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伊比利亚美洲地区的基督教可以依靠殖民地政府的官方支持（尽管殖民地执政官还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处理，因此传教事务难免遭到掣肘）。但是基督教在亚洲或非洲等地却没有这种便利。此外由于千百年来亚洲和欧洲之间始终接触不断，欧洲人也不能依靠疾病来削弱亚洲的主要帝国。在这里葡萄牙人是主要的欧洲天主教强权，即使在在1580年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获得葡萄牙王位的时候，葡萄牙的虚弱依然意味着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活动很难得到或者根本得不到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在印度与中国这样远比葡萄牙人力量更强的本土帝国尤其如此。葡萄牙当局只有在小片飞地当中才能行使真正的控制权，例如设在印度果阿的堡垒要塞。也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效仿西班牙人创造的纯色基督教文化——不过拿“纯色”这个词来形容冲动冒失的反宗教改革巴洛克风格果阿殖民教堂倒是未必合适。这批教堂当中包括迄今为止亚洲最大的天主教教堂。葡萄牙人的宗教言辞总有忽视政治现实的倾向，而葡萄牙教会当局则经常给非葡萄牙的其他欧洲传教士们找麻烦，坚称保教权向自己授予了文化与宗教方面的至高管辖权：果阿大主教也就成为了环太平洋天主教教会的一把手。

一旦走出这些不甚舒服的欧洲统治区域，天主教在亚洲就只能凭本事安身立命了。他们的活动区域往往曾经一度经历过成功的传教活动以及随后的逐步凋零。在广大亚洲人口当中，基督教唯独在菲律宾群岛（这里是以腓力二世命名的西班牙殖民地）才最终确立了结实的立足点——但是这个特例只是对于一般原则的证明。就像在美洲一样，奥古斯丁派的行乞修士在菲律宾领导传教工作的时候也能获得殖民当局的强大军事支持。事实上，马尼拉的主教职位一开始从属于千里之外太平洋彼岸的新西班牙大主教区，因为菲律宾殖民地与马德里本土政府的绝大部分联系都要经由新西班牙进行中转。这个第一眼看上去有些古怪的联系很好地体现了菲律宾传教活动与西班牙美洲传教经历的相似性。

对于传教士来说，在缺乏军事后盾的前提下介绍基督教信息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这批传教士基本上要么是耶稣会士，要么是行乞修士，此时他面临着为数众多的亚洲民族与古老微妙且充满自信的文化，而且往往对于西方人能否提供任何有价值教诲抱有深切的怀疑态度。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与印度教精英难免会本着看戏不怕乱的讥讽态度审视基督教新来者与源自叙利亚的二性论“马.托马”教会（Mar Thoma）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葡萄牙人蔑视他们眼中的教派分裂者或者异端基督徒，并且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分裂和争端。在当地人眼里，这种行为实在算不上对于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有力演示。天主教徒烧毁了古老的二性论基督教图书馆，偶尔还会烧死几位二性论异端。此外天主教神职人员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印度传教工作面临着一项长期性的阻碍：印度教教徒皈依基督教之后就会自动失去种姓。因此传教士在种姓制度最低阶层人群当中取得了最显著成功也就不奇怪了（尽管还有必要说明一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过去几百年间为自己确保了较高种姓地位的马.托马基督徒曾经接触过这一群体）。

有一个基督教的成功故事理应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为这个故事对于基督教在亚洲非洲传教工作的未来成功有着尤为显著的意义。若昂.达克鲁斯（Joao de Cruz）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原印度教商人，1513年他在里斯本获得了新的葡萄牙语名字。为了平复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他来到印度南部的渔人海岸进行贸易。当地采珠人（Paravas或Bharathas）的不幸遭遇令他大为触动。这些人曾经也是特权种姓阶层，但是在一次失败的叛乱之后，当地统治者与他们的阿拉伯商人盟友一起将他们推向了穷困潦倒近乎灭绝的境地。见此情景，达克鲁斯随即建议采珠人向葡萄牙人寻求保护——这也自然意味着归附基督教。据说到头来总共有两万名采珠人接受了洗礼。*26* 因为采珠人习惯随着四季变化在广阔区域内往返迁徙，他们将自己对于新信仰的热情传播到了马纳尔湾另一边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即使当新教荷兰人在1658年攻占锡兰并且出于宗教改革欧洲特有的宗教偏见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系统性地压制天主教徒，当地天主教依然秘密坚持了下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荷兰人困惑而又愤怒地发现，锡兰的天主教徒数量居然比有荷兰归正宗教会成员人数还多，尽管后者得到了官方的扶植。荷兰统治结束时，归正宗教会也随之倾颓，而天主教教会却依然健在。*27* 这位亚洲次大陆当地人所采取的举措表明，由欧洲人启动与运作的传教活动会随着他们的维持能力而同步地兴衰浮沉，而本土居民构成的传教基础却没有这个问题。

1542年，依纳爵.罗耀拉的早期耶稣会同伴方济各.沙勿略开始了为期十年且成果丰硕的亚洲传教之旅。此后耶稣会士才开始逐渐积蓄力量。现在耶稣会当中出现了一种与伊比利亚美洲传教活动十分不同的全新态度：世界其他信仰可能也有一些价值，也能反映上帝的目的，因此值得花费气力来了解印度的文化，语言和文学。这种态度与耶稣会在欧洲对待新教的立场可谓相去甚远，不过异端本来就比其他信仰更加危险。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以下事实的证明：正是这位沙勿略当初将葡萄牙皇家宗教裁判所引入了果阿，旨在对付马.托马基督徒，虽然这个机构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是一位来自葡萄牙的犹太裔“新基督徒”。这一点很有伊比利亚经典风格。*28* ：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伯特.德.诺比利（1577年-1656年）在印度进行了最大胆的实验。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在印度南部模仿起了高种姓印度人的生活，还穿上了在印度只有圣人才能穿的礼服。他流利地掌握了恰当的语言，并且特别留心地向布道听众们指出他不是Parangi （葡萄牙人）。尽管摆出了这套排场，高等种姓的印度教徒仍然倾向于无视他。但他的策略的确在低种姓群体当中为他确立了宗教上师（guru）的地位。葡萄牙当局激烈反对诺比利的做法，但最终还是于1623年在罗马打输了官司。诺比利在纷争期间发回欧洲的报告是西欧对于印度教和佛教的最早期认真记录的组成部分。日后天主教教会在印度南部泰米尔国家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完全得益于诺比利和他的意大利继任者，但他们的工作在十八世纪遭受了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严重迫害，此外南美的耶稣会对于他们的做法一般也采取压制态度。*29*

