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连载之一

第一回尼克松解套高西庆大股灾洗礼王波明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把个物件捎回国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１２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谁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知道按６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８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

王波明失踪了

愣就失踪了４个月。

失踪者叫王波明。寻人者叫高西庆。

１９８８年５月到８月，王波明哪去了？失踪前王波明在纽约，Ｐａｒｔｙ都开过好几回，该哭该笑该作秀都有过好几回了，然后人就不见了――直到当年８月，高西庆在北京见到王波明，这才喘顺了气。

高问：“你去哪了？”王笑，不答。王波明这几个月的失踪，也许算得上新中国证券史的一大悬案。信不信由你。

高西庆之所以拽着王波明，是因为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回国去干件事。什么事儿？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那个物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往小点说就是证券营业部。

在新中国，谁敢说股票身上还有优点，谁敢说交易所的缺点是可以改造好的，就请看茅盾的《子夜》。

高西庆、王波明自知难敌茅盾老先生，所以在叫板之前先就留下退路，他们约定：回国后干５年，５年内不言退，如果５年干不成事，各奔东西。

高西庆打算在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在西边卖包子。

这东边西边不是在美国。回国之前，他们把后路断了，不拿绿卡，不受任何诱惑。

话刚说到这儿，离修自行车卖包子还远着呢，人就失踪了，怎不叫高西庆起急？

高西庆进中南海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３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中南海，和中国最高层讨论证券问题。“我尽量讲慢点。朱槠基提的问题最多，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门儿清。后来时间不够了，我跳着讲，朱就打断，把话题拉回来。他最关心国有股减持问题。”

在高西庆身上，有一根筋是极强硬的，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政府走。初中毕业他在四川大山里修过铁路，打锤放炮。那时候能当兵，当铁道兵，是时尚的。可惜具体到高西庆身上，这个时尚弱了点??高西庆只是附属于铁道兵的民工，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上百万的民工推着独轮车跟随解放大军从北扫到南，怎么说也算跟共产党走了一回，也算加入过革命。高西庆和他们有点像。

虽然这时尚弱了点，但高西庆已觉幸福，因为当时家里还乱着套，老爹还在坐牢。文革中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有过铁窗岁月。

１９７８年高西庆２６岁，考上北京外贸学院（后升格为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随着时尚的变迁，这比当铁道兵更时尚了一点。

学了一年宏观经济，学校让高西庆改专业，学法律，上面定的。高有点不舒服：中国有法律吗？老爹关进去放出来从来没有法律给个说法，只退给７麻袋材料，一气都烧了。但高西庆还是去学法律了，听党的话。

求学美利坚

１９８１年９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经贸大学有一个交换工作一年的项目，于是高西庆又一次坐上了时尚的早班车。但一出国门就傻了眼。说起来还是学国际法的，到了那边高西庆就像一头栽进桑拿浴，两眼迷离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的玩艺，连边都沾不上。

不行，得留下学。当然，请示了经贸大学领导。

美国有两个行当挣钱最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美国是制造律师的工厂。当律师必经过法学院。法学院又分为两种博士，一是法理ＰＨＤ，一是法律ＪＤ。高西庆学的是ＪＤ，考律师的３０多门课都要学。最要命的，是在单位时间内学完，没人跟你玩马拉松。

法学院从来不给学生打分，没有绝对的分数标准，只是做一个曲线，在曲线上面的就是好学生，人家上去了你就下来吧。如今在中国考律师也学了这着儿，每次只录取１０％。

出了法学院校门做律师也是这样，必须在限定时间里做出到位的东西。这是对律师最大的挑战。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就是傻瓜也会光芒四射。

与残酷相对应，律师的报酬也是了得的。甭说洋人，中国律师也照样摆谱。有洋人咨询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柳谷书，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５００美元。”老头儿儿女成行，其中一个儿子叫柳传志。

１９８３年高西庆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全奖。法学院暑假挺长，高西庆便去打工，找到了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律师事务所。

在美国，律师分三类：一是华尔街律师，不一定是在华尔街开业，而是从事证券、金融类的；二是华盛顿律师，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三是城关街律师，就是在大街上开个店，打商业官司。三类律师相比，华尔街律师是顶级的。

高西庆加入的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就开在华尔街上。在这条街上的律师事务所一般干几种活，股票、公司债、政府债。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就专门做政府债，做地方政府债，当年这一个所就做了全国的２０％。在华尔街这个所很有名，有１２６年的历史，尼克松曾经是这里的合伙人。后来美国限制地方政府发债，这个所活就少了，衰了。

王波明是１９８０年去美国的，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文。“当时去美国太容易了，大陆去的没几个，美国大学很欢迎大陆学生，给奖学金，想着能杂交优势。去北京美国使馆办签证，美国领事把我请进屋，宣传美国的教育如何之好，真有点求着谁的意思。”

话是这样说，但凭什么你王波明就成了香饽饽？这事让今人存疑――又一个悬案。

在美国又学了两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２０００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往传媒钻――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大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翘二郎腿，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尼克松致信李岚清

