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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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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2-新世界里的反宗教改革

特伦特会议对于革新之后的天主教教会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教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但这场立志将基督教传遍各个大洲的宣教大业成为了南欧天主教最鲜明的特点,也使得罗马天主教成为了西方基督教当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而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当代西方沟通模式方面也因此成为了英语的最主要竞争对手。特伦特会议的沉默似乎特别令人吃惊,因为当会议召开之际,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工作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还多——这次会议对于激进加尔文主义的威胁倒也保持了沉默,但这两种沉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激进加尔文主义直到会议的最后一节之前才成为真正的威胁。委员会比个人更容易错过面前事务的要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方面很难干涉传教的具体事务——在本世纪初,教皇已经签署了放弃控制天主教活动的文件。依纳爵.罗耀拉在这方面也体现了他一贯的远见卓识:并非巧合的是,当初他培育尚在襁褓当中的耶稣会时,葡萄牙正是他集中精力主攻的第一批王国之一。早在1540年他就在里斯本成立了耶稣会总部,仅仅两年后又依靠葡萄牙皇室的支持在大学城科英布拉成立了专门培训传教士的耶稣会学院。立足葡萄牙面向新世界的传教计划足以绰绰有余地弥补他那中途夭折的圣地传教项目。

虽然耶稣会迅速开始跟进他们在非洲,亚洲和巴西的葡萄牙领地上所取得的初始优势,但他们进入西班牙帝国的时间却相对较晚,因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耶稣会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后一直对这个组织抱有疑心。毕竟耶稣会的领导人曾经两次短暂地蹲过他们的监狱。耶稣会在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抵达西班牙的海外地盘,此时距离方济会与多明我会的传教人员被迫构想出一套全新传教神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西方天主教可以借鉴的经验很有限;上一场行乞修士在中亚地区的伟大冒险还是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初期的事情。除了在加那利群岛取得的算不上卓有成效的先例与开局之外,只有官方赞助的中世纪立陶宛与西班牙宗教变换能够提供一点参考。

美洲在传教士面前摆开了一幅权力与等级繁复交错的织物。在这里传教士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好每一步。当地既有部落社会,也有基于城市文化并且拥有类似西班牙人的贵族阶层的高等复杂社会,而西班牙人非常乐意将两者加以区分。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他们可能会很乐意当地精英成员结为姻亲,这一点与与新教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许西班牙人与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的英国人相比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毕竟英国人只是欧洲某个边缘化二流君主制国家的产物,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试图同化邻近爱尔兰岛文化的努力已经遭到了惨败。*9* 依纳爵.罗耀拉的侄子马丁.加西亚.罗耀拉很好地象征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复杂性。他带领的探险队于1572年活捉了秘鲁的最后一位独立印加统治者图帕克.阿马鲁,并且在此人的印加首都库斯科对其执行了死刑。但另一方面罗耀拉最终又娶了阿马鲁的侄孙女比阿特丽斯为妻。一幅远离阴暗现实且高度理想化的画像骄傲地纪念了他们这场基于政治动机的婚礼,直到今天这幅画像仍然是库斯科耶稣会教堂当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在画像上,身着传统盛装的印加权贵站在西班牙新来者的身边,不过他们身上也装饰着来自欧洲的纹章。*10*

