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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家园 2、工业组织与生产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叫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修正主义者通过这句话机械地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只要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定新的生产关系，反之，如果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不应当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应当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自然会到来。
但事实上，这种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特色是见物不见人。把人这种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到生产力的因素之外。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则并不是把生产力作为与“人”无关乃至对立的“物”来看待的。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也说过，“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在一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已经诞生了推动历史往前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就取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始终是把实践，把革命阶级的实践摆在第一位的，而决不是庸俗的唯生产力论、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人类的实践包括了三大方面：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无
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以上三种斗争都可以称作革命。因为并不是只有真刀真枪的革命战争才叫革命，只要是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并在矛盾和斗争中逐渐扬弃旧事物，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都可以称作革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种子破土而生变为树苗，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一种革命。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一种革命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当然就是非商品性质的生产逐渐取代商品生产，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法权逐渐消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逐渐取代旧事物，一句话，也就是无产阶级逐渐战胜资产阶级，并迈向共产主义的过程。因此，三大实践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过程服务的，也就是为了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服务的。因此，文革才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发展生产力也只是手段，是以革命阶级为主体的实践中的一种，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而服务的，而决不能与这个方向相背离，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能不择手段，把作为实践的主体的无产阶级重新变为生产工具，把人变成物，通过剥削和压榨来发展生产。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当时生产力水平固然还很低，但是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来发展不发达的生产力，使其逐渐发达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而决不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做法，因为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就要倒退回过去的生产关系，把工人重新变成雇佣奴隶和工具
来发展生产。
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惯用的一种偷换概念手法，是说搞文革就是不要发展经济，不要发展生产，只有按照他们的办法才能发展生产。文革时期的理论文章在批判这种观点时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不要发展生产呢？当然要！我们的方针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伟大方针，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
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唯生产力论一直是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理论”。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主要是生产工具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新的社会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的发展，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按照唯生产力论的说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党和国家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不需要继续革命了。这些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谬论，割裂、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在新老修正主义者的眼里，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上层建筑的变革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统统消失了。正是这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他们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
阿尔都塞在《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一文中，也曾对上述这种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目的论，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将从这种目的论中获得其莫大乐趣：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那么，全然不提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除了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对如下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力以优先性。他们大多数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后来则有斯大林。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和毛泽东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由于偶然。
阿尔都塞还对照当时苏联的情况说，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与苏联人进行的交谈，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此后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因为这必然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受到这种线性历史观的影响的人，甚至还提出这样的观点，包括当代不少学者也都提过，既然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使是复辟，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没有过资本主义社会，谈何复辟？因此文革所谓的为了防止复辟是错误的，是无的放矢。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能说什么呢，他们首先把社会性质与生产方式混为一谈，难道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难道帝国主义的，半殖民的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吗？在革命消灭了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在赶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后，新社会中还暂时无法消灭的难道不就是这种商品生产方式吗？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不可能是线性前进和线性倒退的，难道倒退就只能完全倒退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吗？这种倒退难道不是指的是旧的关系
和逻辑在新的条件下给自己创造新的外在形式和内容吗？阿尔都塞对此指出：一旦进化主义迫不得已承认“倒退”，它也会认为倒退就是退回旧形式本身，毫无变化地回到过去本身。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进化主义，它的历史辩证法观念承认滞后(décalages)、曲折、非重复的倒退、跳越等等。正因为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某些国家能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向某种在原则上已经被跨越的生产方式倒退(如南斯拉夫)。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倒退并不是完全简单地向后回到原原本本的过去，回到旧的形式，相反，倒退通过一个不一样的过程而实现，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中插入一些新的形式(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外表”下产生一种新颖的(originale)资本主义形式。（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走资派利用唯生产力论作为武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还体现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他们再次把科学技术作为“物”来与“人”相对立，贬低和否定革命阶级的主体地位，公开违背马克思关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
身”的观点，提出“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乃至于复辟成功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体。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要人去应用，生产工具本身也要人去制造。人的思想不同，劳动的结果也就不同。否定人的因素，也就否定了最强大的生产力。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沙特政府军手中的武器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科技含量不高，但是在跟胡塞武装的战争中结果如何呢？这虽然并不是生产性活动，但是也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运用能力的延伸，如果把其中的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抛开，那么任何的科技进步，都将成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异化世界的力量而存在，成为统治无产阶级的东西。除了是以人为主人，还是以物为主人这一根本的问题而外，就算是技术本身，也还有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发展什么样的技术，点什么样的科技树，为什么人服务，当技术掌握在不同的阶级手里时，可以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当时关于应当以“政治挂帅”还是“技术挂帅”的讨论，以及联想到现在甚嚣尘上的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其他人不要干涉专家、专业人士的论调，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予以思考和澄清。
王洪喆在反思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时就表示，在一种非剥削的经济体或共同体中，其实更有效率的技术路线反而是人机结合的，不是排斥人的机能，而是通过机器把人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出来的路线，用诺伯特·维纳的话说“像人一样去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 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把劳动者排除出去的路线，所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获得大量投入。然而维纳早在五
十年代就设想的控制论最能让人类社会受益的领域，即不同通讯系统之间的沟通，在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接口技术，并未获得大的进展。维纳曾经致力于研发让工伤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的“波士顿手臂”，还有将触觉信号转换成听觉信号、让聋哑人重新获得语言能力的“听力手套”，这些项目因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纷纷搁浅。钱学森也曾经提出，通过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和共产主义设想是相通的，
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嘛。吴子枫更是指出，讨论人工智能，不能从纯技术的角度，而更应该从技术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展开。……要反对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工业党的观点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一个好世界。……相反，我们需要在欢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就包括强调技术路线对技术本身的优先性。（王洪喆等：《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
文革时期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一文中指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硬把科学技术说成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而且把这个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的。据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是……’。”
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了这样一段论述：“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这就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恰恰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
