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十二、不学无术（四）

　　刘旦与刘泽等人阴谋作檄书称，昭帝不是武帝的儿子，而是大臣共同扶立的外姓人家的子弟，因此天下刘姓宗室应当共同讨伐。他们派人将檄书散发到各个郡国，以惑乱百姓，摇动人心。刘泽又计划返国后从临淄发兵响应，与燕王刘旦同时起事。刘旦于是招纳郡国内的奸恶之徒，聚敛铜铁制作甲杖兵器，屡屡校阅麾下车骑、材官（即步兵）士卒。又建旌旗鼓车，擅用天子才能使用的旄头先驱（以头盔上镶饰皮毛，称为“旄头骑”的骑士作为出行仪仗的前导，这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仪仗），其属下郎中、侍从所戴之冠都饰以貂尾作为冠羽，冠前附以金蝉，僭号皆为“侍中”。貂羽、附蝉都是天子近臣“侍中”的冠饰，刘旦如此做法，自然是以皇帝自居了。

　　刘旦又令国中自国相、中尉以下官员勒束车骑，征发国中平民大猎于文安县，借围猎为名讲习士卒车马，以为战备，等待起事时机。郎中韩义等忠贞之士苦谏刘旦无果，自韩义以下十五人全部被杀。后来魏相以文学的身份被征召到朝廷，向大将军霍光进言说：“往日燕王（刘旦）无道，韩义挺身强谏，被燕王杀害。韩义与燕王的关系没有比干和纣王那样亲近，却遵循比干那样的忠节，应该以让他的儿子显贵作为奖赏，向天下人申明为人臣子的大义。”于是霍光提拔韩义的儿子韩延寿为谏大夫，迁淮阳太守。其后延寿在颍川、东郡太守任上推崇礼义，所到之处令行禁止，颇有治绩。延寿最后做到京畿三辅地区的左冯翊，被萧望之以“僭越不道”的罪名弹劾，弃市而死。

　　正当刘旦在文安县大阅兵马，焦急等待刘泽举事的时候，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八月却传来了刘泽在临淄出事的消息，致使整个计划功败垂成。刘泽在临淄的叛乱计划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素以精明强干而闻名的青州刺史隽不疑（就是劝暴胜之“恩威并用”的那个隽不疑）。刘泽准备在起事之前抢先动手除掉隽不疑，不料事泄，为菑川靖王刘建的儿子缾侯刘成所出卖，其阴谋反为隽不疑所知。大概是刘泽等人聚在一起商量大计时人多嘴杂，计划难免外泄。刘成知道了刘泽等人的阴谋以后，就出首向隽不疑告发，隽不疑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捕、肃清刘泽及其同党，一边将案情上报朝廷。昭帝派楚元王刘交的曾孙、被武帝誉为“千里驹”的宗正丞刘德（《汉书•武五子传》记刘德治此狱时任大鸿胪丞，《汉书•楚元王传•刘德》载刘德时为宗正丞，至父为宗正时始徙为大鸿胪丞。今从《刘德传》）为诏狱的使者，主审刘泽谋逆一案。审讯中牵连出与刘泽同谋的燕王刘旦。因为燕王是昭帝的异母哥哥，昭帝一来不愿意背上残杀兄长的恶名，二来刚刚即位不久，根基未稳，考虑到维持国内形势安定的需要，也不能就此大开杀戒，因此下诏命令不得穷治燕王之罪，刘旦因此侥幸逃过一劫。刘泽虽然也是宗室，但终究是汉高祖刘邦的庶子齐悼惠王刘肥一脉，与昭帝的关系要疏远许多，因此他和他的那些同党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诛杀，以儆效尤。缾侯刘成则因为告发有功而得到加封。昭帝（实际上是其背后的霍光）对燕王和刘泽一杀一放，用的也是做给各诸侯王看的“恩威并用”的两面手法。

　　至于扑灭刘泽暴乱的首席英雄隽不疑，则因功擢升为京兆尹，同时赐钱百万。天子脚下京官难做，也的确是需要象隽不疑这样果敢勇于任事的能吏。《汉书•隽不疑传》文字寥寥，所记隽不疑判案，具体只有两件，此即其一，然从隽不疑对两起案件的处理来看，他确是行事练达圆熟之人。《汉书》说京师吏民无不敬仰其威严，又说他是至孝之人，对母亲十分依顺。每次他到辖下各县去巡视狱囚、复核案件，回到家里，母亲总要问：“有纠正平反冤狱的吗？救了多少无辜的人哪？”每当隽不疑告以平反的冤案数量很多，释放了许多无辜受冤枉的百姓，隽母就喜笑颜开，给儿子做的饭菜、对儿子说话的态度也比平时好得多（或许隽母平素就是一个对儿子要求很严厉的人）；可一旦听儿子说此次下乡没有放什么人出狱，则怒形于色，不肯给儿子提供饭菜。隽母虽然疾恶如仇，但她硬给儿子摊派救人指标的做法，却多少有些令人莞尔失笑。不过有这样一位严母在背后督责，隽不疑自然要每天“朝乾夕惕”，不敢怠慢吏事。因此时人评价，隽不疑为京兆尹，虽然严厉，但并不残暴。

