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在十五世纪摧毁了修地区的最后一个非基督教社会。这两个独具一格的基督教国家此时开始同时将历史形成的西方基督教疆界向大海对面扩展。他们的成功与东方基督教在东方的失败和收缩形成了鲜明对比。葡萄牙率先采取了行动。葡萄牙人掌握航海技术实属被逼无奈，因为他们的所在位置暴露于大西洋海岸，而且国内农业很不发达。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发动十字军并成功战胜伊斯兰教的传统。葡萄牙人一开始在1415年的北非攻陷了摩洛哥商业中心休达并且以此为踏板进一步争夺非洲贸易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在追求财富，也是在为了捍卫基督教而斗争。葡萄牙船只很快就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起来。不久前从佛罗伦萨会议上传来的关于东方教士国王普雷斯特.约翰的乐观传说鼓动着葡萄牙人的抱负，他们把这位传说中的国王当成了对抗穆斯林的坚强盟友。虽然他从来没能满足欧洲的希望，但却起到了足够的激励效果。最终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到达印度，又于1513年来到了中国沿海。在1500年，他们在后来成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巴西东海岸登陆。

出国之后的葡萄牙人把他们的十字军气质用在了宗教不宽容方面，其极端程度足以与西欧任何地区相提并论。1510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建立了一个据点，在修建期间总共屠杀了六千穆斯林。到十六世纪中叶，他们又禁止了在葡萄牙王室领地信奉印度教；他们还十分藐视并严重干扰了了印度的二性论聂斯托利派异端基督徒。*1* 如果说后来葡萄牙全球帝国的传教活动在操作层面表现出了一定的谦卑和谨慎，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人从来没能脱贫致富。他们的帝国只是一摊小本经营的买卖，主要由一大堆驻防人手不足的沿海贸易要塞据点组成。历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有一次曾经刻毒但精准地评论道，十六世纪中叶的葡萄牙国王已经成了一摊“破产杂货批发业务”的老板。*2* 因此葡萄牙人通常缺乏向广大海外地区或者亚非邻国强加基督教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对于他们的传教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葡萄牙帝国的建设可谓破烂流丢，相比之下西班牙君主的成就则要壮观气派得多。在1492年，也就是穆斯林格拉纳达王国陷落的同一年，不负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尔重托的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并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登陆。他的成就使得葡萄牙方面高度紧张，并且促使西班牙出身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前他也曾经是费迪南国王的臣民）于1493年在两个大国之间垂直分割了世界地图，意在使西班牙能够享受他们在西向探险当中获得的新发现成果。由于葡萄牙国王对于这个结果仍然感到不满，两大王国又在1494年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对这一协议进行了修正。地图绘制技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修订后的分界线仍然不能按照预期清楚地划分大西洋水域，后来葡萄牙人横渡大西洋建立巴西殖民地的时候也成功地运用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确立的地理分界。然而西向探险的大部分活动还是由是西班牙人进行的（严格说来，他们的新领地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一部分），而葡萄牙人的主要努力则指向了非洲和亚洲。在未来的三十年中，西班牙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西向探险成果不只局限于哥伦布发现的零星岛屿，而是一整片大陆。

这种军事化拉丁语基督教传播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如今遭遇到的民族当中扶植促进基督教信仰，虽然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尔最初原本打算在亚洲传福音（因此西班牙人才将北美土著称作印第安人，这里援引得是哥伦布更加孤注一掷的弥撒亚式信念，他认为上帝将自己的船队送到了亚洲）。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向西班牙君主授予了保教权（Patronato），即在新疆域传福音的独家权力：这是教皇在西班牙属地之内逐渐放弃真正权威的关键性一步。随后他又将类似的权利（Padroado）授予了葡萄牙帝国。他的继任者们很快就对这两次让步感到了遗憾，但是终究未能将其收回。良善的用意就这样与赤裸裸的贪婪和残暴撞在了一起。

