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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除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还做过这件好事 -- 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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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人家还和元首还有墨索里尼握过手呢

        他的经历要说还是挺传奇的,还有一个他在27年还是28年选择了归顺南京中央政府,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 家园 不知你说张学良和墨索里尼何意,蒋介石可真是和希特勒合作愉快

          不只有之前的魏玛共和国,我很奇怪网上为何不说这个,在那时,蒋纬国还在纳粹军校学习军事技术,都可算为了中国发展的正常操作。

          而且希特勒的道路多少还是吸引人的,这也是当年法西斯收到一部分人喜欢的原因,这就包括张学良、蒋介石、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蒋介石学习了苏联,但是后来确实改向了法西斯,虽然他也和欧美英美勾勾搭搭。然后在英美反对了纳粹后抛弃了德国。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内涵张学良恐怕是不对的,根据你一贯的思路,我判断你在内涵张学良。

          张学良为了东北的利益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当年日本扶持奉系,搅乱中国,这也确实是当年的正常操作,但是奉系也确实是在利用日本和日本交往,张作霖以为自己可以玩弄日本人,结果被日本人炸死了。

          虽然说张作霖是个旧军阀,也是张学良的亲生父亲,虽然张学良支持了郭松龄搞亲爹,但是毕竟也还是张作霖的儿子,在这里张学良可能是要拥兵自立,试图改变张作霖的亲日政策。

          但是,张学良也和日本交往,搞各种关系,就有利用加藤友三郎和加藤宽治海军大将等支持自己的对日关系操作基调,还有收买床次竹二郎改善日本的对华政策,床次竹二郎是缓进派。同时还借助了犬养毅,这是孙中山蒋介石的关系,可惜犬养毅被刺了。田中义一和张作霖关系不错,但是田中奏折是田中义一搞的,所以张学良和他开展关系不会太好,或者说张学良可以认为田中义一没有保住张作霖,但是以当时奉系对日本的地位,他也不敢说啥。

          总的意思是延缓日本正式侵略我国,当时中国就是这么惨,大家都知道日本要侵略中国,但是只能做工作延缓入侵时间,这是东亚病夫遗留的后遗症,作为东北负责人,张学良只能加大对日本国内相对友华(很少),缓进派,勉强对华相对友好的老贵族等的关系,延缓这个入侵时间同时为中国东北服务。中国东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张学良就要他进入了中国的领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很多人夸奖张作霖,而实际上,张作霖是要东北更为独立的!!进而觊觎华北,这是张作霖的思路。所以按照这种逻辑,显然张学良更进步。

          张学良一直试图利用全中国的力量保卫东北领土,但是这个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有领导全中国的威望,也没有被确认为全国的军阀的代表,或者说由于北洋的落后,导致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全国领袖,只有当张学良献出了东北领土之后,才有的蒋介石的形式统一中国!!!这是张学良的第二功,结束中原大战可算第三功,在抗战中促进了国共合作,中华民族统一意志的宣传可算第四功等等等。排名不分先后。

          我承认这也是蒋介石的难点,他的威望确实比不了1949年的毛主席。但是他的不抵抗是错误的,张学良为了拍蒋介石的马屁确认张学良东北军和中央军的一致性,也在1931年918不抵抗也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是建立在蒋介石不抵抗总方针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蒋介石责任更大。

          如果在1931年,张学良不和蒋介石一样不抵抗,如何确认自己和蒋介石的一致性呢,这不是出尔反尔了吗,况且他此时确认了蒋介石他选择的那个人,能够号令全国统一抗日的唯一候选人,当然,中共确实根本不在选择范围里,因为红军太弱小啦!!!哪怕张国焘不犯错误,红军人枪15万,张学良也同样不会认为中共可以号令全国,这是当时没办法的事情,只有极具眼光和视野的人才会选择中共,其他大多是结个善缘,还得看苏联的脸色。

          我个人相信张学良对中共是真诚的,但是没办法信任周总的能力,因为西安事变,周总基调太软了,在事变后初期还基本不参与意见,之前的条件还赖账了。这些都是张学良不留下来和跟着蒋介石回南京的基本理由,而这些我共是不怎么讲的,因为确实难看。

