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二十章安魂曲

1、

1937 年7 月7 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

区的135 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

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 月28日，随着日

本首相近卫文磨亲王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

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 月30 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8 天

后，这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形成了“全

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

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 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 个最精

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另一面，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 月13 日，8 万名中国士兵，向1 万2 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

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 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

着。先是146 家工厂的2，500 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 万5 千吨设备运送到

武汉。然后，是639 家私人企业，约4 万名工人，总共12 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

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

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

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

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

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

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

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

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

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

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 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

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

步行而下的11 名教授和257 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

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

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于是，他

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

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

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

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

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

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40

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

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唯有的大

约8 万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

惨淡经营而来的300 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

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

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蓝

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

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

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

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

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

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已经是深秋的11 月了，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宁沪地区已经一片

焦土，在大约3 个月的大会战中，中国损失了近30 万人的精锐部队。日军

的进攻，已一波比一波凌厉，宁沪陷落在即了。

蓝衣社已死去，不过尚未被埋葬。埋葬它的工作，由康泽负责。11 月

下旬，在康泽的指挥下，一个大木箱一个大木箱的档案，从朝天宫搬了出

来，被装上卡车、马车，然后送上火车车厢。几组便衣负责押送，其头领

是已满22 岁的林培琛。他们先延着津浦路向北到连云港，然后在连云港转

车，经陇海线向西到郑州。最后，他们再在郑州转车，从平汉线前往长沙、

武汉。运送档案的路程，几乎与难民的逃亡一样曲折、一样漫长，一直到

次年二、三月间，林培琛等人才抵达武汉。

数以吨计的档案，还在漫漫的铁路线上。此时在南京，朝天宫的大部

分人马，也加入了逃亡的行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天，几

十部卡车、几节车厢、一艘轮船，运送着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队”

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踏上漫漫西迁路。他们也将转移到武汉。许

多孩童都还咿呀学语，队伍中还有一些孕妇。在6 年多以后，当年血气方

刚的青年，已大多成为人夫、人父。

负责护送他们的，是一个宪兵连和一个中队的别动队员。车队静默无

声地离开南京，朝天宫一下子空荡了。留下来的上百个人，属于戴笠组织

的，受命潜伏在宁沪；属于朝天宫的，则走进街巷、一个个复兴社与童子

军的“战地服务团”，进行组织“办理结束”的手续。最后，1937年12 月

3 日的傍晚，康泽与几十名人员，在南京下关码头，踏上了缉私处的一艘

炮舰。他们也要逆流而上，延经九江到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告别南京，

并在溪口小镇拜祭过他母亲的坟墓，随后直飞武汉。

12 月12 日，枪声仍在持续，不过在望远镜里，已经能看见日军土黄

色的军装了。这一天，留在南京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桂永清的教导总队

残部，也奉命撤离南京。南京成为一个空城了。

部队开拔出几十里后，行进在教导总队队列里的肖赞育，忽然记起被

关押在监狱里的几名同僚。他不顾危险，带几名卫士又折回城内。当时，

监狱的看守已跑得精光，曾扩情、任觉五和许多囚徒，已绝望到打算集体

自杀的地步。见到这样的光景，肖赞育命令士兵，用手枪打开层层重锁，

随后一同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南京弄巷里。

他们与大部队已经失去联系了。于是集体换了便装，白天躲在山野里，

晚上急速行军，蜿蜒地向武汉前进。他们有几十个人，但只有几管冲锋枪

和手枪；他们一路上还要和小股日军，以及要命的寒冷、饥饿、绝望情绪

作战。此时，谷寿夫师团一队，已挺进南京，“南京大屠杀”的不尽血泪，

已笼罩在这个六朝古都的上空了。

漫漫长夜开始了。

2、

1938 年初，国民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3，000 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

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

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

全国动员。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第一厅厅长，是刚刚

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第一厅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

这个任期，极为短暂。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

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

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

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

是把25 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国民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 岁以下的成员，

