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乡村布衣（上） -- 时光行走

留在武汉的舅舅和胡仲初无处安身，进了难民所。

武汉当时从战区来的人很多，其中青年学生不少。国民政府为了留住这些未来的人才，虽然时世艰难，仍然不惜抽鼎下之薪，举办了四川临时中学、贵州临时中学等学校，收容站区来的学生、教师。舅舅凭借洛社乡村师范的校徽和缴费收据顺利入学，从汉口乘轮船沿长江到宜昌，转川江轮船到达陪都重庆。由这里再乘嘉陵江轮船到北碚进入了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师范部。

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分设高中，初中，女子和师范四部，高中部设在合川，初中部设在北碚附近的文星场，女子部设在北碚关庙，师范部设在北碚。

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著名的江苏省常熟中学的前身。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重新审视，这都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举，为抗战胜利及其之后留下和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后期的国民党青年军就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以青年学生为主组成的，美式装备，训练有素，可惜由于其时已是抗战后期，成军后没有实际参战。到是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厮杀，那是后话。

几个月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算是在北碚的四川临时中学这儿告一段落了。凭借洛社乡村师范的校徽和缴费单据入学，并因此进了师范部。学校免费供应伙食，不但如此，每月还有几块银元的零用，你如果没有过高的要求，基本可以自给。可见国民政府为这些学生是下了血本的。不过你要是知道当时中国的国情也许能理解国民政府选择。其时中国4亿5千万人民中大学生仅有64097人，高中学生116771人，初中学生586985人。因此，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不亚于一块黄金。(这个数字是网上查来的，我一直有些怀疑是正确性，那时教育是不发达，但也应当比这个数字多)

其实学校并不是免费，而是将学费和生活费贷给你。现在想来，那时的人真单纯，不但单纯而且彼此间毫无戒心。你想，就凭一个校徽就相信你，就让你在此后的几年里有吃有住有学上，任何调查、盘问都没有。要想钻空那空子太大了，可就是基本没人钻这个空。放今天还能做得到吗？现在挖门盗洞的人无处不在，无空不钻，其创新能力让你闻所未闻，其寡廉鲜耻程度简直空前绝后。

在北碚师范舅舅读了两年半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一年后暑假中舅舅去复旦大学玩，那时复旦西迁到了重庆。在复旦遇到了上届的同学李谷村，他已考进复旦大学教育系，正利用假期在教务处帮工。舅舅告诉他自己也考过复旦，可没有考取。李谷村说现在有个规矩，只要符合学历，到复旦帮工当工读生，两年后即有机会批准入学。不过帮工的工资很低，不知舅舅是否愿意？

这样的好机会舅舅当然愿意。于是李谷村把舅舅介绍给复旦的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

注册主任让舅舅写一篇故总理孙中山遗嘱给他看看，意图是检查他的水平。舅舅的童子功就是写字，当年也是下过一小点功夫的。立马挥毫，初大告看后挺高兴：我们需要的是文书，你字写得不错，明天就可以来办公。

迁入重庆后的复旦大学比较简陋，学校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住宿条件。学校实行学分制，教师、学生的流动性很大，同时又散居在各处，教务处的工作、安排都是通过张贴布告来告知全校师生。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根据安排起草布告内容，舅舅的工作就是抄写这些布告，再由校工张贴到校园。

当时舅舅的一笔行书甩的龙飞凤舞，很受师生欣赏。他绝没有想到，当年无意练就的童子功帮了他这么大忙。

就这样舅舅在教务处写了两年布告，期间，他选了两门课，共六个学分。这里我得公正的插一句：两年才选两门课，感觉光是写布告用不了这么多时间，这时的舅舅够得上虚度光阴，也没听舅舅说他又干了哪些其它事。

这年暑假，复旦的教务长李炳焕要卸任。

当时教务长由教授轮流担任，接任者是陈望道教授。

注册主任初大告教授给舅舅提了个建议：你在这一年多了，和教务长也搞熟了，想读书，改成学生，请他批准容易些。陈望道接任后，你一是不熟悉，二是又要辞职又要改学生。万一不批准，咋办？舅舅感觉他说的有理，马上写了辞呈和改为正式学生的申请，请教务长李炳焕审批。教务长看后高兴的说：年青人要读书是好事，我当然批准。大笔一挥，立刻批准了。

于是，舅舅正式成为了复旦大学的学生。以舅舅当时的情况，在注册时选任何一个系都没问题。那么应当选那一个系呢？舅舅选的是经济系。为什么会选经济系呢？估计和舅舅少年时那些在商场打工以及改造农村的理想有关。

