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文革前，毛泽东批判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原因就在于当时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全国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 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 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 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 25%，城市则占去了 75%。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毛泽东说，“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

对此毛泽东于 1965 年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由此掀开了以农村为重点的医疗卫生革命的序幕。

文革期间，医疗卫生革命的重点是围绕着全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来进行的。合作医疗的模式其实在文革前就已经产生，但是医疗领域从来也是既得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要想让农村获得医疗资源的转移一直阻力重重，合作医疗也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只是在文革期间，在从根本上冲击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及其在卫生领域的反应以后，农村合作医疗才得到极大的发展。

当时的合作医疗模式一般是，农村中的人民公社社员，每人每年交一块钱的合作医疗费，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他医药费一概全免。当然，合作医疗要具有现实性，必须要有与其互相配合的多种机制的建立。这些机制就包括，将大量医疗资源和人才下放到农村，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地区做到了社有公社医院，大队有卫生室，使农民真正能在家门口看病。同时从社队中选拔有志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社员，经过集中培训后，作为赤脚医生回到所在农村，在公社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基层医疗保健工作。赤脚医生并不脱产，他们仍然在所在的生产队拿工分，并参加劳动，在为乡亲看病时可以随叫随到，完全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因而医患双方的关系极为融洽。从政治上说，赤脚医生正是体现了毛所说的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能由别人代劳的问题。正如教育和文化领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力一样，医疗卫生的大权是否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同样是事关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赤脚医生本身并不脱产，他们仍然是贫下中农，但同时他们又掌握了过去完全被垄断的医疗资源，“拿锄头的手也能拿针头”，让广大农民看病不再被人卡脖子，被钱卡脖子，改变了农村长期看病难的状况，因而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前的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中几乎没有任何卫生人员，农民要想看病，要么要筹集路费长途跋涉到县城乃至省城，要么只能找乡村中流行的巫医来看病，喝符跳大神，几与等死无异。而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预防措施，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在极大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同时，更是让农民的预期寿命极低，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在解放以后至文革前，我国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农村缺医

少药的状况也有所缓解。但农村医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是在文革时期，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一些传染病的彻底根治也正是在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全面普及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赤脚医生虽然谈不上医疗技术有多么高超，但是经过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可以长期在第一线向农民普及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并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针对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进行防范，如接种疫苗，清理感染源等等。

比如当时报道的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每月全大队搞一次

环境卫生，改变不讲卫生的习惯；

（二）注意饮食卫生，坚持喝开水，不喝冷水；

（三）家家户户有厕所，做好粪便处理；

（四）在发病季节到来之前，给干部、社员吃预防药，打预防针；

（五）发动群众上山采药，做到家家户户有储备药；

（六）成立检查组，深入生产队检查督促，定期评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 3 年医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在实践经验逐渐丰富以后，赤脚医生也完全可以自行处理农村中的一些常见病、高发病，即使是不能处理的较大的伤病，也可以在送往上一级医疗机构治疗之前，做一些第一时间的紧急处理，从而极大的争取治疗的时间。按照当时赤脚医生的培养方式，在有几年实践经验后，又再次送到院校或医院中去深造，之后再次回到实践中，如此往复，逐步提高，使不少赤脚医生的专业技能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文革末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医疗队伍，1975 年我国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 1970 年代末，甚至达到了 90%以上。

197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 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

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 年 9 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 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世卫组织对此评价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 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

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在城市中也对原有的医疗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比如进一步普及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实施将医院与原来附属的药房分离等等措施，尽量避免医疗成为从病人身上榨取利益的工具。文革期间还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全面的大幅度的药品降价。比如 1969 年 8 月的大降价，降价以后的药品价格水平，比以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比一九五○年下降约百分之八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的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九十四；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三，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

十七；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五。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

这些举措，与修正主义路线所主张的将医疗领域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资本主义方向完全格格不入。早在 1965 年 7 月毛泽东与医务人员谈话时就说：

“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75 年，反映医疗卫生革命过程及其成果的影片《春苗》上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可以不夸张的说，文革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中，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是最受到群众欢迎的一个领域，也是效果最明显的一个领域。然而刚刚复出领导工作的邓 XX 在观看电影《春苗》时，不等看完，就说这是 “极左”，然后拂袖而去。后来梁效在批邓的文章中写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竟惹得他如此暴跳如雷呢？那是因为这部影片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塑造了田春苗这个文化大革命造就的一代新人的典型，尖锐地批判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触到了他的痛处。但是，攻击《春苗》“极左”，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极右的立场。在他看来，岂止一部《春苗》，整个文艺革命乃至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极左”。