还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当然就不包括人的因素，不包括活的
生产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的歪曲吗？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源泉。“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三页）先有生产，先有生产的迫切需要，然后才有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如此。
在古代，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才产生了天文学；由于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的需要，才产生了数学；由于农业的提水灌溉，特别是城市建筑、航海和战争的需要，才有了力学。到了现代，如果不是工业的发展带来了 X 射线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深入核物理学领域。至于半导体、激光、仿生学等等，也无不是生产实践推动下的产物。
科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五页）“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四页）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革命导师的这些重要论点只字不提，却大谈起科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足见他们对生产实践轻视到何种地步。
对于生产力中什么是首要因素的不同回答，关系着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论点，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谬论，就是由这个论点引伸出来的。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并不是在讲我国科学技术要有高水平，应当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是在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抓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可以决定一切，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统统都要一笔勾销了吗？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列宁曾明确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生产的物质财富即使再多，也不能始终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弄得不好还会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怎么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在现今西方的世界上，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鼓吹“技术救世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宣扬“实验室是将来的后庙，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什么“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现在决定人类命运的”正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弹资产阶级的老调，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
由于走资派站在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上，把工人阶级当成生产工具、统治对象，他们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想办法压制、榨取工人阶级。因此，在生产目的上，他们提倡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管理上对工人阶级使用对待牛马和奴隶的统治技术，一方面是胡萝卜，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一方面是大棒，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即厂长负责制），建立起管理、压制工人的一套庞大繁琐的规章制度和惩罚机制，在企业中依靠专家治厂，一切唯专家的意见是从，工人只有卖命劳动的权利，绝无在企业经营管理、技术革新等问题上的发言权。体现在生产的目的上，就表现为究竟是为利润而生产，还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功能而生产。这两种目的的差别，其实正好是商品的二重性之间的差别，也是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别。使用价值，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一种表现。那么价值和财富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价值，或者交换价值，是建立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的商品的社会属性，但它并不是产品的必要属性。也就是说，如果不需要交换，就不会有交换价值这个商品特有的概念。只是为了不同性质之间的商品能够等同，能够交换，才需要以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衡量和通约商品的价值，因而才说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使用价值，或者财富呢？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相反，马克思强调，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提高，正是集中表现在生产中固定资本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而所需要的直接劳动越来越少，创造的财富却越来越大。而这种情况本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对背离）就是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矛盾。最终商品经济的解体，也正是由于商品身上的这种二重性的矛盾的辩证发展。
1975 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表述：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这里。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
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人民成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你的需要服务。劳动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
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哪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5年版）
既然社会主义阶段是商品经济逐渐消亡，并为产品经济取代的阶段，那么我们不妨从真正的产品经济上来看看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产品经济，其实就是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在你这个人手里，你需要什么，你就去生产什么，你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去生产这些东西。所以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走资派鼓吹为利润而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式
的经济，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给工人阶级，而是给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准备的。既然要无限度的追求价值增殖和扩大利润，那么自然要在创造利润的工人阶级身上想办法，这个跟如何使奶牛能够在单位时间内挤更多奶是一样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稻要主张不择手段的猫论的真正原因。他所谓的不管白猫黑猫，要抓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大利润的目的。文革时期有批判猫论的文章指出：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使人想起那个帝国主义的奴才胡适，从帝国主义哲学家杜威那里，贩运了一套反动的唯心论哲学，其中著名的一条是：“对我有用的都是真理”。这个“我”就是资
产阶级。这同不管白猫、黑猫，只要对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有用的，统统都是好猫的谬论，何其相似乃尔。如果按照他的不分白猫、黑猫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社会主义企业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严重情况：
企业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继续腐蚀人们的心灵，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扩大和强化；社会主义企业性质逐步蜕化变质等等，其结果是大大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面说到，为了把工人作为生产工具尽量榨取剩余价值，走资派使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其中的胡萝卜就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据说这是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但是积极性与积极性之间是不同的，有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也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帮别人干活，还是给自己干活。如果你是一个军迷，你买了一个舰船或者坦克模型来拼，你唯一想的就是把它拼好，因为这是在给自己拼模型，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这给你作为拼装工人，拼好给老板拿去卖是不一样的。正如你在唱吧上面发自己唱的歌，和在歌厅卖唱是不一样的。人最大的积极性，恰恰是来自于你并不是为了钱做一件事，而是你自己想做这件事情，谁也拦不住你。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工人阶级是生产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它能够明确知道它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劳动。这种积极性，就是红军战士不发工资还能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种积极性，也是最高的一种积极性。
而什么是资本主义积极性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有两个前提：（1）不是勇夫自己赏自己，而是有一个事主赏他；（2）勇夫要干的并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要帮别人干事情。因此，这种物质刺激、奖金刺激，隐含的前提，就是工人并不是生产和企业的主人。而且，即使是这种物质刺激，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收买政策。一旦工人上了他们的当，等到他们相继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完成复辟后，最终就会对工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下手。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成了改开最大的牺牲品。即使到今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不如十几年前那样廉价，但中国依然可以说是全球资本家的真正天堂。中国的劳工权益保障甚至不如东南亚：没有任何组建自己工会的权利，也没有罢工和游行的自由，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极低。这在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中可以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物价水平却和发达国家并不相上下，比如和德国的物价比起来，就只是不同商品价格互有高下，决没有拉开档位上的差距。然而德国工人的一般工资，早在 2005 年就达到了时薪 12、13 欧，从 2015 年起，德国联邦议院又决定了税前每小时 8.5 欧（约合人民币 72.6 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通工薪收入基本都在时薪 30 欧以上。一份 2012 年的汽车装配工的平均小时收入显示，美国是 45.34 刀，加拿大 39.04刀，墨西哥 7.8 刀，巴西 18.78 刀，英国 38.28 刀，法国 45.77 刀，德国 58.82 刀，日本 41.85 刀，韩国 25.74 刀，中国 4.1 刀。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剥削率已经高到了什么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了。
当时对于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的特点有过如下总结：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主张实行“一长制”、“专家治厂”，鼓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奉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大搞“管、卡、压”，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是“马钢宪法”的翻版。它的要害是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企业的领导权，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资本主义企业。（《鞍钢宪法永放光芒》）
家园 4、农村发展道路 关于农业靠什么方式增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认为应当实行包产到户，对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鼓励和支持农民的小生产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而经过 60 年代初的局部实验，毛泽东看到农村两极分化迅速发展起来，增产效果也并没有比坚持集体经济的地区优越。他认为，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农村资本主义泛滥起来，破坏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农业增产要不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呢？当然是要的，但是，这里仍然是要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还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应当使农民成为农村建设的主人，建立起他们的主人意识，依靠他们进行三大革命，而不是鼓励个体农民的发财意识，用根骨头把他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引。
如应当依靠农村集体的力量，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依靠技术人员和农民的结合，进行科学种田和品种改良的大规模科学实验，培养农民自己的农业技术队伍，依靠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和四级农科网，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建成大规模的化肥生产线等等。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文革期间的农业生产稳步提高，杂交水稻等品种改良成果遍地开花，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