１９８５年高西庆想回亚洲实习，就找到高特兄弟所，在香港干了３个月。当时美国与香港移民局和律师协会有约定，就是不能雇用香港本地律师，怕与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竞争。这时来了个高西庆，就含糊了，这是个中国内地人呀，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于是出了一大堆文件，证明高西庆是修铁路出身，不是赌香港马长大的，不会搅和大家的好日子。

一年后高西庆毕业了，还想再练点实事，就到处找辙。问了几个美国所，人家都要求签５年的约。美国人说，新律师前两年都是学习，要我们带，剥削我们，后两年才是我们剥削他们。高西庆想得挺美，干个一两年就回国，让人家剥削不着。这样自然谈不拢。最后还是回到ＭＵＤＧＥＲＯＳＥ。人家有老交情，眼光也远些――谁能料定这急脾气的中国人将来何等发达？果然，１９８７年５月高西庆就提出要回家。美国人好意相留：至少应该在所里４个部门都待一下，这一转就要两年。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这话太刺激了美国人：尼克松写信管用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果然写了一封３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

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

在以后几年中，尼克松还帮过高西庆几次。从１９８７年开始，高西庆每年都在美国杜克大学讲学。原来是一个月，后改为十天半月的，一年讲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另一年教ＩＢＴ，国际商务交易法，就是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合资法等，两年轮一次。

大股灾掀翻华尔街

１９８７年，王波明毕业后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驯牛或驯熊。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就能上２０万美元，比总统多。

纽约交易所的美国人没有想像得那般刻板，面试时他们更喜欢谈的是橄榄球，问问中国人是不是每人都骑自行车。这明面上是谈事不谈人，实际上是对人不对事，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股灾。事后他一点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星期一，早晨７点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经过前段时间股票较大的下跌后继续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是反常的。

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３００―４００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卖股票的人多，他们就要买进；买的人多，他们就应该抛出。但是，星期一９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８０％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３００万股东的ＩＢＭ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１／８美元之间，偶尔波动３／８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个星期五下跌了１０美元！菲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１０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１０点半，交易所所有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１００多点。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

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１９２９年大危机的情况。王波明们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１０点４５分，股价指数掉到近２０００点。２０００点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是支撑股市的最重要因素，有信心，就有反弹的可能。１１点，当指数接近２０００点时，反弹真的出现了，指数回升到２１００点，人们松了一口气。

大人物梦断股市

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是不幸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炒股，比如做生意。

在１７２０年的英国股灾中，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天才伊萨克?牛顿爵士也不幸失手，损失２万英镑。但牛顿先生牛就牛在虽然熊了一把，但下台阶的技术很牛，他说：“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但对人们的疯狂却无能为力。”

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是格兰特将军，１８６９年他继任林肯当上美国总统，曾连任。格兰特的儿子与人合伙开公司，被人卷款而去，格兰特负债累累。为了还钱，格兰特开始写回忆录。动笔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咽喉癌，于是写书成了一场与时间相拼的战斗。格兰特的体重从２００多磅降到１３０磅，书稿完成几天之后他就逝世了。这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但没有提自己做生意的不幸故事。出版商为格兰特最后的努力所感动，把版税从２０万美元提高到５０万美元。这位出版商叫马克?吐温。

另一个失手的大人物叫卢德。

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迅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ＳＥＣ）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菲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讨论对策。菲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

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卢德１１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卢德大概没有想到，一向听是风就是雨的股市对他的话会做出如此巨大的反响。日后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当卢德的话通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１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金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他们都是股票市场上的大主顾，交易的单位按批量计算。一个批量是１０００股。此刻，他们一抛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批量。在这种被称为加农炮效应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一下跌到１９００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１２级巨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王波明说，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８０－－１００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６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忽然，王的一位同事意识到，历史将在这里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对大家说??“走，到交易厅去看看。”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设在２３层高的办公楼的一层，是一个独立的大厅。大厅有３／５个足球场大，高四五层楼。电脑显示屏围成１４个交易台。每个交易台固定进行若干种股票交易。周围有供各会员公司经纪人使用的专线电话、电传、电脑和播放政治、经济新闻的电视。进行交易时，经纪人接到公司转来的顾客指令后立即记下，到交易台执行，然后把信息反馈回公司。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５分钟。平时经纪人在电话、交易台之间穿梭往返已是一片忙乱，眼下的情景更是让人不忍目睹：交易台前，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声嘶力竭，高举右拳，大姆指朝下，发出卖的信号，但是没有买主。

回到楼上，大家焦急地等待着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序交易不期而至。

程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８０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盈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中，矛头一致指向程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它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盈利垂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价格又跌了１３０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４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５０８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２２％。

下班后，王波明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着笔记本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般的袭击，多数人且答且退，唯恐说话不当惹出麻烦。也有少数人大概为第一次处于被世界瞩目的地位而忘乎所以，慷慨激昂，高声演讲。

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日常卖热狗的小摊主人也用料事如神的口气说：“我从前劝你们不听，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抬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格林斯潘救市

