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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大家对《报任安书》怎么看 -- 孟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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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请问这种说法的依据?

      不过司马迁的这封信其实一直为人诟病。

      《古文观止》一书就选用了《报任少卿书》,可见当时对这封信是肯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中,有《报任安书》赏析,里面也提到:

      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

      司马迁死于何时,史籍无记载。有人说司马迁因写了《报任安书》,被任安所牵连,下狱而死。此说恐不无道理。

      对这封信也是肯定的。

      • 家园 现在的教科书中司马迁一直是伟光正

        但历代对其人其书颇有微词。

        班固批评《史记》,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班固不认同《史记》的三观。

        干宝对比《左传》和《史记》。认为《左传》能以三十卷而概括二百四十年事。他大力推崇左秋明。

        刘知几认为司马迁、习凿齿之徒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道听途说的东西写入史书,属于误人子弟。

        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王楙说,“司马迁遭腐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故人任安予书,责以古人推贤进士之义,迁报书,情词幽深,委蛇逊避,使人读之,为之伤恻,可以想象其当时亡聊之况。盖抑郁之气,随笔发露,初非矫为故尔。厥后其甥杨恽以口语坐废,其友人孙会宗与书,戒以大臣废退、阖门皇惧之意,恽报书,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气,宛然有外祖风致。盖其平日读外祖《太史公记》,故发于词旨,不期而然。虽人之笔力高下,本于其材,然师友渊源,未有不因渐染而成之者。”

        包世臣干脆说司马迁是为了写史记而活着,所以不能再救任安。“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

        • 家园 是毁誉参半呢,还是毁一誉十呢?
        • 家园 关于班固

          也就是说班固不认同《史记》的三观。

          恐怕班固自己的三观很成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有仔细的讲解:

          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通宝推:楚庄王,
          • 家园 他这种东汉五毛三观当然经不起历史考验,但当时肯定是正的
          • 家园 班固的三观就是当时的主流

            汉朝独尊儒术,班固的三观就是当时的主流。

            班固本身入狱是因为窦宪之案失势,然后被仇家打击报复。这和他本身的三观没啥关系。

            而班氏父子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批评,并不仅仅是其意识形态。例如班彪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

            班固则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也就是说班氏父子认为司马迁写的东西很多是道听途说,只想着“以多闻广载为功”,不管是不是有逻辑问题。甚至抄书都没抄好,很多錯漏。

            从本身功业来说,班固不但是儒家思想大家(编撰《白虎通义》),历史学家(《汉书》作者),文学家(写有《两都赋》等等),还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从窦宪出击匈奴,中护军行中郎将事)。所谓上马击胡儿,下马草军书。辅助窦宪击败匈奴,燕然勒石,何等功业!

            对比司马迁,班固的功业要远甚。司马迁只是写别人的传奇,班氏父子三人自己就是传奇人物!

            通宝推:何求,
        • 家园 赞成包
        • 家园 你举的例子是某些人对太史公的看法

          这与现在主流看他是伟光正一点也不矛盾。除非你能举出实例证明太史公做了坏事,甚至《史记》不是他所写只是盗名,才能说他不符合伟光正。

          就比如总不能因为中国人总是嘲笑奥巴马是土共深海,就认为他真的是,对吧?

          以腹诽论他人历史地位

          • 家园 人家可没腹诽

            这与现在主流看他是伟光正一点也不矛盾。除非你能举出实例证明太史公做了坏事,甚至《史记》不是他所写只是盗名,才能说他不符合伟光正。

            就比如总不能因为中国人总是嘲笑奥巴马是土共深海,就认为他真的是,对吧?

            以腹诽论他人历史地位

            啥叫“腹诽”?嘴上不说,肚子里做文章才叫做腹诽。我举例的这些人都是正大光明得把自己对司马迁的看法说出来,写出来,印出来,怎么能叫做“腹诽”?

            一个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司马迁其人其书在汉代一直不受好评。到汉末王允还说司马迁写了一部谤书呢。汉代以后几千年也很少有人把司马迁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鲁迅才说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为鲁迅在近代的地位,解放后的教科书里司马迁才一片伟光正。

            司马迁是不是伟光正?单看他笔削和自己有关的那段历史就知道人无完人。写《报任安书》的时候,司马迁早已了解李陵投降的前因后果,以及李陵在匈奴的表现。但他就是不写汉武帝为啥要杀李陵全家的因果,让读者认为汉武帝滥杀无辜。这恐怕怎么都说不上是伟光正吧。

            • 家园 好吧,腹诽二字描述不准,应该叫以一家之言论他人历史地位

              你举了很多负面的例子,但我也找了很多正面例子:

