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企往何处去？ -- 秋末冬初

去想它应该去往何处吧。

从利益分配着手，非常实际。

我的讨论基于两个前提：中国政治关系的核心就是央地关系，国企也不例外；中国施政路径将更加公平。至于所有问题的核心（干部问题），则不在这次讨论之内。

国有企业在央地夹缝中的企业性、行政性和央地属性。除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分类，国企让人感觉雾里看花，甚至混乱得无法进一步归类。比如央企成功的例子有振华港机，地方企业成功的例子有徐工机械。再比如央企管理失败的典型有最近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而地方企业则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讨论国企？国企中，有中石油这类纵向寡头垄断，也有中电投对铝业的产业链延伸。如果我们的认识，把“企业性”定义为企业家先见之明的逐利过程，那么，作为央企的中电投显然符合这个条件。而国企的“行政性”则模糊不清得多，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还是行业发展自身规律的需要？抑或仅仅是历史的行政垄断向现实的惯性延伸？至于国企的央地属性，则更加富于历史意味。国家通常把央企当作宏观调控的一大抓手，而地方往往把地方企业当作自家的小金库。随着财税机制的变化，地方企业的小金库作用越加突出。（这个与利税大户是有区别的，当下地方欢迎央企来投资，其目的在于利税留于当地——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发现，当央企设立控股公司或者子公司时，大规模利税即将到来；而分公司则不一定，地方政府也不太喜欢这种模式）

国企（公务员）的内部二次分配与社会的二次分配。国企（这里可以把公务员放进来，因为讨论的性质一样）内部的二次分配，因行政级别而异，因行业分工而异，因部门、单位寻租（受租）能力而异，因地域环境而异。这种差异，甚至可能大于社会的二次分配差异。而舆论的进入，放大了这种差异。这种混乱，是怎么造成的？又怎样消解？（社会对国有垄断企业员工工资明显高于社会水平的意见，到底是一个真实差异下的意见爆发？还是媒体在传媒操作上的导引？）

金融类国企的地位问题。中国何处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更资本主义一点，还是更共产主义一点？从理论上讲，工业类企业是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的，而金融类企业应该作为辅助。从利润来源上讲，金融类企业的利润来源类似张五常所语“无主孤魂”，一旦进入完全竞争，则利润率急遽摊薄；如果寅吃卯粮，则容易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人性之恶将循环放大。

推理不得不回到干部的头上。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流官制度，有其合理的一面，又是否适用于当下呢？

谈国企，容易谈到中央和地方，更自然谈到集权和分权。这是一个政治性乃至战略性的问题。当下的环境，为什么要集权？为什么要分权？

我的理解是，集权源自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也就是重回汉唐。而下一步分权的最大压力，则来自最后一波人口高峰（70年代生人）全面登上政治舞台之时。

如果说，借助了行政力量形成垄断（例如行业准入）就有“国”的因素在里面；凡是凭借这种垄断就开始嚣张跋扈的，就有某种程度上的“国进民退”的话，那么南方系独步公众话语权、门户网站在互联网服务上形成不可动摇的优势，这些现象到底是“国进”的产物、还是“民进”的优秀代表？

这些媒体由于对抗官府的行为，常常被和“民众”联系在一起。它们也经常高声反对“国进民退”。但我看，他们更像是“国进”的产物。

这不是说他们就是某级政府、某常委、某core的喉舌。但是很可能就是他们，从政府限制言论、限制互联网发展的行为收获最大。媒体行业的言论审查对于有经验、有关系的资深媒体人的约束，远远不如让普通网民噤声的作用强；而官府老爷们亏心事太多，他们畏惧正规媒体的程度，远甚于普通网民。（其实，民怕官，官怕媒体，媒体怕民众，无怪乎媒体一直在尿洋人那一壶，这就圆了）此外，三番五次互联网"清洗"的结果，是小论坛、非主流网站关停或边缘化，严肃讨论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反而是娱乐资源海量、有钱有权、抗压能力强的门户网站和大型综合论坛得以赢家通吃。

这些“竞争”获胜者平时是什么样的表现，这些表现本身够不够为他们挣得今天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大家对南方系不满的同时，也要想到：它们不过是行政权力的扭曲下，最引人注目、每天都能观察的实例罢了。

竞争的意思就是几个企业之间的争夺，竞争的结果就是有胜利者有失败者。胜利者固然有效率，失败者是不是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从社会整体的效率来说，这种结果真的算是有效率吗？