提高。随着 70 年代末化肥生产线的大规模建成投产，中国终于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走资派却利用时间上的重合，把农民吃饱饭的功劳归结为分田单干大包干，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谎言。安徽小岗村在接受国家巨额补贴的情况下发展的怎么样，那些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相信是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要提及的一点是，由于改开后集体经济的解散，造成机械化水平大大倒退，水利设施大量荒废，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出现了长期徘徊甚至不升反降的奇怪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于官方理论的极大疑问：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学教授 Sigrid Schmalzer （舒喜乐）的近作《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2016）就重新梳理了“红色革命”毛泽东时代的“科学种田”运动；从理论反思来说，是由此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质疑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权威”以及“农业应当如何发展”的主流观念。该书作者认为，较之美国“绿色革命”的目的在于试图用这些力量来消灭社会革命，而中国提出的“科学种田”运动则是将红色革命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从观念与实践上成为推进社会继续革命的工具。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三结合”的形式建立起大量的“科学实验小组”，其中包括有经验的“老农”，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以及能够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的“地方干部”。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推翻科学精英和“走资派”的“技术治国”道路，即“政治挂帅”。
在这个运动中，政治、社会与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比如，一个由年轻女孩组成的“三八科学小组”用猪粪施肥就可以被视为是“科学种田”。这不是因为技术是新的，也不是因为这种方法是“生态”的，而是因为这一做法推翻了那种“女性不适合从事农业劳动”的陈旧观念。可以说，在中国，“科学种田”不仅不是非政治的，而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工具。
当然，这种对毛泽东时代激进政治表面之下的发展主义或者技术精英导向的批评与揭示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就是与本书几乎同时的 Miriam Gross 的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2016）也认为20 世纪的 50 年代的群众性血吸虫预防运动并没有有效降低血吸虫的发病率，反而是 60-70 年代随着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进入农村，技术精英路线与大众科学的结合才控制了血吸虫病的肆虐。然而，问题在于，仅仅在结构上指出技术精英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更关键的，在某些历史时刻，为何这些结合能够
成功，这可能是在今天更需要回答的。（见舒喜乐：《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当时一位农民技术员写的文章说，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极力反对工农兵群众参加科研工作，说什么“从工农兵中选拔科研人员的提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四级农科网“提法不全面，不成熟”，对四级农科网“打个问号”，等等。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下面我谈谈自己当植保员的体会，请他们看看我们工农兵是不是能搞科研，是不是能搞好科研？
为了防治果树病虫害，一九六五年我们公社组织了虫情测报网，大队党支部决定让我当植保员。虫情测报是一门科学，技术性比较强，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只念了六年书，搞好这项工作困难确实不少。但是，决不象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诬蔑的那样，“不配”搞科研。当时，我回忆起自己一家在旧社会夜宿破庙台、讨吃百家饭的苦难家史，心情十分激动。贫下中农不仅要做新社会的主人，也要做科学技术的主人。我决心当好植保员，肩负阶级的委托，去占领科技阵地。我们大队过去经常用的是单纯药物灭虫的办法，一年打七、八次药，越治不住虫害就越打药。结果弄得果园药味熏人，就连鸟雀、蛤蟆和蜘蛛也很少见了。特别是打药次数过多，害虫增强了抗药力，有些原来本不是主要的害虫，竟然发展为主要害虫。果树叶也由于经常喷药，一到七、八月份，就出现大量枯焦和脱落的现象。秋后，虫果率高达产果量的百分之三十五。“打药治虫虫更多”的谜究竟在哪里呢？这是生产实践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大队党支部书记鼓励我说：“别看咱是‘大老粗’，只要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坚持实践，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对果树进行了广泛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发现有些打药次数多的果树，红蜘蛛虫害很严重，而打药次数少的果树，却棵棵青枝绿叶。我们再用放大镜细致地观察，发现叶片上有一只小虫正在吃红蜘蛛。我和贫下中农逐树逐枝地仔细观察，发现虫子吃虫子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吃虫子的虫子叫“天敌”。虫子吃虫子，是普遍存在于昆虫界的可以利用的一对矛盾。从这里，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一律打药的做法，虽然杀伤了一些害虫，同时也杀死了更多的抗药力弱的“天敌”，使矛盾向有利于害虫的方面转化，帮助了自然界的“敌人”，伤害了自然界的“朋友”。实践终于使我们揭开了“打药治虫虫更多”的谜。我们又进一步运用已经掌握的规律，去挖掘还没有被认识的“天敌”。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各种“天敌”达一百多种，有六十五种能叫上名来，并初步掌握了它们的生活习性。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了利用“天敌”消灭害虫，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根据摸到的规律，采取了以虫治虫为主，药物治虫、人工治虫为辅的综合防治办法，达到了消灭害虫，保护“天敌”的目的。这样一来，打药的次数比过去少了，但效果却比过去好了许多倍。十年来，我和贫下中农一起，寻找治虫规律，在利用“天敌”消灭害虫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目前，我们大队果树的虫果率已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五降低到千分之六，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年增产二倍。同时，节省了大量用于治虫的人力和农药。我们队群众性科研队伍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和专业队伍紧密结合，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在当时的河南，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县建立了农科所，有百分之七十的公社、百分之五十的大队、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站和科学实验小组，参加四级农科网的人数达到一百一十多万。工业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也在许多城市广泛展开，各厂矿企业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纷纷建立，参加技术革新的工人成千上万。工农群众成了科技战线的主人。农民育种家李德炎培育的“偃大 24”、“偃大 25”、“偃大 26”号小麦新品种，亩产分别达到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三百六十斤，并推广到十多个省市。湖南全省各县都建立和健全了农科所，百分之八十七的公社建立了农科站，百分之七十四的大队建立了农科队，百分之八十四的生产队建立了农科小组，参加科学实验活动的贫下中农和社员达二百三十五万人。一九六四年，全省双季稻种植面积只有一千一百万亩，而到文革后期每年都保持在三千万亩以上；“麦--稻--稻”、“油--稻--稻”等一年三熟制面积也逐步扩大。
全省还选育了早熟高产农作物新品种一百五十多个。病虫测报、群防群治工作也搞得越来越好。
全国范围内，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城乡各条战线。全国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已达到一千几百万人，大部分社、队都有科学实验站（组），种子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科研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对促进我国农业连续十几年获得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在世界屋脊上种植冬小麦，小面积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创造了世界奇迹。1975 年，我国水稻良种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小麦良种种植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国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是广东农民育成的；山东农民姚世昌创造了种花生的先进经验；浙江农民创造了小苗带土移栽法；黑龙江农民创造了贮存粮食的土圆仓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们的文章登在了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文章的科学杂志上。仅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
当时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怎样的呢？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以及之后一系列的政策方针来看，简单说，就是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道路，要以粮食为主，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将部分劳动力转移来广泛的发展为当地经济配套服务的社队企业，比如沿海渔业地区就发展水产品加工厂等等。通过社队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使人民公社成为工农商学兵俱全的政治经济单位，逐步向小城镇化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到生产大队，再到公社，一直向全民所有制发展，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渐缩小和消灭。其实，文革期间农民的生活固然还与工人相去甚远，但是从总的趋势上来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就以价格指数为例，如果 1950 年为 100，那么文革十年期间
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由 195.8 提高到 209.7，而农村工业零售价格指数由 115降低到 109.7（见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这也符合毛泽东所说的，“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而不是像走资派所主张的那样，放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造成富的愈富，穷的寓穷，不是用剩余劳动力来发展建设农村，而是使他们涌入城市打工成为资本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造成大城市的城市病，一方面扩大三大差别，造成农村
的空心化，被城市和资本所吞并。
1976 年拍摄的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就集中的反映了在农村发展道路上这两种思想的斗争，电影的一些台词可以说极具象征意味：
（一）
——“依我看，这些想法不算大也不算多，将来啊这高高低低的田都搞成格子化，零零星星的房子都改建成社员新村，这里的人呢，干着田里的活，都想着天下的事儿，有多少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呀……”
——“昌林，你想得太多，这小凉河咱们不是没治过，61 年为了它，你我都吃了不少的苦头。当时夏县长说，你这火烧心就是狂热病，把你队长也撤啦！”
——“撤了我的队长，也不等于他搞三自一包是正确的，这个事，文化大革命都已经批判过了，是非你该明白呀！”
——“我真不明白，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往后你们就应该朝着富了又富的方向发展，干嘛老揪着小凉河不放呢”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能只图自己的地方富啊，小凉河不根治，总是一块心病啊”
——“好了我不陪了，告诉你吧，小凉河的弯道里还有我一块大鱼塘呢，填了它我还叫什么典型啊！”
（二）
——“火烧心这个人呐，别看他 58 年就当了干部，说话走路跟造反派一个模样，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方向道路，动不动就翻教条，抓辫子，表姐夫，你在上面是不知道啊，我们在下面都不敢说话了呀！”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搞那一套？极左！这些年来，弄得我们这些人好苦啊，老婆下干校，儿子当农民，八月中秋一家人都难团圆呐！过去，我在县里是说一不二的，可现在呢，弄了个主任还是副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是啊，只要这些人还在掌权，就没好活给我们啃啊！”
——“不，今年夏季以来，风向转呐哈哈哈哈哈哈，又要轮到我们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了，过去吃得开的是造反派，可今天呢，喷鼻儿香的还是我们这些走资派啊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搞革命还是要靠你们这些有功之臣呐！”
（三）
——可是新宪法是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如果大家都一门心思去发财，那资本主义不就跑到我们中国来了吗？夏副主任，我们不能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啊！
——哦，你张口阶级斗争，闭口阶级斗争，从文化大革命斗到现在还斗的不够啊？我问你，这阶级斗争能管饭吃？这阶级斗争能当衣穿吗？
——照你这么说，难道只有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我们才能有饭吃，才能有衣穿吗？
——这个帽子，你们给我戴了十来年了，压不倒我！即使到了那一步，我看也比现在强！
——请问，现在怎么样？
——现在是积重难返呐！
——这话是你说的？
——是中央，我也有同感。
——中央？中央什么人说的？
——怎么，你火烧心还要怀疑中央吗？
——中央也会出修正主义！积重难返这种话，我相信决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的！
——请问，邓副主席也不能代表中央吗？
——我是说那些污蔑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不能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我可明白了，夏副主任为什么会发那样大的火！
——哼，明白了就好，这些年来，高调唱的多，实际干得少，谁抓生产就挨批，这种风气再不扭，就要亡党亡国！我告诉你吧，现在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各门工作都要扭到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上来，谁反对，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干部的撤职下放！
（四）
——前几年大跃进，头脑发热，狂热蛮干，结果呢？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啊！这种局面再不扭啊，就要亡党亡国啦！现在我告诉大家，中央采取了新的措施，分田到人，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人民公社不就散了吗？夏县长，这跟过去单干有什么两样呢？
