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四)宝庆会战 -- numzero

(一)战略转移

太平军在南安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整部署，平安渡过了远征以来第一个低潮期，也逐渐重拾了撤离浙江后一度失去的战争主动权。阴历春节后不久，奉曾国藩命攻击石达开的萧启江率部来到赣南，除他本部湘军以外，还纠集了四万“田勇”配合作战。

　　萧启江在清知府刘狱昭和参将胡中和、梁万贵的配合下，进攻南安附近的新城墟。萧启江认为，对付这支太平军“可以智胜，难以力取”，于是命以田勇出队，而湘军主力设伏以待。2月20日战斗开始后，田勇很快在太平军陈享容、李隆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由于田勇战斗力本就远在太平军之下，陈亨容、李隆遇不疑有诈，一路穷追不舍至七八里外。是时清军鸣炮为号，伏兵立即将太平军后路截断，而主力分三路杀出。此战湘军大胜，一举攻克新城墟，兵锋直指石达开的大本营----池江。

　　石达开得报新城墟失守后，随即制定了应变措施。他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湘军赖以诱太平军中计的这些田勇来部署反击。

于是，太平军没有向新城墟发动反攻，反将主力秘密撤出池江阵地，埋伏在距新城墟十余里的麻布陇一带。2月22日，萧启江部仍以田勇为前队，进攻池江太平军大本营。清方谍报探得池江太平军甚少，“田勇”遂放胆深入，当萧启江怀疑有诈、传令收队时，为时已晚。太平军枪炮齐放，伏兵尽起，他们不以歼灭包围圈中的田勇为目的，而是反复冲击，令其溃败。缺乏训练的田勇们被太平军打得惊惶失措，蜂拥返奔，数万溃勇很快把湘军正规部队的阵脚冲得大乱，这时石达开才命部队就势掩杀过去，太平军越战越勇，反败为胜，并击毙都司龙复胜，把总洪复胜等人。

二天以后，萧启江收拾残兵，再攻池江，先设伏于麻布陇一带，再诱石达开出战。石达开识破是计，传令坚守不出，仅派数百人对付前来“诱敌”的清军。26日，萧启江再次布置伏兵后进攻池江，太平军仍不假理会，反公然将大队撤出池江，向南安城靠拢。萧启江因四天前的大败心有余悸，竟不敢追击，眼睁睁看着太平军从容退向南安，直到数日之后才追向南安。

池江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而萧启江不敢尾追的事实则显示江西湘军气焰受挫，石达开决定抓住这一有力时机，加速实施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石达开一面指挥部队向湖南转移，一面在南安布下诱敌之计，拖住湘军，掩护大队。3月4日，湘军追到南安城下，但见城中烟焰迷天，随即听说太平军发生“内乱”，守军弃城而走，急派营官朱桂秋、黎得胜、胡中和、刘岳昭、梁万贵等会同练勇攻领东门和北门，营官毛冶祺、秦华祝、唐星照、戴龄等会同田勇进攻城外各村“贼垒”“贼馆”，是时南安南北二城的太平军主动西撤，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而后杀回马枪，痛击追兵.接着，各村号角四起，萧启江急忙传令收队，不敢再向已是空城的南安迈进一步。守军见湘军受到震慑，不敢再进，遂安然返城。其后三日间，湘军未敢再攻南安，直到3月7日始复来，这时太平军大队早已转入湖南，留守的小股部队不再多与湘军纠缠，兵分两路撤退。

就在萧启江部湘军被拖在南安的十余日间，石达开所部江西太平军已全面挺进湖南。池江大捷四天后即1859年2月28日，奉命自江西崇义进军的太平军赖裕新、傅忠信部进抵湖南桂阳热水岭，遭到清军刘培元、彭定太的阻击，打响入湘之战。在太平军猛烈进攻下，清军仅数小时即“全军覆没”，桂阳赶来的援军急忙逃回城内。太平军将清军营垒尽予摧毁，并于3月2日攻克桂阳县城，取得在湖南的第一个据点。3月11日，太平军以骑兵开路，冲进驻扎桂阳、宜章分界处文明司的清军营地，清军溃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采用了过去少见的骑兵冲锋战术，桂阳、宜章、宝庆的战斗中都有相关记载，此后直到到四川仍有关于赖裕新部“骑兵”的记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2日，又大破驻扎官渡的清军营盘，并以骑兵追击，乘胜直下宜章。13日，由秀流河上下游同时发动抢渡，击溃扼守秀流河的清军，击毙敌将段万彩刘祥信等人，攻克兴宁。至此，湘东南三大军事重镇在半月之内接连为太平军所据，郴州府门户洞开。太平军在入湘第一阶段中牢牢把握主动，顺利实现向湖南的战略转移，

(二)挺进湖南

　　湖南本是湘军的老巢，但“官绅招勇筹纳，百计外援，物力巳薄”，加之当时两广和湖南交界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太平军摇相呼应，声势愈壮，骆秉章、左宗堂担心石达开的乘虚而入全线动摇各省湘军的军心，进而影响整个战局，“湖南频年内固封守，外援四邻，财力既殚，人才亦耗……兹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荼毒，即绅民之出演援剿者，皆不免有内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于是一面由左宗堂全权负责“筹饷募兵”，飞檄各郡搜集兵将、编制队伍，饬留籍湘军头目火速招集旧部，集结在籍湘军官兵四万余人，一面急从各省抽调步兵、水师、炮舰、马队入湘助剿。

