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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心路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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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心路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故,当时这件事被称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然而,斯大林尸骨未寒,他的战友兼学生的赫鲁晓夫就做起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往事重新端了出来,报告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对死者的嘲笑声的同时在中共党内也激起了新的波澜。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着更为深一层的理解。

    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揭了盖子”,这和他的一贯的“难免论”(意即领导人难免不犯错误,斯大林也不例外)相符,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长时期的不和谐,即便是中苏蜜月期间,二人的龃龉也时有发生。可是,赫鲁晓夫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大做文章却让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生前刻意提拔的领导人居然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大加挞伐,这显然是政治品质范畴内的事情,以后,毛泽东就用“秘密报告”这个词来形容搞阴谋,用赫鲁晓夫来形容一切试图问鼎最高当局的野心家。一句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文革中风靡一时的政治术语。

    秘密报告时,中共代表团也在莫斯科,也聆听了赫鲁晓夫的“教诲”,团长朱德以为这是苏联的内政,不应该予以干预,而邓小平则认为赫鲁晓夫不应该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这么讲话,而且,也不应该再提苏联对我们党的援助是巨大之类的用词,邓的这两点意见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以后说邓政治思想强,盖由此来。也是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要划出一个一二线来,以免不测。毛泽东究竟为何提出一二线,现在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把毛泽东当时的心态给予清晰的刻画。不过,这个提议很快演变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这一类的组织问题,“五马进京”以后颇为得宠的高岗在授意下,抓住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展开对刘少奇系统的攻击,高岗其人是延安整风时期,被毛泽东亲手提拔的地方实力派,他本人在历史上有着一段说不清楚的经历,阎红彦在延安时就郑重的向毛泽东、刘少奇提出要审查高岗的历史问题,非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怀疑成别有所图。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岗问题亲自向阎红彦道歉。高岗联合的是另一位实力派人物华东方面的党政军负责人饶漱石。饶漱石在历史上是紧跟刘少奇的,因此一直被看作是刘少奇的人,而我以为如果仅仅是刘少奇的人,饶漱石在刘少奇离开华中以后接掌中共两大武装之一的新四军的领导权并且成功排挤陈毅出局显然不能完全是刘少奇这一层面就能解决的,而在整个高饶事件中,饶漱石和高岗并无历史渊源,乃至一拍即合,内中的蹊跷也是不言而喻的。

    高岗拉拢林彪、彭德怀、陶铸等人,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林彪以外,彭、陶都是延安整风时期被整对象,他们对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人当然没有特殊的好感,但是,高岗的活动引发了上层的巨大拨动,高岗本人在整个活动中暴露出自己要跻身前列的企图,这就让反击者抓住了把柄,特别是陈云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提议设立几位党的副主席,他一个,陈云一个,口气俨然是封官许愿,提醒毛泽东注意,毛泽东的另一位亲信邓小平对于高岗、饶漱石的事情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分裂。至于刘少奇、周恩来也在极力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抛弃高饶,在抛弃高饶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给予刘少奇必要的补偿,林彪向陈云建议党的副主席只设刘少奇一人,毛泽东当即不同意,他说“恩来怎么办?”,对批判高饶的会议所定下的调子,毛泽东事前与陈云、邓小平予以透露,让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口吻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借以提升他们二人的政治声望。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薄一波进行安抚,说一波还是好同志云云,并且否决了薄一波主动要求下放的要求。

    高饶垮台,毛泽东却并没有准备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最初是准备给高岗留有出路的,准备安排他重回陕西去工作,高岗第一次自杀以后,毛泽东认为性质变了,变成了要挟,所以,不再让周恩来去找高岗谈话,说“让他死去好了。”从以后罗瑞卿跳楼自杀毛泽东对罗“没有出息”的评价看,毛泽东对于这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极端做法十分反感。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也做了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一些言行做了检查,说明最初整刘少奇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件事至少说明了毛泽东没有准备把领导权二元化,并且对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信任也已经不像当初了。而在高饶事件中被波及的林彪、陶铸被毛泽东保护过关,林彪不但被保护过关,反而和邓小平一起在稍后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这一步棋直到几年以后才陆续显出成效。