          周总的说法,对不起张学良,很虚伪。

          张学良是在日本侵华前可以和西园寺公望、牧野伸显等日本老派相对缓进派沟通的一流政客,在西安事变中怎么可能幼稚,我们制造了一个说法,张学良幼稚,被蒋介石耍了,所以去了南京被抓了,其实张学良是说得很清楚的,我去南京不管怎样我都接受。同时把东北军移交给了王以哲和于学忠,可惜这两个笨蛋不行。总之张学良是很牛的。他也是有准备的,只是由于诸多因素,蒋介石没杀他,比如说争取张学良势力的意图。因为张学良绑架了领袖(这事很有意思,如果张学良不认呢,算个事吗?但是果粉认为,张学良既有独立性可以在918违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行抵抗,也应该承担绑架责任,果粉从来就是这么矛盾)还是应该承担责任(这事蒋张一致也是中国统一的标志)的,所以被抓还是合理的,但是被杀就会激怒东北军主要力量和奉系实力人员。还有张学良有满清的玉玺,这是他爹留下来的,拥有这个,蒋介石也党羽拥有了满清法统,可呢还有,蒋介石通过不杀张学良可以获得奉系抗战资金,等等等。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和毛主席重庆谈判一样,不是没有危险的,并非张学良笃定蒋介石仁慈不会杀他,只是他认为这是必须的牺牲而已。这是很牛皮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高级操作,在这里牺牲轻于鸿毛!!!!!是他认可的。

          当然果粉认为他是没办法的无奈之举,呵呵。

          我军和张学良合作也是有这个因素,进军东北就有了超强的法理。其实蒋介石也是进入东北的新生力量,这样我们竞争在这点会有一些优势,恰恰是我们基本吸收了大部分奉系实力集团,无论是一开始合作还是后来合作的,总之我们团结了东北的张学良势力集团,这是一种无声的特殊的默契的合作,很怀疑张学良就是地下党。

          就是在文革中也是打击周保山多于张学良体系。这也是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算成是周总理的功劳,但是恐怕是刘少奇北方局党委的成果。当年高岗调查刘少奇,恐怕也是调查亲苏底子,后来看还是问题不大。必须承认苏联虽然和张学良有仇,但是也是部分支持了张学良,除了在西安事变中,苏联态度比较失误,但是当时恐怕绝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的吧。

          张作霖遇刺后,町野武马嫌疑很大,但是,不仅张学良还是继续和他们充分合作,隐忍下来,而且还大量奖赏日军驻东北武官和各种军事顾问,能有这种能力的人会是简单的人吗?

          在当时谁不知道这一定是日本人的操作啊,还有人说是苏联,我呸,怎么可能。和苏联一毛钱关系没有,怎么传递消息?南满铁路也是全部是日本人控制的,怎么可能苏联人计划、间谍,不可能的。

          当年的铁路矿区周围都是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找段铁路炸了没有任何困难,但是炸点包括机车到达时间就比登天还难了,这需要精准把握专列到达的时间的啊。一定是车厢内部有奸细报告,只不过到底是町野武马还是仪峨诚也不好说,町野武马是老牌贵族,提前下车了,负责对日贵族交往,仪峨诚也也算小贵族,可能等级低一些,为了通知炸毁专列吧。

          仪峨诚也(1888年11月11日-1938年1月24日),日本军人,张作霖私人顾问。1909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3年来到中国东北,任张作霖私人顾问,曾替张作霖策划东三省独立。

          在皇姑屯事件中,仪峨诚也也随张作霖同车返奉,爆炸中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张作霖被炸身亡后,仪峨诚也也被张学良派往第三、第四方面军做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

          不管怎么说,爹死了,他能这么做不是没心没肺,可以说隐忍度很强了,另外在之后,戒掉了因为戒鸦片而引起的吗啡毒,非常痛苦艰难,当年张学良电视剧说了这个事情,但是说得根本不透。有着这么大的恒心和毅力的人,怎么可能是个简单的风流公子。果粉总是在骂他,好像自己多牛似的,其实果粉才啥也不是。

          张学良就是有一个大计划,促进中国抗日,为此不惜牺牲自己,一直以来他就是这么做的,听从蒋介石的安排,认为蒋介石说话算话,但是蒋介石一再欺骗张学良,总是不敢抗战,甚至宣传也不敢。