湘东南三大战略要隘失守后，清军退守宜章至郴州和兴宁至梆州两条路线。因兴宁以西为东江所隔，石达开命部队从宜章进军。3月15日，赖裕新等自宜章出发，间道趋郴州府属之外岭、良田，迅即攻克，击毙清巡检卢铨，乘胜夺取郴州，跟着分兵两路进攻桂阳州，17日轻取桂阳州，全歼守敌，仅知州张济远一人仓惶逃命。

郴州失守后，左宗堂判断太平军将北进常宁以窥湘江枢纽衡州，以衡州为中心部署了防御反击体系。石达开见敌军把战略重点放在控制通往衡州的水陆交通线上，对常宁防守尤为严密，遂再一次将计就计，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以少量兵力佯攻衡州以南的常宁，牵制湘军主力，而太平军主力向西迂回，拟从西南方绕过衡阳，取道祁阳直捣湖南中部重镇宝庆。在那里休整并补充粮草后，既可作为经略两湖，下趋衡州、武汉，或进取长沙的据点，又可向西出辰溪、沅陵，到达四川的秀山、酉阳，或北出常德、澧县、荆州、宜昌，溯江入川。与此同时，石达开还派人与如火如荼的广西大成国起义军取得联络，约其一同向湖南发展。大成国对此极为重视，特派其“四王”之一的平南王谢乐言亲往湖南探查军情。

当湘军以为可以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严密的防御体系阻挡太平军于衡州防线时，太平军主力已趋向嘉禾，3月19日攻克嘉禾后，继续向西迂回，以小股佯攻北面的新田和临武，迷惑敌人，主力则趁机进入宁远县，3月31日，先头部队向祁阳发动进攻。至此，太平军在入湘第二阶段中继续掌握了主动，长驱直入，绕开敌人的重兵防御，顺利将战线推进到地处衡州、永州之间，西北界接宝庆，“正居中用奇之地，又为大军后路(骆秉章语)”的祁阳一线。

(三)分兵作战

左宗堂得知石达开已突入宁远，又从俘虏口中获悉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是自祁阳进攻宝庆后，急忙调整部署。当太平军扫荡了祁阳城外守隘清军，准备攻城时，刘长佑部湘军于4月4日率先赶到祁阳增援。这时，祁阳城下的太平军突然调转兵锋，改攻永州，与刘长佑、江忠义、席宝田部展开连日激战。清军援军续至，永州城外的太平军四面受敌，难以抵挡，被迫放弃攻城。

　石达开获悉先头部队攻打永州遭到重兵拦截，意识到清军已经察觉了太平军的军事意图，遂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为避免单线作战容易遭受多方包围的不利情形，决定分兵渡过湘江，开辟西路战场。4月11-15日，太平军主力陆续自宁远进入祁阳境，这时，杨载福已派湘军水师副统领王明山从衡州赶往祁阳，企图利用水师严密封索湘江，防止太平军渡江。4月15日，太平军在祁阳下游十里的观音滩公然编造船筏，进行渡江准备。清军驰赴观音滩对岸阻击，太平军随即退却。16日，清军过江进剿，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清军收队进入祁阳。当夜，太平军出人意料地再次从观音滩驾筏渡江，终于偷渡湘江成功。

渡过湘江的太平军由赖裕新、傅忠信率领，进军与广西全州和宝庆府属之新宁接壤的东安县，4月22日破破，全歼守军，知县李右文等毙命。这一分兵战略再次出乎清军意料之外，直到太平军兵临东安城下，清军才急调刘长佑赴援，军未至而城已破。

此后，太平军弃守东安，由赖裕新担任诱敌任务，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调动敌军，傅忠信则率精锐伺机而动。赖裕新先佯攻新宁，又故意折回，作出直捣广西全州的态势，并派人联络当地天地会义军，准备会合，吸引敌人追赶。湘军刘长佑与刘坤一部果然率军向全州方向追堵而去。

　　敌人一被调动，驻扎在东安附近的傅忠信部立即挥师新宁，兵锋直逼宝庆，刘长佑与刘坤一闻讯后，急忙调头赶回新宁。回师新宁的湘军被占尽地利、以逸待劳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营垒全部被踏平，辎重悉数被缴获。傅忠信部乘胜离开新宁北上，直趋宝庆府。

　　而担任诱敌任务的赖裕新部这时已经联合上了广西全州天地会义军，在他们的配合下，从容回师，折反湖南，分兵进攻武冈、新宁，以牵制刘长佑增援宝庆的部队，并于5月下旬师抵宝庆。

在此期间，石达开派出一些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活动，张大声势，干扰敌人的判断与部署，他本人则仍拟取道祁阳赴宝庆，祁阳战役就此展开。

