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十三、黄旐疑案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春正月，昭帝刚刚下诏追赠外祖父为顺成侯，京城长安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怪事：

　　一男子乘黄牛犊车，建黄色旐（zhào，音“照”）旗（有说是蓼色，即红色。今从《汉书•隽不疑传》“建黄旐”之说），着黄色“襜褕”（chān yú，音“搀鱼”。直裾的禅衣，其开襟从领向下垂直。这是一种穿在正式服装外面的短衣，是当时男子常穿的便服），戴黄帽，至未央宫北门阙下，向守宫门的卫士自称是征和二年八月辛亥在湖县失踪的戾太子刘据。

　　公车署接报以后，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于是昭帝下诏召集公卿、将军、中二千石级别官员一起前去辨认。消息传出，在长安吏民中引起轰动，蜂涌前往未央宫北门阙围观者，竟达数万人之多。整个长安城一时之间陷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狂热气氛之中，人们似乎早就在翘首期待着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个被霍光逼着毒死自己儿子的卫尉王莽这时已升迁为右将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他在阙下陈列军阵，以防备非常事态的发生。

　　《汉书》里记载戾太子最后的行踪，是在《汉书•武五子传》；关于戾太子命运的最后一句话是“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班固用的是“抱解太子”这四个字，着实令人费解。李寿“抱解”的究竟是还没有断气的太子，还是太子的尸身？这句话里并没有明确交待李寿是“趋抱解太子尸”。古人写史习用春秋笔法，言简意赅，然而有时如此用笔却又留下许多讳莫如深的无头公案，让后人读史时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戾太子确实为李寿所救而未死的话，按理说，戾太子之变就发生在八年半以前，戾太子时年38岁，就算这些年来吃尽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之苦，容貌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顶多只是加些风霜之色。然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中二千石的各位官员却谁也不敢肯定眼前突然出现的男子是不是真的就是戾太子刘据，因而都缄口不语，谁也不敢出头指认。田千秋在戾太子之变发生时仍在长陵看守汉高祖刘邦的寝庙，他对太子不熟悉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御史大夫桑弘羊自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不是武帝时期的后元二年）13岁入宫为郎，至今在朝廷已60余年（《盐铁论•贫富篇》：“大夫日：‘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整个武帝朝他都在为宫廷服务，要说连他这种跟宫中各色人等混得烂熟的人也辩别不出眼前这个“戾太子”的真伪，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而京中诸多中二千石官员，竟然也无一人认得出“戾太子”的相貌。看来此案不但事发突然，也是疑点重重。

　　京兆尹隽不疑后到，不由分说就令将该男子收捕。有人劝他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暂且先别妄动，看看情况再说吧。”隽不疑斩钉截铁地说：“诸位担心卫太子做什么呢？春秋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因阴谋（刺杀灵公的宠姬南子）失败而出奔在外，后来卫灵公死了以后，蒯聩的儿子辄（卫出公）嗣位，拒不接纳蒯聩回国，《春秋》对此予以肯定（当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评此事日：“辄之义可以立乎？日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意思是说：“辄从道义上说可以继位吗？可以的。但他为什么不以父亲为由，推辞祖父灵公授予的君位呢？”）。卫太子（刘据）得罪的是先帝，（即使眼前此人真的是太子，）他当年逃亡在外侥幸没死，今天自己前来自首，也是罪人。”依然下令将男子送诏狱审问。

　　经廷尉严辞讯问，该男子招供，自称是左冯翊夏阳县人，姓成名方遂，一直居住在湖县，以占筮卜卦为业。曾经有一个卫太子的舍人来找人占卜，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你的相貌长得真象卫太子。”成方遂听到以后，就动了假冒卫太子求取富贵的心思，一番乔装打扮之后，打着卫太子的招牌来到未央宫北阙。根据成方遂的供词，廷尉又逮召与成方遂同乡，熟识其人的张宗禄等人前来辩认。最后定罪为“诬罔不道”，即捏造事端、欺君罔上，罪至不道（“诬”、“罔”都是汉律所定罪名。“诬”即无中生有，“罔”即“罔上”，欺骗皇帝，二罪常常并用。汉武帝时方士栾大借武帝求仙心切行骗，败露后所定罪名即为“诬罔”。《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乐通侯栾大坐诬罔”），依律腰斩于东市。讯问中查实成方遂另有一名为“张延年”，似是其真实的本名。

