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四回：尉文渊倒在开业式，哥儿俩竖起深交所

当时上海人民银行行长、总经济师一干人马，年底了就不停地往北京跑，要来多少钱呢？也就几千万贷款额度。上海那么多企业，几千万给谁呀，更别说危房改造了。

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打的交道太多了。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这话反过来说也可以：不交不成打。爹娘和儿子分住着挺亲热，到一块儿反可能出磨擦，这时候就怨儿媳妇了。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ＳＴＡＱ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

大上海筹钱

１９８８年上海出了３件事：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流行，火车相撞。所有这一切都令骄傲的上海烦闷。

上海的街道多以其它省市命名，上海所需原材料８０％由国家调拨，名副其实全国支援大上海。与此对应，上海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的加工厂。上海是大哥，每赚１０块钱，几乎要交国家８块。而国家每收入６块钱中，就有１块钱是上海人提供的，国家再分给众兄弟，聊补无米之炊。

然而，改革了，众兄弟胃口大开，原材料自敛不及，价格大涨，怎肯再平价支援上海老大哥？这几年上海平价原材料只凑个３０％。原材料涨价，而上海的产品价格却被捆得死死的。中央讲，上海产品价格稳住了，全国就不会大乱。

腰包瘪瘪，上海人只好拿桑塔纳，拿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连猪肉都要换，市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当时的副市长黄菊经常要往码头跑，看看运煤船来了没有。

上海还占不上改革先机，承包、租赁、金融、用工制度等改革，多先在重庆、武汉、沈阳、广东试点，而不是在上海。开放也轮不到上海，不敢把中国的工业放到国际市场去冒险。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的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市长朱槠基５月１日正式到任，他说最怕听到救火车的警笛，上海老百姓的房子旧了，电线老化了，一着火就烧一大片。

朱槠基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任上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没什么权，尤其没有财权，没有钱。

朱槠基也知道，向上面讨鱼，不如自己养鱼。朱槠基的这个念头日益明晰起来强烈起来。

上海市人民银行干部王华庆回忆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日，当时朱槠基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人总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槠基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

在这个会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

王华庆觉得那天的太阳很好。

其实上海的冬天还是很冷的。

１９８９年底，北京联办与国家计委、人总行、财政部、体改委组成的调查组正在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和秘书长张晓彬忽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张晓彬记得，那天朱槠基感冒了，没怎么说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海的银行干部担心将来交易所起来了，会分流银行信贷资金。

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据说朱槠基将“协助”二字勾去，改为“共同”。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任小组副组长。

龚浩成总结了当时的４种说道，道道见血：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票，是不是分散了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此其一。

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影响国家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其二。

证券买卖有点赌博，一些人一夜之间就发了大财，一些人则搞得倾家荡产，这会助长投机思想，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此其三。

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一代资产阶级？上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是记忆犹新的，那些活跃在证券交易所里的资本家，贪婪成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股票市场，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就有生动的描绘。以艺术形象取代历史影响现实，是中国人思维一大特色。此其四。

上海人的每一步都得小心再小心，一慢二看三通过。

搭浦东开发船

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里了，在一个大筐里埋上个小辣椒，看北京怎么反应。

北京没有驳回。

上海加快步伐。仅在１９９０年，上海就开了两个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一个是５月与北京联办合搞的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中国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上海人行副行长罗时林、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董事长戴维逊、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香港总经理皮卡德等业内人士参会。

１０月中旬，发展上海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规模更大，会议邀请到了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利浦?沙委朗等。在会上，朱槠基将１６张电真空股票送给了外国客人。

严格说，不是朱槠基，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无偿送上了这份礼物。电真空股票面值为１００元，期限为“不限期”，股票上写着新股东的姓名。其实，不如再次送些已出售的股票，麻烦洋人再去一趟申银证券过下户，再做一把秀。当然，警车咱还是不免费。

所有的造势都不是给上海人看的，甚至也不光是给北京人看的，所有这一切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愿。李祥瑞回忆道――当时，朱槠基对我和龚浩成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交所成立了，我遇见朱槠基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交易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好哇，你们干嘛。”

有人认为，当时搞交易所，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如果说上海缺煤缺铁缺地皮，最不缺的就是股票，是交易所，是玩股票玩交易所的人。

１８５９年在上海的美商琼记洋行订造的第一艘轮船火箭号１０万元造价中，就让中国人入股１万元，有点像今天的农民工带资入伙。

洋务运动推出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股票，１８７７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共招商股３７万多两银子，与今天的国有民营类似。