——两样也好，三样也好，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好样的，单干也比饿着肚皮好嘛！
——夏县长，你是党的干部，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啊？
——诶？这个话怎么啦？比我更大的干部也是这么说的，管它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听，人家说的比我还透彻吧？
——这话是谁说的？
——总书记邓 XX（以上台词引自电影《欢腾的小凉河》）
在文革时期，农村社队企业已经像遍地开花一样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的发展，夏尔·贝特兰也没有放过对这一方面的考察。他提到，大部分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这一现象记忆犹新：很多中小型企业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样的工厂和技术一点不差地大量复制出来。新技术的发展不再受资本增殖条件的约束，也不再受资本积累和积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术可以在中小型企业之间毫无秘密的直接传播。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年产量几千吨的小化肥厂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大量建成投产，这些工厂使用的小型压缩机尺寸不大，在社队企业里很容易就能生产出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大量增加，还有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能够依靠当地资源和当地群众的聪明智慧，从 5、6 个工人的规模，经过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两、三百人的工厂，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国家投资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连机器、设备都是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解剖这种企业的一个具体例子可以发现这一过程的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在新型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使得小型工厂能够有机地组织起来，并可以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第二，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中小型企业充分的帮助，如提供工人或技术员。
这些大国企的工人和技术员可以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家庭妇女建立集体企业。正是这两大基本特征，使得乡村工业获得新生，在区域水平上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网络”。每一个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网络的地区，在接受最初援助之后，就基本依赖自身资源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当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创造工业化的条件。
这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意味着农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区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给农村提供电力、铸件、钢铁、建筑材料、各种金属材料、电线、农业生产工具、耕种机器、化肥、纺织品、农药，以及生活必需品等。几个数字可以将这一初步工业化网络的图景展现于我们面前。以上海附近的嘉定区为例，这一地区有 19 个人民公社、4 个大队，大约 45 万人口。
解放前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仅有几个木制设备炼油厂、一个手工操作餐巾生产厂和一个石墨碾压面粉厂。而在 1956 年末，该地区已经有 140 家工厂、7500 名工人，产值达到 3100 万元；在大跃进后的 1960 年，有 341 家工厂、1.25 万工人，产值达到 4200 万元；到 1971 年，发展成为 731 家工厂、2 万名工人，年产值 1.15 亿元。换句话说，不到十五年内该地区工业产品产量几乎翻了两番。在当时的中国，这决不是个案。
初步工业化网络快速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城乡对立局面（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城乡差别开始消亡——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征。中国城乡对立的消失，是发展乡村工业的结果，也是不单纯依靠工厂规模发展城市工业的结果。……乡村工业给当地生产活动带来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业基建投资逐渐减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迅速，劳动力可以从
农业解放出来转向工业生产。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个崭新的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这种新式工业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城市病”。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化，使得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分散化成为现实，给人以深刻印象。（见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这些社队企业在 80 年代大多成为农村乡镇企业的骨干，最后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各种政策，使这些靠劳动群众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集体企业，通过各种办法被私人吞并掉，并将原来的主人扫地出门。最近严宇鸣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论文《乡镇企业改制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就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虽然在结论方面，作者仍然需要符合目前政治正确的标准，但整个考证过程所揭示的内容却完全是在向人们揭示原始积累的赤裸裸的真相。
家园 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的是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这套办法虽然是在文革前提出来的，但是基本没有得到落实。只是在文革期间，才通过企业各个层面的工人夺权，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并进而带动了整个计划经济各环节组织实施的深刻改变，工人广泛地参与到了从管理到计划的各个环节
中，并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当时的文章说：
鞍钢宪法提出的大搞群众运动，体现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光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
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鞍钢宪法”提出的“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
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压制群众，鄙视群众，扼杀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它使企业的“一长”、“专家”、“权威”成为压在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高高在上的老爷；它把工人群众当成浑浑噩噩的群氓，听任驱使的活工具。它一手搞“管、卡、压”，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手搞“物质刺激”，妄图腐蚀工人群众的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天换地，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国工人群众的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来源于不断提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来源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心。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我们心里装的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脑子里想的不仅是三年五载，而且要想到整个历史时代；肩上挑的不仅是千吨万吨钢，而且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广阔胸怀和豪迈气概。
夏尔·贝特兰在对以北京针织总厂为代表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之后，对于当时工业组织和管理层面的变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了使读者能够有具象的了解，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部分详细摘录如下：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采纳。工人被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也在不同工厂和专门机构之间采用。
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动员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技术革命的目标由各个车间提出建议，包括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工作环境安全、减少工作强度等。技术创新成果通常应用于上述领域，并带来多方面的改进：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方法。”
“一些改进即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证明机器非常实用。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裁剪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踏板，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时完全得不到休息。我们抬出来几台机器，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的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
这也正应了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性质让我们懂得，一些意识形态倾向能够像被铭刻在观念中一样，被铭刻在某些行为和某些实践的态度中。它让我们懂得，某些“习性”或“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某种领导“作
风”，会具有意识形态的含意，并且可能会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背离，哪怕这种作风和习惯是发生在社会主义领导人身上。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在某些实践中，即在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某些政治的、技术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等等习俗中，找到支持。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人的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中找到支持完全一样。如果这些“工作习惯”和“领导习惯”大行其道，它们就不再仅仅只是私人的“怪癖”或瑕疵：它们会成为，或将会变成社会区分的象征，使人(无意识地或有意地)站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另一边。例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领域的领导人，他们的官僚主义或专家治国论的行为，都会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提供同样的支持。（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此外，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的工厂的革委会，大部分委员都是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
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 21 名成员，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录用职工的方案，与苏联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册或者强制个人就业记录在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同生产小组、思想政治工作小组这两个行政机关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工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
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意见和建议。
工厂在 1966 年到 1969 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造有利于老党委成员自我改造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整党建党运动。为此，工人们就领导的做法、错误和世界观等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和批评。这一进程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追随了相反的路线。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大联合”，即把各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尝试。在许多工厂这一努力失败了，而后解放军也参与进来并给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联合才终于完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三结合—建立一个由群众代表、通过群众考验的干部和解放军代表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作为革命的核心。
中国的“权力下放”政策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苏联和东欧，“权力下放”的特点是企业联合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计划指标则不断减少。与之相联的政治背景也不同。根据苏联现行做法，
权力不断的转移给经理阶层而不是工人阶级。这种“权力下放”实际上是国家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经济方面来看，苏联的“权力下放”侵蚀了价格计划体系，使得利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中国，“权力下放”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开始集体支配自己的生活，物价由计划控制，利润不是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计划。“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管理形式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