实际上诺比利的做法是效仿了耶稣会在中国这片广大传教地区施行过的先例。面对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葡萄牙在这里的影响力更加弱小，甚至还不如在印度的时候。*30* 中国人并不特别热衷于大规模对外交往，甚至对于贸易都不感兴趣。而且中方的强大军力也使得葡萄牙人无法在澳门这块弹丸大小的贸易飞地上复制果阿的强制改宗政策。耶稣会士很快决定传教士必须适应中国习俗。这个决定意味着大量的快速自我教育。第一位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1582年初到中国之时穿了一身佛教僧袍，当时他并未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主导者多么鄙视佛教僧人。*31* 当地人指出这个错误之后，他和他的耶稣会同事们转而装扮成了儒家学者并且留起了长须。他们决定向当地人表明，在这种深切崇敬学术的文化当中（他们自己自然十分赞成这种精神），他们的学识也是值得尊重的。早在之前几十年，耶稣会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套学院网络并且积累了大量教育经验，因此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学术方面颇有优势。1647年，有一位葡萄牙裔耶稣会成员做了一个军事气息颇为浓厚的比喻：耶稣会开设的学院就好比“装满天国兵士的特洛伊木马，每年都会培养众多的灵魂征服者”。他还有些顽皮地声称，耶稣会针对传教士的长期训练难免让人想起博物学家普林尼认为大象胎儿要在母象子宫里孕育两年才会出世的说法。大象与耶稣会传教士的孕育时间之所以如此漫长是为了一降生就做好战斗准备并且将其他所有生物全都吓得魂飞魄散。*32* 耶稣会士在数学、天文与地理方面的造诣的确为中国的上层阶级留下了深刻印象，耶稣会士也通过这些专业技能颇为光荣地在皇帝宫廷里挣得了一席之地，甚至还接手了帝国历法的改革——但却没能赢得大量信徒。

耶稣会很喜欢强调他们在中国宫廷当中的荣耀地位，但是这种做法难免掩饰了基督教追随者数量增长的真正原因。这些信徒的社会构成与皇帝身边的显赫人物可谓相去甚远。到了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传教工作达到了成功的巅峰，信众人数大约达到了二十五万——倒也算得上是一桩非凡的成就，尽管就像在印度一样，这个数字与当时中国总人口相比依然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33* 但是当时全中国总共只有七十五名教士，而且他们还面临着语言不通的巨大困难：比如（耶稣会在美洲已经遭遇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听取告解呢？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采取了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即激励当地非神职人员担任领导。这些当地教会领导人既包括美洲传统模式的传道员，又包括所谓的“中国受贞女”（兴许是受了乌苏拉修女会的启发）：她们的身份是普通教众，一方面终生独身，但同时仍与家人同住并且面向妇女和儿童进行讲道。尽管在华神职人员的人手缺乏情况变得越发严重，尤其是在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驱逐外国教士之后，但是这项措施依然将中国的传教工作延续到了十九世纪。如果说反宗教改革欧洲的趋势是神职人员对于教众生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控制权，中国的大环境则始终推动着平信徒的活动——十八世纪中国天主教在朝鲜半岛的分支传教活动同样显示了这一点。*34*

就像在亚洲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葡萄牙对于非葡萄牙裔神职人员的怀疑阻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此外还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方济会与多明我会从菲律宾来到中国的之后针对耶稣会竞争者发动了凶狠的攻击，并且在传教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屡屡发难。怀揣美洲传教经验的行乞修士们与中国本土宗教进行了全面对抗，与耶稣会士对待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态度形成了激烈反差。他们特别反对敬拜孔子与家族先祖的传统仪式，甚至还公开宣称已故先皇正在地狱里忍受烈火烧身。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法国人（其中包括许多同情所谓“詹森主义”的法国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国传教圈子里举足轻重的存在。仗势压人的他们同样反对弹性传教策略。这场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甚至影响到了远在欧洲的罗马。经过了漫长的斗争之后，连续两任教皇在1704年与1715年谴责了祭孔与祭祖仪式 。西方基督教理解与适应另一种文化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就这样遭受了深刻的重大挫折。考虑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1724年雍正皇帝的反应如此愤怒也就不奇怪了。*35*

葡萄牙以亚洲或非洲基地为立足点所发动的任何一场起初取得非凡胜利的传教活动最终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基督教在日本的活动就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证。*36* 沙勿略和他的耶稣会士同伴们早在1549年就抵达了日本，此时距离葡萄牙人首次造访日本仅仅过去了七年。此后耶稣会一直统御着日本的传教工作。他们很快就取得了成果：到了十六世纪末，大约有三十万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其中耶稣会坚定且富有想象力地迎合日本风俗习惯的作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一开始，耶稣会对待日本文化的态度就十分认真。沙勿略曾经断言“与世间诸国相比，日本人尤其愿意接纳我们的神圣信仰”。他建议耶稣会多多招徕低地国家与德国的会士前来日本传教，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寒冷天气，因此工作起来也更有效率。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曾经设想过组建一支日本本土人员教士队伍。还有一位名叫加斯帕.科埃略的葡萄牙人，到1590年为止他已经在日本招募了七十位初学生。此人尤其重视贵族和武士的儿子，因为这些人在日本社会很受尊重（他的同事们对此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并且限制了他的举措）。*38*