则转入三青团。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 个省市，各招募两

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

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

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

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

议，在汉口蒋介石------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

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但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

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

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

健群吃里爬外，“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

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

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

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

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

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 年5 月16 日，蓝衣社的全代会，

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 天，500 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

别担任这3 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

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

由入国民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 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

转入国民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国民党。

有大约10 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

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味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

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于

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

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

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 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

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3/4 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

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 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

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

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

任副局长。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

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

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

蒋介石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

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

股脑儿地全盘接收。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5 万

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5 个军的“忠

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

到十三四万人。

1938 年5 月18 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

门，终于开启。500 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

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

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

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

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 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

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

个纯粹的、彻头彻底的官僚，狗蝇地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

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 年，

一直象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

位。7 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 万人急剧扩张到150 万人，成为纪律、行动、

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

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

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

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

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终结、

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 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

止着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

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

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 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

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就是他刚刚度过

自己的45 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押解往当时的

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几个南京中央社的记者猜测他一定会“杀身成仁”、“以

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

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而后，康泽被俘的消息传来，

整个南京又都预料康泽会自杀。没有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

于是，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

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

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各种各样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

直到1956 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

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

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1948 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

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

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着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

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

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25 年的生

活。1963 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15 年过去了，他

比1948 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四年以后，

他就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平静地去世，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

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

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3、

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

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6 年多的风雨，

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 岁的青年，在20 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

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

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

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

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

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

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

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

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

他已象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

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

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

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

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

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

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小政权所谓的“国防部长”、

“保密局长”。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

“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着当年的蓝

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

火”、杨永泰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

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

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

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唯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

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他一生自居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

但参与这个组织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是两度出任书记长的期

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

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 年多了，

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

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 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

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全代会召开的3 天里，就在不远处的

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

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

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

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

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

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

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

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寂

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 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 年

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一直到1942 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有一个普通的原蓝

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

最终到了蒋介石的眼前。蒋介石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

当时的和尚，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没有要他的命，

还让他还俗，重新步入政界。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许多人对刘健群这样的遭遇，抱以或幸灾

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于是，他只能在官场的夹缝间，屈辱地忍耐。

一直到40 年代末，经过无数动荡的局势，心灵的反复、对往日阴霾的拼命

忘却，以及各种各样拉帮结派、卖身投靠的活动，刘健群才一度官居国会

副议长。但这既是他宦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淮海决战后，他伴杂在

大批军政要人、士兵、商人、土豪的逃亡队伍中，匆忙地逃离了南京。

到台湾后，刘健群曾一度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但随即下台，从此每况

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刘健群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

里，处境很是凄凉。

几十年里，他也很少与外界谈及蓝衣社、布衣团。一直到1969年，他

已是一个67 岁的老人，并且身患癌症时，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

拜访他，他才追溯、回顾起蓝衣社的历史。

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原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一直到此时，

他还有意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事实：腾杰，才是蓝衣社真正的“最早的倡导

人”。

1972 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

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

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

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他的

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

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

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

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

的，却是人生的尽头。他一定不能预料到。在他隐蔽的心底，他始终以为

弱肉强食的官场，苛酷的人生角逐地，会象他的家庭那样，纵容溺爱他。

这种天之骄子的自我暗示，蒙蔽了他的心智。正因此，“《司令塔》事件”

和“刺汪案”，蒋介石两次扬言要枪毙他，并评价他“愚而好自用”，都犹

如重拳打进棉花堆一样，不能促发他进行自省。

“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

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

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中日武汉会战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因误判敌情，以为日军

立即要进攻长沙，就计划“彻底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 月

12 日的深夜，他下达命令，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

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就在城内居

民还没有疏散的情况下，开始点火。大火一直延烧到次日凌晨，大小街道，

都成了一片灰烬瓦烁。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

凄凉。长沙居民无辜地被烧死2 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

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开始怀疑“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

