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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推荐】1.米爾頓·佛利民or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 米爾頓·佛利民or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
前几天买了这本书，当时随手拿起来站在展台边翻看了一些句子，就觉得谈论的问题很深刻，但文字简洁易懂，引人入胜，便买了回来，细读之下，才知道是一本发表于50年前的名著.但是在5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也没有一点陈腐的感觉，属于真正的智慧的结晶。
中国国内商务印书馆和台湾博雅书屋发行了中文版。
我看的是日文版：「資本主義と自由」ミルトンフリードマン著、村井章子訳、2008年日経BP社発行第１版，2011年第１版第8次印刷。
很想与大家分享，所以上网自维基等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
《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家，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複雜性等範疇的貢獻，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在1962年出版，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干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1980年代開始美國的罗纳德·里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
佛利民傳記
傅利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耶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萨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移居美國，在當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佛利民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高中時，佛利民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拉特格斯大学。原打算成為精算師的佛利民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
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佛利民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比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當佛利民病逝時，羅斯說：「我除了時間，甚麼都沒有了。」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稅賦政策，並且協助推廣預扣所得稅制度。
1943年至19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
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他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這30年裡他將芝大經濟系形塑成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佛利民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53年至19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教。
1977年開始佛利民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
佛利民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節目，並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廣泛的被大眾認識。在節目中他以一支鉛筆說明自由市場的原理的片段，成為了他廣受歡迎的一段言論，至今在網路上依然可以見到其蹤影。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加里·贝克形容，佛利民可能是全球最為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鐘。」
家园 2．佛利民与中國 佛利民曾於1980、1988、1993年三度訪華，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自言這是他最知名的外訪之一。[13] 並曾出版《佛利民在中國》一書，談論兩次中國之行。
1980年他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畫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作等問題發表演講。佛利民當時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在一場講座中，一位副部長問：「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製是怎樣運作的。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有可能走回頭路。
1988年在上海出席經濟會議後，於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獲中共时任總書記趙紫陽接見，一談兩小時。佛利民自言周遊列國50年，所遇政要無數，從沒遇到一位像趙紫陽那樣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88年的會面舉行時，中國在開放價格管制後遇上高通脹，佛利民認為中國應儘快開放價格管制，讓價格指導資源分配，毋須懼怕會引來高通脹，只要控制貨幣供應，通脹自會受控，但當時中國的貨幣供應每年上升數十個百分點，原因是國企不斷向中央財政部借貸，財政部遂要求中央銀行印鈔票，導致貨幣供應不斷上升。最終趙紫陽也沒有採用佛利民的建議。
1993年10月，他最後一次重遊中國，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還訪問成都和重慶。
雖然佛利民的經濟改革建議並沒有直接在中國落實，但1988年陪同佛利民訪華的張五常認為，前總理朱鎔基後來制訂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佛利民學說影響，較美國更優勝，一直在傳媒宣揚自由經濟學說的《壹週刊》社長楊懷康認為佛利民的思想，為近代國企私有化奠定基礎。早年佛利民兩名中國學生，都是國內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另一位是陳觀烈，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3.《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被誉为20世纪最好的50本书之一
National Review杂志整理的20世纪最好的100本非小说书籍列表上排名第10战后所发行的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出版之后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它使经济自由主义深入到经济学界的每个角落。这本书英文版至今已经卖出超过五十万本、并且被翻译为十八种语言。
台湾中文版《資本主義與自由》谢宗林翻译，2010年，博雅书屋出版
吳惠林的台湾中文版推薦序（抜粋）
這一本沒有數學符號、沒有任何幾何圖形的「敘述性」著作，展現出不同於「一般人」所認定的「經濟學理」，也無形中為「自由經濟學無用」作了極為有力的辯解。藉著身為自由主義份子（這個名詞的定義還請詳見書中傅利曼的澄清）所抱持的「自由」精神，傅利曼將各個社會中常見的十二個重要問題以淺顯的文字、流利的文筆提出精闢的分析.
