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从上文所述来看，成方遂建黄色玄武之旐，不会是取象征等级为“县鄙”（县及偏远地方）之义，而是暗示自己曾是冥间已死之人。这一番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再者，单是“成方遂”之名，一看便知是化名，显得诡异非常。“成方遂”者，“成其事方可遂其心”也。再说廷尉讯问，查知成方遂另有一名云“张延年”，可能是其本名。但时人名为“延年”者并不少见，武帝末期至昭、宣之世见于《汉书》，名为“延年”者，便有严延年、杜延年（二人，一为前御史大夫杜周之子，一为谒者）、田延年、李延年（李夫人之兄）等数人。因此倘若太子当真未死，逃至湖县隐居时，冒同村张姓人家（如张宗禄等人）之姓，取假名“延年”似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此案之所以显得疑点重重，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盖因班固对于此案叙事含混，闪烁其辞，又过于简略之处。例如记述此案的文字仅见于《昭帝纪》（（五年春正月）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腰）斩。）、《武五子传•刘旦》（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向）之，正喧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和《隽不疑传》，而记此事最详的《隽不疑传》中，关于成方遂的供词全系以第三人称转述，且指证的证人姓名只记张宗禄一人，与《外戚传》长篇累牍地记叙宣帝外祖母王媪（妄人）自述宣帝之母王翁须入宫经过的词状，简直是大相径庭，现将《外戚传》该部分原文引述如下：

　　“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迺始妇，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迺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迺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迺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迺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迺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迺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辞，皆验。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

　　在二十四部正史中，前四史均系私修，且各有特点。以综合的史学、文学成就而言，《史记》最高；《后汉书》因系四史之中最晚出者，因此能博采众长。范晔才识俱高，他对自己所作各纪、传的论、赞部分特别得意，自以为其文文采斐然。《后汉书》的赞语曾单独结集，获得后人好评；《三国志》最名为以曹魏为正朔，其实是三国各自成史，这也正为后来隋唐时李延寿修《南史》、《北史》，元末时修《宋史》、《辽史》、《金史》提供了修史的规范和参照的先例。陈寿于史实剪裁得当，书成时即受人好评，然而陈寿限于史料有限，记事过于简略，因此宋文帝不得不令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注补充了许多陈寿没有的材料，并把一些疑难问题的各种说法一一列出。裴注的价值已经与《三国志》本身不相上下，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

　　相比之下，班固《汉书》的优点，在于叙事“博洽”。它不仅叙事详实近乎于繁，而且即使在直接引用《史记》文字的同时，也对司马迁写得不够明确的地方加以考订。例如《史记•项羽本纪》有一段文字“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班固在《陈胜项籍（项籍，姓项名籍，字羽，后世以字行，习称项羽）传》引用这段文字的同时，明确指出游说项羽者是“韩生”。因此相对于《史记》，《汉书》具有保留了更多史料的价值，这也是《汉书》在这方面优于《史记》的地方（当然，《汉书》的思想性比《史记》差了不少）。

　　我们在前文所引王媪自述的这段文字即可作为《汉书》“博洽”特色的形象注脚。这段文字，详细到记叙了事发过程中当事人的每段对话、证人直述的证词，甚至还有证人的确切数目。因此整个事件的过程交待得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极有说服力。相比之下，《隽不疑传》里以第三人称引述的成方遂的这段供词变显得含混得多；证人的具体数目也不清楚；证人姓名仅列举“张宗禄”一人；结案时连人犯的姓名也不清楚，只是“一云姓张名延年”，更显疑窦丛生。

　　或许有人认为，以第三人称引述疑犯供词与第一人称直述，差别并不太大，其实不然。因为这涉及到修史过程中的“正朔”问题，即正统性的问题。班固之所以在《外戚传》里不厌其烦地长篇叙述王媪等人的对话，无疑是要以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告诉读这段材料的读者，王翁须入宫的经过确实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儿子汉宣帝刘询的身世就不存在可疑之处，他的继位自然也就是合法而且正当的了。

　　修正史时强调“正朔”，即政权和皇帝的正当性、合法性，是从班固修《汉书》开始的。司马迁修《史记》时尚不具有如此的正统观念，因此在他的《史记》中，失败的英雄项羽可以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视为帝王；终生不得志的伟大思想家和平民教育家孔丘、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可以和楚元王刘交、留侯张良、太尉周勃（绛侯）、相国萧何（酂侯）这些王侯将相一同列入世家，当作诸侯看待，这在后世修史时是不可想象的。这与司马迁所处时代活泼开放、宽容进取的社会舆论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到了班固所处的东汉，儒学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和司马迁时已经大不相同。班固修《汉书》时，为了表彰汉朝取代秦朝是“天意”，具有无可伦比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惜将汉朝置于正位，而将秦朝置于闰位，以示贬斥，这一做法首开后世修史时正闰之争的先河。置于正位的朝代具有合法性，是为“正统”；居于闰位的，不是被当今朝代取代，就是视为割据一方、谋朝篡位的“僭伪”政权，因而在舆论上是不得人心的，王朝的国祚也就不可能长久。因此历代在为被自己取代的前代修史时，都将其置于正位，以表示自己继承的是一份顺承天意的“合法”财产，因而国祚也就能永延不缀。正闰之争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有些无聊，但对于古人来说，却是关系到国家命运能否绵长久远的非常严肃的问题。

