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王牌悍将张灵甫传 第二章 抗日虎将 (作者：钟子麟) --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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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返豫东

一

南京一役，张灵甫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住在西安当时最著名的大同医院。来医院探视的亲朋好友和昔日同事同窗络绎不绝，少不了一通慰问和溢美之词，在张灵甫听来，心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个时候他早已经知道，十一日那日他被军长俞济时逼着渡过长江前往野战医院就医，实属万幸，负伤使他躲过了一劫。合上眼睛，野战医院里侥幸逃离南京的伤员痛心的哭诉，依旧历历在目。就在他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首都弃守，群龙无首的大撤退场面极度混乱，守军各部在南京的下关等处挤作一团，江边、江面的部队无遮无掩地裸露在日军炮舰和飞机的疯狂扫射轰炸之下，完全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继之而来的日军野蛮屠城，更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战局演变至今，实在是军人之耻，只有与敌再决生死，才有脸告慰家乡父老。大后方的西安很少闻到前方的战火硝烟，虽然老百姓从战时动员和日机轰炸中感受到大战的气息，对于前线的战事，还只是从报纸上读到一鳞半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张灵甫魂不守舍，他不愿意在医院再呆下去，臂伤还没有全愈，就赶着返回部队报到。

王耀武正忙得抓差，张灵甫提前归队正中他的下怀。南京一仗下来，第51师的四个团长，程智阵亡，张灵甫、纪鸿儒和邱维达全都重伤，离队休养。团级军官尚且伤亡如此，下级官兵的损失之大足见一斑。负伤的团长们陆续归来，王耀武论功行赏。张灵甫在上海、南京战役中的果敢表现，加深了王耀武对他的器重，一九三八年三月，张灵甫升任第153旅副旅长，并仍兼第305团团长，他的顶头上司153旅旅长，就是在孟良崮战役对他见死不救的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这是后话。邱维达则升任第151旅副旅长，成了周志道的副手。

当时第51师正在湖北荆门休整，除了将原留洛阳的一个补充团补入外，还从其他来源补充了不少新兵。抗战军兴之时，民众抗日御侮热情高涨，后方师管区的新兵团中，并非都是被强制征兵的壮丁，主动投军杀敌报国的热血青年也为数不少。笔者曾经访问过的原第74军老人中，就有在这个时候入伍的爱国学生，胡立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位十六岁的湖南中学生，与他的哥哥与同学们一道踊跃报名参军，被集中到江西的九江师管区集训，后来适逢第74军整补，他被分配到第51师。新鲜的血液输送到战后严重失血的一线部队，繁重的新兵训练工作就成了当务之急。

张灵甫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练兵。

第305团经过上海、南京两次恶战，老兵所剩无几，要在短时间内将补充的新兵训练成上场即能应付恶战的劲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最终成为国民党军中的王牌将领，张灵甫有一套他的带兵手段，他标榜“四耻四乐”为练兵标准，即：“作战怕死，军人之耻；学术落伍，军人之耻；逃病兵多，军人之耻；纪律废驰，军人之耻”；“救民水火，军人之乐；军誉日隆，军人之乐；精诚团结，军人之乐；歼敌致胜，军人之乐。”(1)在胡宗南手下时，他就以练兵从严著称，在第74军，第305团的官兵又一次领教了他魔鬼式的严厉，试过偷懒懈怠的，尝过张灵甫的军棍后，都心有余悸，不敢再犯。张灵甫练兵不搞花架子，重点在单兵野战技术、小班战斗及小班防御的演练，各连队相互观摩考评，在频繁的模拟演练中，让新兵感受战场的逼真环境。

(1)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

对于张灵甫的从严治军，见过十分极端的两极评论。

曾经在第74军任职的周更声撰文说，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他在当师长时（笔者注：应指张后来在第58师任师长时），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刘也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2)

(2)《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11期

不过，同是张灵甫的部下，也有人称他平时温文尔雅，待官兵如子弟。

作家吴强在小说《红日》里描写过这样一段情节：因崇拜师长而改名的营长张小甫从解放军的俘虏营归来，被暴怒的张灵甫打了一顿关起来，他的副官过后去看望张小甫，送去师长关照的饼干食品，安慰说：“他把部下的每个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你也是知道的。”小说的人物情节是虚构的，吴强倒是访问过第74师的俘虏，有没有一点生活的原型呢？我们来听一听亲身跟随过张灵甫的原第74军老人的现身说法。

胡立文老先生，一直居于大陆，现已八十多高龄，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一九三八年，他加入第51师，分配到第153旅。张灵甫见他是学生出身，字也写得不错，就安排他在第305团团部当文书。抗战期间，胡立文一直跟在张灵甫身边有四年之久，直到张灵甫在第58师师长任上保送他去读军需学校，他才离开第74军，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整编第74师任军需官。在与他经历类似的人当中，命运之神似乎对胡立文特别偏爱，孟良崮战役时，他在后方临沂，74师覆没后，重建的74军在淮海战役再次覆灭，他又侥幸留在南京没有参加，并从此脱离了国民党军队，脱下军装当了老百姓，靠以前所学的专业知识生活。因此，解放以后他不象一些昔日同仁那样倒霉，他的历史问题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在专业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可谓桃李满天下，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还在五十年代就当上了地方上的政协委员。当胡老先生对笔者谈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上司，心情颇为复杂：

“他在打战、军训时，确是一位威严令官兵敬畏的将军。部队总是有纪律的，第74军的军纪非常严格，抗战的时候，我们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说不拿一针一线也不算过份的，你做错事他用军纪处罚很正常。在平时，他对部下很礼遇，你问他对我这个小兵怎么样？我只能说……很好。我到他那里才十七岁，个子小小的，在他面前象个小孩子，可能我做事也还算伶俐，他挺喜欢我，总对我和颜悦色，从来没有训斥过我，有时候还摸摸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干，象是家里大人对自家孩子在说话，很和气的……。”

张灵甫曾经自我总结教育士兵的经验说：“说法未必能使顽石点头，苦心不辞一滴杜鹃之血。”看来除了凶神恶煞般的严厉，他也还有对部下耳提面命的耐心。

说白了，这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凭着这一套恩威并施，加上以身作则，张灵甫在部下心目中确实树立起了相当高的个人威望，获得了官兵们的拥戴。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第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抗战的大局依然在不断恶化，平静的休整很快结束。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第74军调入新组建的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序列，该兵团集中于河南东部地区，故又称豫东兵团。张灵甫随第74军再上战场，出征豫东。