4月22日，湘军知府刘坤一、王勋、副将余星元、杨恒升分三路进攻祁阳太平军，拔营垒11座，太平军旋于清军追击途中杀出伏兵，反败为胜。此时西路战事打响，刘坤一率军西援，祁阳清军实力锐减。24日，两军激战于过水坪、双桥一带，太平军追斩千总罗士荣，外委张友元及清军数百人。其后数日，湘军援军云集祁阳：肖翰庆统带水师营沿江巡截；廖洪顺的长胜军，陈缇的吉字营，阳安臣的阳字营，黄三清的清字营分据城外各险要；何绍彩的何字昔以及刘岳昭九个营分驻熊罴岭灵官殿一带，企图围困太平军。5月3日，新任永镇总兵周宽世驰援祁阳，太平军乔装清军往迎，对周部进行突袭，周军伤亡惨重，骆秉章又飞调魏喻义的质字营，赵焕联的和字营进援熊罴岭。

太平军与湘军在熊罴岭地区展开会战，互有胜负，5月中旬，傅忠信、赖裕新两军已按计划回师，石达开决定速战速决，尽快前往宝庆，遂于5月17日分兵十路向熊罴岭发动总攻。双方激战十小时，太平军佯退引清军追赶，另以一军迂回侧袭；清军大乱，弃甲倒戈而逃；太平军一路切断清军退路，一路直捣清军大本营；清军弃守熊罴岭，退据宝庆44里外之洪桥，沿途死伤甚众。

太平军取得熊罴岭会战胜利后，随即向宝庆移师，清军留何绍彩、黄三清两个营守洪桥，以刘岳昭的九个营驰援宝庆，太平军乘洪桥兵力虚弱，于5月21日杀回马枪，一举摧毁清军营垒，又于24日和26日分别击败拦截和追赶的敌军，从而冲破清军的尾追堵截，达成了与赖裕新、傅忠信部会师于宝庆城下的战略目标。

到宝庆后，石达开命赖裕新驻扎城西，傅忠义驻扎城东，他本人与张遂谋驻扎城南，不久又派兵在东北和北路筑营。太平军5五月底起连续发动攻势，城外援军也多次对围城太平军实施攻击，但始终未能对太平军造成实质性打击，到6月中旬，太平军已在宝庆外围扎下层层营垒，筑起长濠，使宝庆彻底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粮饷来源也全部被切断，6月17日，太平军完成了对宝庆的四面合围。

由以上经过可见，永州受挫，只是一次孤立的失利，并未影响太平军向宝庆进军的总体战略；祁阳战役虽未破城，但太平军取得了熊罴岭会战的胜利，歼敌甚众，更摆脱围困追堵，成功移师宝庆，当属小占上风----至多算是平手。纵观太平军由永州至宝庆这一阶段的进军，虽遭多方阻击而不似前两阶段所至披靡，但仍旧把握住了战局的主动权，实现了全军会师于宝庆城下的目标。就连一向讳败扬胜的官文在宝庆即将合围之即也不得不承认：“湖南征发能战之卒，水陆几五万人，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足见前章引曾国藩称太平军“钝于永，钝于祁”的贬词，实属小题大做。

事实是，从南安到宝庆的四个月，石达开远征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他们时常采用暴风骤雨式的急行军冲破敌人的阻拦，战术灵活多变，几支部队时分时合，多方牵制，使得敌人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成功的战略部署和巧妙的战术一再干扰了敌人的判断，在大范围运动中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既达到了自己的军事目的，确保了全军顺利抵达宝庆，进而完成合围，又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军在江西、湖北和天京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援了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作战，是一段极为精彩的战斗历程。

(四) 清方对策

太平军到达宝庆之初，左宗棠等即令坚壁清野，将宝庆城外的的民房街市庙宇全部焚毁，以使太平军不能以之作为进攻的屏障与掩护。

然而，清方将帅对于湖南会战重要性的认识起初是存在很大分歧的。湘系集团的骆秉章、左宗堂、胡林翼等一开始就主张全力应对，湖广集团的官文、都兴阿、多隆阿、舒保等则不甚以为然。他们认为，安徽的陈玉成部一直对湖北虎视眈眈，以湖北现有兵力与陈玉成相抗，鄂东防御已经可虞，何况按照既定计划，此时湘军正当分兵三路进图安庆，尤须厚结兵力。因此，对胡林翼从湖北调兵增援湖南的意图相当不满，认为是“不援皖而唯湘是图”，“湘人以空虚而致贼，鄂人奈何效尤?”

针对湖北官吏的埋怨，胡林翼指出，陈玉成于三河大捷后在安徽二郎河遭受重挫，损失严重，非经休整蓄锐，无力发动凌厉攻势。而石达开即使不打永州、衡州、宝庆，也未始不能重施咸丰二年太平军东进之故伎，绕过三郡直导湖北。一但“湖南不能追”，则“湖北势不能堵”，由是石达开不止将“由西路窥伺巴蜀”，而且“附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间”。湖南不支，则“湖北御此大股，必须再添两万人。饷力固不能任，将才又不能多”，彼时湖南“非全境肃清三、五月后”必不能援鄂，所以为湖北计，“自守于境内不如助剿于境外，助剿则兵少而功倍，自守则备多而势分”。