许多产品被指定为“基本产品”，例如像煤和钢这样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国家计划。次要产品（水泥、用具）由省来计划。其他产品（农业工具、日常必需品）由于很广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计划，这些产品的计划由地区来制定。集体企业的产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费来决定，归入地区计划。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物资局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在企业和物资局之间的会议上，他们会详细的探讨消费者的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会得到充分的考虑。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了解人们的需要。这些调查是在物资局的协作和帮助下进行的。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
新产品的样品（例如鞋）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设计：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计划通过几个阶段不断完善。生产单位会先得到反映社会需要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包括优先级和数量级。计划的初步拟定是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遵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原则。有一点经常被强调：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估计困难。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工厂的工人们开展调查，以获得关于顾客或用户的需求的具体数据。比如，农机厂的工人会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需求情况。如果有几家厂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将派出代表进行讨论，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产量。这些调查及讨论的结果将受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及各厂三结合小组的审查。
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价格稳定和总体财政平衡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价格必须稳定同时生产单位一定要尽可能少地依赖公共财政资源来弥补赤字，对生产单位来说亏损只能导致不良状况。恰恰相反，生产单位的收益取决于总体经济的发展。
1. 重要必需品没有利润，如有必要国家会补贴。以谷物为例，因为国家垄断，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经营成本、运输成本等。在特定地区，比如北方，谷物的成本价（从人民公社的收购价）比较高，零售价仍然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产品上，物资局长期亏损。整体上说，近年来必需品的消费物价不断下降而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收购价却没有降低。例如 50 公斤大米的售价，从 1950 年的 17.63 元降到了 1970 年的 16.40 元。同样地，人民公社收购价可以上升，但消费者价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价格就是这样。
2. 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售出，这意味着没有获得利润。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这样 20 万单位的青霉素的价格从 1953 年 2.10元降到了 1970 年的 1.23 元。当一种社会需求必须优先考虑时，收费就被免费发放所代替，比如节育设施。
3. 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尽管维持着一定利润。例如 50 公斤煤的价格，从 1950年的 2.8 元降到了 1970 年的 2.5 元。在社会方面，科技活动正融入到工人活动当中，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割裂这些活动的。这种融合意味着新技术和新生产过程不仅仅属于少数专家，也能被大多数工人所掌握，他们的能力也因此被广泛的动员起来。我们正在见证着科学技术的新式社会组织的诞生，其基础是中国人所说的群众路线。确实是群众自己越来越多的开展并促进技术改造，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组织》）
现在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有许多研究，从一些数据中，挖掘出所谓的效率下降、质量降低、利润减少、浪费增多等现象来攻击鞍钢宪法和工人管理不如文革前的体制，更不如苏联那种，通过复杂的数学工具，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维持和运转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即使这些数据是真实的，他们也仍然是在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的企业。当工人阶级史无前例地掌握了企业和生产的组织管理权力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最大意义上的进步。在这种新生事物产生的初期，它固然不可能是完善的，必然会有很多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但是这里最大的区别仍然在于，所谓的效率提高，究竟是工人自己作为主人，自觉自愿地逐步提高，还是在他者的强迫和管理之下，作为仆人的一种被迫的提高？这就好比，你为自己的一栋别墅打扫卫生，一开始用了一个多小时，并且浪费了不少水。在熟练过后，逐渐缩短到一个小时，50 分钟，40 分钟；跟你作为仆人去为主人打扫别墅，在主人的呵斥和打骂下在 40 分钟之内干完，能够相提并论吗？除了这里说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这一点以外，这两个例子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全部的区别。
卢卡奇说，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力求进行具体的研究，它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歪曲历史事件的具体的单一性。它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能在经验的历史的个体身上（个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在个体的经验地既定的意识中，发现那个具体。当它确实相信自己找到了万物中最具体的东西时，也就恰恰偏离了作为一个具体总体的社会；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的生产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化为阶级。由于它偏离了这一切，所以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东西。马克思说：“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手脚的怪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为新生事物，作为为了满足全社会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生产，最重要的成果当然不是去衡量赚取了多少利润，具体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积累初期，在有意识地限制消费的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衡量这种机制带来了多大程度上的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在中国首次出现的技术成就，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技术成就如下（这是笔者根据各种公开资料所整理的）：
1966 年
5 月 中国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5 月 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 月 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成功。
10 月 中国建成世界第一座合成苯车间。
10 月 中国制成的第一批 1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
1967 年
1 月 中国第一台载重 150 吨中型平板车建成。
6 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 月 中国第一台 100 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新型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煤矿单巷长距离通风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
10 月 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 月 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2 月 中国第一台电炉液压自动装置试制成功，标志中国电炉炼钢自动控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月 杭州机床厂 MM7120 型精密卧轴矩台平面磨床投产，在加工仪器、仪表和工具的平面、侧面、斜面和槽面时，可以达到国际上最先进的“四花十四级”的最高光洁度。
1968 年
1 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轮通过验收。
1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多学科科学考察。
2 月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5 月 西宁电动工具厂和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联合设计试制成功了一种双重绝缘单相串激式羊毛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月 阜新发电厂的软化水处理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并试制成功了第一批静压传动内燃机车，使工矿内燃机车的生产技术跨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9 月 中国第一台小型简易氢气发生设备试制成功。
9 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某型齿轮磨床，其精度、效能都超过国际水平。
9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国际水平的第一座镀锌设备。
9 月 对在新疆地区发生的日全食现象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综合观测，使中国日全食研究工作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0 月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
10 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M9017 光学工具曲线磨床。
10 月 中国第一台转盘注射机制成。
12 月 中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机制造和试钻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9 年
1 月 中国建成具有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第三期工程。
1 月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液压自动抛光机。
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口径机顶排灌设备。
1 月 上海制成高精度新型铲磨机，精度远超国外同类产品。
4 月 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巨型油轮下水。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新式大型液氮罐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压铝模，为工业生产填补了一项空白。
4 月 上海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齿轮滚刀热轧机。
4 月 上海第五机床厂试轧成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切削冷轧二级丝杆。
4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韶山型大功率半导体干线电力机车。
4 月 中国制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管子自动切削机床。
5 月 中国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6 月 中国发展普通低合金钢获巨大成就，用我国特有的某些合金元素制成的犁铧钢、大桥用钢、钢筋用钢、电站用钢、采煤机械用钢等，超过国外同类名牌产品。
6 月 我国最大的两台农业用水泵试制成功，整个水泵自动控制程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月 中国第一款自行设计的歼击机歼 8 首飞。
9 月 中国第一批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矿用十五吨自卸载重汽车诞生。
9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大张塑料复合钢板机组，轧出了我国第一张大张塑料复合钢板，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试验成功了第一台用于合成氨生产的大型粉煤气化熔渣炉。
9 月 中国制成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同类型的高精度圆刻线机。
9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电子式中文电报快速收报机诞生。
9 月 中国第一台高精度摆线齿轮磨床制造成功。
9 月 上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 月 中国首次设计研制的东风 4 型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
10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五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标志着我国机车制造技术已经进入先进行列。
10 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
10 月 中国建成当时最长的双曲拱公路桥——沭阳新沂河大桥。
10 月 中国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诞生。
10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红旗牌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试制成功。
10 月 制成中国铁路第一台自动化养路捣固车。
10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套大型块煤装卸机械。
10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批高级特种工业用的极薄型纸。
11 月 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炼油工业控制计算机诞生。
1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二十马力液压控制犁式电缆敷设机。
11 月 中国制造成功第一台八十吨重型震动压路机。
1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金属矿山采掘用的新型电动钻岩机。
12 月 中国建成第一座黏土砖一次烧成隧道窑。
12 月 中国第一座大型无醇甲醛车间建成。
12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高压风冷移动式空压机车诞生。
12 月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三千二百吨破冰船海冰 101 号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