二

抗日战争打了大半年，中国军队以血肉长城苦苦抵挡，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自己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中国军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由于早期战略思想的错误，战术呆板，加之落后乏匮的装备难以与日军的强大武力匹敌，机械的国民党军在辽阔的战场上处处被动，攻无实力，守则不固，而日军在机动能力、兵力编排和战术指挥上皆优于国军，因而掌握战场主动，节节取胜。虽然日本刚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军事上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诱使南京政府求和投降，可是在华军事行动的顺利，使得侵华日军的野心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他们多少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一九三八年初，已经攻占了华北五省的大部和京沪杭三角地区的日军，继续南北对进，对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国第五战区形成夹击的战略态势。侵华日军强烈的求战欲望，感染了东京大本营，加上蒋介石出乎日方的意料拒绝其提出的条件，坚决不向日本求和，东京大本营遂改变原计划，决定顺应侵华日军的求战呼声，发动徐州会战，要对中国军发出致命一击，以使其永远不得咸鱼翻身。中国第五战区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开始，“致命一击”是打了出去，结果却事与愿违，之前被认为不堪一击的中国军队，非但没有料想中的一击就倒，反而让日军出师未捷先自栽了个大跟头。轻敌的日军阴沟里翻船了，翻船的地方后来因此而名扬史册，那个地方，就是鲁南小镇-台儿庄。一九三八年三月中下旬始，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在历时半个多月的台儿庄战役中，击溃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二万余人，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大规模战役中战胜了对手，蒋介石欣喜若狂，他食之甘味，胃口被刺激得大了起来，李宗仁指挥一帮杂牌军也能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要是再集中更多的主力部队，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应该也不是异想天开吧。于是，蒋介石陆续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第五战区的兵力由二十九个师大举增加到六十四个师又三个旅，共达约六十万人，在徐州摆出与日军一决雌雄的架式。

骄狂的日军在台儿庄结结实实挨了一闷棍，“大日本皇军”的颜面尽失，南京政府偏偏又乘机在国际上到处宣传张扬这难得的胜利，日军大本营为挽回面子，也顾不得御前会议“在八月以前绝不向新地区发动进攻”的方针，陆军部向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大将发出第84号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之地区，华中派遣军以一部占据徐州以南津浦线附近。据此，日军在四月间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纠集了十三个精锐师团，约三十万军队，兵分数路对徐州大包围。

进入五月，战局已转为对我方不利，为避免被日军包饺子一锅端，李宗仁根据统帅部放弃鲁南苏北的指示，于五月十八日命令战区各部按部署分路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弃守。日军占领了徐州，但是人去楼空，围歼中国大军的计划扑了空。

在日军还在与徐州我军激战的时候，前锋第14师团土肥原部已经从濮阳渡黄河向鲁西南和豫东扑来。土肥原部的行动意图十分明显：切断陇海线，既可断绝中国军队东援徐州，又断了徐州守军的退路，还可与华中方面的日军主力相呼应，一石三鸟。

战火向豫东蔓延。李宗仁退幕，豫东兵团的司令长官，该登场了。

徐州会战后期，为策应第五战区的作战，蒋介石从正在整补的中央军抽调部队，组建了豫东兵团。这支兵团大部分属中央军嫡系，俞济时、宋希濂、黄杰、桂永清…个个都是有来头的黄埔系将领，不够分量的司令官还真难以镇得住这些手眼通天的天子门生。谁有资格来执掌这个兵团的帅印？蒋介石亲自点将：薛岳。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当同龄的孩子还在过着自由自童年生活的时候，十岁的薛岳已经是广东陆军小学的学员，后入保定军校六期深造，自此，薛岳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薛岳年纪不大，资格却不嫩，他曾与叶挺同在孙中山警卫团当过营长，不到三十岁就成了粤军名将，在内战中是一个积极的剿共先锋。但是在抗日战场上，薛岳当不愧为抗日名将，从豫东会战开始，他将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若干值得一书的大手笔。上海会战时，薛岳是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南京战役之后，他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主要在苏浙皖地区建立游击区，稳定江南战局。对一个职业军人来说，打游击总不如指挥大规模正规战痛快，李宗仁血战台儿庄，在第三战区的薛岳的心情不是隔岸观火，他更象一个在场边坐冷板凳的替补队员，空怀壮志，感叹时不我予。

蒋介石一纸豫东兵团司令官的委任状，令薛岳血脉膨胀。机会终于来了，“看试手，补天裂”！

三

张灵甫对豫东一点不陌生。砀山、野鸡岗、贺村，手指划过地图上这一连串熟悉的地名，中原大战的往事象电影的闪回镜头，一幕幕赫然在目。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八年前在此对垒的两军，在一九三八年之春，西北军成了了台儿庄之战的中流砥柱，曾与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的中央军精锐，现在则到豫东，策应徐州方面的作战。抗战初期，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各派系军队共同汇集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众志成城一致御侮，彰显军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精神。

第51师起初的战场在砀山。砀山位于豫皖边界，今已划属安徽辖区，当时则还是豫东后方。五月十三日，第151旅先期坐火车抵达砀山，适逢日军小股部队作试探性袭扰，周志道命令第302团派精兵一百五十人赶往回龙集截击，歼敌一百余人，摧毁轻战车四辆。次日，日军大部队从永城来犯，与豫东各部发生激战。张灵甫的第305团随第二批车及时杀到，下车伊始，他立即指挥部队加入砀山阻击战，与友军协同配合，连手抗敌。战斗中，张灵甫团一名营长负伤，官兵伤亡数十员。负伤的营长叫陈传钧，即后来在孟良崮被俘的整编第74师第51旅旅长。

五月中旬，云集豫东的中国军队已有十多万之众，南下来犯的土肥原极其猖狂，为达成切断陇海铁路的战役目的，他罔顾四周的中国大军，带着二万余人的一个师团，孤军直闯对方重阵，几天内连下数地，主力集结于罗王寨、三义寨、曲兴镇等几个大集镇，兵临兰封城下。翻开河南地图，找到兰考和开封，可以清晰看到，土肥原是沿着陇海路沿线据交通要道的大小村落布防。他的北面是属西路军的桂永清第27军据守兰封，西面是李汉魂的第64军，东路军俞济时第74军和宋希濂第71军沿陇海铁路的野鸡岗、贺村向日军右侧挺进。土肥原师团的位置，正处在中国大军逐渐形成的合围之中。

这个合围的局，是薛岳替他设的。豫东兵团前出阻敌，原本意在阻击日军南下，土肥原的轻狂突前让薛岳嗅到了围歼该师团的绝佳战机。还在土肥原猛攻归德的时候，薛岳考虑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改变豫东作战布署，反守为攻，分东西两路出击，力图围歼日军的第14师团于兰封地区，因而战史上也将此战称为兰封会战。五月二十日，会战已转入我方攻击势态，国军对占据交通沿线的日军据点发起了全线进攻。当日，宋希濂军与敌激战仪封、内黄，豫东我军并力克野鸡岗车站。

谁都知道，砍树用斧子远比用菜刀省力，攻坚也是一样，重武器在攻坚战中的效用不言而喻。威力强大的重炮，可以在步兵发起进攻前摧毁守军的坚固工事，大大减轻攻击部队在战斗中的困难和损耗。而缺乏重武器导致攻坚不力，却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普遍的软肋。以第74军为例，豫东战役的时候，只有第58师有一个炮兵营，编制六门克鲁伯山炮，这六门山炮竟然还是清朝光绪爷年间的遗产，炮身上有“大清光绪年间”字样和圆形的祥龙标记。还幸亏借助于这六门前朝留下的山炮的威力，第58师在二十七日的罗王寨攻坚中大展神威，与友军一同合力将日军逐出寨门。

