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忠耶奸耶中行说 -- 无心之云

这两天的股市，也够大家说说这个中行的好坏了

可怜那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不通历史，更不懂中原文字书籍，要说他们能给自己准确的找上一个有点牵扯的祖先，那叫荒谬。

有些是凭心迹，大部分是凭行为。都是以仁义为宗旨。

但从来没有以“结果”来评判的。

这是中X部的傻货们以庸俗“辩证结果主义历史观”来掺和，弄成了郑成功阻碍民族大团结这样可笑的局面。

前清为降将立贰臣传，我们历史上对这些问题解决得很好，基本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中行说来匈奴之前，匈奴人有没有入主中原的意愿呢？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其有这个意愿。

第一件事是匈奴人宣称他们是夏王朝的后裔。夏朝被商朝取代之时，夏王朝的余种从中原撤向了草原大漠。有何证据证明是匈奴人宣称他们是夏王朝的后裔而不是事实呢？

从太史公的《匈奴列传》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篇传的首句便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考虑到夏商鼎代之时是约在公元前１６７５年，到司马迁所在的汉武帝时期公元前１４０年，相隔一千两百余年。这期间，历商历周历秦。而即便是在春秋时的孔子，说到夏殷之礼时，也感叹文献不足，何况之后的太史公？所以《匈奴列传》中的首句应该不是出自文献而是出自传说，而这个传说的来源，不会是出自中原地带，只能是来自于匈奴。加上《匈奴列传》的首句之后便是“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而已，不象《秦本纪》那样有具体的谱系，也没有说明匈奴和那些早就存在于北蛮的民族有何区别，没有说明匈奴是比那些北蛮民族更早居住于北蛮过着随畜牧而转移的生活还是在商朝取代了夏朝之后才开始移居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更加证明太史公笔下所谓匈奴人是夏朝人后裔的说法是一种传言，一种特意制造出来的传言。

而特意制造出这种传言的只能是匈奴人，他们为什么要制造出他们是夏王朝的后裔这种传言呢？这就涉及到统绪的问题。

《史记》的本纪系列的前五个本纪，开宗明义说的都是统绪，也就是谱系。这些本纪所载的谱系，全部溯源至黄帝轩辕氏。也就是说，商取代夏，周取代商，秦灭六国之后取代周，其实都是在黄帝这一谱系之内轮转，使得取代看上去有那么点传承的意思，而每一个取代者也就有了正统的地位。

匈奴人宣称自己是夏朝的后裔，就有占据统绪制高点的动机。他们能将自己溯源至黄帝，比起汉王朝的皇帝，只能溯源至“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的起于细微的谱系来孰高孰低，哪个更有中原的继承权？

这一传言的制造和传播难道仅仅只是讲故事，而没有作为舆论在为某种行为铺路？

第二件事是，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１９２年），当时的匈奴单于冒顿给汉朝的实际统治者吕太后写了一封言辞亵慢的信，引起吕太后的极大震怒，差点因此而出兵攻打匈奴。

冒顿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信呢？他并不是性格轻浮的人，《匈奴列传》的冒顿部分记载的他，是一个和汉高祖一样深沉能忍的君主。这样一个君主，用一封言辞亵慢的信去挑逗另一个大国事实上的异性君主，这种行为，绝不是无聊的行为。其用意根本就是要激怒汉朝君臣，引发战争。

冒顿时期的汉匈形势，是匈奴处于攻，汉处于守。在白登冒顿错过了攻汉地一城而获汉朝皇帝的机会，匈奴对汉的攻势便再没有决定性的一蹴而就的可能。他可以再次攻下汉地的一城一池，但汉朝的力量足够用于坚守最关键的地方。他只有创造一个机会，使汉朝倾全国之力来攻匈奴。而在对攻中，此时的匈奴有很大的把握取胜，从而极大限度地削弱汉朝可能用于防守本土的力量，然后他的攻便不会受到多大的阻力。于是，问鼎中原便可告成功。

好在汉朝那边的中郎将季布及时制止了吕太后的冲动和樊哙的目空一切，不过这场虽然没有发生的战争还是给汉朝后来的君臣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无时不感觉到匈奴人耽耽的狼眼。

那么，在猥亵信之后的冒顿单于治下的匈奴还有没有争霸中原的条件呢？有，前面说过的匈奴人宣称自己是夏朝后裔，既是入主中原的意愿的表现也是他们争霸中原的道统上的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品牌效应。他们借壳上市，而且看起来汉朝那边也没怎么提出反对的意见，从而使他们具备了相当的软实力。这软实力若加以很好的运用，是很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种力量。

除他们刻意营造的软实力外，他们的硬实力更加不可忽视，在白登之后的十几年里，汉朝努力地使国家恢复自逐鹿以来受损的元气。而匈奴人也没有闲下来，他们也在加强着自己的实力。到了汉文帝前六年，匈奴人已夷灭月氏，降服楼兰乌孙呼揭等二十六国。做到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的局面。这一局面，在草原上是亘古未有的。到了这时，汉高祖和冒顿定下的和约：“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就更加要看匈奴的眼色了。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匈奴，汉庭派遣至匈奴的使者带回他们的观察，匈奴人崇尚汉地的食物衣服，对汉人的礼仪也很风尚时，汉庭的君臣们不由得联想起前朝秦国的发迹史，从而更加芒刺在背。

