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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05诗言志 上

诗言志是古人常说的话,《尚书虞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乐记第十九》中也说:“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这个“志”大体上是志向、意向的意思,一方面是说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向和志向,另一方面也是说听歌者可以通过这歌声来判断歌唱者的志向与前途。这也是古人“见微而知著”传统的一个方面吧。

《论语》上就记载了两次孔子让弟子言志的事,但都是以讲说的方式来言志,尽管有一次现场有乐器(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但仍未以赋诗(唱歌)的方式来言志。

这两次言志一次载于《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对自己身边的颜回和子路说:“盍各言尔志。”二人就各讲了自己的志向,随后孔子也讲了自己的志向。(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另一次言志载于《论语先进第十一》:在四个弟子讲了自己的志向之后,孔子说:“吾与点也!”随后还评价其他三个弟子说:“亦各言其志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不过,在《左传》上,就记载了两次在正式的宴会上用赋诗的方式来言志的场景。而且与孔子及弟子们言的“志”比较偏向于志向不同,《左传》记载的言“志”所言的更偏向于意向。另外从时间上说,《左传》记载的言“志”也比孔子及弟子们的那两次“言志”早几十年。

《左传》记载的这两次赋诗言志中较早的一次是在公元前五四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郑简公二十年,此时孔子只有六岁),当时郑国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这个地方设宴招待霸主国晋国的执政大臣,正卿赵孟(赵孟是赵氏家族族长的称号,此人氏赵名武,谥文子,公元前五四八年开始执政)。当时这位赵孟刚刚代表晋国和楚国签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几十年的和平,当时人称为“弭兵”(关于这次“弭兵”,可见:《襄二十五年传》(p 1103)(09250701)、《襄二十七年传》:(p 1129)(09270401)、(p 1129)(09270402)、(p 1131)(09270403)、(p 1132)(09270405)、(p 1133)(09270407))。

在这次宴会上,郑简公(此时二十五岁)带来了郑国七位最重要的大臣,所谓“七穆”,指以郑“穆”公七位公子为始祖的七大家族(“氏”族)的族长,即:公孙舍之,良霄,公孙夏,公孙侨,游吉,印段和公孙段(“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这七个人实际掌握着郑国的政权,这种几大家族共同统治是当时常见的现象。宴会快完时,赵孟(赵武)就对这七位大臣说:“你们七位一起随同国君来参加这个宴会,是对‘武’的抬爱,就请你们最后每人唱一首诗来完成你们国君的好意吧,我也顺便了解你们的想法。”(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武”是赵孟自称名))(《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于是首席执政大臣子展(公孙舍之)唱道:“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首章》)(子展赋《草虫》),子展是说,没见到您的时候,我很担心,见到您以后,发现您是君子,我就放心了。所以赵孟(赵武)说:“唱得好!你真是对国家和老百姓负责任的人,但是您说‘武’是君子我可不敢当。”(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然后伯有(良霄)唱道:“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鄘风鹑之贲贲首章》)(伯有赋《鹑之贲贲》(bēn)),伯有这里就有了对自己的长上(郑简公和子展)不满的意思。而赵孟却装不懂,这首诗原意是讽刺卫国的宣姜淫乱,所以赵孟就打岔说:“这种男女之间的事只能在屋里悄悄的说,现在我们在野外,你敢唱我不敢听。”(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踰阈(yù),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使人”是赵孟自称))(《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当然赵孟并非没有听懂伯有的埋怨之意,宴会之后,赵孟(赵文子)就对跟随自己来郑国的晋国太傅叔向(羊舌肸)说了:“这个伯有要被他的国君杀掉了,诗以言志,他在这里却说国君的坏话,目的只是讨好来宾,老这样怎么行,将来国君要不杀他,只把他赶走了事就算他走运了。”(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襄二十七年传》(p 1135)(09270502))。

在伯有之后是子西(公孙夏),子西唱了:“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小雅鱼藻之什黍苗四章》)(子西赋《黍苗》之四章),把赵孟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召伯。赵孟(赵武)赶紧说:“有我的国君在,‘武’算老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前面的例子里曾提到,一般分寸还是以召伯比附晋国国君,所以赵孟赶紧撇清。

然后子产(公孙侨)唱的是:“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小雅鱼藻之什隰桑首章》)(子产赋《隰(xí)桑》),表达与赵孟相见的喜悦之情。赵孟(赵武)答谢道:“‘武’更想听您唱这首诗的最后一章(一般唱诗都只唱头一章)。”(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这首诗的最后一章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鱼藻之什隰桑卒章》)(《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赵孟意思是说请子产说点指教自己的话,自己会虚心接受的。