第51师当时能提供的炮火支援就更可怜，连满清的山炮都没有，最好的重武器只是侵澈力和射程有限的81公厘中型迫炮。张灵甫时隔八年重返豫东，手里的武器并不比打许昌的时候有多大的提升，而敌人却变成了装备强大的日寇，日军一个联队的步兵火力就抵得上他一个团的数倍，还能随时招来各种炮兵和空中支援。即便如此，经过艰苦激战，张灵甫还是于五月二十三日率部与友军一起先后攻克了大小毛姑寨、水口等重要据点，并沿陇海路继续向西进攻，打通了一度被切断的陇海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西面的几个大集镇逃窜。至五月二十七日，几乎整个土肥原师团已被中国军队压缩在开封和兰考之间的罗王寨、曲兴集和三义寨几个大集镇之中。

三义寨位于兰考的最西面，陇海路的北侧。五月二十八日，第51师加入三义寨攻坚战。张灵甫与纪鸿儒携手上场，第302团担纲战斗的正面攻坚，第305团负责配合助攻。进攻部队一度成功冲入寨中，遭到日军战车、骑兵的迎头反击，攻入寨子的队伍被打回头，纪鸿儒与张灵甫互相呼应鼓励，各自整理部队再度向日军发动猛攻，寨内寨外，两军绞杀在一起，呐喊声震天，炮火浓烟遮天蔽日。纪鸿儒身先士卒，再破寨门，但在带头冲向日军堑壕时，不幸被据守的日军击中，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得知噩耗，张灵甫悲痛万分，飞马赶往第302团见战友最后一面。当天还在战斗中与他互通战况的纪鸿儒，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军衣上的血迹已经凝固。张灵甫与纪鸿儒在第51师共事才一年，不算深交，但是英雄惜英雄，他对这位打仗与他一样拼命的同仁，怀有一个真正军人的敬意。平时极注重军人威仪的张灵甫，此时也顾不得在部下面前是否有失副旅长的尊严，抱着已经没有体温的纪鸿儒，当众轻弹男儿之泪，抚尸痛哭，尽显袍泽情深，并发誓要痛杀倭寇为战友报仇，在场官兵均为之动容。

这场攻坚的努力和鲜血，最后还是付诸东流。五月二十三日，当各部纷纷拔除土肥原师团的沿线据点，推进顺利的时候，不争气的桂永清却丢了兰封，薛岳精心布置的合围陡然破了个大洞，围歼计划近乎前功尽弃。薛岳大为恼怒，急令宋希濂第71军夺回兰封，封死第14师团的退路。宋希濂不辱使命，四天后攻下了兰封，但为时已晚。二十八日，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等各部在三义寨、曲兴集围攻土肥原师团，奋战犹酣，西援的日军中岛师团击破薛岳布置在在商丘一线的阻击，敌援军得以毫无阻拦地向兰封一路猛扑而来。

薛岳明白，是土肥原的大胆冒进，才有了他酝酿的兰封会战，这场围歼本来拼的就是时间，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一旦徐州地区的日军腾出手来大军西援，他薛岳不但没有任何胜算，还会偷鸡不着蚀把米。桂永清失守兰封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四天的时间，已经足够日方的援军向豫东推进了。地图上画出日军的行进箭头，对豫东的国军已呈内外夹击之势，何去何从？《中华民国史志》以短短的一句话，交代了此战的结局：“六月一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令豫东各军向平汉线撤退。”

兰封之战，功亏一匮，一只几乎煮熟的肥鸭，只好让它飞了。十五万国军精锐没能围歼才两万余人的土肥原师团，薛岳试手补天不成，饮恨豫东。

战后，第74军经陈留撤往沁阳。

然而，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梅雨季节长江地区沉沉的阴霾之下，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大会战的惊雷，已经轰然炸响。

第二节 血溅南京

相传朱元璋建都南京时，初开城门十三座，朱元璋登高视察城垣，发现地处东部的皇宫紫禁城靠近钟山，不利城防，遂下令借助城外的丘陵地势再修建一圈外城，在险隘之处砌上一部分城墙，另开城门十八座，因此南京城门有“内十三，外十八”之说。外城早已不复存在，但这些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流传了下来。位于南京东南郊的高桥门，就是“外十八”之一。当年太平天国战天京、武昌起义后苏浙联军攻南京，高桥门均曾经是激烈的战场，它是从东南方进入南京的一个门户。

历史的时针转入了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

日军沿京沪线继续西进，先头部队于十二月初抵达句容附近，准备向南京进犯。战争的厄运，再度降临南京城。

高桥门前，空旷的荒野。

疾风劲吹，旗手高擎的军旗，在风中凛凛作响。头戴蓝绿色钢盔的士兵，手持钢枪，整齐列队面北而立，场面庄严肃穆。刚刚经过恶战和长途转移的第74军第305团，正在进行入阵前特殊的宣誓仪式。

从望亭回归大部队，张灵甫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本以为可以暂时先缓一口气，谁知板凳还没有坐热，王耀武就向他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全团即刻移师南京南郊，接防第51师的第二道防线。

在上海连月来的阵地战和撤退沿途的阻击战中，第74军元气大亏，连排长伤亡甚多，士兵缺员更为严重，师团长们都希望部队能够停下来，作适当整补之后再战。军长俞济时专程去了一趟南京，带回来的指示却不是北撤休整，他向大家宣布了统帅部的最新命令：撤退到南京附近的部队要留下一部份保卫首都，第74军已被列入首都保卫战的序列。这就意味着，部队必须马不停蹄连续作战。

上海战场的大部队自十一月上旬开始撤离，战区原计划在吴福线、锡澄线逐次稳定战线，如果这些国防线能够如愿发挥预期作用的话，南京的防卫问题尚有时间从长计议。但是，由于南京统帅部的失误和日军的行动迅速，从淞沪战场撤下的数十万大军一路失控溃退，逐次抵抗的设想数日内化为乌有，首都的安危，出乎意料地突悬于旦夕之间。这样，保卫南京的议题仓促间摆上了议事日程。

十一月中下旬，蒋介石的陵园官邸数日灯火通明，各路大员纷纷应招赶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蒋介石连续三次召集高级幕僚，紧急磋商对策。刘斐、白崇禧、何应钦等一批高级将领均向蒋介石建议，以当前中日两军的状况，南京殊难固守，战略上不应为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过早投入大部队消耗决战，他们主张，在上海作战损失较大的部队一律撤往后方整补，仅在南京留少量部队作象征性抵抗后主动撤离，以图保存实力，贯彻持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起初点头赞同，对大部队的撤退也作了指示，但是南京究竟应该守到何种程度，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稍后参加会议的唐生智却力排众议：“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唐生智的高调，戳到了蒋介石的心病，南京毕竟是首都，军机幕僚可以只着眼于国内的军事因素，他蒋介石还是不得不考虑弃守南京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影响。“再研究研究吧。”迟疑不决的蒋介石步出会议室之前，撂下一句未置可否的话。又考虑了一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改变了主意，表态采纳唐生智死守南京的主张。委员长的研究结果，令统帅部的将领们面面相觑，会场上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没人愿意临危受命，主动去接守城这个烫手的帅印，既然唐生智这样强烈主战，就让唐将军自己去勇担重任吧。（1）