尽管在传教方面取得了成功，耶稣会士们却在政治方面陷入了致命的纠葛。无论是葡萄牙贸易政策还是日本内政对于他们来说都暗藏杀机。葡萄牙贸易的主要支柱是他们所谓的“大帆船”（Great Ship），每年都会满载金银块与奢侈品往来于葡日两国之间。耶稣会不仅投资大帆船借以支持耗资不菲的传教工作，同时也鼓励这些船只尽可能地多造访几个日本港口，从而激发当地人对基督教的兴趣。传教士和商人有幸在最恰当的事件到达了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状态，许多封建领主都将基督教视为吸引葡萄牙贸易并且进一步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有用手段。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势力是强大的德川家族，他们起初也曾鼓励过传教活动。但是到了1600年，德川家族已经扫清了所有政治对手，因此不再将基督教视为方便法门，而是将其当成了麻烦甚至威胁。他们的态度转变并非全无理由：菲律宾之所以相对容易地落入西班牙王室的控制之中，正是因为奥古斯丁派的行乞修士早在腓力国王的战船与士兵到来之前就通过传教活动在菲律宾群岛开展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方济会行乞修士在1593年抵达日本并且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传教工作，结果导致的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早在耶稣会在中国引发争议之前，这批方济会传教士就对日本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态度，致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十七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将欧洲人全部驱逐出了日本，只保留了一个遭到严密管制的贸易点。*39* 然后德川幕府就发动了一场基督教历史上最野蛮的迫害活动。幕府政权对于日本基督徒的镇压也得到了新教荷兰的军事援助。当时荷兰人正在竭力破坏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因此毫无顾忌地与天主教耶稣会士以及行乞修士作对。尽管本土信众展示了非凡的英雄主义，但是日本教会还是沦为了人数稀少且欠缺教诲的残迹。两百多年来日本教会一直秘密地苟延残喘，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欧洲人使用武力打通日本国门并且大为惊讶地重新发现他们为止。欧洲人随即废止了日本官方的“踩踏基督”作法，即强逼涉嫌信仰基督教的嫌疑人踩过基督或圣母的绘像，从而迫使他们弃绝基督教。人们常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不过日本的迫害活动却提供了难以回避的反例。*40*

就这样，耶稣会进入了一个可以真正称为“反宗教改革”的时代，这是特伦特会议最后阶段的结果。保罗四世教皇拒绝召开会议，不愿意与他人共同决策，所以在1552年到1562年之间始终没有召开特伦特会议，此时保罗四世已经踏踏实实地去世了三年。到1563年底，特伦特会议已经完成了预定工作，并且形成了一套条理分明的天主教方案。人们很方便地用特伦特的拉丁语拼法将这套方案贴上了“特伦特路线”（Tridentine）的标签。特伦特路线的收官之作是一整套统一口径的天主教教义问答：这种崇拜行为的统一化在西方历史中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分支的历史当中都没有先例，最近也仅仅在英格兰地区以及少数路德宗地区有过少见却意义重大的特例。当然，特伦特路线的礼拜仪式使用拉丁语，而不像新教崇拜活动那样使用各国本土语言。但这里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希腊，东欧或亚美尼亚等地隶属于罗马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各种当地语言进行礼拜仪式。因此特伦特会议对这个问题仅仅一笔带过，并未积极支持拉丁语弥撒，只是否定了弥撒始终应当用地方语言进行的主张。如此节制的口吻并不是为了照顾新教徒的情绪，而是为了体现教皇对于东正教边境日渐加强的关注。这次会议在神职人员强制单身的问题上同样缄口不语，恐怕在这方面也有照顾东方教会的外交动机，因为东方教会的神职人员素来有可以结婚的传统。在推行单身要求的时候采取更大的灵活性和想象力将大大有助于教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工作，因为在许多社会当中坚持独身的做法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纯粹是不通情理。*16*

有一个问题几乎导致了会议的全盘崩溃：教会当中的最终权威究竟在谁的手里。这场纷争的起始来自两方面，首先有人试图强迫各位主教居住在他们的教区之内，其次则是一场很有必要的关于圣职本质的一般性辩论——主教职位是基督设立的呢，还是教会在早期发展当中设立的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暗示着主教的权威来自教皇，因为教皇是彼得的继任者，而基督又将自己的教会建在了彼得这块磬石上（马太福音16.18 ），而不是说每一位主教都能直接代表基督的权柄。主教群体对此普遍热情不高，帝国境内的采邑主教们尤其不乐意把教皇的地位捧得这么高。这个问题的杀伤力太强了，实在不好解决。最后全靠决议起草人的生花妙笔才没有将绝对的神圣权力交付到教皇或者全体主教任何一方手中。在实践当中，十六世纪后期的许多集中化宗教改革都将优势交到了教皇手里，尤其是因为这些改革赋予了教皇及其手下官员诠释特伦特会议决议与原则的责任。在十九世纪大相径庭的情况下，1870年的第一届梵蒂冈会议正式作出了有利于教皇至高地位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

特伦特会议为教会留下了一套1553年玛丽女王出人意料地登上英格兰王座之后在其治下首次得到尝试的项目。人们并不经常将玛丽的统治视作特伦特路线实验，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玛丽女王只剩下了五年阳寿，实在没有时间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英格兰的新教史学著作一直都认为英格兰新教改革始终平稳推进，而玛丽女王的执政时期只是一段毫无影响力的插曲。玛丽一度曾经热切地渴望自己能生下子嗣并继续自己的事业，但这份渴望最终还是破灭了，从这一点来说她很值得同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坚信自己怀有身孕，直到最后她身边的所有人都悲哀地意识到这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此外她还大张旗鼓地以异端罪名烧死了许多新教徒，这种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整整落伍十到二十年的行径也极大地抹黑了她的历史遗产，除了为英格兰新教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殉教者清单之外没能起到任何效果。与此同时保罗四世教皇也没有给玛丽女王帮忙。因为他继位之后急于清算旧账，一心要搞掉早已形同陌路的红衣主教博勒，铲除神修派的残存祸根。当时博勒已经返回了故乡，接替遭受处刑的托马斯.克莱默担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前的尤利乌斯三世教皇曾经非常明智地将博勒作为教皇特使派驻到了新近皈依天主教的英格兰，但现在保罗四世却要将他传唤回罗马面对异端指控。此外保罗还与玛丽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宣战。可怜的玛丽，天主教会的忠诚女儿，如今却走到了里外不是人的地步，不得不反对教皇的意旨，禁止博勒出境，以免他在罗马沦为异端而死（这简直就是一定的）。保罗的偏执同样也使得天主教波兰国王十分难做。*17*