随着基督教在新的环境当中逐步成型,即使是那些最关心保护土著“印第安人”人口的人们也不足为奇地显露出了基督教垄断文化与其他宗教打交道时的排外态度。有时人们会在美洲遇到西班牙非基督教历史的回响,这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是出自欧洲工匠的手笔:例如,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在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特拉斯卡拉修建的方济会教堂就使用了错综复杂的摩尔人抽象设计来装饰屋顶。当地人与西班牙人结成了对抗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同盟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这座教堂就是为他们修建的。更常见的作法是对前基督教时期重要圣地的有意识征用,要么消除其神圣性,要么在其上兴建大型教堂。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在公元600年左右向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教时就使用过这个模式,格里高利教皇还曾经向奥古斯丁手下的神职人员团队提出过严格奉行此种作法的著名建议——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当中迅速发展了一套学院与大学网络,其中包括很多优质图书馆,想必在这些图书馆里都能查阅比德的《教会史》。在距离特拉斯卡拉不远的新西班牙高地就是圣城乔卢拉,城里的贵族经过激烈反抗后与西班牙人签订了条约。如今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就已经修建完成的众多金字塔当中坐落着阵列逼人的教堂群落。在城里的首要神庙兼全世界最大人造金字塔顶端,现在压着一座永援圣母教堂:一处献祭之地转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献祭之地。有一位名叫迭戈.杜兰的多明我会修士甚至打算将特诺奇蒂特兰(今墨西哥城)城里据说此前用来进行人牲祭祀的巨大石盆当做圣洗池(font):“将这个盛贮人血向魔鬼献祭的器皿转化为圣灵的容器……我觉得很不错。基督徒的灵魂将在此得到洁净,在这里他们将接受洗礼之水。”12 。

乔卢拉最醒目的教堂是王室礼拜堂(Capilla Real),建于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一方面是为了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查理五世皇帝致敬,但同时也是献给当地失败贵族的礼物。这座建筑传达了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信息,其形制不同于任何欧洲基督教建筑。教堂建筑内外都是对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精妙复制,其布局没有明显的方向感或者礼拜仪式焦点,建筑内部是拱顶的森林,外部则是广阔的庭院。在西班牙本土,天主教徒粉碎了伊斯兰教并且将清真寺改建成了。而在新西班牙,他们粉碎了其他伪神并征服了当地的贵族。所以在乔卢拉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庆祝新的胜利,为当地贵族们修建了一座看似清真寺的教堂。值得注意的是,科尔特斯在涉足该地区的时候习惯于将遭遇到的当地神庙统称作清真寺。*13* 王室礼拜堂的主体建筑在新西班牙也有几座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同伴,不过与主体建筑相配套的宽阔广场在新西班牙的数量要远远更多。这些广场全都配备角落礼拜堂(capillas posas)充当敬拜游行的中转站,部分原因在于广场很适宜露天崇拜活动的举行,活动当中会举行拉丁语礼拜仪式,而参与人群当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没有接受过洗礼。这样的庭院在基督教西班牙没有确切的先例,但却会使人回想起西班牙朝圣者所熟知的另一座伊斯兰教建筑,也就是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座建筑就是所罗门圣殿。因此王室礼拜堂及其庭院所传达的第二条消息可能是这样的:人们应当在乔卢拉为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民族修建一座新耶路撒冷——就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众多欧洲人灵魂流失到新教阵营的此时此刻。*14*

西班牙在南美的传教基调很快就从圣战蜕变成了世界末日。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方济会修士特别容易投身于1500年左右笼罩欧洲南部且方济会长期以来大力培植的千禧年热情。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末世,所以向新民族传播福音的任务也越发迫切(盖提纳拉首相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查理五世当做天选帝王的神职人员)。在新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套全新的棋盘布局乡镇定居点模式——又是理想计划当中的完美耶路撒冷——每一个村镇都以教堂为中心。这套模式以老欧洲体系结构当中前所未有的风格重新绘制了中美洲地图,而他所涉及的社会工程学则将宗教关切与世俗关切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15* 当时的神职人员们绝对没有考虑过要为基督教制定与其他世界性信仰长期共存的策略,基督教的竞争对手们在“新世界”的生存空间并不比在西班牙本土更宽松。当神职人员注意到阿兹特克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有趣类似之处时——例如显而易见的十字标志或者关于神灵由童女所生的信仰——这些相似之处并没能激发他们启动信仰间的对话。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不过是撒旦为了抗拒迫在眉睫的上帝二次降临而用来戏弄并欺骗上帝教会的手段。*16* 末世热情与多明我会对于合法性的关注结合在了一起。由于多明我会像维多利亚一样否认教皇有权在1493年授予在新世界进行现世征服的权利,他们不得不强调教皇在新世界传播基督教福音与驱逐撒旦方面做出的贡献,从而为教皇张目。然而,有时他们摧毁宗教当中魔鬼特质的迫切冲动也会影响基督教信息的传播:急于废止太阳崇拜的教士们却将太阳的意象纳入了圣餐礼。其结果之一似乎是影响了整个特伦特路线天主教世界的风格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圣体皓光(eucharistic monstrances)。陈设的核心是用来展示圣体的容器,一圈密密麻麻的金色光线向四周发散开来。好几件现存最早的实例就是在西属新世界制造出来的,后来又返销回了欧洲。早在反销旧世界之前,圣体皓光在美洲就已经很流行了。直到今天这件陈设仍然是特伦特路线天主教当中最易识别的符号。*17*