秦，自秦襄公在周平王那得到诸侯位置，从一个游牧部落还带着夷狄封印的附庸踏上了通向中原的台阶。从那时起，秦开始和诸侯通使通婚，并“祠上帝西畤”。这一行为虽然属于僭越，但表明秦族的礼在向中原靠近。随后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法又向中原靠近。在礼法大改，跟中原接轨之后，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秦穆公用熟悉中原制度的人百里奚，蹇叔，由余，来制定修正邦内的制度，至此，秦国由游牧型的部落族变俗而成城邦诸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秦国逐渐归化于中原文明并成为其中的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存在。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秦国对中原才得到一个放进撬棍的支点，从而具备博弈纵横的条件，而不象山戎，一对中原有了点觊觎的苗头，就被齐桓公率领中原诸侯国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打了回去。“微管仲，吾披发左衽”是中原士民敌视游牧民族的心理基础。

而匈奴，如果在礼法上向中原模式做些改变，最大程度减弱身上夷的成分，创造出一个慕化的平台，中原那些有才能未受重视的人就会跑来为匈奴量身制定制度，创造舆论，跟汉朝争势，做好争霸中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夷夏之争，争的从来不是血统，而是道统。

再者，匈奴和汉朝军事上的对比，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前进基地。这一原因是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的特点决定了的，所以即便是在匈奴强极一时的时候，他的进攻也只能是暴雨不终朝。匈奴的作战方式是无后方作战，靠掳掠提供补给，一旦受挫，便只能一退千里，回到北方的草原，再一次的进攻就要等到来年的草长马肥的时候。这样的战争模式在具有强大的物质储备和民众向心力的中原地区，是很难获得决定性的战功的。

如果匈奴变俗，不用完全下马，只需在汉匈边境上建造城池，屯粮积谷，以待汉敝，便足以造成汉朝的恐慌。这时，汉朝便守不能守，只有提前进攻。那么战略上，匈奴便取得很大的优势。

事实上，匈奴故地并非不适宜筑城，汉武帝就在河西设了四郡，不过是用来反制匈奴的。

何况匈奴如果主动接受类中原模式的制度改变，他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那时，晁错提到的“中国之长技五”也将不再由中原所独擅或优势不那么明显，而匈奴本身的“长技三”却还能得到保留。这样，匈奴就将复制灭六国时的秦国军事力量。要知道秦国当年有最犀利的弩箭，那是最高的军事技术，也有随弩箭之后冲阵的轻骑兵，那轻骑兵是秦国作为来自草原的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兵种。

另外，匈奴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引起汉朝君臣超越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的忧虑。匈奴在汉朝的北方，在这个方向出现的新兴国家，往往最后入主中原。《史记》“六国年表”有这么一段话，可以证明当时的博物君子对这一历史规律的刻骨认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几个朝代的建立，都是起于当时中原的西北隅，以一州之地而终王天下。匈奴拥有的地盘比那几个朝代初兴时大多少？如果像周与秦那样变俗更法，争霸中原，那匈奴对汉朝来说就是天命而不可违了。　

所以说，匈奴具备窥视中原的意愿和条件，只要变俗，就能达成。而在汉文帝时期，匈奴已露出了变俗的苗头。如果匈奴变俗成功，那汉匈两国的态势只会向对汉朝越来越糟糕的方向演变。

而汉朝此时还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去扑灭这一苗头，一是力量储备不够，还没有完全从秦末群雄逐鹿时的战争创伤恢复过来；二是自身内部出现的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这一问题就是分封的诸王，他们在渐渐长大，朝廷当初派过去起控制作用的相渐渐的都退休了。这一问题，在匈奴未成为一个对汉庭无取代意愿的政权之前，汉庭还不能动手解决。

汉朝在那个时候只能期待匈奴自己去扑灭变俗的苗头，成为一个对汉庭只有伤害能力而没有颠覆意愿的国家，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时间，休养以及解决内部问题。

这一点，看上去在中行说去了匈奴之后，做到了。因为中行说之后的匈奴，已经成为一个固守旧俗的国家，完全失去了时变的机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多的范文程之流也无法施展。甚至连局部的军事变革也是在天汉四年（公元前９７年），那时中行说已经死了，才由汉朝那边过来的降将李绪做了些中原化的训练，而就是这么一点点改变，在还没有深入展开时，李绪就被李陵刺杀而中断了。总之，匈奴在中行说之后，彻底成为一个无文字，制度松散的政权，对中原只有掳掠的意愿而失去占领的雄图。

此时的匈奴在汉庭这边，颜色从红色降为橙色。

每个坏人都有理由。每个坏人都有好的一面。

但仍然是坏人。这个案翻不了。

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所有孔子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中国古代一直以仁义为判断标准，而不是现在所谓的“客观上起到了加速民族团结”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