    高饶既死,权力真空却没有让刘少奇系统填补,毛泽东看重邓小平,请他主持中央秘书处工作,以后又把秘书处扩大为书记处,原书记处恢复为常委会,毛泽东为了让全党认可邓,不惜在全会上对邓做亲自评价,语句中多次出现“他和我一样”的字眼,让全党同志感到邓的杰出能力,邓小平的新书记处网罗了党政军的很多重要人物,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共中央的代名词,在这一段时期内,邓小平对毛泽东亦步亦趋,成为毛泽东眼中的“副帅”,而刘少奇虽说仍旧是第二号人物,可是,实权则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1958年又是一个是非年,在这一年中不但发动了大跃进,也发动了震惊全军上下的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对刘伯承主办的军事学院一肚子怨气,其他高级将领诸如粟裕、钟期光等人无一例外的被牵扯进来,彭德怀秉承毛泽东的意图,对这些所谓的教条主义者猛烈出击,殊不知自己一年以后也步入陷阱。邓小平作为全军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配合毛泽东的调子对一些军事将领提出严厉的批评。廖汉生说刘伯承“糟了不少的罪”应该是实际情况,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回忆,毛泽东最后已经提议撤销刘伯承的政治局委员一职,是邓小平出面保护了刘伯承,然而,毛泽东在批刘会议上仍旧说出了一些很伤感情的话,大讲其与刘伯承的政治恩怨,这点连官方编辑的《刘伯承传》中也不讳言。至于具体的内容,至今也只能保留在有关的党史资料上,没有做公开的表露。多年以后,还是邓小平亲自出面给刘伯承平反,刘伯承家属转达刘伯承生前遗嘱其中一条就是身后要请邓小平给自己主持追悼会。

    全军反教条主义这起轰轰烈烈的运动至今在党史研究上还是禁区,我们只能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来寻找毛泽东的意图,虽说这种寻找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毛泽东一生饱受教条主义之害,所以,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晚年还提出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讥讽张闻天等人别无他能,只会背了一麻袋教条回到中国指手画脚。而教条主义的背后不但是照搬苏联,而且还是挟洋以自重,就此联想到苏区时期顾问李德的种种丑态以及二十八个半的对中央的控制,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东西重新上演。值得注意的是,在反教条主义升温之前,林彪被毛泽东提议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上台以后,加紧对批判教条主义的力度,全军反教条主义的后期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林彪。

    林彪在建国以后多次养病,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允许他超然于事外,相反对林彪则一向青眼相加,虽说林彪没有就任志愿军统帅,毛泽东口头做了批评,然则彭德怀一入朝鲜,林彪立刻奉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即便是高饶事件林彪卷入也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此时又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连邓小平也在他之下。反观这时的历史背景,不难知道其中的原曲。

    在上一年,也就是1957年,苏联爆发了两个政治事件,一个是赫鲁晓夫被一度解除职务,却因为朱可夫与内务部头子谢罗夫的支持重返中央,进而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取得实质性胜利;第二个是朱可夫的下台,赫鲁晓夫指责朱可夫要攫取更大的权力。苏联通报的朱可夫犯下的严重错误再一次提醒了毛泽东的注意,本来斗争这一根弦就绷的很紧的毛泽东更加注意搜寻身边可能埋藏的隐患,军队是毛泽东一向视为重中之重的地方,所以,稳固军队,把那些“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提拔重用是既定方针,综合看待林彪在历史上对毛泽东的忠诚,毛泽东决定把副主席的座位交给林彪。

    (未完待续)

    元宝推荐:你克我服,
    • 家园 【原创】为什么题目叫政治心路?

      政治心路也就是政治思考或者政治设计,有的人认为研究什么心路是不重要的,我以为不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的不是毛泽东平常的普通心路,比如他今天喜欢喝茅台酒,明天喜欢吸中华烟,而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一些政治思考,主要是组织路线上的思考。那么,有人就会问毛泽东他老人家思考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呢?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讨论他的思考呢?毛泽东通过大脑进行思考的过程我们当然无从考求,但是,举凡思考之后付诸于行动乃至行动的结果却是斑斑可考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历史现象、政治现象,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考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可以这么说,不论你喜欢毛泽东与否,毛泽东都是我们在回首上个世纪中国政治历程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

      海外一些反华势力极力妖魔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说的十分不堪,这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值一驳的;可是,目前在国内,特别是在网上,一些朋友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百般回护、文过饰非,这也是十分片面的。我们今天来研究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政治心路,目的就是在于反对以上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因为这两种倾向的存在都不利于我们全面、客观、真实的认识毛泽东,都是对毛泽东本来面目的歪曲。

      此文是我现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晚年毛泽东》的提纲部分,先发上来就是请大家给看看,多提提宝贵意见。我在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认为,对于毛泽东建国以后的种种政治活动,不要做任何结论性的论断,而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历史的轨迹展现给广大读者,让读者自己判断、界定。我相信毛泽东的那句话:“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 家园 个人不喜欢"心路"这个词,好象是从台弯来的.用"思路"比较好一点吧?