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3 人，以平息舆论。

几十年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几乎成为一个民间的口头禅。年

纪轻轻就屈死，不知丰悌被枪毙时，有没有对自己的悲剧根源作个总结？

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

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

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

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

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然此时蓝衣社已烟消云散，

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丰悌，但他可能也由

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他说起枪毙的过程时，说道：“……

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

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

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

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

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丰悌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

决令电文后，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说，“……我们

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

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有冤无

处诉的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自述里，写到“只因执行官兵

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逐有长沙大火事件”。到此时，丰悌的面容、事迹、

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这就是历史。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

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4、

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

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 岁的

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

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

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

忘。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腐败、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

命，来根绝这腐败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

这腐败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

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

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

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

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后的10 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

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职务，不久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

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偶然地暴露出他的

本心。一次在重庆李子坝，与同样被闲置的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

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

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

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

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

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

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

己的际遇、处境，以及他无时或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

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

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

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

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次年，在重

庆已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

局局长，兼任自己在10 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

这样的职位，比起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可谓天差地别。但贺

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到，“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

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

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

“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

“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到后只能苦笑。

但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

“第三起”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 年，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重新

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国策

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 年，他在台湾政

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

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 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

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

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已萌发了写一本《力行

社史》著作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

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 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地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明瓦廊，都最具

青年气息，此时却显得一脸沧桑的腾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着腾杰长长的身影。这

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象那

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象那无数的街灯……”

又不止是繁星、街灯。站在腾杰身后、一路跟随着他的，是什么呢？

是一丛树阴，一阵风，或者，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

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

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

明瓦廊，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宫？所有这些，都是为

什么？

没有魂灵，只有树阴和风。他是一个人地走，一个人地在路上。……

然而，这一夜，在腾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陈启坤。这

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

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

欢交集的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是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

泰极否来，在1933 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

这些，令这个蓝衣社的“贞德”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

明瓦廊蔓延。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她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保留

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憾的青春与努力。

但你死去了，你却把我一个人，抛在这个广漠的人间，抛在任何人都

无力回天、终将沉没的民国。……腾杰痛楚地、沉重地感念着。他开始比

任何人，都更复杂、更细微和宏大地反思着蓝衣社的沉沦，民国的沉沦。

腾杰是那样地向往共产党、朱毛那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

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于是，早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

书》里，他就明确地写到，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

这种效仿却是如此无力，如此得其貌而不得其神。甚至连其貌都不具

备。腾杰已经认识到，比较共产党，他们一直缺少一个鲜明、有力的理论。

他们口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但“三民主义”是那样的模糊、弱化，仿

佛一面旗帜那样，在孙中山时代，它就越升越高，直至没有人能看清它真

实的形象。

于是，在不知觉间，他们改弦易辙了，他们执导起了中国历史上唯一

一次的法西斯鼓吹运动。他们以刺刀、手枪和监狱为工具，试图严密组织

社会，残酷管制民众，逮捕、秘密审判、疯狂暗杀、大规模屠杀……但在

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这个国家里，执拗生长的，却是对他

们无声的愤慨，无言的抵制。是的，即使撇除任何道义成分，法西斯主义

也不适合中国。

理论的脆弱、涣散，是组织脆弱和涣散的土壤。但蓝衣社的沉沦，既

是天定，也是人为。人是被抛进历史的，他们被抛进一个外侮不断、农村

破产、腐败横行、鸦片泛滥、民众蒙昧的末世，被抛进一个破碎、惨淡的

年代。这激发了他们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的青年意气。但对他们来说，最

悲哀、最不幸的，莫过于不久后，他们也被肢解、淡化进南京的蒙昧图景

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不可抗拒。

这是为什么呢？……腾杰不能知道。

要10 年以后，在兵败如山倒、在蒋经国同样回天无力的“币改风暴”

的背景中，腾杰才能略略地、萌芽地见到这个答案的一角。正是他步出武

昌大江中学的时候，在遥远西北的那一角，“革命延安、民主延安”，这个

毛泽东当时构想的未来中国的雏形，已伴随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党内整

风运动，预言着历史的归属。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是“民主延安”的缩影；为抗战为民主而大