上海的交易所更是多得可笑。汪荣祖和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里提到，１９２１年夏秋之际竟有１４０多家交易所茁壮成长。共产党执政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存活了３年，１９４９年６月到１９５２年７月，北京的苟且了两年半（１９５０年２月到１９５２年７月）。只有上海干脆，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０日宋时轮指挥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捉去了２３８个人，封掉了证券交易所。上海市长陈毅大笑：这是打了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上交所闪电出笼

１９９０年春，朱槠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或许就应了那句话：大寒之后必大暑。比如上海股市，如果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日股价为１００％，１９８９年１月底就是１１６．６％，１９８９年７月底陡降至８９．３％。许多人以为改革要歇歇了，谁知交易所横着就要蹦出来了，表面上看着却又不动声色。

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消息时急坏了，忽又不急了，瞧，挖到个尉文渊。其时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９日，尉３５岁。

尉文渊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多不愿意离开黄浦江。

１５岁尉文渊就去新疆当了兵，在连队和泥打坯养猪。５年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曹阳电影院打杂，拿个小手电引座之类。后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一名小干部。高考时进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读书，龚浩成当副院长，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股份制。

１９８３年毕业时学校派京指标完不成，尉文渊北上赴京。尉不隐瞒到北京就是想当官。１９８６年尉文渊３１岁位居国家审计署处长。两年后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尉只好弃官回沪，追随老师龚浩成在上海人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

而１９９０年６月尉文渊的一蹦，就彻底断了他的官路。当时尉就知道，上交所没定级别。虽然他个人被定了个副局级待遇，但５年后也全数丢了。

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有许多活要干，招兵买马找房子，筹钱派款定规矩。令人还可以回忆起许多感人的故事，轻伤不下火线，孩子病了顾不上送医院，甚至还记得当年需要５０条电话线是某领导亲自出面才解决的。但凡感人的事，往往就不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是最重要的？上海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但是，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３家，申银、万国和海通，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另外，交易所的经营品种主要还是想搞股票，但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才有１１家，能够上市的只有６家，原计划搞到二三十家，不知两三年内能否做到全国联网，是不是应该先以经营国家债券为主？第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第四，管理机构怎样设置，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如管理委员会，与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应是什么关系？当年上海的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元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先是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北京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１９９０年１月，在召开全国体改会议期间，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来到北京联办。贺说：市政府有关部门由于对建立交易所后，究竟对资金外流产生什么影响看法不一，故仍未最后确定交易所起步时的性质。就与联办合作筹建交易所工作，目前看无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先搞上海市地方的统一交易所，基本不吸收外地会员公司，如果是这种做法，则欢迎联办作为顾问参与这项工作；第二种，开始就搞全国性的交易所，并吸收少量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吸收联办的一些设计力量，但基本是以上海市为主搭配班子；第三种可能是获得中央支持，允许放手搞正规化的证券交易所，并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此情况下，就可考虑采取“上联筹”的形式，与联办通力合作，把交易所搞得好一些。

不仅上交所的框架牵扯到现实和长远的矛盾，连名字都关系重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一词的英文译名为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Ｓ，意为抵押品，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像国际上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ＳＨＡＲＥ或ＳＴＯＣＫ。李祥瑞是这样解释的：“当时译成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Ｓ，也符合我们股票少证券多的实际情况，但也确实怕写ＳＴＯＣＫ上面不批。”

这里有个对比，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英文译名直书ＳＴＯＣＫ。

也许上海到北京的距离比深圳到北京更近，所以要更谨慎？但上海却显出更浓重的政府支持。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举行上交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槠基致开业词，副市长黄菊、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出席，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

上交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上交所是一张白纸，画啥都成。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交所累。

当日有３０种证券上市，国债５种，企业债券８种，金融债券９种，股票８种。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３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３６５．７０元。如此，上海三大券商都露了脸。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管规矩不规矩，深圳发股票比上海早。同样，不管正式不正式，沪市开得比深市晚。

深交所是王健禹、国刚哥儿俩闹起来的。

王健官运不错。１９８６年王３６岁，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一个副科长，正逢深圳公开招聘１２名局级干部，王健一考中的，正科、副处、正处、副局，连升４级。１９８７年３月，王健走马上任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任副行长。两年半下来，深发展大发展。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王健下台，一肚子气。正式的说法是领导班子改组。当时禹国刚已鼓捣深交所１年多了，爬上楼来拉王健入伙。王健怒言：“我不干！干得再好，上面又是一张纸，三行字，一个调字就把人打发了。”