　　这件轰动一时的“伪戾太子之案”由是告破，昭帝和霍光本已惊出一身冷汗，这时也已如释重负，欣喜异常，立即对当机立断、立下大功的京兆尹隽不疑予以嘉奖，称：“公卿大臣应当运用经术之学（即《春秋》等儒经），明于大义。”隽不疑因此名重一时，京中诸官内心里暗暗比较，多自以为才干确实不及隽不疑。他保住了霍光和昭帝的正统性，霍光非常感激，要把女儿嫁给他（霍光的女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嫁给宣帝，一个嫁给金日磾的儿子金赏，一个嫁给上官安，现在又要嫁一个女儿给隽不疑。不过他要嫁给隽不疑的这个女儿，未必没有可能就是后来嫁给宣帝的霍成君），隽不疑挺坚决地推辞，不肯高攀霍光的门第。他也从不居功，不向长官要求升迁，依然在京兆尹的位子上任劳任怨地干了很久，最后因病免官，以布衣之身殁没于家。京中百姓闻知，更加怀念他的治绩。

　　始元五年春天发生的这件“伪戾太子”事件，从当事人成方遂的供词来看，似乎仅仅只是一宗贪财的男子借着戾太子的名号行骗，以求取富贵的普通刑事案件，然而细细考之，仍然能从《汉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条条蛛丝马迹，暗示此案绝不象《汉书•隽不疑》传里面，这短短一百五十多字所描写的那样简单。

　　首先，从该男子的衣着服用来看，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准备。他穿黄衣、戴黄帽，建黄色旐旗，连拉车用的牛也是黄牛犊，这显然不是巧合。他是有意地使自己的穿着符合于朝廷的礼仪。本来按照战国以来盛行的五行相继学说，秦朝自认是以水德取代周朝的木德，因此服色尚黑；到了汉文帝的时候，鲁人公孙臣提出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汉取代秦是“水来土掩”，因此汉朝应该是土德，服色应该尚黄，文帝对此将信将疑，没有采纳（《史记•封禅书》：“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到了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始“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据此可知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服装师让晚年的汉武帝着红袍的设计可能是错误的，不过武帝时代的服舆制度尚没有后世那么严格。《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始知汉朝推崇火德，服色尚赤当是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年，即公元26年），修正历法，颁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以黄色为尊；自三公、将军、九卿、太守、王国相、郡都尉的官印皆用五字，不足五字者补以“之”字或“印”、“章”（丞相、太尉、三公、前后左右将军及御史、二千石者服用）、“印章”等后缀字（将军的属官校尉司马、九卿的属官令、长丞，以及郡以下的县之令、长的印章皆用四字）；修定官名；协正音律。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成方遂确实没有什么过硬的背景，而仅仅是一个在湖县以卜筮为生的普通平民的话，那么他作如此装束，就一定是背后有熟悉朝廷典章制度的高人指点，否则，以他一个在民间卜卦的社会底层人士，又怎么会熟知这些庙堂上的冠冕堂皇的繁缛礼仪？要知道，汉武帝虽然改了服色正朔，但章服制度并未完备，连公卿大臣都未必能全盘通晓。汉朝真正开始实行严格的舆服制度，是自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才开始的。

　　其次，成方遂进京，所用的礼仪也不简单。他用的是诸侯觐见天子之礼，因此建黄色玄武旐旗，又欲自北门入未央宫。后世历代，紫禁城的北门常称“玄武门”，因为玄武正是北方之神。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门，原来在明朝的时候就叫做“玄武门”，清朝时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才改称“神武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就是埋伏在皇宫的北门内，因为这是皇子入宫觐见皇帝的必经之路。因为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沿袭有因，基本上都要追溯到周朝的礼仪制度，因此玄武门之变的例子也可以作为成方遂是欲行皇子觐见天子之礼的旁证。