规模地发动群众，则是“革命延安”的缩影。在这样清新景象的底下，则

是大规模的整改二流子、流民运动，是反浪费、反懒惰运动，是“自力更

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是毛泽东不时笑呵呵地出没在山岭与弄巷间

的身影……

这是水晶般透明黄金般璀璨的一幅图景。每一个经过那里、在那里生

活过的人，都难以忘怀。延安大街天天有义务劳动，有救贫扶弱。整洁的

道路边，处处悬挂着举报箱，任何人都可以检举政府、共产党干部的腐败

与霸道。这些举报可一直通往毛泽东主席。

一批一批经历过长征的干部，从各个根据地被召回，学理论、学军事、

学组织，重温纪律、强调“人民军队”的本色。亲自主持讲习的，往往就

是那个在西安事变前、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里，就以不世出的大手

笔，写下《沁园春-雪》和《念奴骄-昆仑》的大气诗篇的“长征摩西”，毛

泽东。

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暗淡岁月，可能只有毛泽东，在他2 万余名无比疲

惫、但有钢铁般意志的战士衬托下，从西北一角，看到了一个苍茫、深远

的前景。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古代那些最伟大的皇帝相比，但他仍然以命运

般的直觉，感知到并放纵地写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

句。

不仅如此。他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自信未来中国的命运。这命运不

仅是什么抵抗外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复兴民族”。在他斩断昆仑的气势

下，“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从而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