然而如果我们不仅仅盯着玛丽火烧新教徒的可怖失策以及她与教皇之间的惨淡关系，并且对于这段历史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重新检视，就会意识到玛丽的教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践行特伦特路线的先驱，而领导这座教会的博勒毕竟是一位献出整个职业生涯思索教会改革问题的大主教。*18* 英格兰卓有成效地训诫了在爱德华六世治下娶妻成家的教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让他们与各自的妻子分离并成功地将他们重新部署到了新的教区；相比之下罗马在接下来五十年里一直操心费力地试图在欧洲中部确立统一化的教士独身政策。身为教皇特使的博勒利用职权召开了多次国教会会议，借此清理整顿了几十年的教会财政恶化局面，并且开拓了圣餐礼敬拜活动的新实践。他的主教鼓励讲道并出版了官方布道词来与新教徒一争高低。最关键的是，他还实施了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神职人员培训学校与神学院的计划；这还是天主教教会第一次认真着手解决教区神职人员培训问题，从而使他们拥有足以与新教牧师相媲美的口才。

在玛丽女王的五年统治时期，耶稣会尚未在英格兰开展工作。当时他们将这项任务留给了腓力国王引入英格兰的杰出西班牙语多明我会修士，因为此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而且也没有足量受过训练的英语耶稣会士——但依纳爵的《神操》的英语译本已经出现在了市面上，而且耶稣会士在1558年已经来到到了英格兰准备大干一番，但是玛丽女王的骤然离世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19* 英语天主教现在面临着一场灾难，因为根据1554年签订的严格婚姻条款，腓力国王只有在玛丽为他生育子嗣的前提下才能继承英国王位。当初敲定这项条款的英国政客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贪得无厌很不放心，以至于让这份疑虑压倒了自己身为天主教徒的感情。结果到头来，新任女王兼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是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她那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的鳏夫对她大献殷勤，但她并不为所动。现在耶稣会以及所有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全都在英格兰遭到了取缔。如果他们在英格兰遭到逮捕就将会面临死刑。但天主教徒仍然感到迫切需要维护英格兰境内依旧愿意忠于罗马的少数群体。面对虽然时断时续但总是十分野蛮的打压（以及关于未来策略的严重内部分歧），耶稣会士与其他非耶稣会天主教神职人员一起耐心而英勇地在英格兰建立起了一个天主教群体，由当地士绅家族领导，分散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个群体挺过了1603年的伊丽莎白逝世以及通过强大歧视性立法体现出来的十七世纪迫害以及十八世纪边缘化，一直坚持到了现代。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爱尔兰，方济会修士发动了另一场遥相呼应的传教活动并取得了远比耶稣会更为广泛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新教改革很快就与威斯敏斯特对于爱尔兰岛的掠夺剥削画上了要命的等号，而且改革活动懒得用当地大多数人的通用语言盖尔语来表达自己。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君主们一直试图在爱尔兰臣民当中推行一条从未动摇的宗教路线但始终没有成功，这种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可谓绝无仅有：对于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来说，这场失败实在是非同小可。然而在这个非凡的故事当中有一点很讽刺的因素。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曾经推行过一项政策，在莱伊什郡与奥法莱郡设立定居点安置英格兰移民，直到1918年至1922年革命之前，这些地方都被人们称作国王和女王的郡县。这是为了纪念玛丽女王和她的丈夫西班牙的腓力国王。此时腓力国王已经已经在中南美洲地区非常成功拥有了大片西班牙殖民地。换句话说，如果英国君主一直信奉天主教，也许爱尔兰反而会改信新教，正如荷兰共和国对付外来殖民占领的反应一样。但由于玛丽早亡，信奉新教伊丽莎白又匆匆登基，使用盖尔语与英语的爱尔兰人都越来越容易将天主教作为爱尔兰不同于英格兰的象征。

此时天主教已经失去了英格兰，而北欧大部分地区也落入了新教手中，于是特伦特路线天主教转而向哈布斯堡家族求助。查理五世于1556年逊位，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耗尽了他的精力。逊位之前他将家族遗产一分为二：他的弟弟当选成为了下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并且接管了中欧地区的其他其他哈布斯堡王朝领土，而他的儿子腓力则继承了西班牙的所有海外自治领。虽然家族的两大分支都决心匡扶教皇天主教，但具体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哈布斯堡王朝最近刚刚在路德宗帝国王公手里吃了败仗，致使斐迪南一世被迫出面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他的哥哥实在放不下身段），这件事始终令他耿耿于怀。斐迪南一世统治着三个强大的西方基督教分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以及波西米亚胡斯主义圣杯派。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都曾经试图迎合路德宗，他们哄骗一位十分勉强的教皇允许天主教教友按照胡斯派的方式饼酒同领，并且在维也纳维持了一座庇护多种信仰的宫廷。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弟弟斐迪南二世大公对此很有看法。年享高寿的他长期统治了多个家族领地，并且在领地当中推行了激进的天主教路线。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另一个弟弟查理二世大公也像斐迪南大公一样强硬，并且与帝国当中依旧信奉天主教的望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巴哈大公结成了姻亲。*21* 此外他们也鼓励耶稣会士在自己控制的城市与乡镇设立机构，他们也极力确保了重要的主教职位不会落入路德宗的手里，就像从前霍亨索伦家族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所作所为那样。

