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束星北档案读后感 -- 天天天向上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他过分看重钱，也铸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大错，这就是1944年春主动去军令部技术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回浙大。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原来以为是浙大电机系学生徐名冠（他是我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学，在浙大公开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活动）介绍束先生去的。读了《束星北档案》才知道，当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后，主动说，如果给他每月1万元，他就愿意去（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徐名冠喜出望外，据上级批准后，束先生不仅自己去，还带了两个助教去。这段经历，使他在1949年以后一直成为公安部准备镇压的对象。

　　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最后有手写的签名“ＨｓｉｎＰ．Ｓｏｈ”，日期为“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发信地点为“中国湄潭浙江大学”。信的第一句是：“Ｉ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ｄ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ａｃｑｕａｉ ｎｔａｎｃｅ．”（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１９４３年还无谋面之缘，所谓１９２８年当过爱因斯坦助手只能是一个神话。信中还郑重其事地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来安度晚年！谁都知道，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这个设想也实在太离奇了，怪不得爱因斯坦没有给他回信。

在束星北殴打杜道周之后不久，竺可桢在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曾批评“我国士大夫无守法精神，往往以不守法称耀乡里，此实非近代国家所应有”。这里并非一定是专指束星北，但应是有感而发，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缺乏现代道德文明行为的鞭挞。后来，竺可桢到湄潭处理另一次与物理系有关的师生群殴事件，他在日记中述及最后向学生训话时的心情：“余提及此事，使余内心冲突几不能抑止，半晌不能成语，因余思当时相打情形，实极愤懑也。”（1944年2月28日）因为初次群殴事发于上午，至下午又“重演武剧，此乃不近情之至。且学校既为机关，有导师、教授、院长，不诉诸当事人，而诉诸武力，真可谓教育的失败”。

　　以竺老之知人论世，他对束星北当年“武斗”于人的看法，是可以想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