          果粉指责张学良不敢报父仇、窝囊,我就呵呵呵,其实就是在梦中臆想张共内战,削弱中共力量,蒋介石继续统治中国,呵呵呵。

          其实张学良的想法是中共战斗力不错,应该让蒋介石团结中共抗日,他知道只有东北军是不够的,恰好在1931年-1937年,中国其他军阀也不鸟他,可以说他的这个判断基本还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号令各路军阀还是有困难的。这也是张学良的历史功劳。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确实不团结,没办法,我也承认蒋介石的起步比较艰难,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就那么低,但是更可恨的是当时其他军阀也一样怂,包括张学良。

          而我共在周总理的带领下又刚刚糟糕了一次,尴尬啊。张学良只能选择蒋介石,风格还类似,思想意识也相近,只是张学良仁慈的心要大很多,他希望当时所有中国的力量都不要损失而去抗战,这是中国的宿命。

          而蒋介石除了剪除东北军羽翼之外,还大肆继续围剿红军!!!包括西路军。这即是他俩之间的做人差距!!!

          说西安事变前红军陷于绝境是果粉错误的话术。

           本来周恩来在西安见蒋时,蒋就邀周在他返京(指当时的首都南京,下同)后去南京会谈。蒋返京不久,又通过潘汉年邀请周。当时中共中央鉴于蒋不顾信义,扣留了张学良,担心周去后成为“张学良第二”,决定“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如今谈判不顺利,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3日电示周恩来:“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

            当时蒋在杭州,周恩来3月下旬从西安来到杭州,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了蒋介石。

            周恩来向蒋强调以下几点: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等。蒋介石对此的态度显得出乎意料地通融。

            然而,当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再次同蒋介石会谈时,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蒋介石比两个多月前杭州会谈时后退了一大步。他虽表示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5万人,但在3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的承诺被推倒,并提出请毛泽东、朱德离开苏区出来做事。

            “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使蒋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抗日。于是,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问题获得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蒋同天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达成。

          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南方游击武装的合法地位。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博古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遇到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应允,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国民党在南方“围剿”红军3年之久,师老无功。

          10月15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博古、叶剑英、董必武10月8日关于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的建议,并再次强调:“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在前电所述条件下,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询问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在取得何应钦批准的前提下,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共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张闻天、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向博古、叶剑英通报:“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这些都是我党抢救我军的有生力量,蒋介石趁机摸鱼。好在谈判期间,我军确实情况好了很多,这也是西安事变的功劳啊。

          有一些感慨,就说这么多。

          通宝推:燕人,
          • 家园 说几个观点吧

            1.当时的中国学德国就是学虎不成反类犬,德国一战以后再怎么惨也是世界一流工业国,当时的民国就是妥妥的农业国,民国照搬效仿纳粹的制度就是瞎扯淡。

            2.老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上台以后,没把中国的重工业搞起来,没有重工业,什么国防国内建设都是空中楼阁。反倒是条件不如他的一些地方军阀,还多少发展了一些工业,比如四川的杨森 山西的阎锡山。

            3.张学良要是不送老蒋回南京又如何,顶多是让他出国当寓公吧,杨虎城就是如此,但是他有点感情用事,非要抗战爆发以后回来,你一个失势的地方军阀回来能干什么?他要是待在国外的话老蒋肯定就放过他了。

            其实西安事变扣老蒋是杨虎城的主意吧,张学良算是骑驴下坡形势所迫。

            • 家园 张学良的确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可以仔细,纪念918

              其实这个标题我是想搞点惊悚效果的,如果您只因为这个就进来,那是可能失望了。

              但是,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张学良早期在东北搞的新军阀政治,因为他是一个土匪头子出身的民国政治家(张作霖)的孩子,也拥有传统的两面三刀,翻云覆雨等操作的,不过政治技巧极其成熟,是来自请父亲的封建社会那一套,虽然借助了日本的那一套相对先进的现代化建设发展体系,但是也大量的吸收了日本的落后封建那一套。

              后来成熟了,也是吸收了西方先进思想,他搞了议会,规范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了东北议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283371071665065&wfr=spider&for=pc),改变了张作霖的独裁体制,这是上层的方面;在下层他打击黄赌毒,对待士兵超出了当时的其他军阀甚至蒋介石的部队,尤其是比较亲共(苏联或者说利用苏联的)人物冯玉祥(也是个被果粉污蔑的民国人物)。他的做法比新军阀蒋介石还要进步得多。因此东北社会各方面发展很快,可以说张作霖时期的工业发展,张学良借助当年良好的时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的扶持下,张学良确实搞得非常不错。网上吹牛的解放前的东北经济建设成果,在日据之前几乎都是张学良的成果。杨宇霆等也确实是张作霖时期的扶持者,这点张作霖很放权,这个成就中唯一的遗憾是日本外资太多了,奉系控制力不强,所以这个经济成就说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勉强。在果粉谈论民国成就的时候,往往不小心被算成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成就。