腓力二世与玛丽的婚姻可谓乏善可陈而且最终导致了十分尴尬的结局。玛丽的去世终于把他从这桩婚姻当中解脱了出来。他于1559年返回了西班牙，着手应对越发高涨的动荡局势和金融混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当成了最重要的盟友。腓力的统治地点是一座体量庞大但气象惨淡的修道院制式新宫殿，名叫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他未来的墓穴也修建在这里。腓力二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工作狂气质，一心要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成为像他父亲那样重要的角色——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网格状布局正是以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为基础，尽管参观者往往会以为这一结构象征了杀死修道院主保圣人圣劳伦斯的火刑铁架。腓力和他的政府致力推行以下主张，即维持西班牙人身份的方法只有一种：成为一个传统天主教徒，不与外来思想发生任何未经监督的接触，以免受到沾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王很乐意地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支持者。

有些意料之外的人物也成为了宗教裁判所实施国王政策的受害者。耶稣会仍然是怀疑的对象，就像年轻的依纳爵.罗耀拉本人一样。他本人以及许多率先推行耶稣公众教育计划的贵族耶稣会士都被赶出了西班牙，这些贵族当中就包括加泰罗尼亚前任总督，甘迪亚公爵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去国之后他在耶稣会内部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总会长。*23* 宗教裁判所甚至还断送了托雷多大主教、杰出的多明我会神学家巴托洛梅.卡兰萨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的玛丽女王宗教实验期间，他一直是博勒的重要助手。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为了驳斥新教异端，他十分认真地下大力气学习研究了新教异端，结果不慎学得太多了。结果卡兰萨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十七年，甚至连弥撒都无权参加。尽管一度得到平反，但这位原本可能成为西班牙反宗教改革理想领袖的人物最终还是困顿潦倒地去世了。更有甚者，卡兰萨遭到逮捕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在玛丽女王治下的英格兰起草了一份教义问答，而宗教裁判所却怀疑书中的内容。罗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终都将这本书列为了禁书。然而卡兰萨的教义问答终究还是在特伦特会议之后得到了教皇的批准，成为了特伦特路线教义问答的基础，为这出凄惨的黑色喜剧平添了最后一笔润色。

此外还有两位遭到西班牙教会官方骚扰的人物，他们后来成为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历史上最著名的名人，他们分别是阿维拉的德列萨和胡安.德.耶佩斯（十字若望）。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说法，这二位的的家人都是所谓的“新基督徒”，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应当地遭到了怀疑。我们可以认为这二人都是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西班牙宗教大洗牌造成的能量漩涡当中跳出来的人物。他们都加入了加尔默罗会（两人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也招来了官方的忧虑）。德列萨试图让加尔默罗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出身于旷野。她的方法则是重建加尔默罗会，要求新建修会（Discalced）的男女会众一律赤足往来。她努力说服教会当局在想象层面上迈出一大步，允许跟随她的女性会众在修身冥想与积极行动之间寻求平衡。灵魂旅程一直是过去几百年来神秘主义的特征，现在物质世界当中的旅程也成为了神秘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过许多麻烦与挫折之后，德列萨培养成了一套特殊的才能。按照她的一位仰慕者的说法，她能“让男人们下达她愿意遵守的命令”。*25*

今天的人们一想起德列萨往往会想到乔凡尼.洛伦佐.贝尔尼尼为罗马圣母胜利教堂创作的那尊张力十足且极其性感的雕塑。她对此恐怕不会太高兴，因为（根据她手下一位修女的供述），德列萨在临终之前专门请来画师描绘自己离世的场景，并且本着一贯的精准风格与远胜平时的端庄做派，按照当时绘画当中的常见范式，摆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悔罪的姿势。她总是说大白话，并告诉追随她的苦修者们要同样行事：

“他们必须小心自己说话的方式。说话应当简单，直率并且虔敬。他们应当效仿隐士与避世者的风格。他们不应该使用通行于俗世的新造词汇与做作口吻——我想这应当是他们对于此类词汇的称呼——因为在俗世之中总会有新的风尚。在这方面他们应该为言语粗陋而非咬文嚼字而感到骄傲。”*27*

德列萨肯定曾经以激情洋溢的口吻谈到过自己与神性的亲密接触。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主义者（主要但不完全是女性）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她谈到了自己的心脏如何遭到刺穿，自己如何与神性结为奥妙难测的眷侣，尽管她并不像当年的阿格尼丝.布兰比肯那样纵情于肉感描写。她很清楚，在她所处时代的西班牙，任何一位胆敢在属灵问题上发言的女性都无异于行走在钢丝之上。但她仍然坚韧不拔地一口咬定，女性在灵修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而且让她们开口说话的正是救主本人：“我的灵魂之主啊，当你行走人世之际并不憎恨女性，你总是更加同情并青睐她们，她们内心的爱与男性无二，信仰坚定则更有过之。”*28*

对于德肋撒与胡安来说，情色气息浓厚的雅歌成为了神性启示的关键圣经文本。胡安不惮反复将自己描绘为基督的情人与新娘（后者的出现频率相当高）。根据传统，基督的新娘这一意象通常用于体制化教会或者女性信徒，不过他却满不在乎地将这个意象套在了自己身上。因此他的自我表达方式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基情四溢，令人瞠目：

“哦，良人与爱人交会之夜。爱人在良人之内变化！我那如花的胸房只为他而存在。他在胸房上休憩，我轻柔地抚摸着他，穿过一排排雪松的清风在身边流过。”

“清风吹过角楼。我打开他的锁，他轻柔的手挽住我的颈项，我一切的感官都暂停了。”

“我失落在无知无识之中，我的脸颊贴在爱人身上。一切都停止了，我弃绝了我自己。我一切的忧惧都遗忘在了百合花从。”*29*

胡安发现，即使是451年卡尔西顿信经这样的古老技术性神学语言也能启发他对于雅歌含义的理解

“自从灵魂成为神子的未婚妻，投入温柔而完全的爱以来，上帝就召唤了她，让她进入祂那百花盛开的花园，与神子圆房并同登至上喜乐之境。在这一境界当中，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以及神与人的沟通如此完满，以至于尽管灵魂与神子都未改变，但两者看似都成为了神。”*30*