在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医疗卫生革命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婴幼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极大提高。从数量上看，文革期间人口增加近两亿；从预期寿命来看，1960 年中印两国人民的预期寿命相近，仅仅只有 50 岁左右，都低于南韩 10 岁左右，但在文革时代，中国的预期寿命突然大幅度增长，很快大幅度超过印度，而且追上并超出南韩，1975 年达到 68 岁，最多时超过南韩 4 岁。但到 80 年代，中国的预期寿命陷入停滞，有些年份还略有下降，从而被南韩逐渐赶上并超出。到现在，南韩人均寿命已经比中国多 6 岁多了。预期人均寿命的增长也与人口死亡率密切相关。刚解放时，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 3.6-3.8%，到 1964年，已经下降到 1.16%，文革时代开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下降，到最低时只有 0.63%，但文革后，我国人口死亡率又开始逐渐增长，到现在，已经增长到 0.72%。与之相对应的是，刚解放时，我国卫生人员很少，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10 人，此后增长缓慢，文革前最多的时候，也只增长到 28 人，但在文革期间，我国卫生工作人员猛增，1970 年共有卫生人员 657.2 万人，每万人则有卫生人员 79 人，到改开前 1978 年，我国卫生人员总数达到 788.3 万人，每万人卫生人员增加到 81.9 人，达到了顶峰。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总数逐渐下降，到 2003年只有 621.7 万人，每万人只有卫生人员 48.1 人，远低于文革时代。此后，我国卫生人员才重新恢复增长，但直到现在，我国每万人卫生人员数仍然低于文革时代的 1970 年。（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实行教育革命，同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教育领域本身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较经济基础具有滞后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多数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从旧社会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即使主观上拥护新政权，但是其世界观、方法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的剥削阶级教育的痕迹。事实上，文革前各级学校的培养方法、教育模式、管理制度，都依旧带有大量旧社会的印记，比如现在依然流行的尖子班、实验班制度，其实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产物。学校依然依照惯性，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分数第一”的路子，培养脱离劳动人民的社会上层精英，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为新中国培养出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现象也仍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教育都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是为了巩固统治

阶级的优势而存在的。如果不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那么走资派和社会上的新生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教育这种工具，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把自己的下一代不断再生产出来，并最终把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按照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始进行各种改革。

首先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与实践相结合。反对填鸭灌输式的教育，注重启发和实践，同时缩短学制，将学到的书本知识更多的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和总结。因此，从小学阶段开始，基本上每学期会安排学工、学农的时间，很多书本上提到的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旦看到生产实践中的实物，就会形成丰富的具象认识，并且使学习充满了主动，不再枯燥乏味。正如许纪霖教授回忆的，70 年代初，小孩读书一点儿不累，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

除了通过学工学农增进学生对生产实践和劳动者的感情和了解，文革中在城市中还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参加学校的管理，最开始是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在这之后就在学校长期驻扎下去，负责检查教育革命的具体落实情况，在学校中拥有极大的权威。当时在驳斥各种反对工宣队参加学校管理的观点时说，“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阶级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不把学校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搞彻底，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工人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有重新被剥削被压迫的危险。积极参加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化教育阵地，是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应当肩负的责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有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无产阶级教育。你们“懂”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假“学问”，教理工科的不会开机器和修机器，教文学的不会写文章，教农业化学的不懂得施肥料，这样的笑话不是到处都有吗？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只能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参加下才能逐步创造出来，你们于此是一窍不通的。

与此同时，在农村也派遣贫下中农参加农村学校的管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实行开门办学，选派社队干部、贫农、会计、技术员作为兼职教师到学校上课。一方面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组织学生学习生产实践，一方面教育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不做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在学校的教学环节中，主张反对注入式教学法，不是教师叫学生学啥就学啥，而是要“老师围着学生转”，培养学生的主动、创新精神。如将讲稿印发学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考试中也反对以偏题、怪题整学生，而是尽量让学生以解决问题的态度，通过开卷、讨论等方式去解决问题，对有创见的回答给予高分。即“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同时，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砍掉繁琐的课程，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休息时间和课余活动时间。

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大力破除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由于在古代读书是为了了翻身做官，可是教育又不是义务的，知识是稀缺货，一个县识字的也没有几个。知识完全是少数人私有和垄断的。讲究师道尊严看起来道德高尚，背后掩盖的不过是知识私有的逻辑——为了能得到别人所有的知识，你当然要甘于这种尊卑关系。可是在现代，国家实行普及性、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教师不过是执行国家意志，履行自己职责的工作人员，知识不再属于其私有，师生之间是平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走资派在中国继续鼓吹封建的师道尊严，其目的是为了从小在国民教育中即种下服从和规训的种子。例如在黄帅事件发生后，一位教师在自己的感想中写道，我这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解放前，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很少

有人能进学校门，现在是党和毛主席使他们上了学。是将他们教育成驯服的“小绵羊”，还是培养成革命的小闯将？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过去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把师生关系，看成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地主阶级宣扬什么“天地君亲师”，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也胡说什么“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法律性质”，其目的都是为巩固反动统治培养驯服工具。把这一套封、资、修的黑货，搬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来，怎么能为无产阶级培养革命接班人！学习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认识到教育领域必须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发动学生对我的错误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提出批评。不少学生当场说：“同学迟到了，你叫他站到后面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造成师生对立，影响教育革命。”