 

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教士对于土著崇拜的态度越发强硬起来。尤卡坦的玛雅人在1541年和1546年之间发动的主要起义以一切西班牙事物为目标,包括天主教。他们针对西班牙定居者的野蛮报复自然招致了同样残酷的镇压。1562年,方济会传教士在尤卡坦半岛发现一部分皈依信徒还在继续偷偷举行征服前的宗教仪式。他们会将旧神的小型神像埋在十字架脚下,这样一来就可以公然敬拜旧神而不至于露馅。这个发现已经够糟糕了,但更加过分的是关于人牲祭祀的传闻,其中有些案例的杀人方式居然还是十字架钉刑,纯粹就是针对基督教庄严圣周的讽刺与亵渎。方济会的当地负责人迪亚哥.德兰达成立了一座宗教裁判所,发动了一场针对当地土著的审讯和酷刑运动。一位新任命的主教被这股狂野的热情吓坏了,于是赶紧剥夺了德兰达的权威并且制止了他所掀起的暴行,但是玛雅人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8*

 

这些令人失望的事例致使西班牙神职人员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对于当地人的信任。土著可能成为礼拜仪式当中的助理——例如传道员(catechists),圣器守司(sacristans),领唱员(cantors)与乐师(instrumentalists),但绝不能担任主角——成为教士。一开始土著人甚至都不能加入教团。进天主教教会进入新文化圈之后总难免遭遇到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出来:神职人员强制独身制度。尽管反宗教改革使得这项制度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化中来说,终生独身都是个十分非主流的理念。直到十八世纪,非基督教宗教活动在在西班牙人控制下绝迹很久之后,才有相当数量的原住民成为教士。*19* 在整个十六世纪期间甚至有人十分严肃地讨论是否应当禁止参加弥撒的土著人领取圣体——毕竟,欧洲平信徒们每年也仅仅领受一次圣体,而这些化外蛮夷根本够不上完全的基督徒。*20* 在南美洲,首先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把戏,其次在西班牙统治的东南部地区,耶稣会士几乎就像对待儿童那样对待这些出身于游猎采集部族的皈依者,组织他们居住在大型定居点或者说“保护区”(Reductions)之内,保护他们不受其他殖民者的贪婪剥削,但是领导权从来都完全掌握在善心的欧洲人手里。耶稣会在1767年被强行驱逐出美洲,将没有任何领导经验的当地人撇在了身后。精心设计的保护区迅速陷入了崩溃。唯一的例外是玻利维亚,当地的所谓纯西班牙血统克利奥尔人(Creoles)教士设法在耶稣会离开之后继续了类似的工作。*21*