              这类资料网上一搜一大片,大家(包括果粉)也是认的,但是习惯算作张作霖的成绩(秦伟毕竟张作霖还活着,他师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为了否定张学良的能力),奉系1910年代的成绩基础确实是张作霖开始操作打牢的。

              张学良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操作却偏向民主政治,试图搞张学良自己能力下理解的新时代政治,这点是关键点,贯穿了他自由时期的整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进步的亲共的资产阶级政客,懂得和共产党合作,类似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凯末尔。而不是孙中山的走投无路的被迫选择。在这里张学良的确是有主动性的,虽然方案曲折。

              只是,只要张作霖还活着,和共产党(中共或者苏共)合作这事就搞不成,虽然在1931年前后,张学良还没有太成熟,但是已经具备了隐忍能力,各种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无法直接公开坦率的和中共合作(也包括苏共,无论对奉系内部还是对国民党交往),在自己单独执政之前更不用说了。

              在这段时期,我有个猜测,不一定准确,他虽然认可和信任蒋介石的能力但是也在不断的测试蒋介石,而不是单纯的被蒋介石蒙蔽才打了中东路,付出的结果是东北军主力的牺牲,他对自己很狠、冷酷无情,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就是他和郭松龄互相配合着搞自己的亲爹,意思是代替张作霖执政(张作霖下马,安养天年),但是,日本介入,郭松龄失败了,他只得狠心抛弃了郭松龄,不得不抛弃。在这里,他和郭松龄精心培育的军队部分就被牺牲掉了,张学良流了很多眼泪,因为士兵的牺牲、郭松龄的死亡、自己的计划失败等等等。

              他本来是个现代化的富二代、官二代,但是有理想有道德,不认可自己父亲的那套传统旧思想和投降日本人,这种准亡国奴状态,张学良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和郭松龄的计划因为日本人的加入,失败了,郭松龄也牺牲了,所以他憎恨引日寇入场的杨宇霆等老奉系派系。杨宇霆是非常依赖日本人的,虽然说确实没有投降,但是犯下了很多错误,比如:东北军政被日本人疯狂的渗透,杨宇霆可以部分说有很大的执行错误。张学良第一次戒大烟,是杨宇霆找来了日本人军医马天池,通过使用吗啡让张学良戒大烟,结果成功的让张学良染上了更厉害的吗啡毒品,各种毒瘾反应,生不如死。从今天各种资料分析,杨宇霆应该并非故意,但是这种事实上的伤害,加上后来马天池的消失不见,确实令人奇怪和怀疑。为此,张学良因为东北易帜问题冷酷的处死了杨宇霆。张学良也一直说,他确实知道杨宇霆不会背叛自己,但是也没办法。

              东北易帜,杨宇霆是不支持的,而且还忽悠大部分老奉系针对(接近反对)张学良的易帜活动,不说这事做得明不明智,这种反对统一的人必然遭到反噬。杨宇霆的策略是往后拖,不激怒日本,以维持东北独立性,委曲求全。大家认为这样做就不会有1931年的918了(这还是今天的大多数国人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在张作霖被刺后并未激怒日本,但是日本人还是发动了918!!!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东北易帜(由此可见东北易帜的难度,只是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冲动,其实除了杨宇霆,反对派很多,几乎可以说张学良一人独自悍然东北易帜)。其实,918这个结果在张作霖在自己的地盘遇刺时就已经注定了!!!当然,这里也和日本人强力控制南满铁路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人搞刺杀太方便了),而张作霖遇刺则代表他的所谓柔和绥靖对日路线完全走不通了。