其实在此之前就曾有过良苦用心最终导致悲剧的先例。西方在欧洲大陆以外最早的征服与传教工作发生在非洲西海岸的加那利群岛。直到十五世纪八十年代的卡斯蒂利亚征服之前，接连好几批伊比利亚半岛强权一直在争夺当地的统治权——加那利群岛是中世纪欧洲人首次遇到石器时代的地方。即使在卡斯蒂利亚征服之前，加那利群岛上就已经出现了传教行乞修士，首先是阿拉贡的加泰罗尼亚人与马略卡人，其后来自卡斯蒂利亚最南端省份安达卢西亚的方济会修士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后来葡萄牙人在非洲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批修士们强烈反对奴役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当地土著，有时还会在想象力层面跨越一大步，进而反对奴役那些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土著。他们还说服了罗马当局允许土著居民担任圣职。但尽管他们做出了各种努力，悲剧还是发生了，而且还将在伊比利亚征服的其他地区一再重演。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大多数土著人都被来自欧洲的传染性疾病杀死了不少修士也被殖民地当局当成麻烦制造者遣送回了西班牙。*3*

方济会会士们在加那利群岛的态度为欧洲现在称为“新世界”——一连串相互纠结的因果链使得这片土地也被称作美洲——的土地提供了可能的先例。*4* 以加那利群岛模式为基础加以改进的问题之一在于，承担在美洲推进西班牙势力的军事探险家们留下了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事例自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对中美地区阿兹特克人的杀戮以及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灭绝秘鲁印加人的行径。此等不堪回味的背信弃义、明抢暗偷以及种族灭绝对于当地人来说完全是无妄之灾，但是许多参加了上述伟业的有功人士却洋洋自得地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十字军先驱，而这场新时代圣战的起点则是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即西班牙境内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毁灭。圣战言论俯仰皆是，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史学界普遍认为，与其他类似的扩土开疆事业相比，西班牙帝国始终都在质问自己征服与殖民的权利，这一点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5*方济会于1500年来到了美洲，十年内多明我会也随后赶到。很快多明我会会士就开始抗议虐待当地土著的做法。欧洲本土的西班牙当局也的确采取了一些方法来应对这种针对良心的呼吁。早在1500年，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尔就正式禁止了奴役美洲与加那利群岛臣民的做法。1512年的《布尔格斯法》试图设置一套处理殖民者与当地人关系的指导方针，甚至还为进一步的征服创造了一套“接触规则”：接触到新的民族之后，殖民者应当（用西班牙语）公开阅读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西班牙统御当地权力的谕令。如果当地人表示合作并同意殖民者在他们当中自由地讲授基督教，那就决不能动用暴力来对付他们。

可悲的是，科尔特斯与皮萨罗的残暴攻击与掠夺都发生在《布尔格斯法》生效之后。行乞修士们对于不义的愤怒也是有增无减。他们当中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前殖民官员兼种植园主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一次多明我会的讲道令他骤然意识到了殖民者同胞的恶行。受到讲到内容刺激的他放弃了一心谋利的生活，并且在心神震撼之余领取了圣职。从1514年以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捍卫土著权益当做了自己的特殊使命——1522年他本人也加入了多明我会。他赢得了年长红衣主教希梅内斯的同情。他坚持认为美洲原住民就像西班牙人一样也是理性的个人，绝非天然适合成为奴隶的劣等人类。他的论辩充分打动了查理五世皇帝，以至于在西班牙首都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道德问题的辩论（不过这次辩论并未取得确凿结论）。