在胡林翼的再三陈说利弊下，湘鄂集团终于统一了思想。先由官文俱折呈奏保蜀之困难性及必要性----“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蜀中承平日久，额兵多半调拨他省，猝欲御此强悍之寇，深恐力不能支”“查蜀中富庶为时下财赋之区，中外皆资其力。若贼得肆志入蜀，其(氐鸟)陷张必数倍于湖南，不特贻患于两楚，防无虚日；并恐蚁附蜂屯，西出关中，为秦晋之大害。历观史书所载，蜀之安危，关系中原大局。盖土沃民众，能善用之，则可御外侮；不善用之，亦足借寇兵也。查天下之势，西北足以控东南，东南不足抗西北。故贼踞江皖，而楚省尚可复完备，因得上游之势”，继而要求“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至于江西太平军“不过万余，或请饬李定泰守饶州，饶廷选守抚州，彭玉麟守九江，自能保固疆圉。俟南省肃清，蜀事果定，则楚军得以专意东征，即江西余孽，亦不难殄灭矣。”十日后又由官文和胡林翼会奏，更加明确地提出“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全局战略，湖北带头做出榜样，尽管本省“马步水师各营，既以全力规画院江南北，更复西顾荆州，北防商固，而粤匪捻匪窥伺多端，水师马步各军应接不暇”，仍“以湖南异常紧急，于万难筹拨之个，勉力抽调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补疮，移缓就急”，抽调援兵一万五千人，而且用饷全由湖北负担，不烦湖南，确是全力支援。

这样，清军投入宝庆会战的兵力，包括在籍湘军官兵士兵四万人和从皖赣鄂等省陆续调集的约三万人在内，总数不下七万。其中除前文提到的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及祁阳城下各路援军外，先后还有曾国藩调萧启江、张运兰部往援；骆秉章调援黔之副将田兴恕军往援；官文、胡林翼调马队二百，总兵王明山、陈金鳌、知府萧翰庆、副将孙昌凯率水师四营携炮船一百余号往援；续调安庆水师参将杨明万、游击曾绍霖、副将刘国斌携炮船九十余号，水师游击左光培部、炮船二十八号及已革总兵李续焘所募新勇往援，又续调荆宜施道李续宜自黄州、武昌往援。此外，还令攻皖的都兴阿、多隆阿、鲍超部停止深入安徽，作为援湘预备队随时待命。

对于宝庆会战，湘鄂集团中有一个人的态度却始终暧昧----他就是湘军主帅曾国藩。按理说，作为湘系集团的一员，他与骆秉章、左宗堂、胡林翼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该“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况后来连湖广集团都转为支持湘系集团的战略。曾国藩的暧昧显然与他肚子里的小九九不无关系----关于这点，前面章节也有分析，此处再补一旁证：一年以后，石达开于广西再次意图起兵入川，曾国藩力主左宗棠暂缓离湘赴鄂，强调“(胡林翼)来示全军心而后能保楚，保楚而后能图吴，吾谓固湘而后能全军心也”。其实这一次清廷上下判断石达开的意图是取道贵州入川，对于湖南并无直接威胁，曾国藩尚如此紧张，宁不令左宗堂赴下游以有备无患，然则对比宝庆会战时期曾国藩态度之消极，能无自相矛盾乎？可见，由于曾国藩不愿在未得川督实权的情况远离长江中下游战场和旧部前往四川，他在宝庆前后的许多言论是明显夹杂了私意的。其实曾国藩本人在石达开进军湖南后发出的“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张并力南路(石达开部)，不令凯章(张运兰)图景德镇(杨辅清部)也”的自悔之词，亦已承认了在未消除石达开部威胁前进攻安庆是不明智的。(曾国藩急于攻打景德镇，是为围剿安庆做准备)因此，某些论者置整个湘鄂集团“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的方针于不顾，仅对曾国藩的言论断章取义用以评估宝庆会战，显然是片面的。

(五)宝庆失军

宝庆会战自五月底拉开帷幕，太平军在对宝庆攻坚的同时，更与城外援军展开了激烈的拒援战。以7月中旬李续宜统率的第二批湖北援军一万二千人到达宝庆战场为分界，可将会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太平军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虽然清方史料多讳败扬胜，但官文在6月中旬的奏折中称“数月内屡挫贼锋，而贼势曾不稍弱”，“屡挫贼锋”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贼势不曾稍弱”却不会是对太平军的溢美。同一奏折又称“湖南各军，皆百战之余，尚不能决其必胜”，并要求敕令曾国藩五十日内赶到四川布防，可见对取得会战的胜利缺乏信心。6月下旬，清帝下旨令曾国藩移师夔门，而官文与胡林翼会奏力陈必须“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忧”。湖南并不属于“西南”，奏章中的“西南”指的只能是四川，他们已经在以石达开突入四川为前提进行下一步的战略规划了。由此可见，截至6月下旬，太平军对宝庆的威胁非但未曾减轻，还有愈加严重的趋势。

正面记载方面，据当时一位参战的湘军将领回忆，他在宝庆城下与太平军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中，败者六十有余。其中太平军在7月上旬向城东何绍彩部援军出击，取得“洪桥大捷”，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大大振奋了士气。之后太平军一直针对援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以遏制援军的进逼。刘长佑曾欲从东北方逼近太平军营盘，但这一动向立即被石达开察觉，太平军随即在东北方加筑营垒，同时出兵向西北方迂回包抄刘长佑的后路，使其不能造成近一步的威胁。由是直到7月中旬，太平军在宝庆城外的战斗中仍然兵势甚强，占据着主动。