“同学有错误，应该通过谈心，帮助同学改正。请老师相信，我们也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些来不及当面提意见的学生，课后给我送来了小字报。连在工厂劳动的六位同学也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现在，我把学生给我提的意见，写的小字报，都保留在身边，不时翻出来看看，鞭策自己。实践使我认识到，革命小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并不会使教师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只能帮助教师洗涤身上“师道尊严”的灰尘，清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同学生一起去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另一位教师说，我当教师时间不长，头脑里的框框却很多，总觉得当教师的要有个架子才能“管”住学生。对待学生，听自己话的就是好；爱向自己提意见的，就以为是“捣蛋鬼”，“训”他们。这是几千年封建主义“师道尊严”在我头脑里的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这种“威严”扫了一下，真正地感到过去那种对待学生的态度不对头，也有强烈改正的愿望。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总感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难办，在一些场合里，还很习惯地拉起嗓子，虎起面孔，甚至拍起桌子。我越是这样，有的学生就越不听话，往往弄得“顶牛”。

有的学生对我的态度不满意，就在背后嘀咕：“今天触霉头，又挨了训。”有个学生干部，见到这种情况，就热情地帮助我，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我们学好，我们很感激。但对同学要多表扬，少批评；有些问题，最好个别谈心。”这是多么诚心的帮助啊！我开始感到学生确实可以当自己的老师。过去，教师靠“师道尊严”这块王牌“管”学生，现在失灵了。我开始认识到“师道尊严”不彻底批判，教育革命就不能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破除师道尊严的运动开展以后，师生之间过去那种尊卑上下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和猫鼠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教师不再是一言堂，学生有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在就各种问题发生争论时，由师生之间通过班级讨论的方式解决。把双方的思想都打通，共同促进，共同提高，成为革命的同志式关系。例如当时一所高中在总结对学生写评语的流程时写道：过去，对学生的评语都是由班

主任来写。由班主任一人负责的旧的评语制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往往带有主观片面性。一个班几十名同学，活动的天地广阔得很，班主任是不可能全部了解的。班主任评班干部和后进同学的表现还比较具体，对其他多数同学的评语，则差不多人人都长着一样的面孔，张三的评语放到李四身上也很合适。因为这样的评语，是根据零碎不全的印象写的。因此，对同学的指导和教育作用也不

大。第二，起了维护师道尊严的作用。有的学生说：“我们为什么怕班主任呢？就是怕他把我们的评语写坏了。”学生有一张大字报说得好：“评语是维护师道尊严的一张王牌。”事实上，有些教师写的评语，不是鼓励学生不断前进，而是用教师头脑里面旧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把一些朝气蓬勃的学生驯成谨小慎微的“小绵羊”。第三，不适应教育革命发展的形势。现在是面向农村、开门办学，

在学生学工、学农、学专业知识的活动中，很多工人、贫下中农都是老师，因此评语也应该有工人、贫下中农的意见。有的班主任也说：“过去写评语是关起门来绞脑汁，一写就写半个月，结果写出来的评语，对学生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和鼓励作用。”所以班主任也支持小将们改革评语制度的革命要求。

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学校党支部和工宣队的积极支持下，高二（一）班的师生改革了旧的评语制度，由学生自己写评语。在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的基础上，学生各人抽课余时间，写好自己的评语。然后拿到学习小组讨论，征求全班同学的补充和修改意见。由全班学生选出一个评语审定小组，负责综合各组意见，并根据工人、贫下中农对学生在学工、学农活动中的评语，对每个人

写的评语进行修改、审定，经有关教师阅后，交给本人。如本人有不同意见，审定小组又不采纳，可由教师做思想工作，或者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这个班写学

生评语只用了四个半天。学生们一致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评语比较实事求是，能够反映出同学们在德、智、体各方面的表现。学生们说，写评语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别人的优点值得自己学习，别人的缺点值得自己注意；自己意识不到的缺点，别人提出来了，对自己思想上的进步帮助很大。有的学生说：“这样写评语，我们就卸掉了思想包袱，今后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如果与班主任有不同的看法，也敢争论了。”

教育革命还从根本上废除了应试教育的选拔制度。应试教育看似公平，但其实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聪明和努力上的差距，远远不如掌握的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来的大。比如贫下中农的子女往往被劳动占据大量时间，就没有办法通过大量做题的方式来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而财力的缺乏，又使他们不能通过请名师补习补课乃至押题的方式去竞争。那么用考试来评判一个人的优秀与否，

就是极不公平的。贫下中农在当时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在文革前，据统计，高校中的贫下中农子弟只占不到 20%。，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则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阶级的优势通过再生产巩固下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安舟教授的近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一书就以清华大学为个案，对这个课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是怎么回事呢，其背景就是毛远新在盘锦地区调查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而张铁生就是留下来的那部分知青。当时调查组调查张铁生后，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

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铁岭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听了这个情况汇报后，毛远新就很同情张铁生。就怎么考试的问题，省委开会提了多种多样的方案，他倾向于 334 方案，就是中学毕业统计成绩占比 30%，劳动表现、群众评议占比 30%，高考成绩占比 40%。这么个方案他也没把握，就建议把张铁生的考卷在报纸上公布出来，征求广大知青的意见，看怎么高考才比较合理，对一直参加劳动没有时间复习的知青比较公平。省委常委会同意了，就在辽宁日报把张铁生的考卷和信公布了。可是没想到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转载了：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