              张学良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心向祖国,抓住这个时机要求统一,而不是所谓利用蒋介石攻击其他军阀(否则哪里来的张学良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位置优势呢?如果不看力量大小,那不是其他军阀都可以通过参与帮助蒋介石获胜了吗?),这种谣言当然是中国敌对势力造谣性的分析,他们拒绝承认张学良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这个时期的中国确实处于可怜的相当的未定和相对混乱时期,这意味着当时确实有太多的事情操作难度很大。比如简单的说,共产党建立不到一年,张学良可能同情中共,也认可苏联的部分实力(大家认为那时的苏联未必比日本人更强大,是日俄战争的失败者,这导致了张学良错误的判断了苏联的实力,在中东路失败了,不敢惹日本),但是从实力上观察,不敢得罪日本、不和苏联中共合作才是常理,这也是张作霖的判断,所以杀了李大钊。如果张作霖是走钢丝(这是果粉一再的说法,意思是张作霖可以左右逢源,延缓日本侵略),就不可能冲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抓捕李大钊等啊,这明显是大部分倾向于日本的基本的操作嘛。在这个时期,中国还不算现在大家认为的那个中国(历史谈及此处太少了,不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危险),只有张学良和蒋介石才心里有中国、提防日本,但是操作上又做不了太多。蒋介石没有胆子,张学良没有实力。

              那时的最高领导人没有拥有1937年的全国一致,同仇敌忾,其实就是在1937年,有一些军阀还和日本勾勾搭搭,甚至蒋介石势力中的何应钦、汪精卫等还在亲日。何应钦也算亲日派,但是也更跟随忠诚于蒋介石,可被信任。

              所以这个时期,张学良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的,也是符合他的身份和能力的),他自己无法领导全国人民支持东北抗战,做不到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根据他自己的思维和能力判断,他认为蒋介石还是当时中国的唯一他可选的对象,当年的周总理对蒋介石也服服的。

              http://news.sohu.com/a/524208930_100114195

              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这些话似乎是针对博古,其实就是当时民国历史的真实的反映。所以即便如此,张学良还是只能认定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队伍多,好几十万,也有钱。这个判断在大多数人看来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通过长征的只言片语认准毛主席,或者说,即便是在西安事变中通过毛主席的安排认准毛主席,这对于军事不那么强的张学良来说是很难的。一些人总是希望事后诸葛亮,根据新中国后来建国虚假的理解当时的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行为,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些人大部分根本就不亲共。当年有几个人能想到1949年居然是中共建立新中国呢?张学良很聪明,但是也想不到,所以只能选择蒋介石,苏联的助攻没那么大,而且都助攻在了蒋介石身上也是很有意思吧。

              他的中原大战,因为政治时机把握得极其精确,战争效果不明显,对他的战争能力考验力严重不够,而在之前的郭奉战争中,他的主力部队也被日本人打得很惨,在中东路之战中,又被打得很惨,真是悲剧,张学良心疼坏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张学良完全无法在毛主席的几个战术动作中确认毛主席的军事能力。同时,他也知道周总理才是当时红军的话事人(周叶亲近于蒋介石,张学良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只能还是继续选择蒋介石等等等。

              而在对红军作战中,他是在自己主动和红军打假球,从鄂豫皖开始,这也是我所说的他的残酷计划,牺牲的是东北军自己主力士兵的利益。有先生质疑张学良为何不去打山东土匪刘黑七,而在鄂豫皖打徐海东红25师,我个人是认为张学良试图通过宽松的处理缓和对红军的矛盾,释放善意。事后东北军对当地的祸害也确实小,也与他跟随红25军离开也有关系。会剿计划还趁机泄露了,这些都有历史资料证实。

              尘封档案: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泄露军情通共案”,潘文郁烈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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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情暴露,张学良亲自处死了潘文郁烈士。真正的你的战友送你上路。

              血洗鄂豫皖的是蒋介石中央军,东北军则是很软弱,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玩,这点大家如果观察是可以看到的。同时,由于东北军的宽松,红25军发展不错,仗是必须要打的,但是损失不大,吴焕先的牺牲是偶然现象,确实可惜。甚至之后随着东北军旅游结束,红28军高敬亭部还发展起来了。这个和中央苏区后来的发展没法比。官方主流说法叫东北军思乡,不思作战、战斗力弱,等等等原因,就是很少提张学良的善意。

              可是就是这样(软弱)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被周总理奉为了主导,其实是回避周的责任等诸多因素。