胡安不仅以极其肉感的模式来谈论爱，还入骨三分地探讨了人类最终极的孤独——遭受排斥与贬低之后所感到的孤独。他本人就曾经被这种孤独感淹没过。1577年至1578年间，他自己所属的加尔默罗会的领导层将他监禁了九个月。在监禁期间他达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出逃。他的残本沉思录《灵魂暗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是针对此前另一篇论文的总结。他将这篇论文称为《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根据《攀登》的描述，在最初的感官刺激与随后的纯化净化之后，所谓的“暗夜”是灵魂体验的第三阶段，“更晦涩黑暗且可怖的涤罪”。*31* 这篇论文的体例是八节情诗，后面的诗节已经在前文当中引用过了。在《灵魂暗夜》当中，胡安还没来得及严密检视几行诗句，行文就中断了：从现存部分来看，这篇文章详细而耐心地解释了诗句向读者体现的众多含义，揭示了这些肉感十足的诗句当中包含着怎样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足以使当代世俗读者目瞪口呆。通读诗篇的旅程就是胡安所谓的涤罪沉思，这个过程将会被动地在灵魂当中引发灵魂对自身以及上述事物的否定。良人与爱人的相互爱慕会通过上文提到的黑暗沉思为读者提供完成这段旅程所需的力量与激情。《灵魂暗夜》颂扬穿越黑暗抵达上帝的旅程所能够带来的无上喜乐。这段旅程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世、魔鬼与肉体这三个拦路仇敌全都无法阻挡。*32*

德列萨与胡安经历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在他们身后是蓬勃发展的赤足加尔默罗会，这个教团得到了西班牙社会最高层次的支持。教团不仅决心要让罗马将自己的创始人奉为圣徒（在德列萨去世后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个愿望就在1612年得到了实现），而且还有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让德列萨取代圣地亚哥担任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这一行为既是虔敬之举，也是强硬的政治招数，旨在回击教会内部一直以来都在为难德列萨与胡安的各种势力：加尔默罗会很幸运地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1618年，得到卡斯蒂利亚国会（Cortes）鼎力支持的腓力三世国王说服教皇将德列萨指定为西班牙的另一位主保圣人，尽管反对声浪远未就此平息，而且还与西班牙高层政治更加密切地纠缠在了一起。*33* 至于胡安或者说十字若望不得不等得更久，直到1726年他才终于被教会正式册封为圣徒。

因此在1525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农场主战争的黑暗记忆彻底了断了任何在欧洲全境发动大规模联合革命的机会。相反，宪制宗教改革应运而生：由行政人员领导的新教运动。这些可以是神学大师，，也可以是各种地方实权派——国王，贵族，市议会。“宪制宗教改革”这句判词很有使用价值，笔者在下文叙述中将会经常使用。因为此时仍有许多激进基督徒推行着各自版本的宗教革命，他们的激进改革在特点与信条方面都与宪制新教主义非常不同。在瑞士，有些人意识到茨温利对于过去的否定与路德相比更加系统化且富有逻辑。受到这一点激励的他们继承了茨温利关于圣餐礼和洗礼的思想。如果茨温利认为圣礼的本质是已经获得上帝赐予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对于信念的宣誓，那么基督教洗礼想必应该是受洗者表明信仰的自觉行为——所谓“信徒洗礼”。显然婴儿做不出这样的行为，所以应该只允许成人受洗。毕竟新约当中找不出哪怕一处婴儿受洗的明确例证。从历史上看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在之前的基督教历史当中几乎从没有人反对过反对婴儿洗礼。对于宪制宗教改革者来说，这种想法造成了极其令人不快的冲击。由于激进分子试图为那些身为婴儿时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进行一次全新的真正洗礼，因此他们的敌人就仿照希腊语的组词模式将他们称作再洗礼派（Anabaptist）。显然信徒洗礼的支持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行是重新洗礼。他们对于自己的看法可以通过一个中性德语单词得到更好的表达：Taufer （洗礼派）。

这项基于茨温利神学的逻辑推演使得茨温利本人感到万分震惊，因为这项推演的结论与他的另一条核心思想相互矛盾，即苏黎世教会包容了整个苏黎世。以成人身份主动选择洗礼等于将社会整体分裂成为信徒和非信徒。这将结束他本人与路德乃至教皇都视若珍宝的假设，即整个社会都应该通过教会参与基督教。所以从1526年开始，正在老教会开始着手迫害宪制宗教改革的领军人物时，饱受农场主战争之苦的苏黎世也发动了针对再洗礼派教徒的迫害，以至于在利马特河里淹死了四名再洗礼派教徒。再洗礼派被赶出了日常社会。有一位莱昂哈特.冯.列支敦士登伯爵曾经允许他们接管摩拉维亚小镇尼哥斯堡建立自己的官方教会并施行信徒洗礼，但是这段与地方长官的联盟关系在1527年戛然而止。伯爵头上的哈布斯堡王朝领主传来命令，烧死了尼哥斯堡的一名茨温利追随者，名叫巴尔萨扎.胡伯迈尔的前高级学术人员。于是激进的再洗礼派人员开始强调自己与普通社会的差异。

当他们转向圣经寻求指导的时候，这些激进人士相当正确地注意到了早期基督徒刻意与周围世界拉开距离的做法。使徒行传谈到了基督徒共同拥有全部财物的行为。耶稣基督也曾经明确指出“甚么誓都不可起”（马太5.34） 。十诫则规定“不可杀人”。因此激进派们开始在欧洲各地寻找人迹罕至的角落，打算在那里创建自己的小世界，一切财产共有，而且没有人会像政府与地方长官那样强迫他们宣誓，也没有统治者下令他们拿起武器参军入伍。他们对于罗马书13.1当中关于服从的要求采取了选择性的接受，使得上位者们既怒且惧。许多人都会回顾最接近再洗礼派共同信仰宣告的文章，这套文章在1527年发表于瑞士小镇施莱特海姆，此地坚持要“与一切厌憎之物划清界限”。文章的主要作者是前本笃会修士迈可.沙特勒，因此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极端分子的公有制生活体系视为恢复早期本笃会理想的新一轮努力。但是这个体系有一个与本笃会相去甚远的特点：该体系当中的激进分子回归了基督教依旧还是官方迫害对象的最初时期。“真基督徒是狼群中的羔羊，是待宰的羔羊，必须经受痛苦、苦难、迫害、折磨与死亡的洗礼，必须经受烈火的试炼，必须经受属灵而非属肉体的屠戮，唯此才能达到永恒安息的乐土。”年轻的苏黎世贵族康拉德.格列伯在给托马斯.闵采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一年之后，担任1525年起义领导者的闵采尔就被存心复仇的贵族士兵砍死在了战场上。*24*