此凉热”的语句，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输出欧美、中国领导世界的大气豪情。

是的，如果说驱逐外敌是百年来中国知识者的梦想的话，那么，这是一个

千年之梦。只有这个深谙天地妙化、万物滋长的真谛，在长征路上与高山

对话、与大地谈心，而不需要妻子、文友、秘书这样人间媒介的领袖，才

有这样的手笔，这样的胸怀。

在这个人面前，这一夜，走在武昌街头的腾杰，他的校长，只是一个

侏儒。当这个人把这样的胸怀、气魄，在一个个讲习班、一轮轮整风会议

上，强劲地灌输进无数子弟的大脑和灵魂时，蓝衣社，连同所有的民国组

织，也都是一群侏儒。

这一切，此时还在时光的后端，腾杰还无法瞥见。于是，注重“精英”、

视民众为群氓；权力本位、派系本色，暴力本位、刺刀本色，把芸芸众生、

潜伏着可载舟也可覆舟力量的亿兆人，都当作了可以俯视的草芥。所有这

些，都注定了蓝衣社的无声堕落、瓦解、消亡。

所有这些，也是此时的腾杰，无法总结到的。他只能一路地思索，一

路地走。……与长征、延安、共产党相比，蓝衣社只能算是一出历史短剧、

闹剧和悲剧。它虽然在民国历史的深处，却仍然只浮浅地、表象地存在着。

它虽然也有嘶哑的呐喊、隐蔽的行动，但这声音这动作，都无力挣脱民国

那陈朽的社会系统。它不能往民国这个木乃伊一般注定要死灭的躯体里，

输入任何新鲜的内容、血液和思想，这就注定了它要被这个躯体所同化、

吞噬。

这就是腾杰所亲历的、目睹的、并要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蓝衣社。70

年代，腾杰在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据说，一直到临

终前，他还念叨着回到隔海的故土，并祈盼着国家的统一。

5、

蓝衣社沉沦了。民国的车轮还在笨重地、拙劣地向前滚动着。在30

年代中期的漫长时光里，几十万的青年，或无可奈何、或无所谓、或认真

乃至异常热诚地加入了蓝衣社，在这个过程里，他们把自己的身躯、当作

了蓝衣社的一个工具。但命运的转折，从蓝衣社解体后开始了。他们身不

由己地被各种变迁、运动、革命、战争所牵引，乃至吞没。

蓝衣社“办理结束”后，他们积极地在两个战线上工作。一是抗日，

另一，是“反共反人民”。在接下去的近十年间，他们却有的死去，有的残

废，有的升迁，有的沉沦。而后“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卷起了，近11

万名青年报名从军。但新兵集训还没有结束，日本就投降了。这十余万经

过彻底党化教育的人，又被投入了内战。他们因此成了一群英勇的羔羊，

可歌可泣的打手。……

内战使近千万中国人丧生。这样，轮回就开始了。1949 年前后，蓝衣

社的几千名干部在战场上被俘虏、击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原“十三太保”。

土黄色的大军节节挺进，每到一地，分田地、打土豪、逮捕前政权的官吏……

千家万户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而复兴社的人们，犹如山洪爆发时的

小鸟小兽，慌乱地逃命。

流亡、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去的，毕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1950

年镇反，人民中国以铁腕巩固着自己的政权，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原“复

兴社、三青团特务”被枪决、判刑，其余的被划定了“地、富、反、坏”

等成分；60 年代初“四清”，通过“外调”、“内查”等手段，一些藏匿很

深的人被揪了出来，成为“历史反革命”。

再后，就是“文化大革命”。……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逮捕“四人帮”。但随后又是徘徊的

三年。……直到1979 年，“摘帽子”工作开始进行，几百万政治“贱民”

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蓝衣社的几十万遗老也在其中。公开审判“四人帮”、

改革开放，一些原蓝衣社的高级干部还进入各级政协。历史类同独轮车，

终于吱吱哑哑地完成了这个轮回。原来的那些青年，却毕竟都已经老去，

一大群人甚至看不到这一天了。

公审“四人帮”期间，最高法院特别庭的一份《公告》指出，“四人帮”

的师爷张春桥，是隐匿很深的“原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分子”，他早在1933

年就加入了蓝衣社，并在济南成为一个外围小组织“华蒂社”的头子；而

“四人帮”写手姚文元，其父姚篷子，也和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

另一份资料也记载，“四人帮”的女皇江青，在其讳莫如深的上海阅历里，

一度非常接近过蓝衣社……

在这样浩荡的历史和人群里，夹杂着一个渺小的青年。他就是王天容。

80 年代初期，经过甑别、“脱帽”，王天容开始享受退休教师的待遇，

每个月可以从县民政局领到几十元的退休金和一些津贴。此时，他妻子早

已去世，一对子女业已成人，在当时仍然凋敝的乡间，他的日子挺富足。

此时，村上的人对他，也恢复了一个遥远的称呼，“天容先生”。但一

生的曲折，形成了他小心谨慎、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性情。他从来不和别人

往来。除了村上的一个也教过小学、略识几个字的青年。

这个青年有一个弟弟，开着一个豆腐作坊。已经年近古稀的王天容，

一口牙齿都掉光了，他顿顿用豆腐下饭。于是，每天早晨，他一出门，手

上必定拿着一个装豆腐的碗，随后颤颤巍巍地来到这户有一个识字青年、

一个豆腐作坊的人家。

在买豆腐的几步路里，时光在仍然沉闷、但已略有清新的乡间，无声

地流淌着。1982 年前后，村上人对他更是尊敬。不仅因为他日子的宽裕、

他的人品与学问，也因为他的女儿在“落实政策”后，到省城的一家大医

院、当上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医师。……但沉迷在黑白战争电影、“抓特务”

游戏中的孩童，有时还在他的屋子附近，窃窃私语着“这是老地主，是特

务”一类的话语，有时，他走在无人的乡间路上，摆脱了大人管制的孩子，

还远远地、哄笑地大叫：“老地主、老特务”，“老特务、老地主！”