其次什么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是相对而言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积极性而说的。如果一个人有点资本就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竞争，有这种积极性进行竞争，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让社会进步的结果呢？我觉得不一定，他可能自不量力，看不清形势，被大资本公平的搞死，这对于社会来说依然是一个浪费。

市场经济的本义是通过企业对于利润的追踪，通过竞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竞争的胜利。但是企业获得利润并不一定就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当垄断性企业出现的时候，它有各种手段获得利润，其中很多手段是妨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自由竞争一个过程垄断又是必然出现的，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说，市场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总是把思路固定在市场经济，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而且这个问题实在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公共权力从国企退出，就会有私人资本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国企，这个已经和是不是市场经济，是不是公平的竞争关系无关了。

央企可以说身兼“大企业病”、“垄断病”、“体制病”。然而，大型企业，垄断企业，和中国特色的体制又必然在中国长期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国企，考察他们在各个市场上的行为和表现，并以此作为规范的依据。即便需要构想国企未来的命运，也的确不应该从意识形态出发。

另一个着眼点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这是关系到中国所有企业的健康和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国网为人所诟病之处，是自己身兼公共部门的某些职能。但是国企的不平等优势还不止这个，在融资方面，与行政部门日常交道方面，很多国企都有巨大的优势。而这就影响了企业从获取资金到日常运转这两个环节当中所承担的成本，税收只是最后一个环节而已。更不要说还有许多行业是他们独享的。实际上，某些国企可以认为是由人民赋予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人民的委托下经营某个特定行业。但如果他们没有把这种优势谨慎使用，而是投入其他高度竞争性的话，这岂非是托付不效、滥用权力？

但是，影响公平竞争的板子并不能只打在国企身上，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政府支持。至少，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官商勾结”他们无法解决融资的问题。但这种政府支持是否常常适度，对培育市场环境，扶持优秀的中国企业是好是坏，同样值得考虑。

从上述意义来看，“国退民进好还是不好”的确有问错问题的嫌疑。无论是关注对象是国企还是民企，背后那个影响市场公平的因素，可以看出，仍然是行政权力。甚至，这和你所说的生产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也有一定相关，因为行政权力的寻租对象，只可能是少数人。

这篇是关于李荣融的报道。

看来李主任依然是要咬定自己的这一摊。但问题是，在国资委这个框架下，中国国企的发展，既有理论上的短板、又有能力上的问题，同样不取决于我们愿意不愿意谈的——归根到底也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迷茫？

从企业的盈利性而言，企业应当充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资源来牟利市场利润，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如果企业的主营者跟行政权力具有关联，那又应当如何是好？这个钱赚了，又该如何去分呢？如果涉及行业有关人民的普遍生活质量，盈利的动机与为社会提供福利的使命又该如何平衡呢？

反过来说，如果赚钱的机会都转到私营部门（出售国企），那赚到钱如何分的问题（反正都给老板）和社会福利（交给社会）的理论问题是解决了；但那到底是人民一人一票买这个国企呢？还是荷包鼓的上台唱戏，荷包没钱的你哪凉快哪呆着去呢？这个问题，政协自然解决不了.....尽管他们会有一个叫做“方案”和“先进方向”的东西。

这些都是难题。

而困难的地方是，主政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也许我们还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些迷茫，希望这种迷茫是暂时性的。但从李主任目前的手段来看，很简单，他依然在做资源整合，搞国家队，而且是产业专业化的国家队。

保育钧在《财经》上的这篇文章，应该会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我尊重这种思考。事实上，在之前跟leqian兄的一次讨论中，他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我认为，无论，不管立场如何，这种推理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如果因为认为国企的用工密度（就业）、产值效率或者利润效率不如民企，那么国企就是一种落后的形态——这在common sense上听起来是有理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到1993年之前的任何一年再次做决策，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应该把民企都结扎了——因为他们的效率、和用工在那个时代都远远不如国企。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是同时存在着自上而下的体制变化、与自下而上的自发变化的复杂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上也都不均衡的这样一个过程。而目前国内的经济结构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均衡”的发展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既不能说它是自发按照市场规律发生的（因为有自上而下的依照行政命令的改革和各部分的不均衡），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按照行政命令发生的。任何单一强调一方面因素从而做逻辑推导的解说（比如保育钧这个观点就是假定了单一一种市场机制），从理论上都是存在瑕疵的。

而归根到底的是，我们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为对于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经济体（比如西欧的某个国家），取其任何一个断面，按照任何一种分类法，那么在不同类别企业之间就会存在效率差异，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区别？把指标低的一拨咔嚓掉？这是经济运行的规律吗？等等....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市场主义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