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

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

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

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当时中国实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也时时刻刻以苏联作为批判对象和参照物。当时所批判的苏联教育领域的一些情况，同样值得引起注意：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 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

阶级的接班人。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

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 “补习班”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可是，以 “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恩格斯在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竞争“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在苏联，资产阶级的子女有父母的资本和权力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据苏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五个到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自然只能望洋兴叹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这种知识商品化的丑恶现象极其愤慨，他们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事实早已戳穿了苏修所谓“教育平等”的谎言。什么“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什么“知识是最高仲裁”，都不过是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一般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以此来大大欺骗被压迫阶级”。因此，苏修教育方面的阶级对立只是苏修整个社会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缩影。今天，

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分配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苏修教育的真相。

为了适应修正主义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苏修还费尽心机大搞“天才教育”。

苏修宣称：“一定要选拔真正有天赋的人入学，以造就高材生。”他们通过所谓“寻求和选拔天才制度”，把一批资产阶级的子女选拔为“尖子”，或者在中学里从优施教，或者送进各种专门设立的“天才学校”。在高等学校里更是把“筛出”来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所谓西伯利亚“科学城”，就是进行“天才教育”的一个典型。他们挑选了一批“天才生”，封之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由“天才教师”按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特

殊教育。他们还为资产阶级的子女开设专门的政治、数学、美术和音乐等特殊学校。有的军事学校公开规定只收军官的孩子，有的学校不公开招生，只在上层人物的子女中选拔。这种特权阶层的特殊学校，同当年老沙皇开办的贵族学校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是为了培养反动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

因此，当时通过群众评议，劳动表现和成绩相结合的方式，推荐了大量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很多人都被培养为直到今天的中国的骨干人才。但是，由于转变过急，操作过于粗糙，设想和实践也很不完备，并没有完全探索出一条完全合理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道路。例如由于很多学员并不具备高中教育水平，仅仅经过初中教育就推荐进入大学，造成完成学业的极端困难，和教学质量的相

对下降。而推荐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操纵和不公平的空间，这些都给了走资派以攻击新教育制度的口实。不过，毛泽东所说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具体到农村，就是“社来社去”的方式。所谓“社来社去”,是指从哪个公社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分回到哪个公社。再加上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作用，这样就使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化程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提高，对于缩小三大差别是有利的。这样社来社去的学生在工农兵学员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且这种模式并不能使人通过高等教育来为个人攀升服务，因而总体上就从机制上起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效果。

在城市中，也为工人阶级广泛普及了“七二一大学”。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就是企业为广大工人提供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毛泽东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 年 9 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 52 名工人入学，学制 2 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1975 年 6 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这次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 1976 年 7 月 21 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从 1975 年上半年的 1200所、9 万多人，猛增到 1.5 万多所、78 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 1976 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 所，学生 148.5 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 3 倍之多，工人技术队伍迅速扩大。同时，有条件的企业也为在厂工人提供免费的夜校教育。其课程包括了哲学、外语、理工、绘画、乐器等多种，业余时间又对参加民兵的工人进行军事教育。这些举措使我国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得到极大提高，当时多才多艺，掌握多种乐器和艺术技能，乃至能够阅读德国古典哲学的普通工人不在少数。脑体差距被进一步缩小。

正是由于文革教育革命打破了教育资源长期分配不公的状况，传统的通过读书考试选拔权贵阶级后备人才的路子走不通了，于是社会上开始流行“读书无用论”。当时官方舆论对于这种“读书无用论”进行了大力批判，指出“读书无用

论”不过是“读书做官论”的另一种体现。当“读书做官论”行不通了，于是才会开始鼓吹“读书无用”，这种所谓的有用无用，并不是指的对社会，对人民，而完全指的是对个人的名利而言的。改开后，某稻打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旗号，把被文革所批判的“读书无用论”说成是文革所主张的，以至于今天普通百姓一提起文革就说“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得不说是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的一个典型宣传学案例了。正如文革批凳时所说的，“其实，我们跟邓XX 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读书，要不要学文化，而在于要把学校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邓 XX 高喊不读书是最大的危险，而他自己就不读书。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邓 XX 的这种叫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服务的。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肯定是要读书的，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读书，只能是重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套。”

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一大成就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在文革以前，我国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在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普及率其实是不高的，并且发展也很缓慢。但是在文革期间，却有了大规模的提升，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基本上完全普及了包括老少边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适龄青少年的高中教育。在文革期间，我国儿童升学率和中小学入学率均有大幅度增长，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国儿童入学率达到 97.1%，小学升学率超过 90%，初中升学率也超过 60%，最高时达到 75%。文革时代，97%适龄儿童入学，90%进入初中学习，而高中入学率仍然达到 60-75%情况下，等于我国超过一半以上少年进入高中学习，说明文革时代我国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文革后，我国儿童入学率逐渐下降，最低时只有90%，到 1987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而小学升学率大幅度下降，到 1982 年下降到只有 66.2%，到 1995 年才超过文革时代。在大量少年没有进入初中学习的情况下，我国初中升学率在文革后仍然大幅度下降，最低时只有 30%，不到文革时代一半，直到 2005 年才超过文革末期，说明文革后很长时间内，大部分适龄青少年没有受高中教育，尤其在八十年代，使我国高中教育也变成了少数人的教育。

