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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翻译】足够真实----学会在后事实社会生存 -- 南方有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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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翻译】足够真实----学会在后事实社会生存

足够真实

----学会在后事实社会生存

作者:法哈达门瞿

导言 为何事实不再重要

这本书于悖论之上舞蹈:技术和全球化促进世界一体之同时,亦令我们的意识分裂。于云端俯视,则美国的三亿公民如同克隆之物,或如母体之中的工蜂,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紧紧接入一个共同的消费主义网络。仅沃尔玛这一家公司便服务着百分之九十美国人口,而一个随处可见的全民咖啡品牌便足可为我们所有人提神。散落在郊区的购物中心都采用相似的条形建筑结构,呈现一副欢庆模样,城市和城市之间越来越难以辨识。若跳伞降落于亚特兰大郊区,你将发现你所寻找的高速公路似乎来自洛杉矶或休斯顿或凤凰城。

但在所有我们共同的购物经验之外,我们并没有混同为同一民众----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在星球层面上亦无。《足够真实》按年代记叙一个社会的分裂。我不是在说被电视新闻媒体过度简化为“红-蓝”选战的分裂。我所想探讨的远比这沉重,且更为尖锐。我的记叙扎根于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亦给予这些信息较其本身的可信度更大的权力。今天,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网络、电视、广播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新媒介,按你的意愿去看、去听、去读:你可以巨细靡遗地搜索和讨论你所喜欢的那类新闻;你可以在那些和你持同样观点的人之间尽情宣扬你的政治、社会或科学理论----他们或复杂或幼稚,或极端或庸常,或立足于现实,或浮于半空以至于你宛如处身遥远的小行星带。

在过去一些年里,民意调查家和政治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人在看待新闻的方式上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再仅仅和他人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甚至持有不同的事实。关于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全球变暖,或任何争议性话题,逐渐地,我们不再是争论我们应该正在做什么,相反,我们争论地是正在发生什么。政治科学家已经把我们的时代定性为一个高度分化的时代。现在,正如我所述,缓慢而渐进的分化已经开始扭曲我们对何者为“真”,何者为否的认知。实际上,你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我们其实在为不同版本的“现实”而斗争。对一些人来说,生活在一个由其自身选定的事实所构建的世界,要远比过去容易得多。

2005年4月末,和其父母生活在洛杉矶郊区的三岁半小女孩伊莉莎简斯格威尔病倒了,其病症为鼻塞。数天之后,她的呼吸变得微弱,并咳嗽带痰。她的母亲克里斯汀玛姬儿带她去看了一位儿科大夫。大夫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给开药。下周玛姬儿找了另一位儿科大夫给伊莉莎做了检查。这位大夫怀疑是耳朵感染,但认为可以自愈,不需要用什么抗生素。不久,伊莉莎的咳嗽好些了,但是当玛姬儿带她去看第三位儿科大夫时,大夫在伊莉莎的右耳鼓发现了液体,因此也怀疑是耳朵感染,于是简单开了点青霉素。到5月15日,伊莉莎面色苍白,高烧至38.3度,并数次呕吐。那天夜里,玛姬儿给一位大夫打电话。正在她打电话的时候,伊莉莎突然晕倒,并随即停止了呼吸。玛姬儿后来给当地验尸官描述说,她的孩子就像一个“被捏皱的纸娃娃。”

在伊莉莎夭折之前给她看病的大夫们把她视作一个正常的小女孩。其实他们本该怀疑她是因为一些远比小儿耳朵感染更为严重的诱因患病。1992年,伊莉莎的母亲被检测为HIV阳性。在其获知诊断结果的数年间,不像其他HIV患者,玛姬儿拒绝服用因能够延缓艾滋病死亡而倍受好评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相反,玛姬儿接受一种非同寻常的观念:HIV并不导致艾滋病。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玛姬儿正是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人物之一。她成立了一家名为“非主流好好活着艾滋病人”的非营利性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对“大多数关于HIV和艾滋病的通常假设”提出质疑。该组织获得了巨大的关注。摇滚乐队“战士”(the Foo Fighter)曾为玛姬儿的组织举行过一场慈善音乐会。她自行出版的书籍《如果你所知道的关于艾滋病的每件事都是错的怎么办?》也已经售出五万本。

一般医生会要求HIV阳性的孕期妇女服用一些药物来降低将病毒转移至胚胎的风险,但是玛姬儿却建议他们不必服用。她也倡导母乳哺养,但早有研究人员发现这正是病毒从受感染母亲转移至孩子的主要路径。玛姬儿母乳哺养了她的两个孩子:1997年出生的查尔斯和2001年出生的伊莉莎,这两个孩子都是她和其丈夫罗宾斯格威尔自然受孕所生。电影制作人罗宾就艾滋病和玛姬儿持有同样的理念。两个孩子都未曾接受HIV检测,而玛姬儿始终认为伊莉莎死于对其服用的青霉素的急性过敏反应,艾滋病并不是致病因素。她对记者这样说道,“作为母亲,我悲哀、心碎、伤痛,但我并不质疑我对问题的理解。“