这里的背景是这几年晋人已经多次与子产打交道:五年前,晋国派人去郑国,要求郑国国君去朝觐晋国,但是郑国其实已多次去朝觐晋国,每次朝觐都要贡献很多东西,郑国已经受不了了,只好派子产来回绝。子产说了一长篇话,有理有节,《左传》作者专门将其记录下来供后人学习,见《襄二十二年传》((p 1065)(09220201)、(p 1065)(09220202)、(p 1067)(09220203))。随后的两年中,霸主晋国对各小国的需索越来越重,这时又是子产给晋国执政的范宣子写了一封信,说服了范宣子,减轻了各国的负担,这封信也成了《左传》中的范文,见《襄二十四年传》((p 1089)(09240201)、(p 1089)(09240202)、(p 1089)(09240203)、(p 1090)(09240204))。又一年后,因为陈国跟着楚国欺负郑国,做得很过分,郑国就突袭了陈国,大获全胜,然后派子产向晋国献捷,希望得到霸主的肯定。哪想到此时晋国换了赵孟执政,要讲“礼”,要“弭兵”,所以责问郑国“何故侵小”,子产又讲了一篇大道理,说我们郑国是按照“王命”行动的(王指历代的周天子),当时接见子产的“士庄伯(士弱)不能诘”,只好上报给赵孟,赵孟也只能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晋国接受了郑国的献捷,肯定了郑国的行动。子产的这番话也被《左传》记载下来传之后世,孔老夫子后来还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此事见《襄二十五年传》((p 1104)(09251001)、(p 1106)(09251002)、(p 1106)(09251003))。子产在和霸主晋国打交道时充分展示了他的贤能,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两句诗就正好道出了赵孟钦佩子产的心声。

随后子大叔(游吉)唱:“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首章》)(子大叔赋《野有蔓(màn)草》),子大叔的重点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是说一直想见到您,终于如愿了。赵孟则回答:“您太客气了。”(赵孟曰:“吾子之惠也。”)(《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接着,一位子石(印段)唱:“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唐风蟋蟀首章》)(印段赋《蟋蟀》),印段是表示自己要尽职尽责,也是用“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来比附当前这场宴会。所以赵孟说:“说的好,您真是能够保持自己家族(“氏”族)的族长,别辜负了我的希望!”(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最后是另一位子石(公孙段)唱道:“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小雅甫田之什桑扈首章》)(公孙段赋《桑扈》),公孙段在这里恭维赵孟是君子,所以能得天的保佑而有福。赵孟于是引了《桑扈》这首诗最后一章的一句来回答:“只要是‘匪交匪敖’(既不希图侥幸,也不骄傲大意),福能往哪里跑呢?只要按这句话做,福和禄都会有,推都推不掉。”(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襄二十七年传》(p 1134)(09270501))。

既然是要了解这七位大夫的想法,赵孟在了解了之后也就给出了他自己的感想。除了批评了伯有以外,赵孟(赵文子)还表扬了另外几位,他说:“这几位都是能让他们的家族(“氏”族)保持几代不衰落的好家长。子展居于高位却不忘体察下情(“在上不忘降(jiàng)”,扣子展所赋《草虫》中的“我心则降”),他的家族会保持的最久。印氏虽娱乐也不放任,他的家族也会保持的很长久。利用娱乐来安民(也是用了印段唱的《蟋蟀》诗中“好乐无荒”一句,但与印段用这句诗的原意不同,与诗的本意也未必相同),同时不无休无尽的役使他们,这样的家族自然不会那么快就衰落。”(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jiàng)。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襄二十七年传》(p 1135)(09270502))

这样一场宴会,通过赋诗,既交流了感情,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又表达了各自的想法,而且还能够利用赋诗的歧义性避免外交的尴尬,同时,赋诗时已经有了现成的篇章,可以张嘴就唱,不必字斟句酌,这诗歌真是非常有用的在政治外交场合交流、交往的工具。

请注意,这几位张嘴就能唱出《诗经》里的篇章,而且别人也能听得出他们在唱什么,还要很快理解出他们的唱外之意,尤其是赵孟回答子产时,只提到诗的篇名和章数,就能让别人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确实反映出当时的“君子”都经过特定的相关教育,形成了特定的共同语言,在这个方面,这共同语言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若干篇诗歌,即《诗经》所收的那些诗篇。在正式场合,“君子”们经常会利用这些诗歌来交流,而在礼仪上,本来又有赋诗这一环节,所以孔子才会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也是在公元前五四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个通过某人的赋诗得以了解其为人和志向以至前途的事情。那是在上面晋、楚两国缔结了和平条约后不久,楚国的大夫薳罢(子荡)出使晋国落实盟约,晋国国君晋平公设宴招待他,在宴会结束将要离开时,薳罢唱道:“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大雅生民之什既醉首章》),用这首诗歌颂晋平公,也感谢他的招待(楚-薳(wěi)罢如晋涖盟,晋侯享之。将出,赋《既醉》)。通过这次薳罢的赋诗,晋国的太傅叔向(羊舌肸)就判断说:“看来薳氏家族应该会在楚国长远的延续下去,薳罢接受国君的命令出使,能够随机应变,非常通达,子荡很快就会在楚国执政了,用通达的才能为国君服务,必定能对百姓有好处,不用这样的人执政还能用谁呢?”(叔向曰:“薳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襄二十七年传》(p 1138)(09270801))。虽然薳罢不是特意为言志而赋诗,但是别人仍然能够从他的赋诗来判断他的为人和志向以至前途,这正是所谓“见微而知著”,不仅与赋诗本身有关了。

通宝推:昔杨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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