　　刘旦、刘泽等人之所以敢于相聚谋奸，也与怀疑中央政府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有关，当初刘旦就是因为朝廷颁赐的玺书封印不合规定而起疑，进而生出武力夺权的野心。因而如何取得代表朝廷的合法性，尤其是拿到象征朝廷权威的皇帝的玺印，就是急于夺权的霍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汉书•霍光传》有一小段文字颇为蹊跷：“……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日：‘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义）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存放玺印的符节台夜里有古怪，众臣都惊恐不安。霍光召来掌玺的尚符玺郎，借口殿中混乱，以保护玺印的安全为由，要求尚符玺郎授以玺印。不料这个尚符玺郎忠于职守，严辞拒绝。霍光伸手欲强行夺玺，尚符玺郎便厉声顶撞霍光说：“我的头你可以拿去，要我交出玺印，恕我办不到！”霍光惊诧之余，也为这个郎官的硬气和忠义所折服，就在第二天以昭帝的名义下诏给他加了两级俸禄。这样一来，百官公卿对于霍光的贤明和大度更是交口称赞了。

　　汉朝的制度，天子佩七玺。除了取自秦王子婴所献、相传是秦始皇命人用和氏壁琢成的秦朝传国玺作为拥有江山社稷的合法象征而秘不示人，日常从不使用以外，皇帝真正使用的玺印只有六方，分作两组，一组叫做“天子某玺”，用于外（用于对外国君主致书之类外交途径的玺印）；一组叫做“皇帝某玺”，用于内（用于对国内郡国、诸侯、百官公卿下达诏令之用），每组各三枚，分别叫做“之玺”、“行玺”和“信玺”（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以白玉琢制，上雕螭虎之形作为穿绶的提纽），文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六枚玺印各有不同的用途。据《隋书•礼仪志》载，“皇帝行玺”用于封印一般的诏书、敕令，也用于册封、任命诸侯及三公；“皇帝之玺”用于封印赐给诸侯及三公的诏书；“皇帝信玺”与竹制的“使符”（使者所持之符节）并用可任命、替换、征召各州刺史，若与铜制的“兽符”（即虎符，《隋书》修于唐初，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改称“虎符”为“兽符”）并用，则可征召天下诸州兵马；“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人；“天子之玺”用于封印颁赐给外国君主的诏书；“天子信玺”用于发兵外国、征发外国兵马或祭祀天地鬼神。其余各代玺印的用法亦大同而小异。

　　关于玺印在宫中保管存放的地点，三国时魏人孟康为《汉书•霍光传》作注说：“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符节台的长官是符节令，下设尚符玺郎四人（《北堂书钞•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则据此可以推断，汉代的天子六玺中，天子自佩的不仅有“天子之玺”，还有“皇帝之玺”，其余四玺则存放于符节台，以四名尚符玺郎各掌一玺。

　　存放于符节台的两枚行玺、两枚信玺中，相对重要的是两枚可以用来调兵的信玺，尤其是那枚与虎符并用可征调全国兵马、与竹使符并用可以任免全国官吏的“皇帝信玺”。看来霍光急切想要夺取的，就是这枚象征着调兵权和地方官员人事任免权的“皇帝信玺”。

　　霍光虽位居大司马大将军，典掌军权，却并没有随意调兵的权力。按照汉朝的制度，发兵必须是玺书（或诏书）、虎符（或符节）齐全无误，且有当地主要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征郡之兵，郡守、都尉须同时在场；征县之兵，令长、丞尉须同时在场；征诸侯国之兵，诸侯王、国相、内史、中尉须同时在场），发兵才算合法。以玺书发兵所用之玺，就是这枚“皇帝信玺”。例如要征调某郡的守军，就须在该郡的主要官员（郡守和都尉）在场的情况下，手持皇帝赐予的玺书或诏书，当场勘验虎符或符节无误，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方能调发本郡的兵马。由于汉朝朝廷赐给使者符节时，必须在符节上刻写要交付受符节者所办之事，而虎符因系铜制，刻写文字困难，因此以虎符调兵者，必须同时手持书写有交代受虎符者应办之事的玺书，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发兵时，玺书是作为校验征调部队的合法性的凭证来使用的，具有比符节更高的权威性。军队见到玺书必发兵助战，见到符节则没有必须发兵的强制性。所以汉武帝发兵平定戾太子之变，必先赐给丞相刘屈氂以玺书；丞相以玺书调兵，三辅各县的甲士即如潮水般涌向长安；驻扎在长水及宣曲的胡骑，一听马通说太子的使者如侯所持符节有诈，马上便将如侯诛杀；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受了太子的符节，却可以安然作壁上观，完全不惧太子的权威；汉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擅发西域诸国兵马击匈奴郅支单于，光有符节还不够，仍需“矫制”（伪造或假传皇帝制书。“制书”就是玺书）。以上述种种情形观之，则玺书与符节的威信孰高孰低，立时判若云泥。而那位当面与霍光顶撞的尚符玺郎手中掌管的，应该就是这枚象征极大权力的“皇帝信玺”。