              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

                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杨雄(前58~公元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他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韩愈(768~824),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773~819),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郑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一个思想敏锐而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人。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他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改良主义者、学者。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五、现代、当代

                建国前《史记》研究收获颇丰,名人迭出。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评论惊世骇俗;建国后《史记》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济济,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酷爱《史记》,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园人,近代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锋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1924~1991),陕西省韩城市苏村人。当代著名作家,原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译家,原任毛泽东俄文翻译、顾问,中央编译局局长。他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距今已有近1700年。“夏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慕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又据县志载:“水经注:子长墓有庙,庙前有碑。晋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柏。太史公曰:迁生龙门,是其坟虚所在矣。”到北宋靖康四年重建寝宫。以后,千余年来屡经修缮,增建。

              在司马迁祠院的后面,苍松掩映着司马迁的墓茔,这座形状极似蒙古包的八卦墓,传说是元世祖忽必烈敕命改建的。在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此时《史记》已在全国广泛流传,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不仅为汉民族所接受,他主张全国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也正符合金元统治者的需要。忽必烈不仅在《史记》中看到了进步的民族观,同时也找到了本民族发展的渊源,他以为正是司马迁这位汉族史学家为更多的少数民族记录历史。于是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为史圣改修了这座蒙古包形样的砖砌圆墓。

              • 家园 你引用的文章解错了了不少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刘向是汉朝人,怎么能评论一千年后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说什么“史学双璧”?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班固的原话是: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这里班固只是引用刘向、扬雄的评价。并不是说班固就一定同意他们的看法。只不过作为公平的史家,班固要把正反意见都罗列一下罢了。

                把引文当作班固的看法,你引用的那篇文章作者的古文水平需要提高。

                班固对《史记》的看法其实是这样的: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班固在这里直接说司马迁因为受了腐刑所以写文章报复社会,不是君子所为。

                杨雄(前58~公元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他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扬雄在《法言》里的那段话其实是这样的。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意思是说《淮南子》可取的地方不如《史记》多。《史记》还有符合圣人之道的可取之处。《淮南子》就鲜有这类可取之处。如果非要说这两者哪里可取的话,也只有涉及儒家的那部分吧。《淮南子》的内容一些符合儒家经典,一些不符合儒家经典,出入很多,自相矛盾。司马相如的文章浮华,但教育意义不大。司马迁的《史记》则贪多嚼不烂,对很多不符合圣人之道的资料不忍割舍。孔子写了很多,他写的多的是圣人之义。司马迁也写了很多,他写的却是稀奇古怪的道听途说。

                扬雄在这里其实是批评司马迁的文章和主流三观背道而驰,不符合圣人之道。您文章的那位作者把批评当赞扬,真是有才!

            • 家园 关于《史记》的历史地位

              因为鲁迅在近代的地位,解放后的教科书里司马迁才一片伟光正。

              此说不妥,仿佛解放后大家都没有思考问题的能力。只会搞个人崇拜似的。鲁迅先生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不是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钱穆先生关于史记的的这段评论是正确的:

              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 家园 司马地位高未必因为其见解高

                他写得早,地位不能不高,就跟胡适在学术史的地位一样。

                后世史家不学司马是有道理的,总不成大家把历史学成小说,然后发表一番痛快言论了事。这方面可以参看刘知几的大体论述。

              • 家园 辩证一下官史私史

                史祝同源,最早没有官史私史之别.史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是世袭的职业.从他记史的独立性而言,象是私史;从他可以利用官方资料,参与官方活动,享受官方供养又象是官史.但当时的史录只能是官方的,不可能有私史.只不过修史还是世职,官方统治者也无心干涉.老子是周的柱下吏,孔子和左丘明只是利用官方史而已.

                司马迁是太史令,继承其父职务,所修应该也是官史.只不过由于历史惯性,那时史官还有很大的独立性,尤其是他们记录当代史,那就连政府也无暇追究.所以<史记>保留了浓厚的个人色彩.

                官史私史的区别是在司马迁以后才正式出现的.但官方一直打击私史,私自修史是可以杀头的.

            • 家园 我设想一个场景

              任安的信是在巫蛊之乱之前不久写的,司马迁收到之后没有立即回信

              之后京城大乱,任安下狱,派人找司马迁....然后....被武帝发现了,皇帝就得问了,“啊,你和任安还有来往嘛”

              史公只好把之前的来信拿出来,解释一下“好久不联系了,这信还没回呢”

              皇帝就发话了,他都下狱快死啦,你总的给回个消息吧,然后史公就当着皇帝的面儿,写了这封回信,越写越来气,也就越写越长,......以下省去N千字

              本场景纯属瞎编,如有雷同则属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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