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二回各路好汉撰写白皮书，国务院里讨论证券路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

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

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挫折。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

白皮书是这样出来的

“好孩子”王波明怎么进中南海？从美国回来，他是小老百姓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工作证，当时坐飞机还要工作证加单位介绍信。在中南海门口，横不能跟警卫说：咱是学国际金融的，在纽约交易所干过，咱要在中国也干这么一家伙，请让咱进去向领导汇报汇报。

其实，怎么进中南海，这个具体的把身体搬进大门的运动方式是不难的，关键是决策层怎么接受这些小老百姓，还是喝过洋墨水的小老百姓。总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源于领袖们对来自基层改革实践的肯定和承认，总有人说中国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话需要研究论证。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闹土地承包，上面还得有个万里，有改革的大氛围。而证券市场这个事，高西庆王波明们如果进不了中南海，那他们就是个臭皮匠，末了免不了还是要东边修自行车西边卖包子。

１９８８年，中国金融业大管家是中国人民银行，人行的一个重要部门叫是综合计划司，当时的综合计划司司长叫宫著铭。

宫１９７８年在国家计委工作时３２岁，在右派甄别小组跑腿，那次平反，计委系统１８个右派都一风吹了。

高西庆王波明在美国热血滔滔的前后，宫著铭等青年官员在国内也滔滔热血，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当时就有人提议过要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作为领导，宫著铭曾带头买下深发展３０００股。那时这样做还不算犯规。

１９８８年４月，交通银行成立８０周年，从北京赶去祝贺的最大的官员就是宫著铭。当晚，宫到上海市市长朱槠基家里，谈起上海金融改革。宫说了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当时上海就是信用社，还有交通银行总部在上海，其它的都是中央的。二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

宫举出美国的例子：美国银行业存款不过２万亿美元，但纽约交易所的市值已达４万亿美元。１０年后更不得了，纽约交易所加Ｎａｓｄａｑ市值有２０多万亿了。

７月９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人总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宫著铭主持。这个座谈会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除此之外，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

这次会议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宫著铭、张晓彬等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该文被称为白皮书。

如此，高西庆王波明们开始有了组织。

张晓彬解囊１０万元

“好孩子们”在美国是挣了点钱的，但回到北京，一干起事来??就发现这钱不禁花，跑来跑去，查资料、复印、开会，哪哪都要钱，再热血滔滔也得有馒头垫底。

张晓彬时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说：先拿１０万元去用。

张晓彬也熏过洋风。１９８７年年中，他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基金学者到美国跑了５０天，研究美国投资银行和股票交易。艾林豪威尔学者活动，由美国大公司出钱，张晓彬的费用由波音公司提供。这一期共２０多人，有土耳其总理助理，新加坡经贸局局长等。

正是在美国，张晓彬结识了高西庆、王波明。张明白在资本交易中钱的分量，也深感中国对资本市场需求之急，所以一掷１０万实在是物超所值。因此，至少在钱上，张可以开玩笑地自封中国证券之父。

再早，张晓彬１９７７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学机械。１９７８年调到科委筹办中国第一次科学大会。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２年在欧洲研习科技项目管理。１９８３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主研风险投资。１９８４年开始筹办中创，打出风险投资旗号。风险投资的关键是上市，最后投资者要退出，要获得高额回报――这退出机制，没有证券市场，万事皆休。张晓彬鼓噪股市是有点私心的。

中创原本希望国家能搞出一个风险基金来，但没那么多银子，科委先给了开办费５０万元，后来陆续又筹来３０００万，又有财政部等单位入股。这样，中创以１亿的股本金每年举债１０亿２０亿，主要是央行的政策性贷款，后来还有星火、火炬贷款。既然是债，就不可能做长期投资，而且债的性质就决定了不能冒风险，要有短期盈利才能维持住――中创的风险投资名不符实。

张１９９４年７月离开中创，理由是心脏病。但有的香港同胞不这么看，当时的香港《经济日报》在头版右上角发文说，中创总经理张晓彬携巨款潜逃。张当时正在香港，大怒，“叫他们来看看我在哪逃着呢？”其实当时是首钢的周北方出了事。