這十二個問題分別是：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政府在自由社會裡的角色、控制貨幣、國際金融與貿易安排、財政政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角色、資本主義與歧視、獨占與企業和勞方的社會責任、執業特許、所得分配、社會福利措施，以及減輕貧窮。
這些問題都與社會中的每一份子息息相關，也是各領域的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傅利曼以自由經濟的角度，為我們指出一條異於一般人想像的明路。
這本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書，是傅利曼根據其在一九五六年的一系列演說內容集結而成，據此推算各篇文章正是傅利曼壯年期精力充沛、生產力達到頂峰時的傑作。無怪乎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性預期學派的宗師盧卡斯（R. E. Lucas）推崇本書是傅利曼思想的精華，既有原創性又極富哲理。即使傅利曼本人，在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仍然以之作為根本基礎來立論。正如他在二○○二年版前言裡說的，本書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是那麼切合當前的問題。
其實，傅利曼在一九九三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序文中早已料到了。他寫說：「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相反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與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記得哲人曾說：「知識有兩種，一種是亙古不變的，一種則是與時俱變的。」速食、技術性的知識是屬於時常變動的，而富於哲理的思想性知識是不變的，要歸為不變的知識並不容易，經得起時代考驗的著作更不多見，這本《資本主義與自由》確是屬於此類作品。
這本書在台灣最早的中譯本是一九七二年由台灣銀行出版，是根據一九六二年最原始版翻譯；其後在一九九三年再由我邀藍科正教授和黃美齡小姐，就一九八二年版再重新翻譯，由久大萬象圖書公司出版。如今這兩本譯書已經絕版，我覺得有必要再讓本書在台灣重見天日，正好原書在二○○二年又再版，而當前最有資格作此翻譯工作的謝宗林又從中華經濟研究院退休，正可全力翻譯，於是向五南出版公司張副總推薦，促成這本最新譯作的出版，相信已臻「信、達、雅」境界譯功的本書，會對華人社會有莫大貢獻。
- 复 2．佛利民与中國
家园 【整理】4.《資本主義與自由》二○○二年版前言 4.《資本主義與自由》二○○二年版前言
在本書一九八二年版前言裡，我證明社會思想氛圍曾發生戲劇性變化，體現在一九六二年書評界對待本書首版的方式，和一九八二年對待內人和我合寫的闡述同一哲理的《自由選擇》，大不相同。社會思想氛圍的該一變化醞釀於，而且一部分也是由於，政府的角色，在初步的福利國思想和凱因斯理論影響下，急遽擴大之時。一九五六年，當我發表後來由內人幫忙寫成本書的那幾次演講時，美國各級政府支出，包括聯邦、各州和地方縣市在內，約等於百分之二十六國民所得。大部分用在國防上。非國防支出僅占百分之十二國民所得。二十五年後，當本書一九八二年版發行時，各級政府總支出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九國民所得，而非國防支出所占比例則擴增一倍多，達百分之三十一國民所得。
社會思想氛圍的該一變化有其效果。它導致柴契爾夫人選上英國首相，以及雷根選上美國總統。他們做到了抑制政府擴張，卻做不到削減政府規模。美國各級政府總支出的確略微下降，從一九八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九降至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六，但那幾乎全是國防支出減少所致。非國防支出維持在大致固定的水準上下波動：一九八二年占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一，二○○○年占百分之三十。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和一九九二年蘇聯解體時，社會思想氛圍又朝同一方向被推進了一大步。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解體，戲劇性結束了一樁歷時七十餘年、比較兩種經濟組織模式孰優孰劣的實驗：由上而下相對於由下而上；中央計畫管制相對於民間市場；或用白話來說，社會主義相對於資本主義。早就有幾個比較小尺度的同一類實驗，包括香港與台灣對照中國大陸、西德對照東德，以及南韓對照北韓，預示那樁實驗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但是，同一類實驗的訊息，要成為社會的流行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一部分，卻需要有柏林圍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這樣富於戲劇性的事件衝擊，才使得人們現在大多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央計畫經濟確實就是，如海耶克於一九四四年為他那本很傑出的批判性著作所取的書名，《到奴役之路》。
發生在美國與英國的，也同樣發生在其他西方先進國家。戰後伊始的數十年內，在一個接著一個國家，我們看到爆炸性擴張的社會主義，然後是爬行或停滯的社會主義。然而，在所有這些國家，目前的壓力卻是朝向賦予市場更大的角色，以及縮小政府的角色。我覺得，這情況反映思想和行動之間有很長的滯後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起初數十年的快速社會主義化，反映戰前社會思想轉向集體主義；過去數十年爬行或停滯的社會主義，反映戰後社會思想改變的初期效果；未來的去社會主義化，將反映社會思想的改變被蘇聯解體戲劇性增強後的成熟效果。
思想氛圍的改變，對從前的低開發國影響更為顯著。即便是中國，這世界上最大的仍然宣示堅持共產主義的國家，也擋不住思想氛圍改變的影響。鄧小平於一九七○年代末期引進市場改革，將農業實際上民營化，戲劇性提高了農業產出，導致更多市場元素被引入該共產黨專政控制的社會。增幅有限的經濟自由，已經改變了中國的風貌，更加堅定我們對自由市場的信心。中國目前仍遠非是自由的社會，但中國人民現在無疑比毛澤東時代更自由，也更繁榮─在每一方面都更自由，除了在政治方面。甚至在政治自由方面，也開始露出稍有增加的小小徵兆，譬如，越來越多農村可以選舉一些地方官員。中國還有很漫長的路程要走，但它已踏上正確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初期，標準的學說認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必須仰賴中央計畫加上大量外援。然而，正如彼得．波爾（Peter Bauer）和其他某些人透澈揭露的，該套發展公式，不管被嘗試用在什麼地方，都遭致失敗。另一方面，市場導向的政策卻讓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獲得巨大的經濟成就。於是產生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經濟發展學說。目前，許多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甚至一些非洲國家，已採取市場導向的發展策略，削減政府角色。許多前蘇聯衛星國也已採取同樣作法。恰如本書的主題所言，在所有這些國家，經濟自由實際上和政治以及公民自由攜手並進，並且導致繁榮進步；競爭性資本主義和自由向來是不可分割的。
最後我想談點兒個人感觸：對一個作者來說，在他的書首版發行四十年後，還能夠由他自己評估該書的價值，實在是一項非常罕見的殊榮。我很感激有這樣難得的幸運。對於本書這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以及還是這麼切合當前的問題，我感到非常滿意。如果有一個較大的訂正是我想做的，那就是以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這樣的三分法，取代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在寫完本書後，回歸中國前的香港經驗讓我相信，雖然經濟自由是公民與政治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政治自由，儘管本身也許值得追求，卻不是經濟與公民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就這個觀點而言，本書的一個較大缺點，似乎在於對政治自由的討論不夠充分。在某些情況下，政治自由會促進經濟與公民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政治自由卻會阻礙經濟與公民自由。
密爾頓．傅利曼
史丹佛市，加利福尼亞州
二○○二年三月十一日
密爾頓．傅利曼的其它被译成中文的著作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
《選擇的自由》
网上似乎可以找到《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英文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