              其实东北军兵精粮足,战斗力还是在线的,只是张学良就是在安排打假球罢了。

              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十几万人,红军5、6万,我方确实应该尊重东北军,但是,谈判中周总理的态度也是过于划水、打酱油了。之前的忽悠全不谈了。难道中共只是过去挑拨离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吗?这肯定不对啊。是要看苏联的脸色,但是那时我方态度也是太过于中立了,正是因为一再不表态,所以张学良赶快离开了西安,送蒋介石回南京了。

              在鄂豫皖,张学良损失了115师等部队。前面我说了,他在假打,我们却在真打,但是控制规模烈度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在中央红军和陕西部队配合时就乱套了。我军组织度好,但是东北军不太行,就不说陕西部队了。张汉民事件只是其中一个(也类似,只是徐海东他们不信任杨虎城部队的假打)。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蒋介石这时正在加紧对苏区的“围剿”,遂让张重整军旅帮他“剿共”。 2月7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亲任总司令,张代行),3月1日张学良在武昌“剿匪”总部正式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原驻河北、河南的东北军纷纷南调,王以哲军调驻豫南,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何柱国军由石家庄调到鄂东的宋埠麻城一带,“围剿”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徐海东部。

              张学良出国两年,但是回国后对东北军的掌控仍然很在线,还是很厉害的。

              革命并不轻松,你要假打,要取得对方的善意,哪里那么容易呢,直到后来,毛主席释放高福源之后,双方才终于进入了良性循环,在此前,张学良已经损失了三个多师,当然,一些东北军士兵也确实加入了我军,成为了抗战一份子,但是大部分都被释放回东北军等等等。这个时期东北军还是东北军,没有真正进入中共部队,双方正在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意外。

              张学良通过控制黎天才等前共产党员、同事也是部分托派(自主的,爱国的为国的)友好的接近中共,表达出善意,最终获得了回报。可惜那时我们周总还在肃托。

              1940年秋,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派代表与驻徐州日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和约。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掌握了其中详情,立即报告常恩多,并要求锄奸。常恩多毅然答应。两人经过一番计议,拟定了锄奸方案,决定借9月21日晚上看戏之机,活捉缪澂流。21日晚,按约定时间,常恩多向各处下令、扣押了参与此案的有关将校,并将知情不举的旅、团长解除武装,看押起来。与此同时,万毅旅长指挥所部包围了军部机关,扣押了副军长朴炳珊等几个通敌要犯。缪澂流和总部几个大员正在村外看戏,因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他们才得以仓皇逃出。次日清晨,常恩多向全国各界发出“九二二”通电,提出“锄奸救国”口号并向蒋介石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发出了“血泪电”。之后,常恩多又奋笔疾书,撰写了《“九二二”锄奸的前前后后》一文,派人到各地张贴、散发、有力地揭露了缪澂流等国民党投降派的汉奸嘴脸,教育广大爱国军民抗战到底。但亲日派何应钦竟密电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叛逆缪澂流。不久,蒋介石又来电责备常恩多师“不识大体、意气用事……”常恩多愤然大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随即分兵袭击莒南大店和日照北廓两个敌伪据点,又亲率部队在多水店子与敌伪作战,三战皆捷。常恩多由于心情郁闷、忧愤,积劳而成疾。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又电令第一一一师“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该师反动分子遂掀起了反共恶浪。他们设下“鸿门宴”,将万毅扣押,并逮捕了地下共产党员数人。常恩多虽已病势沉重,但他为了抗战前途,坚持团结进步,抵制分裂倒退;乃率部东移,开进甲子山区,把原来的平原地区和一些交通要镇让给了八路军,游击队。这时,汪精卫认为常恩多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派人到鲁南,以委以伪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为条件,拉拢常恩多叛变投敌。常恩多盛怒之下,派人抓住两个送信的汉奸,杀掉一个,放另一个回去报信。