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更可怕的是，即使在1525年的失败之后，有些激进分子依然相信他们需要借助暴力来迎接世界末日尽早降临。他们听到耶稣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10.34）。他们想辅佐上帝履行他在启示录当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因此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若干来自低地国家的团体开始在德国西部城市明斯特与其他激进分子合流。数以千计的激进派来到这座城市并接管了明斯特已经开始的路德模式传统改革，充满魅力的激进派领导人则宣布明斯特成为了新耶路撒冷。路德宗和天主教徒随即针对他们发动了合力围攻。随着围城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城里粮食逐渐告罄，激进派的革命变成了噩梦。他们的最终头目是一位名叫约翰.博克森（人称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的年轻荷兰人，当时此人过着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身边后宫无数，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却为了保护他而忍饥挨饿，力战至死。围城军队最终突破了明斯特的城防，再洗礼派也遭到了残暴镇压。激进分子们此后放弃了军事手段并转向了隐居避世的做法。一部分统治者认为此类社区立身勤勉而且行事无邪，因此对他们听之任之。然而明斯特的黑暗记忆依旧挥之不去：由于莱顿的约翰的所作所为，众多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再洗礼派教徒沦为了火刑与劫掠的受害者。*25*

激进主义对于西方基督教的挑战其实远比上文所述更加源远流长且细致微妙。*26* 或许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对于君士坦丁一世——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尊称他为“君士坦丁大帝”——的新兴负面看法。激进派当中有一条很流行的信念，认为基督教教会在上一个千年里与强权结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君士坦丁与基督教结盟之后教会走错了关键一步。激进派指出，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教义都是由325年尼西亚会议之后的历次会议共识确定的，而且自从尼西亚会议以来君士坦丁就把持了教义的制定，以至于这个时期从头到尾都遭到了强权的玷污。这样说来，重新评估所有这些教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一个人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圣经，就会发现尽管教会声称许多传统基督教核心教义来自圣经，但是原文当中根本找不出相关内容，比方说三位一体。许多一根筋的圣经读者在原文当中都找不到关于婴儿洗礼的说法。还有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圣经并不是神圣真理的终极指南：他们把圣经称为“纸教皇”，并且声称上帝会依据他自己（甚至她自己）的意旨通过“内在光明”与信徒对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对于真理的规范性看法，将任何信念强加于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为，甚至就连单一教会都成了祸害。宗教改革当中的极端分子倘若死后有知大可以胜利者自居，因为所有这些概念在继承了宪制宗教改革的当今教会乃至于罗马教会当中都有所体现。

宪制宗教改革者们继续争夺着统治者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任何上述信仰都令他们惊恐万分。他们在德国大部分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取得了成功，在雅盖隆王朝治下的波兰、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则遭到了失败。然而在欧洲中部大部分地区，贵族们都比君主更容易接受宪制宗教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挑战自己的顶头主人的宗教将会为自己带来的好处。1525年上奥地利州支持了哈布斯堡家族费迪南德国王对于农场主战争的镇压，但当国王打算在镇压再洗礼派的问题上与他们进一步合作时，他们则开出了要求国王容忍路德模式福音活动家与传教士的价码。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绝大多数下奥地利贵族以及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的居民都宣誓加入了路德宗。*27* 在中欧地区，1526年奥斯曼帝国在莫哈奇大败匈牙利军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内弟，时年二十岁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路易二世阵亡。与国王一起死于刀兵之下的还有一大部分贵族，五位主教，两位大主教和一万六千名士兵。土耳其人随后占领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的大片领土。这个结果对于当地的传统权威无异于天崩地裂。原有统治精英阶层遭受重创，旧宗教的威信也遭到了严重打击。这样的局势为各种宗教改革敞开了大门，贵族们也尽管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采用不同的改革路线。

早期的宗教改革在英格兰取得了饶有趣味的胜利。杀气腾腾且自以为是的亨利八世国王发现与改革派的结盟有助于他那场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婚姻大冒险。一开始，亨利八世打定主意要摆脱纠缠不休且忠贞不渝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从而获得一个合法的男性继承人。于是他向教皇提出请求，声称自己与凯瑟琳之间从来不存在事实婚姻。但是教皇令他憋气地拒绝了这套神学说辞。亨利要求教皇宣布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他所希望的人选结婚——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看中了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官安妮.博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承受着来自凯瑟琳皇后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压力，此人与教皇之间的距离远比英国国王更近。1527年查理五世稍稍露了一手，他放任自己的士兵（其中大多是路德派同情者）在罗马城里横冲直撞了好几个星期，将恐怖与混乱散播到了教皇身边，吓得教皇躲进了圣天使堡。