伊莉莎死后两天,当地的验尸官对小女孩进行了尸检。伊莉莎身高不足一米,体重不到13公斤,相对于其年龄来说,严重发育不良。她的胸腺明显萎缩,这意味着其可能感染HIV。一位神经病理学家亦在检查伊莉莎脑细胞时发现 了HIV病毒蛋白标记。在她的左右肺叶都发现了白癍。在显微镜下检查其肺组织时,医生发现了一种称为“卡式肺囊虫肺炎”的肺部真菌感染。该种肺炎是HIV病人的最主要死因。验尸报告最后总结道,伊莉莎简斯格威尔死于艾滋病。

洛杉矶的小女孩之死看似和本书的主旨----就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我们享有无限制的选择权,而这选择权却令我们不能够再牢牢把握住何者为真,何者为否----并无关联。但是想一下,根据艾滋病专家的观点,伊莉莎的病情的治愈率其实是很高的。感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HIV感染的激进治疗手段,千禧年之后的美国中产家庭幼儿已经不再会因艾滋病死亡。导致伊莉莎死亡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确切地说,是缺乏对疾病的警惕和预防----甚至在其病状存在时,对疾病的否认。杀死伊莉莎的,是对科学事实的无视,是其父母摒弃专家意见却选择相信一种缺乏可观测现实所支持观点的偏执,是把“什么是真的”打折替换为“什么是足够真实”的一种意愿。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HIV和艾滋病的关系的“争议”,根本就不是什么争议----那些对此质疑的人和质疑美国人是否真地登月一样无稽。但其实我们点击鼠标进入网络,我们距离那个以截然相反地态度看待疾病的世界便并不遥远。HIV怀疑论,在网络上也披着科学的马甲----那些质疑HIV和艾滋病之关系的期刊打扮地和传统学术出版物并无二致:拥有良好信誉的专家说经过对疾病的积极研究,通过经得起推敲的成功实验,研制出了新奇的治疗方案。这样的否定论甚至超出了网络的范围。反艾滋病活动家在全球范围内给予演说并举行座谈,有几位还出版了书籍来宣扬他们的主张。在2006年春,Harper’s杂志出版了西莉亚法伯的一篇长文。这位记者长期以来对HIV论题持怀疑态度。在文章中,她提出了皮特杜斯伯格就该疾病的主张。

2004年,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巴尔的摩、底特律、奥克兰和旧金山对同性恋进行了调查。他们询问了一千多人如何看待艾滋病和HIV的关系:你们认为什么是艾滋病的病因?你们认为这疾病有多严重?研究人员的发现几乎令人难以接受:在少数族裔中,阴谋论比例提高。一半以上的受查非裔美国人不认为HIV导致艾滋病。48%的西班牙裔和四分之一的白人亦对两者之间的联系提出质疑。同年由RAND公司和奥勒冈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持有这种观点的黑人远比接受HIV理论的人群更不可能使用安全套。

如此高比例的人群否定HIV和艾滋病的关联性指向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这种怀疑论是如何在文化中传播的。尽管艾滋病怀疑论者很少越界至主流媒体,尽管他们的观点也已经被科学家驳斥,他们仍旧创造了一种持久的地下文化。不妨把其视作一种“事实”的平行宇宙:这个地方曾是大陆的一个部分但现和大陆之间存在极深的鸿沟。在这个地方另一种真理----一种遍布漏洞,但又足够真实到产生损害的“真理”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地方居住着许多人。

在我们开始之前先做几点重要提示:关于谎言的书籍早已高踞书案,但这一本却截然不同。虽然我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性的新闻故事进行讨论,但这本书亦无关政党政治。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会提及右派的诡计,比如真理快船老兵事件,亦会提及左派的伎俩,比如声称共和党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作弊的那帮家伙。我也会深入分析那些和任一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相吻合的例子,比如认为政府策划了911袭击的民众、曲解真相的回忆录作者、CNN反移民民粹主义主持人卢道布斯的忠实信徒。

但与其说这本书是关于意识形态,毋宁说是关于心理、经济和技术。这是关于媒体体系的记叙,而非在该体系中的任何个体。这个体系就是“我们”。为了搞清楚美国人为何分裂为各个不同的话语圈,我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检视:在许多选择面前人类如何处理信息?在一个充斥着录像、照片和录音的世界我们如何解释各种证明文件?在一个各种 “砖家叫兽”主导新闻讨论的时代我们如何选择去相信谁?新闻媒体又是如何对所有这些变化作出反应的?他们是如何被驱动着去迎合我们对这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观点?

我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生活在同一时空的众人竟能够对世界持有如此不同的观点?

True Enough: learning to live in a post-fact society

外链出处

问题:是否把 true enough翻译为“足够真实”,我还没有想好,暂时先这么翻。大家不妨也帮我想想,另外帮我看看翻译腔太重因此不好理解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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