱泱

大型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化装成打柴人，只身入太平军营，谒见翼王石达开，自称姓高名季左（左宗棠字季高，此为其姓字倒写），纵谈天下形势，为太平军出谋献策。石知他实为湖湘名士左宗棠，欲为引荐给天王洪秀全。后遇东王杨秀清，左向东王直言太平军兴以来三大失误，东王不悦，竟要以“清妖坐探”罪名捉拿左。左大失所望，决定不再进见大王，拜别石达开而去。临别，石索句留念，左为题赠对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电视剧播出后，此一情节流传广泛，许多人信以为真，也引起了诸多人的质疑。据笔者考证，此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左宗棠的上述联语，则不过是他早年赘居妻家时的自我生活写照，约写于1835年，悬挂于自己书房，并不是此时为赠送给石达开而写的，况且其内容也显然不符合他们相处时的情景，属于编剧者不顾历史情景的移花接木而已。本文对左宗棠题联的情况，不拟多费笔墨，只想就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提出自己一些不同的看法，供研究者们参考。我认为历史上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足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传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且并无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的证明。为了考察此一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曾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记述或提及此一传说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论著、史书以至文艺作品等。现将有关记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曾“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民国时期，1914 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1947 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细加思量，不难看出：（1）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当时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 余年间亦未闻见，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 年之久还不见有人提起，而是迟至本世纪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出现，其时距太平军围攻长沙已逾半个多世纪！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动员民众的目的。（2）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有关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以上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迹。（3）从各种记载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杨毓麟的记述，只是说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之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初期即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期，况且并未见之于行动。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及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将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也到了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知，太平军系于1853年1月12 日攻克武昌，2月9 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宗棠则早在1852年10月8 日就已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了。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长沙人”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语言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所言，因而同样难为凭信，并非“比较可信”。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不过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也并不相信。就在前引文字的后面，他写道：“考左为陶澍延姻亲，湖南士子素重名节礼教，此说似不足入信，况缺佐证乎？姑志之。”

第二，这个传说不符合左宗棠一贯的、特别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思想立场。左宗棠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末世，又受过较长时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属于历史上常见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一类人物。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坚决反抗外来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对国内人民的反政府起义和暴动，则往往采取调整政策，缓解矛盾（即所谓“抚”），或者使用武力，坚决镇压（即所谓“剿”）的办法。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城。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真”；“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严格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其时他才21岁。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以忠君守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因此，他虽然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为农民起义的狂飚突起而惶悚不安。甚至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常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鸦片战争时期，他强烈反对外来侵略，担心“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又深深为“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而惶惧不安，反对“奸民”啸聚为“寇”。他曾多次说过：“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实际上他就是在以“了事办寇之人”自我期许。在他尚未发迹这段期间，他在致友人信中，常“自署葛亮”’，即自比诸葛亮，以表明他的志向。诸葛亮散闲卧龙岗，躬耕陇亩，等待着刘备三顾茅庐，出山治国安邦；自负甚高的左宗棠，也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1851 年（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湖南戒严。左宗棠对时局十分关心，与在贵州任职的好友胡林翼（时任黎平知府）往复函商对抗、镇压起义之策。他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方针；并说：“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势如破竹，逼围长沙。左宗棠见事急，即于中秋节过后挈全家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一面“诛茅筑屋，为自保计”；一面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待机出山。果然随后不到10天，他就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再三礼请和敦促下，投入巡抚幕府，为之筹谋画策，开始了对太平天国起义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活动。因此，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左宗棠思想发展的逻辑，他并不存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思想基础。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几本左宗棠传记，都没有采纳这一说法。如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在一个注释中列举了本文上述的几种传说后，写道：“按以上纪载，不足为凭，兹不取。”王天奖著《左宗棠评传》，亦在一个注释中说：“有的记载称：左宗棠曾去长沙见洪秀全，进说方略。此说与左宗棠的思想立场和有关史实全不合节，不足凭信。”

第三，这个传说还同太平军围攻长沙和左宗棠投入张亮基幕府的日程存在矛盾。据历史明确记载：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进抵长沙的时间，是1852年9月11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到达长沙的时间，是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石达开不在萧朝贵率领的前队之内，是否与洪、杨同行，史无明细记载，从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石达开要将左宗棠引荐给洪，及左实际已见到杨的情况来看，姑且也可作如是观。而左宗棠呢？当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逼攻长沙时，他正与郭嵩焘等在湘阴东山白水洞经营避难处所，并于农历中秋节（公历9月28日）过后，挈全家避居于此；当洪秀全、杨秀清等率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城下时，他则早已于5日前即10月8日（八月二十五日）“缒城而入”长沙，进入张亮基幕府，并且获得张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日夕区画守具”了。不能设想，当洪秀全等尚未到达长沙时，左宗棠即已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于长沙了；也难以置信，在左宗棠业已进入张亮基幕府，并被委以重任，又当战事孔急、城门紧闭之时，他还会偷偷出城，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为之出谋献策！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谒见洪秀全或石达开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可信以为真。

最后，可以补充和讨论的是，前述传说的产生，除了源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清政治宣传的需要外，还可能与时人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有关。考王贻运著《湘军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当太平军以奇兵突袭、直抵长沙城下时，一般人士尚不料其为太平军，反以为是官方援军至，以致发生如下的情况：“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陈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这里，确有湖南士子赴太平军营谒见献策之事。但是，谒见并献策者为杨生，而非左宗棠；受谒见的人是萧朝贵，而不是洪秀全或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石达开；并且，杨生是误以为清军“达官”至才“上谒献策”的，而不是主动投靠太平军。后人或据此而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并以讹传讹，加油添醋，将它演绎成了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一段传奇，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也是社会生活中常发生的事。

附陶短房评：其实左宗棠的问题几乎是个常识问题了，当左宗棠在城外时，城下是曾水源、林凤翔、李开方和受重伤的西王，当他于1852年10月6日或稍晚几天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时，翼王或是刚刚到城下（若率领先锋军的话），或者甚至还没到城下（大队11日始到），而6天之后翼王便受命渡湘而西，扎水陆洲、龙回潭，左宗棠则一直在城中助守，他之不可能给翼王献策甚至往还，实在是毋庸置辩的简单问题了。

弥补了太平军自身火力不足，无法摧毁城墙的问题

我觉得和老左投军之事一样，太过神奇。单田芳的评书里就讲得更加神乎其神了。两百年以前的大炮和火药还能用吗？

火药可能没有，但太平军得到了大量吴三桂埋藏的明代大炮和兵器是真的，也正是这一发现使太平军的火器水平大增，由过于对官军处于相对劣势一变成为势均力敌甚至有优势了。二百年前的大炮，居然比官军的武装先进，这是清朝统治者竭力压制民力，扼制科技发展，导致中国在二百余年间火器水平不进反退的又一证明。(实际上，明朝使用过的许多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处于先进水平的火器到了晚清都失传了，太平天国对明代的“佛朗机”的设计加以改进后自制的“九子炮”还令清军大为惊异)

至于单田芳说是翼王带人发现的，也具有合理性，因为太平军从到达岳州到全军撤退前后只有四天时间，这期间又大量扩招队伍，十分忙碌。发现和搬运那么多武器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等于是一个兵器库)，所以由最先率前锋到岳州的翼王发现，可能性的确不小。当然那个什么李良老头是单老编出来的。

典型的如安庆天京保卫战, 甚至对付开始北伐的孤军, 都是围困

太平军倒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的搞出了一些战术战法，拥有中央政权的清政府就太丢脸了。最后也基本上是靠传统战术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