　　从霍光强行夺玺的拳拳猴急之状来看，符节台夜里闹的“鬼怪”恐怕多少跟他有些关系。但凡鬼怪，大多系有人装神弄鬼。则这些人受谁指使，装神弄鬼地“作怪”又想达到什么目的，简直是昭然若揭。霍光对待尚符玺郎当面顶撞的示好手法不可谓不高明：既可以消除对方（尚符玺郎）的敌意，为自己在朝中化敌为友，又在朝野舆论面前赢得了爱贤和宽宏大度的好评，况且还可以借着拔高尚符玺郎俸禄的机会把他从这一重要职位上调离，从而换上自己的私人，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霍光最后一个目的不知是否达到，不过从史书记载来看，他此后施政时所遇到的阻力，显然要小了很多。

　　刘泽叛乱被扑灭的次月，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九月丙子，车骑将军金日磾意外病逝，武帝苦心构筑的辅政大臣班子的权力平衡遭到破坏。按理说金日磾正当壮年，又是在塞北苦寒之地出生成长的匈奴人，体格应该比汉人更加强壮，不应该在这个年纪病故。他只辅政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得了重病，可以说病得十分突然；他死亡的时间也很微妙，因此可以说他的死十分蹊跷。不过在他之前，霍光的哥哥骠骑将军霍去病年仅24岁就死了，而他去世时的年龄大概不到五十岁，但也不算年轻，可以说是达到了那个年代平均寿命的终点。

　　金日磾临终的时候，霍光以昭帝的名义强行让他接受秺侯的封号，卧在病榻上接受印绶。封侯之后只过了一天，金日磾就病故了。昭帝赐给他丧葬的用具和墓地，出丧的时候，以轻车甲士列阵扶送棺椁到茂陵下葬，昭帝给金日磾追赠的谥号是“敬”，所以金日磾就被尊称为“秺敬侯”。

　　金日磾留下两个儿子金赏、金建，和昭帝年纪差不多大，都是八、九岁的样子。金赏做着奉车都尉，金建则官居驸马都尉，两人都在昭帝身边做侍中，与昭帝同卧同起，很见宠幸。金日磾去世以后，金赏嗣父爵为侯，佩带两绶。昭帝就对霍光说：“金氏两兄弟不能都佩两绶吗？”意思是叫霍光想办法把金建也封做侯。霍光回答说：“金赏已经嗣父为侯了。”昭帝见霍光装糊涂，就笑着说：“封不封侯不就在我和将军一念之间吗？”霍光则一本正经地用“先帝有约定，有功才能封侯”这样冠冕堂皇的套话来回绝。其实霍光拒绝为金家兄弟封侯，固然是出于对制度和原则的维护，实际上也有抑制金家在朝廷的势力的目的。

　　其实金赏还是霍光的女婿。宣帝即位的时候，金赏官至太仆，他见到霍氏专横跋扈，离覆灭之期不远，就抢先上书，请求宣帝允许自己休掉妻子霍氏，以示与霍家划清界限。他这一手跟父亲金日磾当年亲手诛杀与宫人淫乱的弄儿一样，都是断腕之举，看来他在这件事上倒是颇有乃父遗风。宣帝怜悯他的举动，在霍家败亡的时候唯独赦他不坐其罪。元帝时金赏死在光禄勋的任上，没有子嗣，封国因此而除。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才重新册封金赏之弟金建的孙子金当为秺侯，过继给金日磾为后。

　　金日磾的弟弟金伦早亡，他的后裔到了孙子这一辈家道就中落了，而金伦的子孙却开始兴盛。金伦的儿子金安上、金安上的儿子金常、金敞、金岑、金明、金敞的儿子金涉、金参、金饶、金涉的儿子金汤、金融、族侄金钦、金迁，大多在朝廷里做侍中、诸曹一类的近侍官，从金日磾算下来已经是第五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