　　成方遂所建之“旐旗”，一般书上给出的注释是“绘有龟蛇图案的旗帜”，这种解释并不十分确切，按照准确的解释，所谓“黄旐”，就是在黄色背景上绘黑色玄武之像；而玄武的形象，正是一龟一蛇相互咬住尾巴，合为一体（《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龟与蛇交曰玄武。”）。单说它象龟或蛇，都不完全准确。

　　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并称为四大神兽，号为主宰东、西、南、北四方的“四象”，玄武职司北方，同时又是阴间之神。“玄”的意思就是黑色，而“武”与“冥”的古音相通，因此“武”也常作“冥”的通假字，而“冥”则是“幽冥、阴间”的意思，因此“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即阴间之神的意思。对玄武的崇拜起始于殷商时代用龟甲占卜的习俗，因此玄武的最初形象只是龟而已，蛇的形象恐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由于商朝时认为冥间位于北方（此一说法当与认为严冬主肃杀万物有关，而北方正是苦寒之地），因此商王占卜问兆于地下祖先之灵时，“其卜必北向”，玄武遂又成北方之神。后来道教又进一步将玄武的地位拔高，并将其人格化，最终使其演变成供奉于道教名山武当山的北方主神——真武大帝。

　　关于旐旗，《周礼•春官宗伯•司常》载：“司常掌九族之物，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颂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明确指出周天子建有九旗，就是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并设专职官员“司常”分掌各旗。

　　周朝的旗由杆、縿和斿三部分组成，其中“縿”是旗帜的主体部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挂于旗杆上的直幅的旗面，在“縿”面上绘制象征性的各种图案；“斿”则是饰于“縿”侧面、与旗杆垂直的带穗状的装饰物，我们常常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在旗侧面迎风飘动的那一条条“飘带”就是它。按照礼法，不同等级的旗帜上所用“斿”的数目有严格的规定。

　　在旗的用法上，依《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为：

　　天子建常；

　　诸侯建龙旂，即绘有“苍龙”（青龙）之旂，以象征东方（苍龙）七宿中第五宿“心”宿的第三颗星“大火”（即天蝎座α星。因其是一颗红巨星，在夏夜里非常明亮显眼，故名“大火”。民谚“七月流火”所谓之“火”，即是这颗“大火”）。旂侧饰九斿，以象征尾宿的九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交龙为旂，诸侯之所建也。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尾，尾九星”）；

　　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

　　师都（京师，即镐京）建熊旗，即绘有“熊、虎”（《史记•天官书》之所谓“白虎”）之旗，以象征西方（白虎）的参宿和伐宿（伐宿是与参宿连在一起的六颗星，现在一般看作参宿的一部分）。之所以以师都建西方之旗，是因为镐京地处中原西面的缘故。旗侧饰六斿，以象征与参宿连体的伐宿六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熊虎为旗，师都之所建。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

　　州、里建鸟旟，即绘有“鸟、隼”之旟，以象征南方（朱雀）七宿第三宿柳宿中，由七颗星组成的“鹑火”。旟侧饰七斿，以象征柳宿的七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鸟隼为旟，州里之所建。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有七星”）；

　　县鄙建龟旐，即绘有“龟、蛇”（实为玄武）之旐，以象征北方（玄武）的室宿（《石氏星经》称：“室名营室”，又称“室名玄冥”，可见室宿即营室，就是玄冥，亦即玄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营室水也，玄冥水神也，故又云水方正而作”）。旐侧饰四斿，以象征室宿的四颗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龟蛇为旐，县鄙之所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这样，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师都、州里、县鄙各用不同旗帜，以示尊卑等级，这就是《后汉书•舆服志》所称赞的“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到奚仲当了夏朝的车正，建立旗帜，以建立上下的尊卑，各自都有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