(1)蒋介石在陵园官邸召集会议讨论保卫南京之事，参见《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刘斐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还在张灵甫率部激战望亭的时候，南京统帅部守卫首都的方针已定，起先讨论的象征性防御改成了永久性防御，如此，守城的部队就需要大大加强。唐生智向蒋介石请樱出任南京守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紧接着调兵遣将，原本不在卫戍军名单上的第74军，就这样被拉入了保卫首都的序列。留守南京的其他部队也几乎都与第74军一样，在淞沪会战中打成了伤残之躯，在日军沿途紧逼跟踪袭扰的情况下，经过混乱的长途撤退，根本没有时间在后方进行即使是短期的整训补充。

一个仓促的守城决定，一位无力控制全局的守将，一支疲弱的新败之师，这一切，都昭示着南京保卫战未战先败的悲剧性结局。战役的结果之惨痛，半个多世纪后依然令国人刻骨铭心，但是，若仅以成败论英雄，对当年那些不惜为国流血牺牲，以血肉长城抵御外侮的抗日将士们，则有失公允。在牢记南京大屠杀的国耻之时，我们后人也不应该忘记，当年的守城军人们，也曾经在南京浴血奋战过，在这出悲剧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

军令如山倒。一接到命令，第51师迅速行动起来，从句容向西转移到上坊镇，奉命守备南京城防从方山至淳化镇的一部份外围防线。

淳化镇在南京东南郊外，距中华门十八公里，在一九三七年时有京沪国道通过，今天则有104国道与宁杭高速公路（宁溧段）在淳化镇交汇。日军一路若从句容进击南京，淳化镇是必经之地，定会以主力猛攻。第51师的任务，就是防守这道通往南京的南大门。

王耀武向各团团长下达了作战部署：纪鸿儒的第301团占领宋墅到淳化镇的正面，程智的第302团占领方山到宋墅的正面，该两团先期构成第一线阵地；刚刚归来的张灵甫第305团负责第二线阵地，把守从高桥门到河定桥一线，邱维达第306团一部则置于湖熟镇，防范敌从右翼进犯。王耀武的布防，基本是沿当时的京沪国道而展开的一个纵深防御阵地。

原先听说淳化一带筑有预设的国防工事，官兵们以为阵地应该有现成的坚固依托可恃，不料一到达实地察看，情况令人大失所望。所谓的国防工事，布局设计极不合理，机枪掩体相互距离甚远，射击孔大而无当不具隐蔽性，工事偷工减料，有的简直只是敷衍的土堆。由于守城的决定临时做出，具体的准备工作毫无系统可言，原有的工事无人留守，也没有向导，各部队连工事位置图都无处可寻，只能自己瞎摸乱撞，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事，却大门紧锁没人接应，官兵们气愤地跺着脚叫骂，性急的干脆砸门而入。第51师到达前线即漏夜紧急抢修阵地，但是缓不济急。该师事后在战报中无奈地写到：“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爆破材料及障碍物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

高桥门附近的阵地同样差强人意，张灵甫不得不督促部下尽速对工事作临时性的加固。

从高桥门的土坡向东南方瞭望，淳化鎮方向日军的密集炮击清晰可闻，伴随着一串串沉闷的爆炸声，张灵甫不用望远镜也能望见，远处丘陵边缘不时腾起大团大团的黑烟，将天空染成一片阴沉的灰色，分不清哪是乌云，哪是硝烟。淳化鎮第一线的第301团于十二月四日开始已与进攻的日军主力接战，前面传来的战况很不乐观，两天里第301团官兵伤亡大半，纪鸿儒快要顶不住了。

时间刻不容缓，张灵甫已经来不及从容修筑完整的第二线阵地，他在高桥门附近快速检视一周，即命令全团集合阵前。

一支部队的精神和特色，往往与其主官的性格和作风十分相似。常言道：只有不会指挥的将，没有不会打仗的兵。由张灵甫一手带出来的新兵第305团，在两个多月沪战的实战磨练中成长迅速，作战特色也打上了其团长的鲜明烙印，官兵们打起仗来自有一股与张灵甫一样不怕死的狠劲和虎气。虽然预设的工事状况不尽人意，张灵甫对部下的精神状态还是相当的满意，整齐的队列，钢盔下一张张被战火熏得黝黑的面孔，疲惫中依然昂扬着为国杀敌的战斗豪情。遗憾的是，对其中的许多人而言，未来的几天，南京很可能将是他们年轻生命的最后终点，当他们的躯体倒向这片战斗过的即将沦陷的土地，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身后留下的，将是令他们死不瞑目的屈辱。

对于战场上的生与死，张灵甫对部下的诠释是典型的铁血军人式的训示：“作战须步步求生，而存心必时时可死！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团长的训话斩钉截铁，接下来的宣誓仪式，更将全团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亲率全团官兵向中山陵方向遙拜，官兵们挺枪举拳向孙中山寝陵同声宣誓：誓与首都共存亡！。

淳化鎮的战斗，以身负重伤的第301团团長纪鸿儒被抬下阵地而告终，团里的十二名连长，四分之三非死即伤，全团官兵伤亡一千四百余人，第301团几近全军覆没。十二月八日凌晨，淳化鎮失守。

王耀武见情势不妙，不得已将第51师的阵线向后收缩，日军趁势发起追击，企图将撤退中的第51师一举歼灭。王耀武打算将师主力撤过第二线阵地，转移至光华门外的飞机场继续抵抗。

一个电话打到了第305团的团部，电话里响起王耀武浓重的山东腔：“灵甫，第305团向淳化鎮后方东山屯、上坊镇一线推进，掩护师主力后撤！”

又是一个吃力挨打的阻击后卫角色。张灵甫没有怨言，他放下电话，将防务转交给接防的友邻第87师，离开坚守了两天的高桥门，率第305团逆北撤的师大部队而动，匆匆向离淳化鎮仅数里之遥的新阵地赶去。

八日入夜，日军穿过已经没有对手的淳化镇防线，原属第305团防地的河定桥一带，由于根本没时间构建像样的工事，也被日军乘虚占领。但是，日军随后的进展遇到了顽强的阻力。张灵甫率第305团力主半路截杀而出，力阻强敌。打疯了的鬼子目标直指京城，根本不把这支中国军小部队的拦击放在眼里，各色炮火对准第305团的阵地一顿狂轰，企图用优势的火力将弱小的对手迅速从前进的道路上一把抹去。

炮击刚停，日军的步兵在战车的掩护下向第305团的阵地冲了过来。阵地上临时单薄的工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尽毁，第305团的士兵几乎无处藏身，许多人只得匍匐在敌人炮弹炸出的浅坑中掩蔽，向冲上来的日军开枪还击。敌人的步兵仗着战车的掩护，向阵地步步逼近，短暂的对射过后，攻守双方在阵前短兵相接，刀枪铿锵处，鲜血飞溅，不断有人倒下。仗打到这个份上，几乎是回到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冷兵器搏击状态。作为一名本身具备相当战术指挥水平的团长，要在近战肉搏中要求部下勇敢奋战，牺牲拼命，什么细致的现代战术布署，都已经没有讨论的意义，这时的张灵甫，唯有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感召，以身作则向部下示范人在阵地在的无畏勇气。

