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笔者啰里啰嗦写完了汉宣帝两位大恩人以及他早年的生活轨迹后，再转回来接着叙述汉武帝晚年时候的事情。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来纪年的皇帝，他也喜欢改元，因此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追改即位的次年为建元元年开始，他五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一共使用了11个年号。他给自己起的倒数第二个年号是“征和”（有的学者认为“征和”实际上是“延和”的误读。因为“征”和“延”的篆书、隶书的字形很相象，因此造成后世的学者以讹传讹，相因成袭）。可是征和年间却一点也不平和：征和元年发生了建章宫的带剑男子事件，然后就是公孙贺父子涉嫌巫蛊诅咒武帝的案件东窗事发，引发了巫蛊之祸；征和二年七月是“戾太子之变”，八月里太子刚在湖县自杀身亡，12天以后就发生了地震，紧接着九月份匈奴大举入寇；而“戾太子之变”被平定没几个月，就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年初发生了丞相刘屈氂勾结贰师将军李广利图谋迎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的事件。

　　刘屈氂是汉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也就是汉武帝的侄子。汉武帝和刘胜都是汉景帝的儿子。

　　西汉的皇帝中以汉景帝刘启的子孙最称兴盛，也最尊贵。景帝的父亲文帝只有四个儿子，儿子武帝在位54年之久也只有六个儿子，而景帝自己却有十四个儿子。虽然这些儿子中的大部分在王莽代汉之际衰败了，却还有三个儿子足以使景帝在两汉诸帝中让人刮目相看。他这三个争气的儿子就是汉武帝刘彻、长沙定王刘发和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大有为之君，够得上“大帝”级别的皇帝，这不必说了；另外两位的大名罕见经传，如果不是1962年在河北满城发现了刘胜和他妻子窦绾的墓，让现代人有机会见识史书中传说的“金缕玉衣”而让刘胜名声大噪的话，恐怕也只有专门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原来他们兄弟俩一个是光复汉室的光武帝刘秀的祖宗，一个是三国时建立蜀汉，与魏、吴三足鼎立的昭烈帝刘备的祖宗。我们花点笔墨，先来说点这两位王爷跟东汉、蜀汉的渊源。

　　长沙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关于他的出生，还牵扯到景帝的一段风流韵事。原来他的母亲姓唐，《汉书》里面就称为“唐儿”（后来取得宫中的地位以后称“唐姬”），是汉景帝的一位妃子程姬（因为她在宫中的名号失考，所以史书中只笼统地称为“姬”）的侍女。有一次景帝召幸程姬，不巧程姬来了月事（就是月经），身子不便，却又不敢告诉景帝，怕他知道了觉得污秽而扫兴生气，影响自己以后在宫中的宠爱，就在晚上侍寝的时候先把景帝灌醉了，然后趁着扶景帝上床的时候叫侍女唐儿代替自己侍候景帝。景帝一来由于晚上烛光昏暗，二来又由于喝多了酒，醉眼昏花，错把进帐侍寝的唐儿当成了程姬，就临幸了她。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景帝才发现跟自己睡了一晚的女人不是程姬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

　　没想到就是这一夜风流，唐儿竟然怀上了龙种，生下了后来的长沙定王刘发。这个典故就叫做“唐姬误会”。因为刘发的母亲地位卑微，不受宠爱，所以景帝也不喜欢这个儿子，就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把他封在原来汉高祖封给吴芮、两年前刚刚因没有子嗣而被除国的长沙国旧地，仍然叫做长沙国。那时的长沙国与赵佗建立的南越为邻，是汉朝的边境蕃蓠，环境很差，经济也很落后，景帝把儿子封在这里，也有贬斥的意思。

　　长沙定王刘发本人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上只留下寥寥二十多字的一小段记载。不过据汉朝末年的学者应劭讲，他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轶事：有一年诸王到长安来朝见景帝，景帝让就藩在外的各位小王爷上前歌舞给皇帝上寿（就是祝酒），轮到刘发的时候，他就“张袖小举手”，意思是举着袖子，稍稍抬起手，一副缩手缩脚的样子。一般人跳舞都是快速地旋转身子，为此就要舒展双臂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因此象刘发这样缩手缩脚地跳舞，样子一定非常滑稽，于是就引得兄弟们哄堂大笑。景帝也笑着问他为什么这样跳舞。谁知刘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儿臣的长沙国地域狭小，容不得回旋。”景帝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儿子也会语带双关地回答他的问话，也觉得有点亏待了他，就把武陵、零陵、桂阳三个郡都划给了长沙国，于是地小卑湿的长沙国就变成有回旋余地的大国了。

　　长沙定王刘发后来生了舂陵节侯刘买，刘买又生了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令刘钦，刘钦就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父亲。从汉高祖算下来，刘秀是高祖的九世孙。这个谱系，明明白白地记载在《后汉书•光武帝纪》的篇首。

　　另外，在新莽（就是王莽）和汉光武帝之间，还有一位绿林起义军扶立的天子更始帝刘玄，也是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人，不过他是刘买另一个儿子的后代，跟刘秀不是同一支。

刘邦开创了前汉，一共传承了二百多年；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后汉也延续了一百八九十年，两汉加在一起，就超过了四百年。在这四百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汉朝都保持着国家的统一，这一点就比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实际上处于藩镇割据分裂状态的唐朝要强。这也就难怪汉朝是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刻意效仿的楷模。