王健是真不想干，不像尉文渊事后还谦虚一下，自己往外蹦。张鸿义原是王健的上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张对王健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要往前看。”想往后看也不成了，张鸿义把王健想去的招商银行的路堵死了。王健只好往前看。

王健的搭档禹国刚比王大７岁。禹国刚１９６８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后在军工厂测试过火炮，声声震耳。１９８１年春节变卖家产得来６００元钱，带老婆儿子闯深圳，在爱华电子公司做活儿。

有日本老人名冈崎嘉平太，有事没事常来中国，每来必跟廖承志嚷嚷，要廖差几个中国青年去日本学证券。廖时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终于，１９８３年禹国刚和另一中国小伙儿蔡靖华被派往日本，不远千里学证券。那一年，廖去世。

日本人很敏感，把两位中国小伙儿的照片登在《朝日新闻》上，背景是东京证券交易所。照片说明有点味道：在资本主义中枢东京学习股票的中国留学生，理论出众，但他们回国后会有施展的地方吗？不能怪日本人怪里怪气。禹国刚在日本学了一年后回到深圳，组织部果然不知该怎么办。禹国刚只好悄悄回到爱华摆弄彩电。

还是那个张鸿义，单枪匹马把禹国刚从爱华挖出来收在麾下，到要搞交易所了，便放出去闹腾――让日本人闪一下舌头。

１９８９年底，王健禹国刚联手加速深交所的筹办。说是１９９０年８月８日可以试营业了，又说不成了。说１０月１３日开练吧，到时候又黄了。也说不清怎地就卡住了，卡在北京还是卡在市里？搞不懂。

上交所将开业的消息刺激了深圳人。１１月２２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一干人来到深交所筹备组。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禹国刚说。

开业定在１２月１日。当然，前面加了个“试”字。

开业当天的情形后人少有叙述。有４点值得记述。

其一，深交所铜牌上的红布没有开启。

其二，出席开业仪式最高领导是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国良。

其三，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８０００股，以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操作，券商及出市代表是国投基金部的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的伍德民，深圳最大的几个券商没露面。有什么想法？其四，有传言深交所是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１日批准的，但作为深交所两位副总经理之一的禹国刚说他至今从未见过批准文件。

审批工作是需要智慧的，不同的字眼都闪烁不同含义的暖昧之光。１９９０年５月，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到北京公干，禹国刚记得那次是和人总行金融管理司司长金建栋谈的，金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不如暂时叫深圳证券市场好。

“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禹问。

“你不懂，先叫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深交所的名称前后变了几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还是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每换一次，信纸信封都要换。在禹国刚心里，一定还备着些名称，如深圳证券事务所、深圳证券交易楼、深圳证券交易广场、深圳证券联合体、深圳证券第一国际……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

１９９１年７月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市长李灏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日成立的。禹国刚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北京ＳＴＡＱ系统

一帮人从国外回来，一帮人聚在北京，９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出资相助，一门心思就奔着在北京建交易所，虽说不上金光大道笔直朝天，但战战兢兢总在奔着。忽然斜刺里来了场政治风波，北京绝然建不了交易所了，该修自行车或卖包子的，也该操家伙儿了？高西庆王波明肯定从来没真想过修自行车卖包子，一拨人聚在一起，９家大公司勾结成一团，也不准许这么干，不乐意水往低处流。

１９９０年３月８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提到了Ｎａｓｄａｑ，提到了自动报价系统。宫说：根据外国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这两种各个国家都是分开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的公司，场外交易是小的公司。另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是纽约交易所，会员有１３００家，上市证券有１０００多种，但美国有一个自动报价系统，我们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它在华盛顿，上市的证券种类有３万多种，会员有６７００万家，其中有些同时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约证券交易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去年后者超过了前者，而且发展前景后者也比前者好，因为没有地区和时间限制。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实际上是受了美国的Ｎａｓｄａｑ的启发。这样在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上海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能力小的公司也可以通过自动报价系统进行交易。联办把它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ＳＴＡＱ（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系统。

ＳＴＡＱ是技术手段，内容是国库券。１９８９年年底，在联办及国家计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体改委考察全国证券市场之后，提出以二级市场促一级市场，以国债促证券市场。ＳＴＡＱ系统这个二级市场建立起来了，国库券发行这个一级市场就有好日子过了。

联办挂靠国家体改委，便拽着体改委往上打报告。设立体改委本来就是想督促实权部门分割自己的利益的，但靠体改委自己单打独斗很难成事。于是，１９９０年１０，联办又起草了一份以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的名义筹建ＳＴＡＱ系统的联合通知，琢磨着各家首长大笔一挥便大功告成。