        总觉得这个词怪怪的.

      • 家园 期待着温相的研究结果。

        有人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由后人来做,因为一些档案资料还没有解封,太近了看不清楚,与当前政治有太大的冲突......

        个人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研究侧重点。当代人有责任纪录下受这些历史人物影响过的当代人对这段历史的经历,感受,和认识。

        如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为地封为“禁区”,非要等待后人来研究,让考古学发达起来,其实质是不敢面对政治压力的一些人的借口。

        • 家园 有关党史资料解密是需要的,但是,这不等于说:

          在解密之前我们就可以无动于衷,我们这代人作出我们这代人的探索来,为下一代人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也是十分有益的。

    • 家园 支持温相,反对老左
    • 家园 【原创】三年困难时期仅仅是自然灾害吗?--兼答黑色眼睛

      三年自然灾害这句话是中央当时做的一个遮掩的用语,对这句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早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做了客观的总结,刘少奇专门指出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刘少奇的原话是:“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就说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从全国一些地区看,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全文引自《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二卷下册《1962年七千人大会》,该书48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请你注意,这里是农民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反映的真实情况,你不是一直在说关于饿死人的问题上农民最有发言权吗?

      我们后来之所以一直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词,其实内中的道理很简单,不用明说了吧。

      后面你提到你的伯父参加过很多战役,为新中国的建立流下了鲜血,我想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你的伯父的英勇的经历表示尊敬,但是,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和你伯父谈话时,请你问问你的伯父,他老人家这么出生入死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千百万和他一样出身的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吗?当他老人家看到或者听说饿死人的现象时,他难道还会在这里用“自然灾害”这种套话来文过饰非吗?

      我印象中,朱德、彭德怀、徐子荣等老一辈领导人当回到自己的家乡看到大跃进给家乡人民带来的恶果时,要么难过的吃不下饭,要么和亲人抱头痛哭,要么怒发冲冠上书言事。我相信你的伯父要是目睹了这些惨痛的一幕,他也会选择和朱德、彭德怀等人一样的行动的,至少不会在这里喋喋不休的为大跃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做什么无谓的辩护。

      • 家园 温相的考据正象以前好多人指出的那样,不太具有权威性。

        印象里你曾引用过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面的资料论证邓是多么伟大,女儿当然会夸大其父的功绩;曾引用叶永烈的轶事类文章来做为写史的依据,一个通俗小品文的作者是接触不到有价值的史料的;还有你曾引用的师东兵、权延赤,这些人的书更是花边和小道消息居多的猎奇文学。至于一些人的回忆录,肯定有揽功推过之嫌。

        温相的文章我是每篇都看,也爱看。你文采好,发的贴又肯下功夫。希望以后多引些正史。

        推荐温相看看这篇:

        作者:起于青萍之末 ( 中文论坛西西河 cchere.com

        标题:【文摘】 奋不顾身投河的主要原因是想对温相的几篇文章。。。

        http://www.cchere.net/article/412273

        • 家园 请说几本你眼里的中共"正史"

          小学, 中学, 大学, 研究生一路学上来. 中国革命史都学过三次了. 结果出了国才知道还要重学.

          所谓的正史连照片都敢改(当时没有PHOTOSHOP, 难度可想而知),你可以相信其真实性吗?

          温相的文章我每篇都看. 优点就不说了. 缺点嘛..我觉得温相还是很偏左的. 结果跟你比起来, 温相简直就是右派分子.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还没出生. 我爸妈18-19岁在念大学.当时的伙食标准是"一二三" 我说的是米饭.油腥根本就没有. 这还是在国家重点保证的大学, 在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

          农民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 家园 正史?看来真应该回到八个样板戏的时代呢。

          是不是党史教科书上没有写的就一概不承认呢?