（黄卫东：《文革时期的我国人口素质阶跃》）

在文革前，毛泽东对中国的文艺发展现状极为不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之前提到的送给文化部三个牌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通过文革要达到的文艺革命方向，那就是要厚今薄古，把帝王将相赶下去，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让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全面占领文艺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贯思路的延续，但是文艺舞台其实是最难占领的一个舞台。因为它歌颂谁，赞美谁，贬抑谁，如何塑造不同阶级的形象，向观众输送怎样的价值观，并不取决于人的喜好，而是取决于谁是社会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又会用文艺作为武器，向整个社会灌输它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确保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因此如果不推翻走资派的统治，要想在文艺领域有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比如去年广受“好评”，据说反映社会精英良心的影片《无问东西》就是如此。影片从头至尾塑造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拯救施恩，里面的底层民众，要么可怜，要么无知，要么干脆是不领情的暴民。20 世纪上半页在清华占据主导的左翼革命精神，变成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精神。这就充分表现了谁在台上，谁就说自己好话这个朴素的真理。

因此，文革时期与文艺革命互相呼应的，是对各种旧社会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清算。向全社会传达，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全面揭露两千年以来各种根深蒂固的反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如何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和贬低人民群众的。

那么经过文革，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怎样的破旧立新呢？

首先，移风易俗，旧社会的迷信和陋习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巫婆神汉之类显性的存在自然不必说了，随着批孔运动的开展，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传统等级制和宗法制传统进一步被破坏，经过十年文革，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完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使中国即使是在全面复辟以后的情况下，封建糟粕含量也大大低于周边儒家文化圈的港台日韩。当然近年来，随着政府支持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日复一日的猖獗，大量的僵尸文化正在中国大地上日益复活，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也从十年前的 60 多位跌出了百名开外，并且在继续下跌中，各种陋习和物化女性的现象也正在被重新正当化。而在当时，就连在婚俗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带有浓厚买卖婚遗迹的彩礼传统，也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得到了有力破除。

下面摘录的是当时的一些报道：

报道（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白村大队有很大一部分人，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较深。比如，订婚要彩礼，结婚要大吃大喝，动亲请友。有些家庭由于结婚花费钱粮过多，婚后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婆媳不和，妨害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为了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积极提

倡和推广新式结婚。团支部书记高玉林带头，结婚时不收彩礼，不设宴请客，由团支部主持举行结婚仪式，大讲移风易俗办婚事的政治意义；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家长对子女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当时正当种麦时节，队里缺人掏粪，新媳妇打破旧习惯，婚后不久就参加掏粪，带动了全队的妇女。前几年，我们大队办一件喜事真不容易。自从推行新式结婚以来，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去年以来，我们大队先后有十二个青年移风易俗办了婚事，这对青年的思想进步和学习、工作都有很大促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抓好这项工作，破“四旧”，立“四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报道（二）：

破旧俗，立新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应该冲锋陷阵。

在会上，再云检查了原来准备要男方给自己做衣服送聘礼，家里准备办嫁妆、请宾客的错误思想。她表示，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共青团员，坚决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不仅自己家里要勤俭办婚事，还要到男方家里去做工作，说服他们也要这样作。湖南省醴陵县板杉公社竹花山大队女青年帅美芝，与本公社横燕大队陈显明的婚事定下来了。当时，小帅的母亲想给女儿陪送些嫁妆，提出要男方过些礼金。不久，小陈家果然通过介绍人送来了一百元钱。小帅的父亲帅富迪见到礼金，心里觉着不对劲。一天，他在生产队图书室里看了一本《劳模嫁女》的革命书籍，触动了思想。他想：嫁女收礼金是旧的风俗习惯，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风尚。决定要打通家里人的思想，象“劳模嫁女”一样，移风易俗办喜事。他向全家人讲了“劳模嫁女”的故事后，说：“劳模嫁女不做酒，不请客，不要男方过礼金，我们嫁女为啥要收人家的礼金呢？”老伴忙说：“嫁女收礼金是老规矩啦，人家不会说闲话。再说，若是别人嫁女热热闹闹，我们却冷冷冰冰，也不象话嘛！”

帅富迪见老伴思想不通，便与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教导，反复说明：嫁女讲礼金是旧思想。我们人民公社社员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老伴听他这么一讲，思想通了八、九分，表示同意把礼金退回去。嫁女不要彩礼，不请客办酒……

这些千百年来历史习惯的改变，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深刻的革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剥削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击之下，一天天土崩瓦解了。但头脑里残存着这些历史垃圾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总认为“妇女低贱”，“婚姻可以买卖”……