人民银行很快就回复了，针针见血：

报价系统作为服务性金融机构，应由筹备单位按正常手续向人民银行提出申请，人民银行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批；

在没有履行正式的申报手续之前，在由人民银行会签联合发的通知中，提出由人民银行协助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也是不合适的；

经人民银行行务会议讨论，决定由人民银行筹建报价系统。目前，人民银行报价系统中心机构已经成立，要利用人民银行的卫星通讯系统，覆盖面较大，运转效率也将提高，能够满足目前和今后金融市场业务对报价系统的要求。人民银行报价系统将采取会员制组织形式，加入系统以自愿为原则，目前正在进行确定会员机构的准备工作；

证券交易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是几家公司出资聘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究的非正式机构，国家主管部门也从没有委托联办筹建报价系统，我们认为，如果在人民银行报价系统之外再建新系统的需要，联办可以进行研究与设计。但我们建议，联办证券报价系统筹备工作最好并入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纳入人民银行的统一管理轨道……

联办分立倾向遭到坚决阻击。这里有经济理论问题：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是不是应该统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ＳＴＡＱ系统这样一个具体的市场设施在行政上纳入中央银行是否合适？

这里更有利益问题。早先是统管的，但不是人民银行，而是财政部。在计划体制下，有计委一支笔定项目批资金，有财政部具体核算收支，银行还支一摊子有什么用？１９６９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并入财政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了计委的大出纳。

１９７８年之后，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出来了，后来又从中分出工农中建４大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变成行政管理部门。之后保险公司也分立出来，又滋出了国债，再生出股票。在此消彼涨的过程中，人民银行的地位将会如何？

具体到国库券，这是财政部的项目。历史上财政与银行交道太多了。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这话反过来说也可以：不交不成打。爹娘和儿子分住着挺亲热，到一块儿反可能出磨擦，这时候就怨儿媳妇了。而为国库券的流通，承办者又是外来户国家体改委及“非正式机构”联办这些个体户，对人民银行来说，这块痒痒肉不好挠。

建立ＳＴＡＱ系统的报告，在受到阻击前，就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源源不断地往上送。

有首长画个圈，没提意见。“知道了。”

有首长比较关心钱：“我对于此种试验无不同意见。只是国家是否要投入资金，我不清楚，请某某同志及某某委审查批准。”

回应是：“请某某司、某某司阅提意见。另计算机网络的问题，如果用民航现成的，可以不用投资；如不落实，还有个投资问题。结果盼告。”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８日，联办三个头儿王波明、高西庆、章知方给人民银行领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就我们的本意而言，我们并不在乎报价系统的归属单位究竟是谁，而只求能多干几件实事，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考虑到中国的实情，如果必须选择一家主管单位，我们则倾向于挂靠到更便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单位之下。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倒是觉得，纳入人民银行系统对我们开展业务更为有利。虽然国务院领导同志已经批准报价系统暂由体改委代管，但是，我们认为，报价系统这一技术性很强的服务设施是不可能长期由体改委代管，体制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

最近，我们得知人民银行已正式成立了金融市场报价中心，其服务内容也包括有价证券的报价和交易。这样，在目前的市场上就将有两套利用计算机联网进行证券报价和交易的系统，并且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这显然既不利于统一证券市场的形成，也不符合节约的原则。如果当时得知人民银行也有意在近期建立一类似的报价系统，我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明显，人民银行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比我们容易组织得多，而我们希望借助联办开展的工作并不在于开发一个报价系统。

但是，既然目前的局面已经形成，为有助于证券市场向着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我们愿意积极探讨与人民银行金融市场报价中心在证券报价和交易方面进行合作或合并的各种可能性。

ＳＴＡＱ系统终于没有纳入人民银行，４部委的通知也终于没有成文发出。在此前后，人民银行报价系统的征集会员的通知也发出了。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５日，ＳＴＡＱ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开通典礼。中顾委常委张劲夫、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和刘鸿儒、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出席。

ＳＴＡＱ系统位于北京崇文门饭店开通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意买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５０万元面值的１９８９年国库券，价格从１１６．５０元谈到１１６．２０元。９时零７分，一个“ＯＫ”跳上交易监控屏幕，成交。

第一笔异地交易是在上海海通和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过程用时８分钟。

当日交易总额３８５万元。

这样，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ＳＴＡＱ系统两所一网的建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诞生。

转年，人民银行的报价系统（ＮＥＴ）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