然而，尽管拒援战成效显著，攻城战却并不顺利。一个半月的战斗中，太平军始终未能实现攻破宝庆的目标。援军越聚越多，特别是李续宜率领的万余湖北援军的到达，不仅刺激了城外各军的士气，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兵力的对比，清军人数从劣势方变成和太平军旗鼓相当。从此，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逆转。

李续宜军到达后，与刘长佑刘岳昭等部清军会合于宝庆东北的半边街一带，以图挫败太平军包抄刘长佑后路的计划。石达开得知后决定主动出击，遂于深夜调动大军逼近清军半边街大营，拂晓时分发动进攻。双方激战至第三天仍然难分难解，这时，李续宜以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大营，自己率军渡过资水西移，在水师和骑兵队的配合下，突然向太平军最薄弱的北路阵地发动强攻。石达开闻报，急命赖裕新驰援，但为时已晚，太平军营垒数十座，哨卡百余处被清军摧毁。接着，清军又乘胜扫荡资水西路，太平军大败之余士气严重受挫，西路阵地随之陷落。清方奏报此战共歼敌一万人，考虑到虚报夸大的成份，太平军实际阵亡亦当在数千人，可谓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到7月29日为止，西北两路阵地落入敌手，宝庆合围已完全被突破，城内外文书饷道复通，这标志着宝庆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此战过后，太平军围困线仅存东南两段，对宝庆已难以构成威胁，而无论兵力、士气、粮饷、武器方面，较于清军皆处于劣势，会战败局已无可挽回。为求保存实力，石达开决定撤入广西休整，开始部署退军。

双方休战半个月后，太平军于8月13日再度分作十几路，猛攻李续宜大营。但此战目的显已经不在进攻，只是以进为退而已----14日深夜，太平军即分兵两路南撤，18日，全师转入广西。

(六)会战得失

石达开转战湖南五个月，军事上曾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前四个月中掌握了湖南战场的主动权，但在宝庆城下与清军相持二月不能得手，致使战局急转直下，被湘军挤出湖南战场，被迫放弃了以湘军老巢为据点，上窥西蜀，下逼武汉的宏大战略。导致这一失利的原因，一直为论者们所关注。

笔者的意见是，截止到宝庆会战第一阶段为止，战局的发展是双方实力的客观反映，而会战第二阶段的失利则不得不归咎于指挥上的责任。

对于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兵力，一向以来多有夸大，如二十万，三十万之说，曾国藩也曾在两封信中采用“三十万”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太平军为虚张声势而故意夸大其词而已。按太平军为了张大声势在自报兵力时向有“以一作四”的传统，因此“号称三十万”，实际人数通常约为四分之一，即七八万。曾国藩在《复官中堂》中说，“贼之自浙闽入楚者，不过六七万，益以赣，彬之众，贺县另股之斐，不过惟十余万”，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也说石达开离开江西时兵力是“六七万”，这应该是比较贴近的估计。考虑到在进入湖南后，将领何名标率部从桂阳脱离，则石达开进攻宝庆的总兵力应该在七八万，与上述估计相符。至于“号称二十万”，则可能是剔除随军家属之后的兵力，即青壮战员约五六万人。

宝庆围城开始的时候，城内外清军总数约三万人，太平军在人数上是明显占优的，至6月下旬，清军总人数为五万人，已与太平军青壮战员的人数相当。但考虑太平军中的老幼妇孺必要时也会投入战斗，如祁阳战役中即有童子兵参战的记载，因此太平军在人数上仍然居于优势。而到了7月下旬，李续宜部赶到后，清军投入宝庆战场的人数已不下七万，双方在兵力上已经持平了。

以上是仅从人数上进行对比。如果考虑兵员素质，那么太平军的实力还要打很大折扣。曾国藩论石达开部“钝于浙”，“钝于永，祁，钝于宝庆”等语，被某些论者无限夸大施用性固然是错误的，但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太平军在衢州、永州、祁阳、宝庆的作战不利，显示出这支部队兵员素质不佳，战斗力有限。抛开没有参加宝庆会战的石镇吉部在浙江取得的胜利不论，我们回顾太平军从回师南安开始到会师宝庆这数月之间的战斗历程，不难发现太平军之所以能够成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主要凭借的是战略战术上的技高一筹，而这应归功于将帅的素质。(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子安，谭体元，李岚谷等虽不及林启容陈玉成吴如孝等知名，却也都是西征时期的宿将) 在真刀真枪的正面作战中，太平军对一般兵勇还有优势，一旦和训练有素、具有多年战斗经验的湘军对敌，就往往处于下风了。

前文说到，太平军全军八万，约占三分之一是老幼妇孺，青壮战员只有五六万。曾国藩在分析其组成时曾指出，其中“裹挟者多，久战者少”，换言之，这五六万人中大多数是在浙闽、江西、湖南招募的新兵，真正的太平军旧部属于少数，充其量两三万人而已，这其中还有半数是属于”盟军”性质的原天地会部队--花旗军，则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不过一二万。因此，曾国藩说宝庆城下太平军的综合战斗力“不逮陈狗远甚”，即远不如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当属实情。(其实此时陈玉成部下有很大一部份正是当年跟随石达开西征的精锐之师，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即交由陈玉成节制，后来远征时并未带走，《李秀成自述》亦有提及)