几十年后舅舅后悔了，觉得当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会计系。会计学的是实务，无论何时何地，任何团体，大到城里的工厂，小到农村的生产队，都离不开会计。你起码有事可做，你起码感觉脚踏实地。而经济是那样虚无缥缈，那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后来几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经济的人大都难以找到施展的平台，舅舅也是这样在寂寞中度过了学成后的时光。倒是成了历史爱好者并且老年后久病成医，这是后话。

舅舅读书的学校，罗列出来，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匡村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洛社乡村师范、四川临时中学、复旦大学。可惜了这苦心读书的几十年寒窗。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他一个人。

舅舅在复旦读书一直读到抗战胜利。难怪村里人说：到四川读书去了，日本投降了还没有读完，家里钱用的数不清，摞起来比他人还高。

学生一向都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抗战期间，昆明的西南联大和重庆的复旦是两个学生运动的中心。不过到今天，由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清华、北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使得西南联大声名远播。在复旦，舅舅并没有忘记当年是为何从家乡逃出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是老夫子，他也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简称UDY）。这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关于这个组织的性质，有一个文件可以侧面说明：

但是舅舅也仅仅是参加，并没有深入进去。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只知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

1945年的春天来了。

抗战到今天，谁都看得出来，胜利指日可待。经历了难忘的八年，人们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家，这次是真的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同学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一个在北碚师范的同学谢某某过来找舅舅：现在抗战就要胜利了，我们也该回家乡了，我们一些人打算回江苏去做事。现在国民党的CC系在江苏很有势力，原来南京的教育局长现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吸收一批人加入CC系好打回老家去大干一番。谢某某准备参加，同时也来劝舅舅一同去，好事大家都分点儿。

舅舅虽然是个老夫子，眼睛还是看得清的。他已经看出国民党的腐败，认为这个党不会有前途，不想去搅混水，再说他对政治也没有兴趣。谢某某后来回到江苏作了省教育厅视导。

日寇投降。复旦也在做回迁的准备，给学生发了遣散费。舅舅和几个上海籍的同学沿西北公路乘汽车穿剑阁到宝鸡，再换火车到西安。那时的火车没人售票，学生可以自由上下。写到这，想起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大串联，也是乘车不要钱，有有心人利用这个机会走遍祖国山河。

在华清池玩了两天，再上车一直到徐州，到无锡后换轮船到新渎桥。这是真正到家了，当舅舅走到横弯桥时，看见外公正在田里种麦。八年了，无论是舅舅还是外公，谁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一天，谁又都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这一天。怕等不到这一天，怕等来的只是一块灵牌。为了这一天，外婆的眼睛都快瞎了。

对外公外婆来讲，这一天简直像在做梦。那个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大儿子居然好端端的、全须全尾的回来了，而且还高了、壮了。外婆高兴的又哭了，赶紧给菩萨多烧了几炷香。

多年之后舅舅也感叹，离家时只揣了三块银元，一个小铺盖卷。谁之竟然在外边混了八年，还读了这么多书，要说还真得感谢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善待。

我早就说过，舅舅不是一个农民，他的心不在农村。回到无锡，看看家里都好，他又跑到上海去了，为啥？那个学还没念完呐，念完还想在那里工作。我老是觉得舅舅念书拖拖拉拉，一个大学念了五六年了。当然，和前清的秀才比起来这速度还是说得过去的，人家那时的秀才一念数十载还不一定中举呢。

回到上海江湾复旦大学，舅舅还有三个学分和一篇论文，于是又念了半年。临毕业时在等校车时遇见了生物系教授卢于道.

在重庆时卢于道就认识舅舅，知道他是左派学生，当时卢于道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他问舅舅快毕业了是否找到了工作，舅舅告诉他还没有。于是他问舅舅：我领导的中国科学社还缺一个财务，是否愿意去，但是工资不高。舅舅答应了，从此在上海中国科学社从事财物工作两年多。

1948年，中国大地烽火连天，上海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的舅舅日子并不好过，内战吃紧，通货膨胀，生活困难，加之身体也不好。好歹家乡离这里不远，再不好过，外公外婆也是盼望他回来的。于是，舅舅辞职回家，等待时局好转，身体复原再回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舅舅就回到了上海，由复旦同学邱庆铭介绍到工商联工作，以后辗转又经过市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学校图书馆。在那里，从“史记”开始看到 “明史”，当时馆里没有“清史稿”。然后又把农科书看了一遍。

从此开始并结束了他在新社会里默默无闻、一事无成的老夫子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