“这帮人，第一天胡说八道登头版，第二天道歉在第二版只登了一小块。”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香港的出口转内销，反正在境内，特别是在金融业证券业，大家都觉得张晓彬出事了，要不怎么跑出去了，要想回国还自由吗？但大家都说不太清。

１９９７年后上层开始清理中创，至今没结论。

张晓彬说，中创是卷进海南房地产了，当时有多少公司没卷进去？其实中创还是做了许多事，１９９０年或１９９１年，中创弄了个中国置业在香港上市，那是大陆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基金，那时香港人根本不知道内地还是有好企业的。

１９９４年中创还创了个能源基金，第一个大项目是山东邹县电厂，１２５万瓦，当时提出的概念是，把原有的电厂拿出一定的股份上市筹资，筹来的钱又可以盖一个电厂，一个变两个。当时是跟美国高盛做的，在人民大会堂签了字，１．８４亿美元，１０天就到了账。但后来被毙了。邹县电厂现在叫山东国际电力有限公司，事隔７年，转了一大圈又转回来了，今年年初才上市。

张晓彬离开中创时４２岁，他说他要退休了。这话说得轻巧，让人嫉妒得要骂娘。但他确实离开了中国金融业的前台，在美国给大公司做投资咨询顾问，他自己的公司是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Ｌｔｄ．。

各路将帅总动员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起草小组由８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办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

《设想》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

《设想》附有历次参加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建研讨会人员名单，这些人当可囊括当年在京的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各路将帅，１０年后，其中一些人依然在前线厮杀。

吴明瑜??国务院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刘鸿儒（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宫著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司长）、金建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黄莺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副司长）、蔡鄂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处长）、李小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副处长）、李若谷（人民银行外事局处长）、夏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研所副处长）、聂庆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研所）、蔡重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博士生）、蒋祖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组）、杨凌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组）、高传捷（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许美征（国家体改委宏观局巡视员）、周小川（经贸部部长助理）、傅丰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刘士钢（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副司长）、贾和亭（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处长）、谢多（国家体改委宏观局）、修培生（国家体改委宏观局）、金立佐（国家体改委宏观局）、朱平壤（财政部体改办副主任）、杨援朝（财政部体改办处长）、李春满（财政部国有资产局处长）、张玮（财政部综合计划司）、殷丽华（财政部财税改革办公室）、孟国珍（财政部综合司债务处）、刘声远（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刘波（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体改办主任）、张晓彬（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贾虹生（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总裁）、郑伊雍（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王莉（中信实业银行经理）、尹蓝天（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经理）、李民吉（中国工商信托投资公司）、王波明（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高西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许小胜（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历史时刻：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中央高层首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设想》的汇报。

晨９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以下是当时参会者的回忆和记录。

张劲夫同志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同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

王波明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劲夫同志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同志讲：“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成同志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吕东同志问道：“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

高西庆同志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同志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

金建栋同志介绍了目前全国有７４５家信托投资公司，专业银行系统占４００多家。３７家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依林同志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

张晓彬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

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同志马上说：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

依林同志插话说：“同意。”

周小川同志说：“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同志说：“年轻人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我同意证券交易所是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具有复杂性。在公有制情况下，怎样搞交易所？基础工作差，市场发育差，竞争不充分，价格不合理，管理水平不高，要加强基础工作。搞交易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投机、市场波动等，总之，到底会产生什么问题心里没底。积极筹备，根据条件逐步发展。开始人才培训工作，着手建立有关法规。”

项怀成同志讲：“１、交易所作为明后两年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要早起步，这并不意味着条件具备。交易所的建立应有非常发育的市场，要有严格的秩序为基础，管理上比较健全的企业，交易所需要价格税收体制合理，人才的条件。现在实际条件是可能只有几个企业上市。但交易所可以迫使企业面对市场，逐步上市。２、中国的特殊情况，规范化的市场应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国外基本上是股票，我国基本上是债券，中国很可能是从债券交易起步。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安志文同志说：“我让刘鸿儒同志参加会，他不在京。我的意见是两句话，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主要是企业股份化条件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已开始交易，要及早解决交易市场问题。”