亨利越来越相信，拒绝为他取消婚约的教皇是上帝与英格兰的敌人。于是他开始考虑否定教皇管辖权的问题。他是第一个动这种脑筋的欧洲国王。为了拉拢广泛政治支持来巩固这一革命性措施，他任用了一位新近就职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借助此人的组织能力来确保议会通过与罗马决裂的立法。他的新婚妻子安妮.博林是一位不太谨慎的福音派改革同情者，很能鼓励宫廷里的福音派。克伦威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此时他正与同样也是新官上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紧密合作，此人在1533年获得了亨利八世的委任，主要任务就是坐实国王上一场婚姻的无效与新婚姻的效力。从1534年起，克伦威尔与克兰默开始零敲碎打地拆卸旧教会。他们的做法并不总是与国王的意愿相一致。克伦威尔在1540年被国王一撸到底并且砍掉了脑袋，部分原因是因为上述的行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办砸了国王的差事，为国王找来的第四任王后完全不符合国王的要求。*29*此时亨利八世已经当了两次鳏夫。安妮王后未能为国王提供日思夜想的子嗣，亨利也无法预见她在1533年生下来的女儿伊丽莎白日后将会成为一位多么有价值的王位继承人。到最后一位男孩也没能生出来的安妮比克伦威尔先走了一步，于 1536年遭到了斩首，罪名则是荒谬的通奸与乱伦指控。下一位王后珍.西摩尔倒是与国王很投脾气，也生下了重要的子嗣爱德华王子，但产后感染要了她的命。所有这些危机向克兰默的保命技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亨利八世国王最有名的死刑裁决之一是假借他人之手完成的，死者名叫威廉.廷代尔，实际的处刑命令则来自查理五世。廷代尔是英国宗教改革当中的天才人物之一，他在流亡安特卫普期间落入了亨利的爪牙之手。他在布鲁塞尔死于缢刑，他的尸体则被付之一炬。他为英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自150年前罗拉德派首次尝试以来，正是他将新约和摩西五经首次翻译成了英语。这位出身于格洛斯特郡的牛津学者将英文圣经翻译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为了继续工作他不得不逃离故土并最终失去了生命。他的译本不仅体现了福音派的热情以及精湛的希腊语与希伯来语造诣，而且在声韵方面也大有建树。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童年在英格兰的西部边境度过，使得他几乎像熟悉英语那样熟悉威尔士语的语音语调。他知道，就韵律以及叙述力量而言，英语更接近拉丁语而非希伯来语。而他的译文也因为这份理解而焕发出了生命与活力——下面的选段描述了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的时刻，基督教故事当中最大的人类悲剧：

“于是女人见看见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样子非常可爱，既悦人眼目，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一齐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30*

（And the woman saw that it was a good tree to eat of and lusty unto the eyes and a pleasant tree for to make wise. And took of the fruit of it and ate, and gave unto her husband also with her, and he ate. And the eyes of both of them were opened, that they understood how that they were naked）

或者我们也可以体味一下廷代尔本人为申命记译本撰写的热切前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开始翻译希伯来圣经当中的律法书时，他放弃了之前从马丁.路德圣经译本当中摘取部分语句并翻译或化用成英文借以充当前言的做法，而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这是一本值得昼夜诵读的书，千万不要放手。因为这是摩西所有典籍当中最优秀的一部。本书内容易于理解，是一部纯正无瑕的付印，宣讲了信仰与爱，演绎了对于上帝出于信念的热爱，以及由于热爱上帝进而热爱邻人的行为。”

在1526年至1527年之间，第一批廷代尔新约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了英格兰并且造成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这批书籍超出其他一切事物的重要意义在于创造了不受亨利国王心血来潮影响且广受欢迎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廷代尔于1536年殉道之时，他的译作在英格兰已经发售了一万六千余本，当时英格兰人口总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而且图书市场很不发达。*31* 亨利国王则将这个译本钦点为官方版本，尽管译者其实正是死在了他的手里（类似的宗教讽刺在亨利八世一朝可谓不虞匮乏）。廷代尔遇害之后仅仅过了一年，托马斯.克伦威尔就设法让国王下令为全国每个教区购买一套完整的圣经，其中大部分内同都来自廷代尔的译本（亨利八世从未似乎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译本是所有英语圣经的祖先，特别是1611年的钦定版或者说詹姆斯国王版本。廷代尔的传记作家大卫.丹尼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分之九的钦定版新约内容来自于廷代尔。”*32*

1547年亨利五世去世的时候，英格兰的传统宗教正在遭受严重的攻击。亨利国王的臣民们此时可以读到英国福音派在廷代尔成就的基础上创建的完整版圣经，尽管在 1543年亨利国王本着一贯的不着调政治风格试图禁止教育程度低下的人们阅读圣经，因为他很担心不负责任的读者翻阅圣经之后可能会产生一脑子激进观点。这一手的确对于福音派造成了重大挫折，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古老信仰在此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可怕的打击。1532年至1540年期间，所有修道院、修女院与行乞修士修院都遭到了关闭。欧洲各地此类活动当中就属英国干得最快且最彻底，而且下手的对象还是欧洲管理组织水平最高的宗教团体，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根植了一千余年之久。托马斯.克伦威尔在掌权期间精心策划了解散修道院的举措。但即使在克伦威尔遭受处刑之后，国王和策士们也还是将攻击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死者代祷机构，有条不紊地解散了全国的所有歌祷堂，尽管他们从未给出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仅仅宣布亨利国王需要钱。*33* 这种做法为1547年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英国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这场改革的热切主持者是亨利的小儿子爱德华六世。*34*

欧洲大陆城邦的宪制宗教改革家将苏黎世当成了榜样。他们还注意到茨温利的宏伟目标招致了怎样的灾难。茨温利一心要把苏黎世打造成为军事化的新以色列，将宗教改革遍及瑞士全境甚至进一步扩张。结果信奉天主教的瑞士各州于1531年在卡佩尔边境击败了苏黎世的军队，茨温利本人也全服披挂地战死在了两军交锋的山坡上。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和平主义原则并且导致了血流遍野的后果（路德对于他的结局表现出了相当令人反感的幸灾乐祸）。苏黎世再也没有采取过如此积极的计划，但匆忙获选接替茨温利执掌领导权的年轻神职人员海因里希.布林格确实是四十年来最能干且最明智的教会政治家。他是宗教改革期间最高产的书信作家之一，要知道这个头衔的竞争可不是一般激烈。他很擅长维持友谊，而且总会在欧洲各地的宗教改革出现麻烦的时候出手相助。他是十六世纪的最成功的传播专家之一。一方面是因为他将自己多年以来的布道词整理结集，起名叫《十年集》（Decades），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婚姻为题写了一本善解人意的小书，这本书在新教欧洲各地的严肃家庭当中成为了完美的新婚礼物。*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