12月 中国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研制成功。
1970 年
1 月 中国远洋船用气缸油制造成功，各项主要质量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二十米塔用风轴流风机。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光电光波比长仪。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一百吨内燃液力轨道起重机。
4 月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成功第一台一千公斤高分子材料万能试验机。
4 月 长春保温材料厂试制的防氢砖、超轻保温砖、超轻质粘土砖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4 月 建成第一台中国式单晶炉。
7 月 中国制造成功具有先进水平的链轮刨齿车床，填补了我国机床工业的一个空白。
7 月 中国制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无梭钢带织布机。
7 月 中国试制成功固体环氧树脂棒料焊剂，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7 月 中国首艘国产导弹驱逐舰下水。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磁选过滤联合设备。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安全火花矿用井下通讯电话机。
8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十一万伏铝线塑料电流互感器。
8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超重型立式车床制造成功。
8 月 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启动。
10 月 中国第一台最大的全钣式制氧机诞生。
12 月 中国第一块双柱塞式油压表试制成功。
1971 年
5 月 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
6 月 中国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9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成功用 X 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二点五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第一枚东风—5 洲际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进行了第一次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
12 月 中国建成服役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
1972 年
1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纯铜连铸连拉空芯导线设备。
1 月 中国第一座干法纤维板车间建成。
1 月 中国第一台六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制成。
6 月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的第一条超高压输电线——刘天关输电线建成。
8 月 中国制成第一台框架式纵梁三千吨油压机。
11 月 辽宁省阜新矿务局新丘煤矿 505 钻井队创造半煤岩单孔月进一千零六十一米的全国新纪录。
1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台二十二万伏、三十万千伏安铝线变压器。
12 月 中国试制成功第一辆载重三百吨的大平板车。
12 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钻探浮船试航。
1973 年
3 月 云南冶金第一矿 103 矿掘进 24 队创造月掘进一千五百零九点三米的全国新纪录。
3 月 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 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4 月 中国第一艘万吨级钢筋混凝土浮船坞——钟山号建成。
5 月 辽宁北票矿务局冠山煤矿 4805 掘进队创造岩石巷道单孔月进七百一十二点八米的全国新纪录。
7 月 上海市第六医院施行游离肌肉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8 月 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9 月 中国第一台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月 中国自行设计、提供设备、施工的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地下大动脉——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胜利建成。
10 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10 月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2 月 梅山铁矿同河北铜矿天溜掘进队打出月进尺一千一百六十点一米的
成绩，创造了我国天溜井掘进的新纪录。
12 月 胜利油田创年钻井进尺 150105 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1974 年
3 月 天津第一炼钢厂创造了平炉炉体周期寿命达五百一十三炉的全国最高纪录。
3 月 中国第一台数控加工中心机床诞生，质量达到国外同类型机床的水平。
4 月 中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胜利建成投产。
4 月 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7 月 天津新河船厂建成我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五百吨浮吊。
8 月 中国科学院吉林应用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和辽源市电子技术实验工厂工人相结合，研制成功气敏半导体器件，为我国电子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8 月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服役。
8 月 中国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 月 中国第一座五万吨级油码头建成。
9 月 哈尔滨制成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三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
10 月 中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1 月 上海自行设计和制造出轧制锋钢带的设备，为我国钢铁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12 月 中国第一艘海洋地质勘探浮船出海试钻成功。
1975 年
2 月 中国研制成功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2 月 中国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燃煤发电机组成功。
2 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
2 月 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艘长江大型客货轮东方红 11 号首次试航成功。
3 月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4 月 中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 HMJ—200 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
6 月 中国首次制成大型滚齿机。
7 月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全线通车。
8 月 戚墅堰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具有独创性的“七〇砂”。
8 月 中国当时最大的一台公路平板车（450 吨）制造成功。
8 月 中国自制成功甚高分辨率卫星云图接收设备。
9 月 中国研制成功稀土异戊橡胶。
9 月 中国第一批电子摄影计时器和游泳电子计时设备制造成功。
9 月 中国制成高分辨能力扫描电子显微镜。
10 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水稻新品种，在世界上首先在重要粮食作物上获得成功。
11 月 北京钢铁学院设计出我国第一条精密斜轧自动线。
11 月 中国科学院育成棉花新品种——“科遗二号”。
11 月 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
12 月 厦门大学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12 月 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的东风 4 型四千马力内燃机车，各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2 月 江孜县农业试验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了我国冬小麦单产最高纪录——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斤。
X 月 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 PMOS、铝栅 NMOS）1K D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
1976 年
2 月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成功了硫砷玻璃光材料和玻璃电存储材料及器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月 广东省植物研究所和花县农科所协作，运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方法育成了籼稻新品种。
3 月 中国试制成功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新型深井石油钻机——130-3 型钻机。
3 月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北京分析仪器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独创特点的新型比表面积与孔径分布测定仪。
4 月 京沪杭中同轴电缆一千八百路载波通信干线胜利建成并投产。
4 月 中国采用液醋发酵方法生产反丁烯二酸的试验获得成功。
4 月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 7002 钻井队使用国产钻头打成第一口六千零十一米的超深井。
4 月 中国进行综合性日环食观测获得重要成果，这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全部用国产仪器设备，独立自主地进行的第一次综合性日环食观测。
4 月 包钢试验成功我国第一炉优质的石油套管钢。
5 月 全国微波通信干线建成。
6 月 中国第一台高温高压放射性测井仪试制成功。
6 月 中国自力更生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十万吨级的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投产。
6 月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最大的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组投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6 月 苏州感光材料厂试制成功微泡法印刷拷贝胶片，为我国非银盐感光材料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
7 月 中国制成高精度石油计量自动化仪表装置。
7 月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采用古地磁方法首次测出云南元谋猿人的年龄。
7 月 中国直流比较仪电位差计、激光微区光谱仪研制成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7 月 吉林碳素厂自己设计、制造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功率直流石墨化电炉。
8 月 石钢炼钢厂创造氧气顶吹转炉炉龄全国新纪录，最高炉龄达到一千三百零二炉。
8 月 中国第一台一千五百米煤田钻进试制成功。
8 月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下水。
家园 4、意识形态与文化革命 马克思和列宁其实都提出过，无产阶级不但要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还要进行文化革命，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革命，消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可能不进行彻底的文化革命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从来不认为文化领域、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学术领域）只存在单纯的文艺问题、学术问题，而一定存在政治问题。因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任何文艺作品，包括学术方法所体现出的价值观，都一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价值观的。而代表一定阶级
的价值观，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利益。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贵们总是豢养了一堆学术研究人员和媒体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背书，乃至影响政府决策。已经产生的党内走资派在形成了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后，更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和发展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做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以便让无产阶级成为他们思想上的俘虏。因此，意
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样是一种阶级斗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大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观念和传统深入人心，与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开展一场深入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移风易俗，破除传统陋习，破除封建迷信，改变包括男尊女卑在内的封建观念和封建道德；
（2）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用唯物史观重新书写历史；
（3）文艺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4）反对文化领域的权威压制和学阀现象，鼓励小人物向权威提出挑战。
什么是毛泽东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呢？那一定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决肯定革命，肯定阶级斗争，肯定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代表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文艺作品。毛泽东从建国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抓的非常紧，1951 年就批判了电影《武训传》。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毛泽东批判这部电影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反对宣传被晚清以来的