王波明没看到有人跳楼，其实那次股灾确实有人跳了楼，没窗户还有门呢，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王波明接着汇报自己看到的场景。

收市以后，菲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

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证券公司和股票商们尽其可能地购进股票，晚上结账时发现自己的资金干涸了！华尔街的资金干涸了！如果银行不给予支援，华尔街第二天将会停摆。

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大失所望：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账快还！明天华尔街用什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以下还是王波明讲的故事――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带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着“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

早晨７点半，我们准时赶到８楼的议事厅，出席１个月以前订好的早餐会，听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卢德演讲，题目是“证券市场国际化及清算体系问题”。卢德显然不会来了。我们这些人围在一起对当天股市的前景做了种种预测。

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产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菲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菲伦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了。”

９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价格上涨２１１点，回升到１９００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１２点半掉到１７１２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２４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看看崩溃竟要应验，菲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不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硬抱着能坚持一分种就坚持一分钟的决心，艰难地支撑着濒临崩溃的市场。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１０点整，奇迹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订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持证券业。同时，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９％以内。

国家中央银行此举与１９２９年危机时截然相反。那时，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没有限制。而这一次，到星期二中午，市场上充裕的资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两天的时间也使不少人冷静下来。股票市场上空由阴转晴。半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上爬１１３点。从下午２点到４点，股市价格稳步回升。

第三天价格继续回升２００点，中午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里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王波明。

高西庆有尼克松，咱老王有里根。

华尔街青梅煮酒

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

毕业前，王波明就弄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就像战国时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后来不养了，跑美国去了。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

酒逢家人千杯少，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国内社会上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们热血滔滔。

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不论干什么都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都有个师出有名的说道，聊天也不例外。于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就出世了，每月聚一次。在这里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洋人。

某日，有一位女士参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国内来的李青原女士，专门研究《资本论》，我们来请她谈谈马克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家哄笑。

李青原一口女中音，不温不火：第一，世界经济不会长期衰退；第二，股票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８年内肯定会建立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商品市场，有劳动力市场，怎么会没有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呢？第四……１３年后，李青原对重新发现马克思仍兴味十足，并更扩展到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她的工作早已不那么宏观。

对于马克思，李青原有这样一番论述：马克思一传入就变了味，很有些中国人看《资本论》，看第一章，看第一节，商品，哦，剩余价值，剥削，打倒资本主义！ＯＫ，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在１８８７年写完第４６卷，１９３９年才发现，这是马克思体系的一个总纲，这里面讲资本、讲人性，有多少人认真看过？在研究马克思之前，李青原时时发傻，当年她在北大荒农场，锄完草坐在地边歇口气，朗晴白日一望无边，虽平和敞亮却有一事不明白：老乡们一年到头汗珠子摔八瓣，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钱，这里面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５年北大荒后李青原成了工农兵大学生，１９７９年考上联合国同声翻译，专门找经济方面的会议去服务，得空就想：老乡们的钱哪去了？１９８３年李青原从美国回来，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研究资本，并且不远万里到美国做博士论文，不远万里传播马克思，在那里，碰上了王波明高西庆们。这伙人聚在一起??不仅关心老乡的剩余价值，更关心老乡们找回剩余价值之后，钱堆得多了以后，货币怎么变成资本。

末了，８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个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王波明说西庆那里有，高西庆说问问青原……《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

好孩子回家

在回国之前，《经济日报》驻联合国记者和铭采访过高西庆和王波明。从口气上看，和铭代表祖国把二位当成了好孩子。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９日，和铭在《经济日报》赞扬二位《回国工作贡献更大》：今年３４岁的高西庆同学来美后就读于杜克大学，专攻贸易法，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顺利地通过了难度很大的美国律师考试，成为在美国东部地区第一个取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留学生。目前他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８万美元，并同时兼任福德姆大学教授和杜克大学副教授。像他这样一个已获得律师资格的留学生，要在美国留下来，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巴不得的事情。但他从未改变过回国工作的想法。他对记者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不回去，当然，不回去并不是没有贡献，但回去工作贡献更大。”

王波明同学来美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今年３１岁，现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４万美元。去年１０月１９日，他曾目睹了股市暴跌的场面。当记者问他在回国前有什么感想时，他很有感触地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确挣钱多。而且在这里工作的人就是为了挣钱，但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还是觉得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

当谈到回国后的打算时，他表示回国后想先写本书，介绍一下外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到一个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的部门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兼两门课。最近，他对在国内如何搞好股票市场设计了一个方案，并准备在纽约学经济的留学生中征求意见。

高西庆和王波明同学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还热心于社会工作。他们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旅美商学会，为促进中美两国商界、企业界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为增进中美经济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回国之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又有《纽约中报》追随报道，说高西庆王波明踌躇满志谈股市，从华尔街返归国门雄心高万丈。又说高王起草报告游说建立股票交易所，辩称投机不是贬义词，买空卖空亦属需要。

高西庆王波明们谈了什么？干了什么？欲知详情，下回分解。（王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