一小撮阶级敌人，就利用这些旧思想、旧风俗，推波助澜，腐蚀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劝君莫做糊涂人。“我们要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永远也不能学地主、资产阶级的样子。”这句话说得何等好呵！请客送礼办婚事，这是“老规矩”。可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所谓“规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贫下中农对解放前办红白喜事的回忆对比，深刻地

说明了这个问题。讲排场、摆阔气，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才是无产阶级的规矩。如果我们舍本阶级的规矩而去学地主资产阶级的规矩，这不是忘本了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同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展开斗争，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切革命者都要关心意识形态

领域里的这场阶级斗争。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更应坚决地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去战胜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报道（三）：

以前，许家务大队“重男轻女”的思想很普遍，认为女孩子总是人家的人，一家不管有几个女孩，只要没有男孩，夫妇之间都为此而忧愁。为了打破这种旧观念，大队党支部决定，许家务的姑娘可以娶女婿来村安家落户。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二队社员陈志中，有五个女儿，一直为没有儿子而苦恼。现在他高兴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好。”现在他干起活来特别有劲，一

心扑在集体上。这个大队已有三个姑娘娶了女婿，有的女婿还担任了队干部。过去许家务的社员有早婚的习惯，青年人如果二十几岁不结婚，就感到有点不“光彩”。现在提倡晚婚，二十五岁以上没结婚的青年不再感到不光彩，反而认为这是新社会青年人的进步表现。结婚新事新办，订婚不要彩礼，蔚然成风。有的已经收了彩礼，又主动退回。女青年陈凤订婚时婆家送了彩礼。陈凤在批判会上说，要彩礼是旧社会买卖婚姻的反映，新中国的妇女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再要彩礼。她主动退回彩礼，并说明退礼不退婚。节约办婚事在许家务更为普遍。最近，他们又提倡一件新事：新媳妇一到许家务，不是先去婆家，而是由队干部陪同新夫妇先去阶级教育展览室，对他们进行村史、家史和许家务远景规划的教育，鼓励新婚夫妇把结婚成家看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报道（四）：

（文革前社会上）出现了明的是自由婚姻，实际上是父母包办，明为送婚礼，实际上搞钱财买卖的坏现象。有人因找对象闹的欠债累累，有的甚至投机倒把胡折腾。这样，就严重违犯了婚姻政策，破坏了社会秩序，毒害了青年的灵魂。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

和旧的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带头人，结婚前，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里。可是，我父亲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他说：“你辛辛苦苦劳动了好几年，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件喜事，要多置些东西，讲讲排场，闹闹阔气。这也不光是咱一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如何办呢？是听毛主席的话破旧立新，还是听父亲的话闹场“阔气”呢？我想，自己是个革命青年，又是共产党员，在这

个问题上，如果屈服于旧的习惯势力，还搞什么革命！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冲破旧习惯势力的压力，给妇女姐妹们长脸。于是，我组织全家办了学习班。经过学习和讨论，全家人认识到，如何办理婚事，这里有两种不同婚姻观的斗争。应该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风俗，立无产阶级的新风尚。这也是一场革命。我妈是个共产党员，在讨论中，她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批

评了我爹的旧思想，表示要带头给我办一个革命化的婚事。

用革命思想代替迷信、宿命论思想，用阶级思想代替“乡贤”宗法思想：

报道（五）：死生不由命 幸福靠革命

湖南省醴陵县东富大队民兵 孙丽君

两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照着孔孟的腔调，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劳动人民“听天由命”，“贫而无怨”。提起这杀人不见血的“天命论”，我们东富大队的贫下中农就气得眼睛里冒火，恨得攥紧了拳头！

解放前，我们东富大队是个“土瘠田薄灾情多，秃山种树树不活”的穷山沟。全村四百多人，有一百五十多人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遇上灾年，就得卖儿卖女，外出逃荒。几户地主、富农霸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靠着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对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地主老财们搬出了孔老二的反动“天命论”来骗人，胡说什么：“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坟山不贯气，穷了莫怨气”，以此来掩饰他们敲骨吸髓的剥削，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就是不信这个邪，不信这个“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富村一带的贫苦农民，组织起农

会。我爷爷孙小山领着大伙起来造土豪劣绅的反，造孔老二的反，将孔老二宣扬的那一套礼教打翻在地。斗争了几个月，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了台，革命人民个个扬眉吐气。一九二七年，毛主席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农民协会的革命举动“好得很”，赞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指出：“醴陵禁迷信、打菩萨

之风颇盛行。”“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

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撑腰，贫下中农就有了主心骨。据老一辈人说，自那以后，我爷爷和农会会员干得更坚决了。

可是，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逃到城里的地主恶霸，纷纷窜了回来，对革命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一九二八年，我爷爷和农会其他一些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土豪劣绅一面变本加厉地对贫下中农进行盘剥，一面重修庙宇，重塑泥像。有一个恶霸地主恶狠狠地说：“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的莫强求。你们不是打菩萨想造反吗？怎么样？”