在这个框架内,教会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将基督教与教会允许存在的本土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自然,行乞修士与耶稣会士们要用自己接触到的当地语言开展工作,特别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当地人教授西班牙语,以免他们受到其他殖民者的不良影响。宗教改革当中的新教徒也坚持使用地方语言,但是双方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新教徒要求用地方语言翻译圣经,但是对于特伦特路线天主教来说,即便是地方语言布道也赶不上捍卫告解圣礼的可靠性那样重要:许多人认为教士通过译员来听取告解是对圣礼的嘲讽。随着传教士用当地语言开展工作,他们往往会为了省事而向某些当地语种授予一定特权,比方说在新西班牙选择了此前的当地通用语纳瓦特尔语。有时他们会向这些语言当中引入一批拉丁语神学术语,例如表示灵魂的anima——纳瓦特尔语当中可以指代“灵魂”的概念实在太多,因此使用任何当地词汇来指代灵魂都太过冒险了。不过教士们也认识到过多的借用词汇会造成教牧方面的问题,所以一份十七世纪早期的听取告解指南建议教士们与忏悔者交流时使用专门经过挑选的纳瓦特尔语词汇来指代地狱,比方说Mictlan(死者之地),更生动的表述还有Atlecalocan (没有烟囱的地方)或Apochquiahuayocan (没有排烟道的地方)。*22*

最重要的是,传教士意识到,在征服和瘟疫造成的创伤之后,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的新宗教能带来喜乐与庆祝。他们经常把他们的教义问答编成歌曲,就像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将教条编成可供背诵的诗句一样。这些举措使得教堂里传来了充满活力的土著传统音乐,许多神职人员还鼓励当地人跳舞,甚至在教堂之内跳舞。在大量的新建教堂当中,反宗教改革外向张扬的艺术与建筑风格与土著艺术传统兴高采烈地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创造了一批天主教世界当中最奢华的纪念建筑。*23* 。天主教节日很快就被同化成了当地社区的庆祝日。在征服之前的当地贵族阶层得到保留的秘鲁,有些印加贵族会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学校,从克利奥尔修女那里接受良好的西班牙语教育。不过在基督圣体节或类似的日子,参加圣餐礼游行的贵族们还是会自豪地穿戴安第斯传统服装与纹章,借以强调自己在土著社会内部的特权地位。*24* 西班牙福音传播活动在南美的长期成功使得天主教教会成为了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及当地土著民族与南欧文化之间的纽带。除了教会的圣礼生活之外,此类活动的一大部分都是由传道员维持的,他们是土著或者混血平信徒,尽管没有任何主持圣礼的权利,但却致力于向自己的社区复述自己从神职人员那里学到的信仰知识。这是全新的现象:传道员的重要性在中世纪欧洲教会甚至中世纪早期传教活动中都几乎没有先例。

在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在国家身份认同当中的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了上述做法所催生的地方语言文化。据说有一位起了个西班牙名字叫做胡安.迭埃戈的阿兹特克平信徒皈依者曾经见识过圣母显灵。随后迭埃戈向自己的主教报告了这番经历,结果他正说着话的时候,圣母的形象就奇迹般地在他的斗篷上浮现了出来。这件印有圣母图像的斗篷至今依然供奉在瓜达卢佩-伊达尔戈的圣祠里。这座安静的山坡据说是1531年圣母显灵事件的发生地点,只不过如今四面蔓延的墨西哥城已经把这里吞没了。书面形式的瓜达卢佩圣母传统充其量也只能追溯到一位名叫米格尔.桑切斯(Fr Miguel Sanchez)的教士在1648年的著作,但是这一点根本妨害不了圣母显灵的影响力。这个传说完美地将新老拉美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瓜达卢佩这个地名其实来自阿拉伯西班牙的一座玛利亚圣祠,但是见证圣母显灵的幸运儿却是当地人。而且这个地名听起来还很方便地与纳瓦特尔语当中一位女神的名号—— Cuatlaxopeuh,“脚踩毒蛇之女”——十分相似。最近一项关于这场“奇迹”的研究凸显了克里奥尔神父桑切斯的叙事成就。他在思考瓜达卢佩奇迹的时候汲取了希波的奥古斯丁以及大马士革的约翰这两人的思想。身为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源头,奥古斯丁在这里又点燃了一位墨西哥教士的想象力。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可谓是非同一般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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