固然，早在石达开出走安庆时，太平军中主动投奔到他麾下的队伍便已达“五，七万人”，后来江西又有一部份部队汇入，总人数不下十万。但投奔他或表示愿意听命于他的部队人数并不等于追随他远征的人数。如前面章节所述，石达开对部份军队或劝之返回，或留之于安庆，或命之援天京。“南安决策”后跟随石达开远离太平天国辖区的正规太平军旧部约为二万人(宝庆城下人员加上部份从湖南脱离大队的何名标部人员)，而宝庆城下的太平军旧部加上花旗当为三万----这就是太平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人数。跟入湖南的太平军正规旧部人数与从福建脱离的石镇吉部正规旧部总和亦不过三万人，可见所谓“石达开拉走太平军绝大多数精锐”的说法，可以再次被证明是荒谬的。

综上所述，太平军初到宝庆时的整体实力高于敌军，到了6月下旬时，精锐人数已经不如敌军，但依仗总人数优势，整体实力尚可持平。到了7月下旬，双方人数相当，太平军的整体实力就明显居于劣势了。

在整个太平天国战史中，攻城战是战术体现最不明显的一部份。无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攻城方面都没多少特别手段。太平军以穴地攻城为主，云梯登城为辅，湘军更是动辄采用“长围”战术。太平军在湖南是客军，又缺少后方支援，不可能实施“长围”，因此，宝庆城下的“胜势”最终能否转化为攻城战的胜利，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以说是成败可能性各半，无论太平军利用实力上的暂时优势或战局中的主动地位攻克宝庆，或是因为不具备实力上的明显优势而攻不下宝庆，都属于正常结果。

至于7月下旬后战局的逆转，则是源由于战略战术上同时出现了失误。

战术方面，太平军在北路的布防较西南为疏，给后来的失利埋下隐患，而这一隐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宝庆北通长沙，进而东入湖北，湖北的部队南下赴援，不属意外。但太平军不仅北路阵地较为薄弱，而且对北路的敌情也疏于侦探，直到李续宜部逼近后才察觉。匆忙之中加强北路防守，已有缓不应急之势。此外，太平军放弃攻打祁阳虽是为了避免战事陷入更深僵局，不失为正确的应变，却也因此给宝庆战场埋下另一隐患----太平军缺少作为退守、进援的军事基地，只能背水一战。

战略方面，在李续宜援军抵达后，战局已经明显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之前攻克宝庆一度颇有希望，那么此时这一希望已经相当渺茫了。在实力对比已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即使不愿马上放弃攻城，也应立即着手布置退路，至少应该开辟一块后退基地，而非孤注一掷，仍将八万大军全部屯集于城下之地，以至完全陷入敌军反包围之中。与李续宜部交战的失利，表面看是战术失误----只见眼前之敌，没有及时察觉敌军的战术变化。但石达开与所部将领都是久经战争，极富谋略和战争经验的宿将，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窃以为，实在是身处反包围中，处处陷于被动，出现失误是有一定必然性的。换言之，即使这一次太平军能够察敌军的行动，也难免不失察于下次，下下次。因此，这一战失利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疏失，而是战略失误导致的被动。

如果太平军在李续宜援军到达后能够果断放弃攻城，另谋他图，那么宝庆攻坚虽然失利，太平军却未必不能继续掌握湖南战局的主动权。跳出宝庆外围的包围圈，在湘鄂川黔战场还有很广阔的回旋空间。如果太平军在局势转为不利时及时调整战略，当不至于在人员和士气上都遭受重创，以致拱手让出战争的主动权。

以下数种针对宝庆战役的论调，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

1 认为石达开不该执著于宝庆攻坚，应该尽早间道入蜀----“宝庆会战”的战略目标本来就是要把刀尖插向湘军背后，取上游之势以经略两湖。进军四川充其量只是备选战略，这一点前文论述甚多，不再重复。

2 认为石达开将石镇吉和何名标派往远离主战场的广西地区，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从石镇吉和何名标此后的动向考察，他们明显是脱离石达开节制独自行动的，石镇吉被俘后的自述也证实他转战广西并非出自石达开的命令。

3 以曾国藩所言“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粮米掳尽，断无不去之理，可不须大胜仗也”为据，认为太平军孤军深入，补给不足，是战略上的根本错误----孤军深入，补给容易出现困难，曾国藩的话从理论上讲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宝庆战役却不尽然。湖南本是鱼米之乡，自1854年夏天以来，太平军兵锋已近5年未及该省，其生产状况无疑远远好于反复拉锯的安徽江西二省。而且湖南虽是湘军老家，却同样是农民起义和秘密会党的“沃土”，也因此太平军于1852，1854，1859，1861年四度入湘，每次都得以补充大量兵员。事实是，太平军转战湖南五个月，并无迹象显示发生过明显的后勤补给困难。当然，假如太平军没有遭遇宝庆城下的失利，不能排除其终因补给不足而撤军的可能性，绝不应以这种没能成为现实的“推测”作为评价战役得失的根据。

4 以曾国藩所言“褒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为据，认为太平军军心不稳，战斗力不强，是石达开的“分裂”错误所至----所谓“裹挟之人”，指的是新兵，与“久战者”相对，本来就是石达开远征过程中加入的，则其“愿从者渐少”与石达开是否脱离天京政权有何关系？