他妄图继续用孔孟那套“天命论”来束缚群众的手脚，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要贫下中农放弃革命，听任他们的宰割。这是痴心妄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东富村的贫下中农既没有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孔孟的“天命论”所欺骗。大家又秘密组织农会，坚持斗争；部分同志还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英勇战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贫下中农当家做了主人。这难道是我们的“八字”变好了，“坟山”“贯气”了么？不！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解放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

实行土地改革，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狠抓阶级斗争。我们民兵和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斗，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不断发展。解放初期，我们这里粮食亩产不过一百多斤，到了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超过了一千五百斤。以往的穷山冲，如今变成“渠成网，地成方，田头机器响，户户喇叭唱”的新东富。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孙丽君：《死生不由命，幸福靠革命》）

报道（六）：

阿 Q 那回因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手舞足蹈，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但第二天他被赵太爷叫去，“阿 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他当场给了阿 Q 一个嘴巴！

在我们看来，不管阿 Q 是否真姓赵，赵太爷凭什么管来着！然而另一方面，阿 Q 那种想和赵太爷攀本家、排辈份的思想，却着实要不得。

同姓同宗同族，甚至长上几辈又会怎么的？赵太爷依旧是骑在阿 Q 头上的“太爷”，阿 Q 依旧是被骑挨打的“浑小子”，“穷光蛋”，他想和地主老爷论辈排位，那是活该倒霉的。

赵太爷是不许阿 Q 有姓赵的自由，怕这“小子”玷污了赵家的“光采”。但不准“沾光”，仅仅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过去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以同宗同族的名义来拉拢关系，建什么祠堂，修什么族谱，立什么家规，借用死了的

祖宗名义，来束缚同族中的贫雇农。这些封建劳什子，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儿，套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一旦他们之中的谁有甚“不安份”时，封建统治者便口中念念有词，金箍儿便害煞人了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让你姓什么，是歧视你，和你大谈同宗情谊，是为了更好地吃你肉喝你血。万变不离其宗，而笑里藏刀的手法，更其毒辣！

记得前年看了个话剧《星火燎原》，这个话剧很真实地反映了同宗同族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关系。话剧里的恶霸地主陈世贤，利用封建家规和族长地位，企图陷害同族中的革命者、贫农陈金泉。陈氏宗祠里钉有一块刻写着家规的木牌，其中有一条：“万恶淫为首，倘干犯者，革除香火，永不得入祠。”可是那个族长陈世贤，正是奸污同族妇女的家伙，而那家规几曾降到他的头上？同宗同族是亲

人吗？那么这个陈世贤，就眼看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们受饥挨饿，也不把囤积着的大批粮食拿出来，还加紧催租逼债哩！

祠堂、族谱、家规之类，都是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统治工具，它利用一部分人头脑中的落后的宗族观念，使人模糊了阶级界限，失去阶级斗争意识，好任凭他们对劳动人民宰割。

古礼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那时候，祖宗的地位真也捧得够高了。其实对待祖宗，也得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他们，看待他们；何况封建统治者，也不过是假借祖宗的名义，来压服同宗同族中的贫雇农！你看，那些当族长的，总是地主、恶霸，他们和不同姓的地主、官僚一鼻孔出气，狼狈为奸，曾什么时候和穷苦的同族叔伯真正地讲过情谊？！这些人抬着祖宗的牌位，满嘴“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一面孔的岸然道貌，实则是男盗女娼，欺贫压弱，吃人连骨头也不吐一根！世界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宗族，宗族里面只有血迹斑斑的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同一阶级的兄弟，才是真正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命运相连的“一家子”，这里没有什么赵钱孙李的姓氏之分。

如今，中国先前的被压迫、受剥削者早已改变了阿 Q 那样的命运了，早已摆脱了阿 Q 那样的精神面貌了。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正在大批涌现。但是，赵太爷、陈世贤虽已呜呼哀哉，而赵太爷、陈世贤之流却并未死绝的；即使死绝了，他们的阴魂还会久久不散，借尸还魂，企图把祠堂、族谱、家规之类已经发霉了的封建老古董重新搬出来。为此，我们

应该站稳阶级立场，用雪亮的阶级眼睛去看待一切人和事，包括同宗同族的“本家”。在《西游记》结尾，孙悟空指着金箍儿说：“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我们先前吃足了祠堂、族谱、家规之类的冤枉苦头，现在怎么会让它们再来害人！把这些封建老古董，打个粉碎！反对封建孝道、奴隶哲学毒害儿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

鲁迅通过童年时代阅读《二十四孝图》的回忆，无情地撕开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假面具。《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向儿童宣扬“孝道”的启蒙教材。其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两则故事最能说明所谓“孝”的残酷性和虚伪性。

鲁迅针对那些拚命劝“孝”的反动阶级辛辣地讽刺道：“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拚命劝别人去做呢？因为“孝慈，则忠”，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尽“孝”，长大之后，就不会“犯上”“作乱”，而为统治阶级尽“忠”，就会象郭巨的儿子那样毫无反抗。“孩子是要别人教的”。鲁迅的观点非常明确：儿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决定于后天的教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给初上学的孩子灌输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