　　试想如果当年景帝没有因为醉酒而引起这次偶然的误会，汉朝的天下会不会因此少了后边的二百年寿命？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象“唐姬误会”这样的偶然事件的发生，历史才变得这么有趣和富有生气。古人有一句话叫做“风起于青萍之末”，意思是说有些很大的事件总是很偶然地起源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这很象数学上所谓的“蝴蝶效应”（数学家们关于蝴蝶效应的一个很经典的表述就是“日本海边的一只蝴蝶不经意地扇了一下翅膀，就在太平洋另一边的夏威夷掀起滔天巨浪”）。

　　和“唐姬误会”一样属于奇迹的还有“寒溪夜涨”的故事。古人往往喜欢把这一类突发事件归结为某种冥冥之中注定的“天意”。如果不是寒溪恰好在韩信从汉中逃走的那个晚上陡然暴涨，拦住了他的去路，萧何未必就能追上他并说服他回到刘邦那儿去，那么淮阴侯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登坛拜将，“结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立下万世不朽的赫赫奇功了。所以后人才感慨说“若非寒溪一夜涨，哪得汉家四百年”。

　　《后汉书•孔融传》里说，曹操对下属们饮酒误事感到很头疼，于是下令禁酒。而那位少年时曾让过梨的孔融恰好嗜酒如命，自然就对曹操的禁酒令很有微词。他洋洋洒洒给曹操写了一篇《酒德颂》，盛赞饮酒之德，里面就有“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这样的话，把饮酒不但不会误事，反而能成就大业的一番大道理说得振振有辞。笔者写下孔融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不禁感到有点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因为我又为天下的贪杯者们在与老婆狡辩的时候找到了一条堪称“过硬”的理由。这下子天下的夫人们该群雌粥粥，痛骂我教坏他们的丈夫了吧？

　　贫嘴一下，再来说说中山靖王刘胜。

　　刘胜的名气比刘发大得多，但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应该对他有印象，因为刘玄德（刘备）总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皇室贵胄，逢人就讲他是“中山靖王”之后。然而刘胜最终之所以闻名遐迩，更主要的原因是1962年在河北满城汉代中山国的故地发现了他和夫人窦绾的陵墓。

　　刘胜和前面提到过的被江充陷害了儿子的赵敬肃王刘彭祖是景帝贾夫人所生的一奶同胞，但兄弟俩的性格和为人却大不相同。

　　赵王彭祖为人阴险，喜好巫术鬼神之事，他不喜好治宫室享乐，却喜欢做一些小吏们干的诸如缉捕盗匪之类的工作。他曾向皇帝上书自告奋勇去捉捕辖境内的盗贼，常常深更半夜地带着大队人马在邯郸城里巡视，弄得往来的客人和京城来的使者都怕他，不敢在邯郸城中久留过夜。

　　赵王这个人心机很深，喜好搬弄律令条文，擅长以诡辩中伤他人，表面上却装作一副谦恭和善的样子。当时朝廷派遣相国和二千石的官员到下面的各郡国来，想用中央的法律来治理诸侯国，这与赵王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于是每当朝廷派相国和二千石官员来的时候，他就穿着朴素的黑布衣服，亲自迎接并为他们清扫馆舍，然后故意用一些惑乱之事来引诱对方犯错，一旦得知二千石官员有失言和犯了忌讳的地方就秘密地记录下来。如果二千石官员想秉公持法，就用这些把柄去威胁他们；如果他们还不听话，就上书告发，让朝廷治他们的罪。因此他当了六十多年的王爷，赵国的相国、二千石官员居然没有能任满两年的。这些官员动辄就因赵王的告发而获罪革职，罪重的被处死，轻一点的也得受刑，搞得二千石的官员都不敢管赵国的事情。赵王就因此擅权作威，自己派人到管辖的各县去充当商人交易的中间人，为他们估定价格，从中收取暴利。赵王自己的收入比国家的租税还多。

　　俗话说“夜路走多终遇鬼”，赵王多行不义，没想到竟栽在自己豢养的爪牙江充手里。虽然江充告发赵太子刘丹可能确系诬告，但恐怕也未见得全是空穴来风。江充知晓赵王父子的很多内幕，那些负责为赵王侦刺二千石官员过失的情报工作，江充也很有可能曾参与其中。从他后来为武帝充当直指绣衣使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搞这一套侦缉的工作确有一手，这恐怕也是在赵王府多年的情报工作中逐步培养起来的。

中山靖王刘胜的作风就跟哥哥刘彭祖大相径庭。他为人风流潇洒，好酒好色，喜好作长夜宴饮。他曾经跟哥哥赵王彭祖相互诋毁取乐。刘胜说：“哥哥做王爷，专门代替小吏治理政事。当王爷的人应当每天听听音乐，享受歌舞女色，这才是正经事呀！”赵王就说：“中山王只顾自己奢侈淫乐，也不辅佐天子安抚百姓，这个样子怎么能做朝廷的藩臣呢？”

　　然而刘胜却并非那种只会吃喝玩乐的草包，他还颇有文才，留下了一篇《闻乐对》。这篇文章也不是刘胜在吃饱喝足之余的嬉戏之做，而是有感而发，跟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各诸侯国所处的微妙的政治环境颇有关系。这样看来，刘胜也并非一味享乐而完全不理会政治。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刘胜和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济川王刘明一起到长安来朝见即位刚刚两年多的汉武帝。汉武帝大摆酒宴招待他们。当时朝中大臣鉴于景帝时的七国祸乱，认为诸侯国动辄连城数十，势力太大，因此多主张采取严厉手段侵削蚕食诸侯的封地，逐步将各郡国收归国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央派往各郡国的官员便对诸王百般挑剔，搅尽了脑汁在其臣属身上找碴。一旦抓到一点小错，动辄就要上书弹劾。诸侯的臣僚因怕治罪而屈服，中央来的官员就指使他们诬告自己的主子，造成了很多冤案（江充的发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弄得诸侯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