前文已经论证过宝庆会战中太平军的成份，八万太平军中三分之一是家属，其余五六万战员中半数是过去一年中招募的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的新兵(包括广西和湖南的会党起义者)，剩下三万人中还有一半是天地会系统的“盟军”---- “花旗”战斗力不弱，但成份复杂，组织性和立场性都不及其他太平军老部队，前期后期向来如此。因此，说太平军整体素质不高是事实(正规旧部仅一二万人)，说是“分裂”所至就毫无根据，甚至有颠倒黑白之嫌----如果石达开真把自己的精锐旧部都拉走，也就不至于出现宝庆城下太平军“不逮陈狗远甚”的情况了

更何况曾国藩所谓“褒胁之人愿从者渐少”完全不是事实，石达开回师广西后人数一度扩充至二三十万，1861年底再进湖南时二个多月即扩军二三万人皆可为证。

5 认为石达开从宝庆撤围后退入广西而不肯折东返，是“坚持分裂错误”“死不回头”---- 我们姑且不讨论石达开“回头”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可行性(石达开在湖南孤军奋战这五个月来我们没有看到洪秀全方面给予任何配合，天京系统的将领们则正因为天王族弟无功受禄，二个月间从一介白丁火箭式上升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军政首脑而怨声载道离心离德)，只谈战术上可行性----要求石达开东返是否现实？

予读古龙小说，有一句话印象颇深，大意是说，只有杀人者才有权力选地方，被杀的人什么权力都没有。引申一下，笔者以为在一场重大会战之后，只有胜利者才掌握下一步行动的主动权，而失利者是被动的，原则上只能在胜利者规划好的范围内选择。如果不顾现实，强行选择，极可能在来不及完成调整时遭遇是又一次会战，而“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陈述的这一公理，当然也使用于宝庆会战后的太平军。

那么，石达开撤向广西，是敌人事先规划好的选择吗？----是的，而且是唯一选择。左宗堂对会战发展方向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逼窜南路，徐为图之”，也就是把石达开逼入广西。而胡林翼也一再叮咛李续宜：“杀尽此贼，势必不能……逼使南走，尚是善策”，“贼数过多，不能尽杀，惟有虚南路，以两粤为贼之去路．则天下之祸尚轻也”。可见整个湘系集团的认识是统一的，即以将石达开逼入广西为“善策”。因此，他们对咸丰要求派兵向广西方向追堵的旨意，总是百般推搪，虚与委蛇，名为追堵，实则只追不堵。

左宗堂胡林翼的这一战略思想，当即兵法中的“围师必阙，穷寇莫追。”在他们看来，虽然石达开在宝庆新逢大败，但短期内将其剿灭是不现实的。阻断退路，等于逼其在湖南与湘军决一死战，反而会使太平军低靡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而在置长江中下游战场于不顾，把数万湘军留在老家和石达开展开极可能是两败俱伤的持久，无疑是湘系集团的将帅们最不愿见的事实。这样做，即使最终取胜，湘军也会从根本上伤到元气，一不留神，后果更不堪设想。

因此，湘系将帅们对咸丰的命令敷衍了事，甚至不惜谎报军情，真正目的就是“送贼入粤”，以便趁石达开在广西休整恢复的时机，腾出手来围剿安庆。本着这一方针，他们在东北和西路严密戒备，却让出南下之路----对于太平军而言，此实“终南捷径”。石达开对左宗堂胡林翼们的“好意”自然心领神会，却之不恭，受之无愧。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合演的一出好戏最后以左宗堂代骆秉章给写给皇帝的一纸“官军虽兼程行走，终未能速到贼前，截其窜路。此则臣思虑所未到而深为惭恨者也”的“悔过书”拉下帷幕。

(七)战略意义

石达开脱离天京政权后的战斗是否属于主战场？传统论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而笔者以为，无论从吸引清军的数量、质量、清廷的重视程度，还是对全局的影响看，石达开部从1857年5月离京到1859年8月宝庆会战结束为止进行的战斗，均可视为主战场的战斗。回师广西以后，则逐渐退出主战场，而直到1860年秋计划入川未果，二十万部队反旆，才完全退出了主战场，下降为战略地位次于天京方面的第二战场。

宝庆会战中，湖南太平军直接和间接牵制湘军的兵力较之太平天国后期最大规模的战役----安庆争夺战亦无不及(安庆争夺战中湘军投入的兵力与宝庆会战相仿，但彼时湘军将帅关注的战略重点却分散于数处----骆秉章与部份湘军将帅在四川，左系湘军着意与江西太平军对峙)，而清方将帅将这场会战所置于的高于一切的战略地位，前文的引述和清方兵力调动事实皆足证明，不须赘言。在这样一个战场，能说不算主战场？

宝庆会战虽功亏一溃，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但其对全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江西战场方面，杨辅清部攻克景德镇后，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他最担心的就是景德镇太平军的动向，因为这支军队随时威胁着湖口，万一湖口有失，九江城很可能重现回到太平军手中，势必彻底打乱进剿计划。因此，在石达开离开江西后，他“本拟调萧启江一军从浮梁”夹击景德镇，但是因为石达开的进军湖南造成”彬桂告陷”，他只得改变计划，调这支主力“回援湖南”，且命令江西其他湘军也“只得扼要严守，观势而动”，从而支持了江西战场太平军的战斗。