鲁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写道：“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宣扬这种反动谬论的《三字经》、《神童诗》等等，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奉若至宝，“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反动派之所以继续抛出这些破烂货，就是向儿童们鼓吹孔孟之徒司马光之流是天生的“善”，天生的“聪明”，所

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你要想做“上智”吗？《神童诗》就告诉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广大儿童如果中了这种思想的毒，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服服帖帖地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鲁迅以唯物论驳斥了那种认为“融四岁，能让梨”，或为了一点食物而打起来都是出于儿童“天性”的胡说。鲁迅认为，“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所以孔孟之徒鼓吹“生而知之”，完全歪曲了人的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无耻污蔑。孔孟之徒妄图通过这种污蔑，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鲁迅满腔热情地赞扬贫苦的工农子女：“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鲁迅的热情鼓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有力的批判。“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对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奴化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从孔老二被带上“至圣先师”的头衔以来，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以至私塾的冬烘先生，都在儿童面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当我们读着《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散文时，就会看到一幅幅揭露封建教育怎样窒息儿童身心健康的生动图画。儿童的成长既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么象这种“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只管用孔孟之

道“象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的封建教育，究竟将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鲁迅认为，这只能把孩子培养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才和傀儡。这样的人，长大之后，怎么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呢？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主张从儿童时代起就应培养革命造反精神。

儿童首先要有同父母或老师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勇气。“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如果不符合客观真理，甚至是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那么孩子们就要起来造反。只有从小就培养起独立思考、敢于造反的勇气，长大之后才能接过革命重担，勇猛地向旧世界宣战。

国民党官定的小学《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胡诌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问得好：“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这一问，问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劝“孝”来诱骗儿童跟他们一道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因为尽“孝”是连“发肤”都不准“毁伤”的，那怎么能去抗日，“为国捐躯”呢？要尽“孝”，岂不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了吗？更有甚者，在当时一份“儿童专刊”上，竟然有人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侵略者应“罪加一等”。鲁迅立即抱病写文章，直斥此文作者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的简直不是“人话”，“真畜类也”。指出这是明目张胆地用孔老二“泛爱众”的谎言蛊惑儿童去“爱”敌人，用“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奴才哲学欺骗儿童充当帝国主义奴才。这当然特别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愤怒。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拚命的劝孝”？为什么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鼓吹“师道尊严”，贩卖奴才哲学？为什么实施卖国主义教育？鲁迅用一句话戳穿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全部秘密：“任儿孙作马牛——既作本国地主

资产阶级的马牛，又作帝国主义的马牛。” 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对英国国民教育所起的毒害作用时说：“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用的不是西方宗教，而是中国特有的“孔教”。鲁迅认为应该“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个总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坚决把新的一代从孔孟之道的熏陶下争夺过来。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把这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着弥漫在儿童教育领域里的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鲁迅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了战斗的任务：

“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由于工人阶级全面进军上层建筑，工人写作组、理论组遍地开花，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工人理论家，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作家、教授当年也是从工人写作组培养出来的，工人掌握了笔杆子以后，也通过写作各种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迅速向旧的意识形态开火，下面一批批判弟子规的文章，就是出自 1974 年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之手：

《弟子规》大力宣扬什么“首孝悌”，把“孝悌”作为对青年首要的和根本的要求。所谓孝，就是孔老二说的“无违”，即儿子不能违背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所谓“悌”，就是孟轲说的“从兄”，即做弟弟的要绝对服从兄长。《弟

子规》对孝做了许多规定，胡说什么“父母命，行勿懒”，“父母责，须顺承”，要青年以父母的是非为是非，对父母的意志要绝对服从。《弟子规》对悌也做了许多规定。它还就年长的人与年幼的人的关系，胡说什么“长者先，幼者后”，要青年在长者面前，只能打拱作揖，甚至走路也不能走在长者的前面，还要等长者在前面走一百步以后再走。

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看重“孝悌”呢？《论语·学而篇》说：讲孝悌而好犯上的人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并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可见，孔老二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即“克己复礼”的根本。他鼓吹“孝悌”的目的，就是不让青年犯上作乱，以便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度。因此，鼓吹“孝悌”完全是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历代的反动封建统治者对儒家这一套奉若神明，都把“孝悌”当做镇压人民革命、奴役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他们宣称：“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在他们看来，孝子出忠臣，孝就是忠。因此，他们大肆鼓吹“孝悌”，想出许多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办法”，要青年做到“孝悌”。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忠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而不去“犯上作乱”。《弟子规》把“孝悌”看作是第一位的东西，正说明了“孝悌”的反动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搞复辟倒退，也必然要利用“孝悌”来毒害青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说什么“要做一个好党员，首先要做一个好儿子”，妄图用“孝悌”观念把青年培养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由于反动阶级的大力宣扬，“孝悌”观念在群众中也还有影响。党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砸碎孔孟之道这个束缚青年的精神枷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守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青年工人理论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