卡萨斯坚持认为希波的奥古斯丁对于路德福音14.23“勉强人进来”这句话的诠释是完全错误的：耶稣从不曾打算将他的“欢乐之潮”转换成“刀兵与枪炮”，而是要依靠“理性与劝说”使人们皈依。*6* 他针对西班牙人在美洲野蛮行径的著作充满了义愤与雄辩，以至于这些作品讽刺地成为了新教对于西班牙人天性残酷的刻板印象的一部分。后来为了补救针对土著劳工的剥削，他提出了一项致命的提议：应该引进非洲奴隶来替代种植园里的当地人。这项提议极大地扩展了葡萄牙人在上个世纪率先推行的奴隶贸易。卡萨斯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可惜已经太晚了。*7* 制止不义的理想主义尝试最终令人无语地与持续三百年之久的种族灭绝罪行牵扯到了一起。直到今天，南北美洲各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无法摆脱这场罪行的后果。

此外在拉丁语欧洲与其他世界文明的未来关系的问题上，还有另一部表达较为含糊但意义却同样重大的作品。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位从来没有见过“新世界”的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在生平最后二十年里，他的影响力足以与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家们相提并论。当时多明我会根据所谓“义战”理论来看待发生在美洲的事件，而维多利亚作品则是针对这些早期思考的总结提高。传统的基督教法律智慧认为奴役正义战争当中捕获的非基督徒无可厚非，但在维多利亚看来，十字军理念尤其是这帮自封十字军在美洲的劫掠毫无正义可言。只有回击恶行的战争才算得上正义战争，而美洲各个民族在西班牙人决定进入他们的领地之前从未伤害过西班牙人。阿兹特克人的人牲习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为西班牙人在中美地区的行径提供了辩护，因为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普世自然法。此外对于伤害行为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抗拒传播福音的行为，比方说在西班牙人宣读谕令之后表示不服从。维多利亚同样也考虑了国体的权威。他从主权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所谓主权就是统治者在统治疆界之内不受约束的权力。此类主权国体不必非得信奉基督教：阿兹特克人或者奥斯曼人就像费迪南二世和伊莎贝尔一样拥有主权。如果是这样，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就没有权利在1493年将美洲主权授予西班牙人，尽管他独家授权西班牙人传播福音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这套推理（来自一套早已逼得教皇退避三舍的的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明确地否决了一度曾在十二世纪助长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团结的普世教皇君主制理念。

维多利亚的讨论还有着更广泛的应用。他根据“万民法/万国法”（ius gentium）的思想率先探索了国际法体系的概念，试图建立一套适用于世界各地人类的法律原则。他的论断预示着将圣战作为西方基督教扩张手段的信仰即将结束，与此同时欧洲也即将通过更广泛的传教活动将特定品牌的基督教传遍世界各地。西方基督教是否与正宗基督教完全一致的问题很快就会出现，但国际法的发展并不止于此。西欧政治思想将会发展出一套应对其他文化和其他政治单位的相对理念——最终将不再考虑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评断不同宗教的优劣。维多利亚一定及其不赞成这方面的发展，但这一点的确是伊比利亚半岛全球冒险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尽管如此，传教活动还是少不了武力支持。首先是中美地区，包括今天的墨西哥。这里是西班牙海外领土的旗舰店，因此被人称作新西班牙。然后南美地区也走上了这条路。很大程度上出于修士们的顾忌，当时并没有刻意抹杀基督教到来之前当地政府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尝试：好几个当地民族都选择与西班牙人结盟借以对付自己的邻居，或者与新来者达成协议。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能保留自主形式的政府。真正造成重大伤亡的元凶并不是西班牙人的火器，而是一件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武器，一件尽管掌握在西方人手里但他们自己却茫然无知的武器，也就是他们所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在疾病传播开来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美洲王国沦陷于西班牙人手中。但一旦瘟神开始发威就会造成亡国灭种的效果。第一波疫情或许就导致了美洲一半人口的死亡。对于惊惶失措的当地人来说，这场惨剧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神全然无用，而征服者的神取得了胜利。据估计在1550年左右，美洲大约已经有一千万左右人口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此外还有另一项发人深省的估计：到了1800年，西半球的土著居民人口只剩下了三个世纪之前的十分之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