他迅速组织起火线敢死队，自己端起冲锋枪，亲自率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坚决将来敌逼退。冲杀中，张灵甫的左臂中弹重伤，他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力劝团长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勃然作色道：“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拚，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第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

但是，战况依然喜忧参半，守卫东山屯的第2营不久传来令张灵甫不安的坏消息：阵地经不住敌人的密集轰炸已被突破！失去右翼阵地的依托，使得第305团又顿时陷于极其不利的势态。

得知张灵甫负伤的消息，王耀武吃了一惊，考虑到第51师已经大部退到南京城区，他连忙派人向张灵甫传话，着他过江就医，第305团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即刻向城区撤退，占领雨花台的藏家巷、新闸、杨庄一线。

对王耀武要他离队就医的传话，张灵甫充耳不闻，他拒绝在激战的危急时刻扔下手下的官兵自己脱离部队，便自顾带领第305团向雨花台的新阵地转移。进得城来，已经是九日的深夜时分，刚刚赶到新战场的张灵甫发现日军已经跑在了前头，藏家巷防线被敌抢先一步占据，有一部日军并突入了中华门一带，他立即将部队展开，与突入的日军继续彻夜混战，趁敌立足未稳，将侵入中华门附近的日军打出门去。

十日拂晓，第305团的防线遭到了日军的猛扑，城门内外，天昏地暗，枪炮声不绝于耳。又是一天一夜的混战厮杀，一直打到十一日上午，日军见正面的阵地久攻不下，便避开第305团的主力，向防线侧翼的华严寺、毛官渡攻击。张灵甫立即将于清祥营投入华严寺，加强防守兵力。华严寺的争夺战反复激烈，营长于清祥在战斗中重伤，全营伤亡大半，但华严寺最终还是牢牢掌握在张灵甫的手中，第305团成为南京中华门前的一道坚强屏障。

这时，南面的雨花台方向传来噩耗，守卫雨花台正面的第88师遭敌突破，第305团的侧翼顿时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占领雨花台的日军居高临下，利用有利的地势向华严寺的第305团疯狂俯射。遭到来自背后的猝然打击，张灵甫在敌人的两面夹攻之下，渐感吃力，但是他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据第51师战报记载:“11日午刻，因我雨花台守军先行退去，以致我毛官渡、华严寺阵地腹背受敌，然犹奋力迎战，不敢轻弃寸土。”

从高桥门、河定桥、上坊镇到华严寺，将近五天的奔波激战，第305团的伤亡触目惊心，张灵甫清点人数，全团十二名连长五人伤亡，官兵折损近千人。

王耀武获悉第305团伤亡严重，下令张灵甫将部队收缩到南京城西南角的赛虹桥，与周志道的第151旅会合。远在城东另一侧的第3营被日军隔在光华门外，刘光宇率第3营经过华西门、洪武门、太平门等，足足环城跑了七十余华里才到达横卧秦淮河的赛虹桥。

负伤多日的张灵甫，在连日的激战中几乎不眠不休，失血、伤痛加上极度的疲劳，与总部会合时，他面色苍白，力渐不支。军长俞济时一见张灵甫这副模样，不容分说当面强令张灵甫暂时离职，即刻去江北治伤，并下令第305团团长由中校团附常孝德代理。迫于军长的命令，张灵甫不得不黯然离队。

运送伤员的江轮拖着白色的浪花，缓缓驶向江心，将激战中的南京城区留在了身后。正是华灯初上时分，城里星星点点的灯火，淹没在流萤般漫天划过的弹雨和时隐时现的火光之中。凭着十来年的作战经验，张灵甫不难从近日来的战况作出判断，这场战役的胜负几乎已经没有了悬念，想到首都迟早即将沦陷，城内的弟兄们还在作殊死抵抗，自己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张灵甫悲怆于怀，怅然欲泣。（2）

(2)张灵甫离开南京的时间说法不一。周志道的回忆称张灵甫没有离队，一直到“率部转进江北”。但是俞济时的回忆明确说是他亲自命令张灵甫离队，而在邱维达的回忆中，在十二月十一日时第305团已经由常孝德任代团长。故此处取后两者的说法。

张灵甫过江疗伤后，第305团残部在代团长常孝德的带领下，退到了水西门，与在赛虹桥的第302团一起继续作战。

在十二日的战斗中，第151旅旅长周志道指挥该旅仅剩的主力第302团，击毁日军战车四辆，击毙日军五百余人，并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四十余支。但是，第302团团长程智与该团第1营营长郑浦生壮烈殉国，全团伤亡官兵一千七百余人。

当日，正当各部还在奋战之中，突然传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撤退的消息。这位矢志坚守南京的唐将军，前几日为表示自己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决心，曾经亲自下令浦口方面的驻军有权击沉由下关驶向北岸的船只，此时此刻却率先坐船渡江逃难而去。在他的身后，是火光冲天的首都，是完全没有组织的总撤退，南京军民陷入空前的狂乱状态，抗战史上一幕最大的悲剧开始了。

全城大乱，通往下关码头的道路上挤满了争相过江的军民，你推我挤，相互践踏。俞济时勉强掌握住部队，由中华门、赛虹桥退到新河镇、北河镇一带，抢购沿岸木材商的库存木料，扎成木排渡江，加上他事先开后门请他的族叔交通部长俞飞鹏备下了小货轮在江边接应，第74军参加南京战役的残余部队才基本得以撤到江北。第51师撤出官兵约三千人，第58师撤出约四千人，日后在蚌埠又陆续收容了约两千余人。但是，仍有大批官兵在从中华门到江边的沿途失散，包括第306团团长邱维达。俞济时和王耀武得知丢了邱团长，非常着急，派一艘小轮沿江喊话寻找，所幸在媒炭港巧遇邱维达，即把他与随行副官卫士一同救起。

全军撤走时，第51师的赛虹桥阵地还留下了一支殿后的小部队，第302团第1营的残余官兵，以生命在这场悲剧中演出了壮烈的最后一幕。十三日，南京全城沦陷，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抵抗已经毫无希望，但是第1营在营长徐景明的领导下继续作孤军奋战，宁为玉碎，全营一直与敌拼杀，最后全体殉国。

一九四六年春的某日，一辆军用吉普车从“御林军”整编第74师驻地孝陵卫疾驰而出，穿过南京城区，停在城西的赛虹桥边。前座的副官下车拉开后门，车里下来一高一矮两名将军，均身着笔挺的黄绿色将军呢制服，肩上将星闪耀，气度不凡。高个子将军手执手杖，走路右腿微瘸，不用说，这位瘸腿将军，就是已经位居国民党陆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兼首都警备司令的张灵甫，身边略矮的一位，是他以前的老长官周志道，此时则成了他麾下的整编第51旅旅长。面对秦淮逝水，远处青山依旧，张灵甫与周志道在桥边追忆前尘，缅怀为抗日而英勇捐躯的昔日袍泽，不胜唏嘘。

不久，赛虹桥畔竖起了一座石碑，纪念碑是周志道命整51旅工兵营所建，碑上“五十一师殉国官兵纪念碑”的题字，是张灵甫特请他的老朋友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书题，以纪念当年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第51师官兵。该碑现已不存。