统治阶级所极力颂扬的武训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专门委托江青组织调查团赴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调查，并写成了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可见其重视程度。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坚持用唯物史观，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问题。
几年以后他支持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翖向红学权威俞平伯发起挑战，也同样是基于这个原因，认为两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过自己对红楼梦的观点：
“《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社会史料，而这些丰富的社会史料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反之，只有深入社会生活，总结社会经验，才能写出有生活气息的不朽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的斗争激烈，出了几十条人命。这部书中所写的统治者只有三十三人，其他三百多人都是奴隶。毛泽东还说：“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因此，建国后 17 年间，虽然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建立无产阶级观点的斗争，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意，尤其对于文艺领域，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仍然没有成为舞台的主人，大量的旧戏、鬼戏仍然霸占着舞台，文艺形式也没有得到太大的革新，因此毛泽东抨击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古人洋人死人部”，意识形态
领域的各种旧的剥削阶级观念仍然在广为流行，民间的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这些状况，都让毛泽东极为不满，并作为修正主义在文化领域“专了我们的政”的重要依据。
因此，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文艺作品《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走资派与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互相勾结，互相掩护，共同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正好既是一个当权派，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他作为突破口，就能触及到他背后的北京市委，以及北京市委背后的中宣部、刘少奇，乃至全国的走资派。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精心部属下，向着修正主义开火的。作为文化大革命发轫的文章，我们可以来看看它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首先提到了人们对《海瑞罢官》这部剧的议论：
“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然后提到了剧目对海瑞的塑造：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
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关于冲突核心的“退田”：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
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
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文章对于海瑞的评价则是：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
最后，对于“贪官清官”命题的评论则是文章的核心：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
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
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6 年 6 月，毛泽东在和胡志明的谈话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
家园 3、党内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马克思对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区分阶级的。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了公有制，怎么会产生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呢？包括学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按思想来划分阶级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来理解呢？
事实上，由于前两节所提到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但是，由于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资料，城乡的广大小生产者虽然拥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但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下也很难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真正有可能发展为新资产阶级的，必然只能是实际掌握生产资料的人。由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事实上掌握着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因此，真正管理、领导企业和生产建设的，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于干部特权制度的建立，由于缺乏工人阶级对“先锋队”的民主监督，这个干部阶层逐渐发展为高居于劳动者之上的新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在事实上掌握、管理着生产资料，决定着生产和分配的一切重要事务，而且还能通过手中的特权，将大量的非法利益据为己有，他们不但在一般的生活资料上，而且在包括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的这些特权不但惠及亲友，且与党外的各种投机分子相勾结，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级。他们重新将工人农民变为剥削的对象，他们与工人、农民的矛盾已经发展为阶级矛盾，很多工厂、企业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因为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阶级和马
克思主义者手里。官僚特权阶层对于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其实仅仅只差一个处分权而已。
因此，为了最后在法律上使自己摆脱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束缚，使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必须要取得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权，而要取得这种决定权，他们就必然提出和赞成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理论、方针、政策，一条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就这样形成了。毛泽东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包括把一些知识分子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当下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讲的，而是指，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及他们所主张的道路，在客观上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按照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必然要使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他们在事实上代表了未来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其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特殊语境，他指向未来，而不是当下。
下面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论述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
首先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概念，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我们知道，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为了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分，毛泽东又把前者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时间上来说，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叫做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将革命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本来应该是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的，只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不了，所以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虽然它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但性质上它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自 1921 年中共成立以后，大量加入中共参加这一革命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民主革命，也就是赞成反帝反封建，但是却未必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即使赞成，也认为社会主义是很遥远将来的事情。目前只要把帝国主义赶跑了，让中国民族独立了，实行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主阶级消灭了，革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把地分给农民，他们基本都赞成，但是要搞社会主义合作化，很多人就不赞成了。打倒国民党，打倒美帝，他们赞成，但是你要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要缩小三大差别，防止两极分化，要反对物质刺激，钞票挂帅，总之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未必有多少人赞成。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参加革命，想参加的就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这样的一大批人，他们从资格上来讲都是老革命，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是很缺乏的，毛泽东把这些人就叫做“民主革命同盟军”。也就是说，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要革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就不要革命了。这是党内资产阶级或者说走资派产生的历史根源。
但这还只是建国以前的老党员、高级干部的情况，事实上中共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建国以后入党的，这些新党员的思想情况则更为复杂。建国初期对旧政权的绝大多数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谁当政就吃谁的饭的投机主义分子比比皆是，他们更是未必有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们的思想、工作方法、价值观都大量的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建国后很多新党员也同样是“组织上入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
党内一批领导人认为，建国以后，他们理所应当打江山者坐江山，中共应该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更是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阶级矛盾了，应该集中力量治理国家，发展生产。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说，“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话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即使不说是套话，也充其量就是勉励大家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学李自成，这个所谓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显然只是一种比喻，当年的很多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毛所说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真的不是虚指，而是实指。
因为毛泽东真的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过去中国革命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取得了革命胜利，现在整个中国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不过是一块更大的根据地，过去是国内的阶级斗争，未来则要发展为国际的阶级斗争，要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世界范围内再现。比如他就说过亚非拉相当于农村，欧美就相当于城市，就是要继续搞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这其实完全是误解。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对这个问题有过准确的研究，他认为：
毛泽东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
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
当苏联 1947 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毫不犹豫地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力图脱出民族这个狭窄的范围。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对于这样的思想，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同样是不理解的。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主张应当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民族利己主义作为进行外交活动的原则，反对和帝修反搞的太紧张，主张缓和，主张对外援助要减少。这些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和毛泽东的冲突，他认为这些观点代表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对外路线。乃至于毛泽东后来总结就说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对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对外纲领。“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见《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而在国内方面，建国初期的几年，毛泽东很快否定了中央很多领导人一心要搞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领导全国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些改造对象都并不是指向党内那些领导干部自己，所以他们大体上还是跟进的，除了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毛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交锋。合作化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和正在形成中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交锋。