湖北战场方面，据胡林翼回忆说，“当湘事之告急也。。。不能不顾上游。林翼发兵后，仅领余兵二千人入黄州城守，盖兵将已全赴湘中。。。。。。。”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大的改观，直接导致了1861年陈玉成行“围魏救赵”策奔袭武汉时黄州与武昌兵力的异常空虚。

天京战场方面，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叛变，又与叛将李昭寿合陷浦口。李秀成独力难支，陈玉成应邀下援两浦地区。胜保指责驻扎安徽太湖的多隆阿、鲍超按兵不动，坐观陈玉成、李秀成合兵进攻江北、浦口，清帝转谕官文、胡林翼，命湘军水陆分攻舒、桐、庐州、安庆，以使陈玉成不能专心协同李秀成作战。官文、胡林翼奏复，“因石达开进入湖南，先后调去水师四营，陆师四营，马队二百，备多力分。设宝庆兵力不敷，则岳、鄂同时震动。”并称“胜保不知湖南近日情形，不知湖北南路空虚。因此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可见石达开在湖南发动的会战陈玉成下援两浦与李秀成联合行动扫除了后顾之忧。

安徽战场方面，宝庆会战前，曾国藩胡林翼正在黄州部署三路进剿安庆，却因会战之故调其中二路人马改援宝庆，另一路也停止深入安徽，作为回援湘鄂的预备队待命，最终这次精心策划且已开始进行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这在上章已有详述。“宝庆会战”迫使胡林翼曾国藩等人进攻安徽的计划推迟了一年之久，直到1860年4月才得以重新部署对安庆的进攻。

关于宝庆会战对全局而言的战略意义，王国平在《1859年宝庆战役研究》中总结道：

“1859年初，翼王石达开提师十万众，直捣湘军老巢湖南，发起了宝庆战役，这次战役以石达开军的失败告终而令人惋惜，但是宝庆战役的影响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围，打乱或牵制了湘，楚军的军事行动，支援了长江中下游主战场上的太平军，有者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略重要性，不失为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

赵三军先生在《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危局辩》一文中指出：

“1859年8月中旬，石达开自宝庆退入广西，清帝令骆秉章派兵援应．骆禀章派刘长佑、萧启江等湘军头目率领一万多清军赶赴广西，“助剿”石达开。石达开又将湘军引入广西，继续配合着其他战场，但这种配合成为间接的，作用比以往要小了。石达开虽然离开宝庆．但将清帝注意力及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南的影响还继续存在，被石达开打乱的清军的布署，不是一下于就能调整过来的。此前，清帝命曾国藩入川，由于没得到总督的位子，曾国藩迟迟不肯成行。直到9月清帝才答应曾国藩，如四川可保无虞，可改行图皖。于是曾国藩赶至武昌，与官文商议图皖事宜，11月商定四路入皖的计划。12月曾国藩统军到达安徽宿松驻扎．直到1860年4月曾国藩才指挥部队进逼至安庆．正当曾国藩从追击石达开的军事行动中抽出手来逼至安庆，还未将手攥成拳头打向天京战场时．陈玉成、李秀成再次抢得石达开创造的最后一个战机．发起天京解围战，横扫江南大营，一举摧毁敌营50余座，天京解围．接着李秀成乘势南下苏州．开辟苏抗根据地，使后期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了最好状态。”

而王洪峻先生《关于石达开的入蜀问题》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打击清军的战略弱点和重点，并与长江下游之太平军相呼应，对两湖之清军主力湘，楚军形成夹击之势，的确时非常高明的一着，效果也很明显。这是攻其比守以制敌的打法，彻底打乱了清军的部署。石达开部太平军的这一行动，也夺回了因为天京事变而被清军掌握了的战争的主动权，把清军抛到了被动的一面。”

“面对石达开的进攻，清王朝把曾国藩部湘军，胡林翼部楚军，骆秉章左宗棠部湘军，纷纷集中起来，对付石达开。命曾国藩移军夔门，骆秉章部的湘军困守宝庆，胡林翼部的主力南下援湘，他们的方针是“并两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专力东征，无瞻前顾后之虑。”可见，他们的确是把应付石达开部太平军进攻四川放到了第一位。”

“它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打乱了清军围剿天京的布置，使洪秀全得以整肃内部，编制军伍。。。。。。有力地支持了天京。”

宝庆会战，太平军固然损兵折将，清军方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特别是他们为了在宝庆外围形成对石达开部的反包围，大大打乱了原先湖北江西的兵力部署和围攻安庆的全盘计划。就宝庆战场而言，石达开是由主动方变为被动方，但就苏皖赣而言，太平军的压力却大大减轻了。宝庆战役结束后，湘军不得不重新着手进行全局部署，因此经过了半年调整的下游战场的太平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了战局的主动权。

曾有不止一位论者面对洪秀全的斑斑劣行承认，石达开的“错误不在于远征”，而“在于没有给予主战场有力配合”，或“意志消沉，未能有效打击清军”。笔者且籍“宝庆会战”一章收尾之机，对此提出郑重反对。

• 7，明清/太平天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