原来杀妻案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周折。

第二章 第一节 苦战淞沪（下）

二

未来的“御林军”军长张灵甫，此时还名不见经传，初到上海郊外嘉定战场，这位第51师的上校高参忙着在师部协助师长王耀武出谋划策，协调各部的行动。

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命王耀武向罗店推进，准备接收罗店-施相公庙一线原由第18军第11师守卫的防线。第51师的官兵们磨拳擦掌，蓄势待发。

增援的日军自二十三日起在上海部分长江岸线陆续登陆，其中日军第11师团以一部兵力向宝山、浏河两个方面警戒，主力直扑罗店，并于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占领了罗店。

罗店镇位于淞沪侧背，沪太公路中段，是江苏与上海之间的交通枢纽。罗店如落入敌手，中国军队与后方联系的陆上主要交通线将瘫痪。中日两方的统帅部都十分明白，罗店在淞沪战场的位置至关重要。

双方军队在罗店必要拼死相争！

在宝山和罗店担任抗登陆作战的主力军，是陈诚指挥的第15集团军和第18军所属各部。他们从二十四日起向日军发起反攻，一度夺回罗店，但在日军反扑后又告失守，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罗店数度易手，血流成河，被称作淞沪战场上的“血肉磨坊”。

八月二十九日，当第51师的先头部队第306团赶到罗店附近的时候，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血腥相持的局面。

第306团的团长叫邱维达，也是黄埔四期生。邱维达布置完阵地，决定先对罗店的日军进行一次试探性夜袭。该团第3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乘着夜色成功地在日军防线上撕开一道二百多米宽的缺口，不过第3营浅尝辄止，随即迅速按计划撤退诱敌。大胆妄为的日军果然中计，他们以为第3营不堪一击，在溃散逃窜，立即尾随而出展开追击。在后面预设埋伏的邱维达马上组织全团火力，对出击的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仗下来，三百余名日本兵横尸阵前，中队长秀吉三郎毙命,联队长竹田也在伏击中负伤，日军的五辆战车在进攻中被击毁成了一堆废铁。第51师主力顺利进占罗店、顾家宅战线。

第二天，上海的《申报》与《大公报》都兴奋地报导了这支刚刚到达上海的部队夜袭日军获得胜利的喜讯，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照片。第51师在淞沪战场的罗店一战成名，极大地鼓舞了战地的士气。

本师在上海首战告捷，张灵甫也为之欢欣振奋，翻阅着手中报捷的报纸，他的内心也有一丝遗憾。打仗他是惯打头阵的，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于蒋介石只希望借助国际调停尽早结束战事，张灵甫随胡宗南的第1师只能在上海附近作壁上观，最后悻悻而归，现在终于踏上了抗日御侮的最前线，正是军人在卫国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时候，第51师的抗战第一仗却根本轮不到他出阵。谁让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高参，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呢，虽然说在师部帮师长运筹帷幄，战友的胜利也有他的一份心血，但他以前是握有实权的带兵官，习惯于剑锋所指一呼百应的主官角色，如今却坐在后面当幕僚，犹如唱惯了主角的剧团头牌转做幕后协理，眼巴巴看别人登台，他的心中多少有些失落。尤其是在上火线巡视的时候，脚下冒烟的焦土，身边呼啸的弹雨，都无时无刻不在刺激张灵甫渴战的神经，提醒着他，这里，才是更能体现他存在价值的所在。

张灵甫焦燥地等待着亲自率兵与日寇搏杀的机会，他扳着手指头，默数着那个补充团该抵达上海的日子。还在汉中整训的时候，第51师已经内定由三团制师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王耀武向他许诺，陕西省的一个保安团正在改编为补充团，番号一下就让张灵甫接任团长的实缺。眼看着同僚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张灵甫实在心痒难忍，恨不的将陕西的补充团一把拉来上海。一直等到十月份，新兵团总算完成整训输送到了前线，这个团的番号是：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张灵甫这个上校团长，终于得以走马上任了。(5)

(5)一些相关资料均称此前张灵甫已经参加了罗店战斗，但据当时任第151旅旅长周志道的回忆，张灵甫是在1937年10月才由高参调任第305团团长，因此，他在罗店应不是以第305团团长的身份上阵。参见<江西文献>第73期<张灵甫将军传略>周志道著台北江西文献社出版1973年7月2日。

新兵团珊珊来迟，这时第51师在罗店的大部分作战已经结束，移师到了施相公庙、曹王庙一带。在张灵甫的调教和指挥下，第305团这个新兵团初生之犊不怕虎，不仅成功地抵御住日军对阵地的轮番冲击，还不时向日军发起夜袭反击，战况危急之时，张灵甫甚至自己跳出战壕，率兵冲锋，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正当他打得性起准备为国立功的时候，没隔多少天，上面却传来了撤退的命令。原来，战况急转直下，淞沪战场的国军由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而被抄了后路，不得不转入了总撤退。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第74军基本处于掩护大军后撤的位置，惯打前锋的张灵甫，这次完全掉了个头，成了全军的后卫。

十一月七日，第51师奉命退到青浦县城以南，在马桥、铁店塘到三角店一线修筑工事，以掩护罗店的前线部队后撤。两天后，第74军全军退往苏州，留下邱维达带领第306团固守青浦掩护撤退。十一月十六日，第74军奉命担任苏州到吴江防线的防守，并展开一翼沿太湖警戒，防止日军由太湖登陆，以掩护淞沪战场撤退中三十万大军的侧翼。

从无锡到澄江，有一道国防工事线，修建于抗战之前，一般简称为锡澄线，是淞沪战场的预备阵地，也是守护南京的一道屏障。指挥总撤退的第三战区曾经试图将大军布署在这道锡澄线继续抗击日军。第74军在苏州到吴江之间展开的用意，就是为了争取锡澄线的布署时间。

军长俞济时来到防线四处踏勘，他认为位于水陆要冲的望亭镇将是日军必取之地，便命令王耀武派一个团前进配署在望亭。

第51师在淞沪战场上鏖战两个多月，各团伤亡严重，这时最完整的团就只有到达前线时间最短的第305团了。这个新兵团在上海表现出来的旺盛斗志和过硬的战绩，令王耀武对它的团长的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他叫来第151旅旅长周志道，把张灵甫配属给他，交代周志道指挥第151旅与第305团突出阵线，负责固守望亭，迟滞追击的日军。

望亭镇位于苏州市西北，地处太湖之滨，在苏州与无锡交界处，属于今苏州市相城区。在一九三七年，此地有京杭大运河与京沪铁路(今沪宁铁路)通过，是苏州与无锡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太湖水网的一个重要入口。现代的望亭镇有312国道、沪宁高速公路与苏州环城高速公路等主要交通路线穿镇而过。

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战争中往往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在国军几乎失去抵抗一路溃退的淞沪会战后期，望亭镇却因之成了尚与日军作殊死一战的少数几个战场亮点之一。

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张灵甫不能将第305团整团带至望亭布防，只得抽调第3营一个营的兵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守备京沪铁路在望亭的一三七号铁路桥与运河铁桥，除阻止日军陆路进攻外，也要防止日军汽艇侵入太湖。毫无疑问，日军要越过运河，必将试图夺取铁桥，守桥的任务将十分严峻。张灵甫决定亲自在第3营压阵守桥，这个第3营的营长，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刘光宇。邱维达对刘光宇的评价相当不错：“有胆识，头脑清楚，重道义，富感情，但骡子脾气特强，带住他没有两套很难驾驭。”不过刘光宇碰上张灵甫可算是一物降一物，他对张灵甫相当尊敬服帖，直到后来到了台湾也一直与张灵甫在台的家人来往密切。