              8月3日,国特分子把万毅出走的责任全推到郭维城身上。常恩多得知后决定立即行动,遂命刘唱凯按既定方案做好一切准备。下午5点,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按通知到参谋长住处集合好,刘副官镇静目右地带领他们去听师长最后一次讲话。刚走进师长的大门口,早就布置好的手枪兵们一跃而出,下了他们的枪,押起了副师长、参谋长等几个顽固派,带领4个团长会见师长。常恩多教育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坚持抗战,跟随郭处长起义,去找共产党,联合八路军。团长们应命走后,郭维城又叫来了八大处的处长,扣起了国特分子,常恩多鼓励其他人和八路军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8月5日,常恩多又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讲了话,号召大家要为后世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当亡国奴,不能再去干同胞相煎的蠢事,要和八路军联合抗日。8月7日下午,听说万毅当晚可回到三三三旅,常恩多极为欣慰,遂急命刘副官去接他。但在此时,在师部被关押的特务分子收买、策动了部分士兵开始叛逃,情势危急,常恩多遂决心率部南下抗日根据地。8月8日拂晓,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开往莒南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并电告万毅(评中将不是没有原因的)、刘副官前往。

              当晚,常恩多将这支尚有2000多人的部队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9月,常恩多为抗日救国事业耗尽了最后的心血,与世长辞,时年47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常恩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赞扬他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

              在红军会师前后的一个月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已经被打怕了,我军在劳山和榆林桥镇大破敌军,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为此,张学良亲赴庆阳告诫其下属的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没有他的命令不许与红军交火。

              可是,蒋介石早就越过张学良,严令董英斌调集五个师兵分两路对红军进攻。

              经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定,与会者一致断定是敌人的必经之地,最后确定了作战原则:将敌引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后续部队。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

              此文是今天的主流看法,其实就是因为张学良配合假打而已。

              这段话里面信息很多,张学良不让打,要控制节奏,蒋介石趁机试探和下蛆,结果有部队听了,但是红军必须保持战略态势,该收拾就是得收拾,张学良的跟随模式的善意也不行。

              交往的节奏不能让张学良控制,红军经不起无谓的损失,张学良的军事能力不太靠谱。

              董英斌接受张学良的命令和手下说要和红军假打,结果蒋介石发现了,审判董手下,手下说,这是董师长的命令,结果董英斌不能承认,被处分了,也是有趣,从这里说,假打也不容易。可惜他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了。

              说了这么多,我当然是赞美西安事变,赞美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他个人为了中国的伟大目标。他不是不抵抗份子。他只是为了抗战目标不择手段,对有些人是冷酷无情,但是对人民和国家,真没的说。

              当奉军全部过了黄河后,部下前来请示,要不要炸了黄河大桥,以阻追兵。

              张学良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长长的黄河大桥,慢慢摇了摇头。

              部下又问: “郑州城里的军火库和粮仓怎么办?里边可是有不少军火和粮食。”

              张学良说: “原封不动。”

              部下又说: “那就都落到敌人手里了!”

              张学良瞪了那个部下一眼:“谁是敌人?我说不动就不动!”

              白崇禧

              当那位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率部兵不血刃地进驻郑州后,看着完好无损的黄河大桥和几座同样是完好无损的军火库、粮仓,满脸鄙夷,对部下把张学良好一顿埋汰: “都说张学良少年英雄,会打仗,你们瞧瞧,这哪里有一点儿会打仗的样子!连黄河大桥都不炸,是不是怕咱们追不上他啊!叫我说,他也就是玩风流韵事是一把好手!”

              随从将领们都大笑起来。正在这时,传令兵来报,陇海路督办章枯求见。

              章祜走了进来,将一封信交给白崇禧,说: “白将军,这是张学良临撤退时,让我转交给您的信件,请您过目。”

              白崇禧接过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储存有给养甚多,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我有些重伤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着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

              白崇禧将张学良的来信交给手下一众将领,让他们传看。一时间,满屋寂静无声,包括白崇禧本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本文参考自:《走进大帅府,走进张学良》

              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提出三点约定:

              (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

              (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

              (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

              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

              这点不是只有毛主席看到了,张学良也同样看到了,希望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意味着双方就亲密无间了,没有那么乐观理想的现实。这才是现实。

              • 匿名 张学良没有那么差,但也没有必要给他洗地

                张学良只是一个有着民族主义情怀的爱国的纨绔少爷。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这样一个定位。

                至于西安事变客观上很大的帮助了TG,所以TG对他评价高,这属于TG一贯作风,统一战线嘛。如果没有被蒋裹挟走,留在大陆那也是至少政协副主席。

                郭松龄反奉,干掉杨宇霆,东北易帜,交好蒋介石,中原大战,西安事变,还有各种私生活。给人的印象就是地主家平庸子在长辈骤去后畏畏缩缩,勉力维持,被各方大佬忽悠来忽悠去,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幸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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