张劲夫同志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依林同志此时插话说：我也是积极分子。）。中心思想是怎样探索所有制的优越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是企业、市场、宏观管理三个机制。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依林同志插话：“要紧锣密鼓地搞。”

依林同志最后说：“我讲一个意见，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不是实行股份制可以解决，也可能股份制是解决因素之一，我对股份制一直支持，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赞成志文同志的意见即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困难多，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怎么搞法，我赞成劲夫意见。”

１２时１０分，散会。

十年再回首

这次会议似乎很重要。但实际上，在金融证券业，人们大都不太知道这次会议。多少年后，当时参加或后来听说这次会议的人还各有说道。

张劲夫（中共党内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国务委员和国家经委主任；１９８７年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又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秘书长。和中央财经口其他领导人相比，张劲夫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经历：六七十年代，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兼国家科委主任）：１９８８年，中国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物价闯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抢购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面临一系列困难。中央决定，花三年时间搞治理整顿。这样改革的步子似乎就要放慢了。怎么改？后来，中央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企业制度，到底该怎么看股份制、该不该推广股份制？另两个题目是有关宏观调控方面的。第四个就是建立资本市场这件事。前三个方面，经过十年改革，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大家比较熟悉。在围绕这些题目的研讨当中，除股份制方面以外没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资本市场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所以研讨一直没搞起来。巧得很，正在这时，那份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设想》拿到财经领导小组来了，所以中央委托依林同志和我，把这个研究小组请到中南海来，做一次汇报。

吴明瑜（自１９５４年起，担任张劲夫同志秘书近１０年，后任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那次在联办推动和参与下，１９９０年５月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证券国际研讨会，我去了。到会的有美国证监会主席，我和他谈话时说，我们是理论先行。做一件事，先得在理论上讲得通，常常要打一阵理论仗。我还告诉他，我们找出了好多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股份制、证券交易和社会主义是相容的。这位美国人听了以后非常惊奇：噢，原来马克思还讲过这样的话。

对于白皮书，我是非常欣赏的。可以说，我自己也从中获益不浅，因为当时我对二级市场方面的知识还很有限。总之，我把尽快让中央重视这件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１９８９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是根本制度，商品只是方法。这就从以前倒退了。小平南方讲话，反复讲了市场经济问题。其实在那之前，他连续几年去上海，都谈这个问题，１９９１年春节讲的最明确，他和朱槠基谈了很长时间。朱槠基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精神。那年３月，《解放日报》登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提出不要囿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就是小平谈话的精神。可是北京有几家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皇甫平。后来一张报纸发表社论，提出“改革中一切问题都要问一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篇社论当晚播发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了，责成立即删除。但同一天该报的理论版还发表文章，大讲姓资姓社。你们看，那次争论有多激烈！王波明（１９８９年起任联办副总干事）：白皮书的编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组合：大宫（著铭）、晓彬是总张罗，和岐山一起负责政策上的把关和协调；西庆、大刚在法律方面，王莉在交易操作和结算实务方面，我在交易所的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还有几十位来自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方方面面的人参加讨论。

总之，白皮书的完成，既是多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是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协调的成果，也是民间和政府相结合的产物。应该说，在中国的改革重大项目当中，并不是全都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这种办事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延续到联办成立以后，也对许多同行产生了好的影响。