          对犯罪视而不见,与同谋何异?

        • 家园 我们全家在3年天灾人祸期间的切身感受够有实证性了吧

          温相说得哪里有小说戏言了?

          权威性不是进了教科书,或是被什么什么报刊登了才叫权威性

          而是这个说法可以和大多数人的经历吻合才叫权威性

          • 家园 你、我应该都只能代表自己个人,代表不了大多数人的感受
            • 家园 求全责备,往往陷入历史的不可知论。貌似严谨,实则荒唐。
            • 家园 我这个认识说法起码可以代表我老家全县人的感受

              更大的范围我不敢说,我们老家那一片地方反毛更激进的倒有不少。

              或者你可以说我们这里都是有产者,不过,无产者分到土地了就不是有产者了么?

              附带给你转一篇文章,算是背景吧

              重提苏南无封建人类往事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4月30日 11:12 经济观察报

                樊树志

                提起“苏南无封建”这个话题,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会显得极为陌生。那是当年一段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的往事。

                1950年,苏南地区正面临土地改革的前夕,宣传土地改革法,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罪恶

              的攻势已经展开。土地改革法当然是根据北方“老解放区”的情况制定的,它的宗旨就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时候,一些苏南籍的知名学者凭借他们对苏南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纷纷在报刊上发表了“苏南无封建”论。当时的苏南,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今日上海版图中的大部分都属于苏南专区)(包括浙江江苏的长三角城市圈大部分也有类似情况,但程度要低),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十分明显,所以他们提出“苏南无封建”,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结果可想而知,一场严厉的批判,使那些学者不得不纷纷在报刊上作了检讨。烟消云散后,苏南包括上海的土改当然和全国一样,“一刀切”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笔者重提旧事是想把 “苏南无封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中国是一个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它的确具有特殊性。苏南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根据当时的官方资料,即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以及中共苏南区委土地改革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所提供的数据,稍加分析便可明了。

                1950年,土地改革前对松江县新农乡的调查显示,各阶层土地所有的比率为:地主27.34%,富农20.77%??中农39.44%,贫农11.91%。中农与贫农所有的土地占51.35%,如果加上富农的土地,这个比率高达72.12%,自耕农经济占有压倒优势。而且该乡地主所有的土地中的41.63%,是自耕田,平均每户出租土地仅37.62亩,可见是一些经营规模不大的小地主,大多是“城居地主”,以在城镇中经营工商业为主。

                南汇、川沙、上海三县的情况更加明显。嘉定县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令人惊讶的事实,恐怕大大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受了一个权威的论断:“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在工商业发达的苏南地区恰恰就不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上述论断是就全国而论。不错。但是为什么不能承认苏南的特殊性呢?令人不解的是,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的《江苏省农村调查》,为了不给“苏南无封建”提供依据,开卷第一篇《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明明知道上述数据,却置事实于不顾,仍然对苏南农村土地关系下了这样的结论:“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

                其实,当时已经有学者分析了苏南地区出现“无封建”的原因:伴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与工商业利润相比,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富有者对购买田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曹幸穗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

                这就是工商业发展带给农村的影响。更为内在的影响是,随着地权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一田二主”现象日益普遍。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所有权――田面权与田底权,以及两个所有权人――田面业主与田底业主,当时人称为“一田二主”。光绪《周庄镇志》写道:“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农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易。有时购田建公署,架民屋,而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之,至少亦十分之四也。”其中明白无误地指出,田面权拥有者佃农凭借其田面权,可以享有田价(土地价格)的40%至50%。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现象,标志着地主对土地控制力的削弱。这种新现象在民国时代愈加明显。

                而这种情况在苏南是带有普遍性的。1930年代初,一份《苏州无锡常州三县租佃制度调查》指出,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十分常见。其中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

                学术研究应当尊重事实,只要给予合理的解释,人们是能够理解的。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苏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田面权,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农民出卖土地时,只卖田底不卖田面,虽然成为田底业主的佃户,但自身仍是田面业主;另一种是农民用高价从地主手中买得田面,其价格往往高于田底价。在这种情况下,田面权成为产权的一种,便不足为奇了。

                上述这种情况,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所谓封建土地制度。这也许就是当年一些学者倡言“苏南无封建”的原因吧。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重提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在关注普遍性的同时,还应当关注地区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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