　　按照这样的原则，晋初陈寿修《三国志》时，必须以被晋朝司马氏取代的曹魏为正朔，将吴、（蜀）汉两国视为“僭伪”的地方割据政权，两国君主传记称“传”而不称“本纪”。然而读其《蜀书•先主传》（刘备的传记）和《吴书•吴主传》（孙权的传记），却同样是以编年体的方式采写君主一生所历大事，与《魏书•武帝纪》无甚区别，实际上就是三国各自成史，只是明里不说，刘、孙二人不称为“上”、“帝”（本纪的写法，皇帝一般称“上”或“帝”）罢了。南北朝时，北朝和南朝各自修史，南呼北为“索虏”，北呼南为“岛夷”，各说各话；到了隋唐之际，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修《南史》、《北史》，置身事外，这才一视同仁。元朝时修《宋史》、《辽史》、《金史》，因辽、金先后与宋朝并立，而三国又先后亡于元朝（蒙古）之手（1218年灭西辽，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实不知当以何为正朔，何为僭伪，因而体例迟迟未定。直到元末，才由丞相脱脱上奏元顺帝，决定“各与正统”（就是都视为正统），不相统属，这才各自开馆，匆匆修就。

　　“伪戾太子案”中，冒充戾太子的成方遂（张延年）的真实身份，是关系到昭帝继统的合法性和霍光辅政的正当性的非常严重的事情，其性质丝毫不亚于始元元年的燕、齐逆案，不可以等闲视之。倘若班固在写《汉书》时真的掌握有证实成方遂确系伪冒的过硬材料，尤其是录有成方遂供词和证人证词的案件卷宗等第一手材料，以他一向标榜为大汉朝张目的政治态度，是断然不会弃而不用，以至于让人对昭帝继位的正统性产生怀疑、为汉家“清白”的历史留下任人腹诽、揣测的“污点”的。班固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如果不是整个案情令史家讳莫如深，有所顾忌的话，就是史料档案阙如，令他无有所依，只能靠引用第三方的转述来蒙混过关。而如果真的是出于缺少史料的原因，那么当初审案时留下的卷宗等第一手材料到哪里去了？我们猜测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是审案的廷尉事后悄悄地把它们烧掉了，也可能是霍光和昭帝指使人毁掉了，还有可能是宣帝后来为祖父尊讳而毁掉了这些涉及到他的材料，甚至有可能是毁于西汉末年的赤眉之乱，总之细细理来，仍是一团乱麻。

　　不论眼前出现的这个“戾太子”成方遂（张延年）是真太子也好，假太子也罢，京兆尹隽不疑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的表现，可谓厥功甚伟。他的当机立断，确保了事态没有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也保全了昭帝和霍光、以及朝廷的威信。隽不疑此举更向人们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更可贵的是事后他依然行事低调，并不伐功善已，更不以此作为要挟当权派讨官要权的资本，可以说是深得为臣之道。他后来得以善终，也当是因如此谦逊谨慎之故。难怪霍光要把女儿嫁给他，此举既是酬功，也是表示对隽不疑的欣赏。后来昭、宣之际同样在京兆尹任上以清直能干而闻名的赵广汉曾叹息说：“我禁奸止邪，政令通行于吏民；至于处理朝廷的事（的才干），就比隽不疑差远了。”

　　伪戾太子案的发生，尤其是案发时京城百姓如痴如癫的狂热情状，使霍光敏锐地意识到朝野上下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昭帝继位和他掌权的暗流，这股势力的能量虽然还不足以威胁到朝廷，却也不能算太小。尤其是在民间对待戾太子的态度的问题上，戾太子生前就在民间素有人望，死后又受到普遍同情，昭帝继位后并未给戾太子平反，只是走走形式地为他立了陵墓而已，这些都让那些始终对戾太子念念不忘的百姓十分失望。始元元年刘旦和刘泽谋逆期间，曾派人到各郡国散布谣言，诬蔑昭帝不是武帝之子。这些流言很容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平民产生昭帝得位不正，应该还位于戾太子后人的想法，从而加深他们对朝廷的不满。百姓的这种不满情绪又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形成反对朝廷的强大舆论力量，这些都是霍光所日夜焦虑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凭着本能的政治嗅觉，预感到隐藏于暗处的政治对手们正在为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风波而大造舆论，眼前的“伪戾太子案”就是这场风波即将到来的前奏；而处在明里的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也可能对此事加以利用，兴风作浪，制造反对昭帝和他的强大攻势。于是他遂决定先下手为强，打击上官桀集团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经过与幕僚的缜密策划，他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上官桀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

　　始元五年六月，昭帝封皇后上官氏之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同月，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说：“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实为“诵”字之误）《保傅传》（汉文帝时贾谊所著）、《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以诵读《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传遇到疑难、需求解惑为由，征召各郡贤良、文学60余人赴长安，在御前辩论经术，针砭时政。次年（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这次“议罢盐铁榷酤”的御前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