十一月二十一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第9师团向望亭镇发起了攻击，一波接着一波的日军潮水般地向铁桥方向涌来，一眼望去，微明的晨曦中，一片鬼影瞳瞳。张灵甫在上海憋足了劲正没处使，这回总算等到了发泄的机会。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一声令下，第3营官兵手中的机枪、步枪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冲到阵前的日本兵顿时倒下一大片，死伤狼藉。不甘失败的日军紧接着又组织了数次冲锋，在第3营的顽强阻击面前，都没能逾越铁桥一步。日军被激怒了，他们招来飞机向第3营的阵地进行猛烈空袭，并在重炮掩护下再次发动连续的冲锋。张灵甫的部队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更不可能有空军的助阵，他的手里，有的只是并不先进的轻武器，还有手下官兵作为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在日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和陆空火力立体攻击之下，固守在一三七铁桥的第305团第8连拼死力拒，损失惨重，连长刘德胜上尉在战斗中牺牲。刘光宇大叫：“大桥告急！”

张灵甫在指挥所闻讯，立刻与周志道一起赶到铁桥畔，他们不顾日军剧烈的枪炮扫射轰炸，操起枪杆亲临死线督战。士兵们见团长和旅长都冒着枪林弹雨并肩上阵，士气大振，再次一鼓作气将日军打了回去。

三天，足足三天，日寇眼巴巴对着近在咫尺的太湖，望桥兴叹，无法进扑。第305团在张灵甫的沉着指挥下，就象一根坚固的铁栓，把日军第9师团牢牢地卡在望亭，一步也前进不得。

西撤的数十万国军，此时正争先恐后向西奔突，真正是兵败如山倒了。在这种绝望的战况下，留下阻击的小部队往往处于绝境，只能以血肉之躯与追击的日军拼消耗、拼伤亡，成为丢卒保车策略下为大局而牺牲的小卒子。张灵甫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死守！”这是上级的命令。作为职业军人，张灵甫执行战斗命令向来是不含糊的，在望亭，他与全团官兵抱着必死的勇气，承受着敌人的狂轰滥炸，舍命抵挡日军的猛攻，击毙日军千余人，至少为一部分在混乱中溃退的大部队争取到了三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张灵甫的团损失也不小，望亭之战，第305团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幸运的是，张灵甫还能带着剩余的部队全身而退。

二十四日傍晚，张灵甫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江南的深秋，惨淡的落日在一三七号铁路桥上洒下几抹淡淡的余辉，铁桥在夕阳下拖着长长的阴影，最后一次向世人展示着它弹痕累累的躯体。

撤离之时，张灵甫回首远眺他的部下曾经用生命守卫过的这座大桥，心中并没有丝毫的留恋。对他来说，掩护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这就足够了。张灵甫干脆地一挥手，只吐出冷冷一个字的命令：“炸！”

轰隆隆的爆炸声中，铁桥随着冲天的火光蹦向半空，随后缓缓地向湖面栽了下去……

刚炸了一座铁桥，又来了一座石桥。

俞济时在带领第74军大部队撤离时，吩咐殿后的张灵甫将位于苏州东南的宝带桥摧毁。起先张灵甫并没太在意，不就是再炸一座桥，小事一桩。他遵命来到桥边，一眼望过去，愣住了。

这是一座历史名桥，横亘于大运河与澹台湖之间的玳玳河上，桥身以金山石筑成，是中国现存古代桥樑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拱桥，全长三百十七米，共有五十三个孔，在造型上与一般古桥不大一样，平坦宽阔，以便于挽舟拉纤，桥面的宽度可以并行两辆汽车。在俞济时的回忆录里，张灵甫对炸毁这座古石桥的反应却没了之前炸铁桥的干脆，颇耐人寻味。俞济时得到的报告是：桥樑太坚固，无法摧毁。最后是由工兵在桥两端各挖掘深沟三道，以阻止日军利用这座古石桥。

离开望亭，第305团向无锡以西的红菱镇归建，原先落在青浦作最后掩护部队的第306团，在十四日与日军接战后，也已完成争取时间掩护大军撤退的任务，但第2营营长尹元之少校在激战中牺牲，该营战后只有70余名官兵生还。这时邱维达带着部队赶了上来，他按命令在望亭将殿后的任务转交给张灵甫之后，便由当地老百姓带路，抄小道追赶大部队去了。

王耀武在师部急得团团转。全师大部队已经前进到靠近南京的句容，师部却与转移途中的张灵甫和邱维达两个断后的团失去了联络。已经三天了，眼下日军越过昆山正沿着公路向南京咄咄逼近，留下掩护的这两个团位置很可能被敌军超越而处于敌后险境，现在还没能够联络上，只怕是凶多吉少了，手下两员大将和他们部队的命运……王耀武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这两个家伙打仗还是很有办法的。”他抱着最后的希望一面自我安慰，一面不停地向参谋们催问最新情况。可参谋们千篇一律的答复唯有令他失望：“还是没有消息……”。

就在王耀武几乎绝望的时候，邱维达和张灵甫却一先一后风尘仆仆出现在第51师师部，王耀武简直喜出望外，他一把攥住他们的手，激动地说：“三天来一直为你们担心，能冲出重围，真是命大！”（6）

(6)《沧桑集》邱维达著台湾《传记文学》1992年5月

第305和306团能够钻出日本追击大军的空隙安然归队，当然不单凭的是运气，部队穿小路走捷径脱离险境，全靠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自告奋勇作向导，才得以避开日军的大部队。在抗战时期，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积极抗战的军队，自然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张灵甫也尝到了军民鱼水之情的甜头。

他意想不到是，紧接着而来的一仗，是一场还没开战却几乎已经没有胜算但又不得不打的恶战。

第一节 苦战淞沪（上）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庐山。

　　庐山军官训练团参加集训的团员们齐集一堂，正在等待蒋介石前来发表总理纪念周讲话。庐山风景秀丽，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身处避暑名山之中的受训军官们，心情却异常地躁热不已，数日来，一股焦灼、不安、激愤的情绪，在团员们胸中涌动着，喷涌欲出。

　　十天前，华北七七事变的枪声，激起了全国军民要求抗战的强烈悲情，也点燃了有爱国心的中国军人心中淤积已久的复仇怒火。济南惨案，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现在又发生七七事变，面对日寇肆意妄为，国家江河破碎，作为军人却无所作为，这个耻辱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急切的想知道，蒋委员长今天究竟会对事态作什么样的表态。

　　蒋介石神色凝重地走上讲台，瘦削的面孔带着几分憔悴。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让大家失望。面对台下一片期待的目光，蒋介石左手插腰，右手挥舞着握紧的拳头，语气坚定地开始发表那份著名的“最关头后＂的抗日演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与万劫不复之地！……＂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６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1）

　　（1）《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辑》 <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秦孝仪编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 会印 中央文物出版社经销 1984年