李青原（１９８９年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和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１９９２年任年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后任香港证监会中国事务顾问，现就职于高盛中国有限责任公司。李家原在北京灵镜胡同，院内有一棵柿子树，众人时常在树下争吵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李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咱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美国什么树？――１７９２年，美国的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小道消息满天飞，终于导致股价大跌。于是，纽约２４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据说，这２４位先生财务状况健全，品格无可挑剔。从业人员的名誉和自律是其显著特点。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１７９２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我不太懂操作方面的事，只能参加一些方向性问题和大的定位、策略方面的讨论。１９８８年９月回国以后，当时康华公司要搞证券公司，邀请波明加盟。我认为，如果进了一个公司，将很难站在全局角度去推证券市场，起点不够高。真要干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民间性质的自己的组织。当然，后来联办真的以民间身份办事，遇到了诸多不便，所以我又特别积极地联络、推动挂靠体改委的事。这是后话了。

你说我学了一肚子的马克思理论对中国股市发展有什么用？至少他们问姓社姓资时，我还能搬出来抵挡一下。

高西庆（１９８９年任联办首席律师，１９９２年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后任中银国际总裁，现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证券市场从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搞起来，的确有偶然因素。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不是你们几个人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证券市场。我不同意这种过分强调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的说法。据我所知，早在我们回国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在琢磨建交易所的事。我相信，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对形势很敏感，有一份好心；可很难说其中有谁对证券市场比这个以留学生为主的集体更明白，更没谁在这方面有过多少实践。我的意思是，在当时，证券市场的出现是一个客观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我们回来折腾，股票交易也在搞，交易所也会有。让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我和波明毕竟真在华尔街工作过，王莉毕竟真在国际市场上操作过，还有青原等一批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造诣；而且大家的责任心，对这件事的投入，并不亚于其他人。所以，有没有我们参加搞设计、搞试点，应该说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不可能退回去，所以没法假设如果另一批人来搞会是什么样。但可以作横向比较――比如和东欧、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拉美一些国家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当年的追求和努力，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陈大刚（１９８８年为北京大学教师，１９９３年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现任光大科技有限公司总裁）：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的汇报会，有两个印象特别深：一是汇报前我们商定了一个目标，要争取在中央的层次设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抓筹备交易所的事。会上，当有人提出这个建议时，主持会的依林和劲夫同志似乎也要认可了，后来有同志认为时机不成熟，结果就没能达成共识。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主持会的依林、劲夫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和会场上的气氛，给了我很大感染。

联办出笼

实际上，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９日中南海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达成共识，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

１９８８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７００元一吨，愣能闹到２０００元，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中南海汇报会大体上有个说法：目前建立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条件，但从今后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就值得研究研究。而要研究，就要有个机构。但这个机构国家是不上心的，国家是不给编制的，更不出钱的。后来还是张劲夫同志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谁是民间？这话说起来就深了。

结果，王岐山、宫著铭、张晓彬这些青年官员，集合９家官办公司成了这家民办研究机构的老板。官商不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普遍而自然的现象。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５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仍简称联办。联办就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而生，并希望逐步将会员公司发展到６００家。但他们很快就把脚步放慢了，因为中国发生了１９４９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方泉是《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他说过这么一段野史：“当时联办‘研究设计’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不得不停滞下来。联办的头头里，只有王波明、章知方是专职的。兼职者不常来，好像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专职这两位，却不能不坚持上班――毕竟还有若干员工每天等着听他们的指示，看他们的脸色。波明与知方共用一间办公室。工作没什么好谈的，甚至连电话也不很多。这样面面相觑一个多月，想必无聊得很。某日下午，知方显然是坐不住了，便告波明：“我有点事儿，先走啦。”知方走后，波明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也转不出什么，于是灵机一动：出门去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随引导员坐入座位，几分钟的黑暗适应过后，波明发现前排座位上的一个观众怎么看怎么眼熟。闪烁中定睛一看，原来是知方――我想像得出，他二人当时打过招呼后，一定尴尬着嘿笑不止。

王岐山的一段评论后来高西庆有回忆说：那个时候??王岐山和大家聊过一次天，海阔天空，好像什么也没说，但过两年再想他的话，那是个高人，看得远。

笔者无缘在场，不知道王歧山当时说了些什么，不过查阅中发现当时在另一些场合，王岐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一年来，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个机构，有一些从海外回来做事的人，这些同志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