那么，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不是国内阶级斗争就该结束了呢？在党内大多数人看来，正是如此。其实包括毛本人，对此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认识。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在 56 年到 57 年初这段时间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中国的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三大改造又已经顺利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虽然有一部分人人还在，心不死，但是已经翻不起大浪了。这个时候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还不无自豪的对比匈牙利和中国的情况说，匈牙利就是因为镇压反革命不彻底，差点造成反革命复辟，而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镇压反革命比较彻底，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为了改善党的工作作风而展开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是非常乐观的，所谓的引蛇出洞，反而是在事后为了证明毛有先见之明，由官方故意建构出来的说法。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引蛇出洞，相反是过于自信。直到发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量反革命言论出现以后，毛在不得不部署反击的情况下，才主张先诱敌深入，报纸上继续不论什么言论都发，让右派充分暴露自己，然后来一个反击。但这个部署并不是在邀请党外帮助整风的一开始就有的。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
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实，这段话并不是在原始讲话稿中就有的，而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在毛泽东重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后，才把这段话给加进去的。但是直到这时，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定位在党内，而仍然认为是在党外。这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我们上面已经谈了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现实的因素。1949 年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整套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是在大量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的，有很多东西干脆就是照搬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特权制度。毛泽东对这套苏式体制存在天然反感，但一方面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对立，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也并没有认为这套体制会产生出新的党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毛自己也还在摸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因此，在 1949-1956 年，是我国苏式体制的全面建立阶段，各级官僚初步享受到了等级森严的特权体系带来的巨大利益，开始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也即党内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阶段。
1957 年反右运动，到 1962 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逐渐形成自己的集体意识，逐步暴露并被被毛泽东所察觉的阶段。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还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视为复辟的主要危险之一，但正是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各级官僚在之前的整风中受到各种批评的很大冲击，他们就迅速把这次反右运动作为自己打击报复的手段，凡是跟自己作过对的，都打成右派分子，造成右派分子像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通过这种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右派分子的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所有下级和民众不敢对自己提出批评和质疑。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之，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产生了更大的恶果。
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资产阶级，一开始疯狂地煽动极左风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要取消家庭。毛泽东本人固然对大跃进的发动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发现问题并出来纠左的也是他，而其他中央领导，则无视毛的纠左，继续进行左的煽动，在造成严重的恶果后，这些人又瞬间从极左变成了极右，之前是要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则直接连社会主义都要放弃了，他们这时候开始极力渲染黑
暗形势，主张包产到户向单干倒退。各级官僚的胡作非为在大跃进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尤其是在农村，很多社队领导人简直成了土皇帝，打着党的旗号肆意欺压农民，有的滥用私刑对不满者实行吊打。甚至还有农村干部将自己吃剩的骨头扔给农民吃这种事情。在城市中，工人阶级与当权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广大群众与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
1963 年到 1966 年，是毛泽东与党内资产阶级展开反复较量，并最终决定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彻底解决问题的阶段。经过大跃进期间的大暴露，毛泽东已经认定，将来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特别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经过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观察，更是坚信了这一点。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中国就会重蹈苏联党变修、国变色的覆辙。在当时，他认为农村的
问题相对更大。因此，以农村为重点，展开了四清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 1964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这部分行使政治特权的当权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欺压群众。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政治基础，甚至可能成为各个层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与刘邓等人在各方面道路问题上的矛盾逐渐趋于公开化，他对于修正主义复辟的担忧日甚一日。继而又发现，刘少奇等人搞四清的方法又是形左实右的，搞大兵团会战，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基层干部往死里整，毛泽东越来越觉得，基层的问题主要还是些多吃多占，修正主义主要的根子是在上层，在中央。刘少奇
集中这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在这段时期，毛泽东谈论修正主义复辟的语气越来越严重：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在文革开始以后，他又曾总结说：
“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总之，毛泽东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是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复辟资本主义最大的现实危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复辟。由于他们都处于当权地位，因此毛泽东将他们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执行的路线，就叫做“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认定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家园 2、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提出的概念，它特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在生产形式上继续保留着旧社会商品生产的要素，在权利形式上也同样保留着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痕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是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在于所有制变更了。但是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其实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三大方面，第一是所有制，第二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三是分配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是在法律上平等，但在实际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中，则处于极端不平等的状态。因为资本主义实行的是一种雇佣奴隶制，为
了巩固对劳动者的统治，在任何公司都有一套等级制度。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无产阶级劳动者只有选择被哪个资本家统治的自由，而没有选择不被统治的自由。社会在分配制度上，对资本家实行按资分配，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动力分配。劳动者在没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取得属于维持他生存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首先是废除了这种雇佣奴役制度，废除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分配制度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但是，按劳分配的逻辑仍然是来源于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概念，即你付出了相应的劳动，根据你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社会给予你相应的生活资料。
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在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实行的是供给制，也就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在建国以后，在国家机关和生产单位中则逐渐地由供给制转向了等级工资制。其实按照八级工资制，一级工和八级工之间的差距跟现在比起来一点也不算大（也就三四倍的差距，而现在几十倍几百倍也不止），即使跟干部最高工资比起来也不会超过 10 倍的差距。但是这毕竟仍然是一种等级制度。那么为什么说按劳分配是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呢？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形式上平等，就是权利终于按照一种尺度，一种标准来计量一个人了，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情况。但是，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没，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
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换言之，每个个体都是由多种丰富的规定性所构成的，衡量一个人如果只用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只看它提供了多少劳动，实际上就是只衡量人的一个方面，那么在这种尺度和标准下占优势的人，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它也不考虑人的各种客观需要，抹杀人与人之间在需求上的差别，就像毛泽东说的，“不管你人多人少”，如果你家里面只有一个劳动力，你就得靠这一个人的劳动养活全家，
而另一家有三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非劳动力只有一个，那么他们家就会占据明显的优势。其次，经济上的优势必然也必然会与社会地位上的优势相联系，在一种等级收入制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特权等级体系也在建立起来，比如什么级别的领导该用什么规格的办公室，该配什么样的车，这整个一套体制都建立起来了。
正如张春桥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所说的：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
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但是，张春桥也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事实上，只要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存在和发展，劳
动时间就依然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这又会反过来巩固和加强商品生产制度。
这篇张春桥 1958 年写成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极大赞赏，毛泽东向来不喜欢等级工资制，而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他清楚知道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立即废除，但他坚决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渐限制、消灭这种不平等，即“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新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
距。”（见《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但是，毛的这种想法，与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的想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张春桥的文章，在毛泽东亲自加上按语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毛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