　　在蒋介石发表此项抗日声明之时，由周恩来执笔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已经转交到了在芦山的蒋介石手中。

　　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

　　“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

　　同时作出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2）

　　(2)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两个敌对的政治阵营，在民族存亡国家危难之际，再度携起手来，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建立。

　　全面抗战的时刻终于到了!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部队，争相电呈中央，纷纷要求调往抗日前线。

　　就在华北地区战云密布的同时，中日两国军队在黄埔江畔也剑拔弩张。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两军对峙的前沿上海闸北地区，枪声骤起。

　　八月十四日白天，中国空军对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实施轰炸，当晚，事先已提前进入上海市区待命的第 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后第36师宋希濂部也加入)在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的指挥下开始行动，于拂晓时向日军发动全线进攻。

　　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援军在强大空军和炮舰的火力支援下，从上海东北方向的长江南岸开始大举登陆。

　　上海战况吃紧，蒋介石从全国急调精锐部队加强抗击。

　　胡宗南手下的第1军从陕西赶来。

　　罗卓英的第18军从广东赶来。

　　俞济时的第58师从汉口赶来。

　　……

　　双方几十万大军云集到上海这个狭窄而密集的战场。

　　八月十六日，王耀武也接到了军委会的调令。

　　陕西宝鸡车站的站台上，四列长长的军列静静地等候着即将出征的抗日将士们。正在汉中集训的第51师奉命收拾行装立刻急行军到宝鸡，全师不顾旅途的劳顿，在沸腾的抗敌呼声中在宝鸡誓师，随即登上军列经郑州南下，一路上不顾敌机的轰炸袭扰，向上海方向疾驰。张灵甫以第51师上校高参的身份也随师部一同赶往上海战场。八月下旬，第51师经苏州赶抵上海郊区嘉定的安亭镇。

　　随着全国各地部队源源不断地涌入，为便于协同指挥配合作战，南京的军委会于八月底在淞沪战场上新编制了一批军级番号，将各师分别编制组合成新军。战况日趋激烈，这些新军的编制部队都是边战斗边在战场上临时拼凑而成，来自不同军系的部队会被凑在一起，而升任的新军长，也有可能是非本派系的长官，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长期以派系圈定部队统率范围的怪圈。

　　第74军就是这样一支临时拼凑而成的新军。

　　一九三七年年八月三十日，第58师师长俞济时被任命为第74军军长并兼任第58师师长，下辖第51师和第58师，在沪战结束一年之后，第57师又于一九三八年十月拨入第74军序列。

　　这支日后威震华中抗日战场的抗日铁军“三五部队”，就这样在纷飞的抗日战火中仓促诞生(3)。

　　（3)”三五部队”是日军為第74军取的绰号，因该军的三个师均以五字开头。

　　第74军在抗战结束后整编为第74师，由于它在张灵甫的率领下积极参与内战，最后在孟良崮全军覆没，它在抗战期间的功绩，解放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大陆都鲜有人知。一位解放军军中作家在撰写一本描写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纪实著作的后记中写道：

　　“ 为中国大百科编撰新四军、第三野战军条目，是我的正经活。有次，我在翻阅孟良崮战役资料时，看到一篇有关陈毅在被俘的七十四师将校军官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资料有许多省略号，引起了我的疑惑和兴趣。我拜访了整理这份资料的‘老前辈’，问他为何要把陈毅的许多讲话省略了，这些省略的内容里说了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下，回答我说，这些省略的内容是陈毅讲到有关七十四师在抗战中，是抗战的先锋，抗战模范等词句。那时出版这本书，担心有关国民党第七十四师积极抗战的事扩散出去，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用省略号替代了。现在看来，国民党抗战是不可抹灭的事实，应该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是爱国的，也是进步的。搞历史的应该实事求是，尊重事实，有功言功，有过讲过。既然陈毅都敢赞扬国民党抗战，我们还怕什么呢？”(4)

　　(4) 《血战: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胡兆才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第74军的确是国民党军中的一支传奇部队，这个军在抗战时期曾经被军委会当作整个华中战场的总预备队，从上海、南京、兰封、瑞昌、德安、长沙、南昌、高安、上高、鄂西、衢州、常德到雪峰山，抗战时期华中战场的每一场硬仗，几乎都活跃着第74军勇猛矫健的身影。当年该军在湖南武冈整训的时候，陈诚由重庆前往视察，他在对第74军营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说： “三、六、九三个战区发生战争，委员长在地图上先找七十四军的驻地位置。为什么? 必要时，要使用你们这个部队。从这可以知道委员长对你们的器重。” 作为这支传奇部队的一员战功突出的干将，张灵甫在八年抗战期间，除了身负重伤不得已离队休养及后期赴重庆陆军大学进修外，一直马不停蹄随第74军南征北战，几乎无役不从。

　　第74军的赫赫战功使日军恨之入骨。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正式官版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频频提及日军与第74军的作战情况，并咬牙切齿地称之为“支那第一恐怖军”。

　　第74军后来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和守卫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著称，成为蒋介石的宠儿，正宗嫡系，但是作为一个新军，在成军之初它并未被上峰另眼相看，它的桂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凭着在抗日战场上真正一刀一枪的拼杀，终于脱颖而出在国民党军界享有了突出的地位和声誉。

　　第74军的基本部队是第58师，该师原由浙江省的两个省级保安团与系出民初著名山东土匪孙美瑶部合编而成，由俞济时统领。抗战军兴之后，俞济时率部由汉口赶往上海，投入上海防线施相公庙的激战。不久俞济时在战地晋升第74军军长，起先指挥他自己的第58师、王耀武的第51师与一个来自湘西的独34旅。

　　后来拨入的第57师则是由早年山东的一支地方部队改编而来的杂牌军，驻防咸阳，淞沪会战中经连云港赶往吴淞口参战，并在战地扩编成第69军，军长阮肇昌即为原第57师师长。由于伤亡惨重，战绩也不突出，且系杂牌，该军战后即遭裁撤。第57师几经周折，才在一年后拨编到第74军，也是杂牌变嫡系的一例。

　　追根寻源，在这三个师中，张灵甫所在的王耀武第51师算是得之于中央军的正宗血脉。

　　第74军的三个师虽然来自不同的军系，在战斗力和装备上均有相当的水平。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军对师级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国约两百个各种师级单位前后共整编了三十个，被整编的部队在人员、武器装备上得到了调整与充实，而这三个师也先后位忝其中。以军官素质而言，这三个师也相对高。第51师与第58师的军官大半出身中央各军事院校，第57师早期的师长阮肇昌本身则是军中著名的军事教育专家，四十年代担任过陆军大学教育长，他麾下的军官水准也不差。作为第74军的首任军长，俞济时资历的战功在中央军中算是压得住阵脚，他曾经以师长身份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战役，在与红军作战中也有过实战历练，而他又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早就被蒋视为心腹。虽然一般认为俞济时自视天之骄子，在先前浙江任上态度跋扈，但在统率手下出自其他派系的部队时，他还能够做得不甚偏颇。王耀武则早在补充旅年代就把俞济时视为上司，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使新建的第74军很快形成凝聚力，为最后博得国民党“御林军”的荣耀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