这些声音传扬进和他交往的那个青年的家庭。这个青年的家里，有一

个儿子，当时是八、九岁的年纪。他拖着鼻涕，有时也夹杂在大群孩子里

起哄。但只要有人告状，一回家，他必定要被自己的父亲暴揍一顿。

不久后，这个孩子就随着他父亲进城了。在城市的一处租来的民房里，

他渐渐长大，也渐渐开始喜欢起文学、建筑与历史。但当时的他，既厌恶

体力劳动，更很少回顾乡间生活。于是“老地主”的身影，就渐渐地在记

忆里淡去了。以至于几年后，当那个原名“王天容”的“老特务”，在那两

间低矮的乡间老屋里去世时，虽然乡间以对一个读书识字的老人、村上第

一个大学生的尊重，自发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他却也没有在意。

王天容的棺木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与这个孩子的祖父、许多

叔公做了邻居。他渐渐地消失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了。……但，很久以后的

一个夜晚，他，连同他参与的，用大半生去负载的历史，牵连着“军统局”、

三青团，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孩子与他未婚妻的对

话里。

这个孩子，就是作者我本人。

2001 年闷热的夏天，在未婚妻的支持下，我开始在计算机的键盘上，

敲打着“蓝衣社”、“复兴社”的旧事。许多个晚上，不仅是对我们老家乡

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是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

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感到自己是在和一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

他们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先是忧虑、号哭、

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

的青年。

他们的影响，甚至达到了1950 年以前，和外部世界半隔绝的、我们老

家的那个小小的渔村。渔村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在他十几岁时，就

把自己瘦弱的身躯，和他们的运动联系起来。并且在以后30 年的时间里，

遭受了冲击，成为一个村庄的“贱民”。

黄埔创立、蓝衣社、蒋经国币改，都是民国生机勃勃的青年运动的展

示。而蓝衣社运动，是其中唯一的、从头到尾都有着血腥味道的复兴努力。

它没有黄埔创立的那种清新、初觉醒的气息，一开始也没有蒋经国币改的

那种绝望、无力回天的情绪。它相对从容、稳健地寻找着中华民国的出路。

而“五鬼闹华”、极为贫穷涣散的中国的现实，30 年代各种思潮的起伏，

对祖先成就的恢复梦想，还有“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变幻不定”，这些因

素，使由一个极权团体来领导一个迷惘的国家，似乎成为“成本最小而效

果最著的社会组织形式”（黄仁宇语）。

这样，法西斯主义成了蓝衣社的选择。为解决“五鬼”，蓝衣社运动因

为特定的理念，堕落成中国最蒙昧、最罪恶、最昏暗、最令人发指的运动。

这可怕地表明：有时，个人的意志，是多么的弱小。

虽然这只是一个有着法西斯的勾当，却从来不能具备法西斯实质的运

动。但，我依旧一遍遍地愤怒于那些卑劣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勾当。这些

勾当，包括对舆论、对教育、对作为人类结晶的知识及其分子。

就在我进入一种近乎无法遏制的愤怒时，改变这个书稿、并且对我似

乎是一种世界观的安排的事情，也终于产生了。未婚妻是一个喜欢在笔记

本上、抄记一些句子，单纯得不了解很多复杂事物的女孩子。但她对于美

和自由，却有着直接的敏感。在写作期间，她的一个笔记让我看到后，我

被深深震撼、感动了：

“主，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答应过让我进天国，

我不违背你

并非为了怕下地狱

并非对你有所求

主，是因为你，

你本身吸引了我，

你那受辱被钉十字架上的形象打动了我，

你那伤痕累累的躯体，

你所受的侮辱和死亡震撼了我的灵魂。

是的，主啊！

就是你的爱感动了我。

因此，即使没有天国，

我还是爱你。

即使没有地狱，

我仍是敬畏你。

即使你不会给我甚么，我仍会爱你

即使你不成全我的任何愿望……”

这几乎就是人应该对历史、对苦难苍生的根本态度。它对我当时心境

的冲击，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是个彻头彻底的儒教徒，热爱土

地、祖先、血脉，深信自己在子孙繁衍的久远历程中，不过构成了其中的

一个环节。我经常追溯着自己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先祖，在我的家族里，也

几乎没有接受异教的人。……但这首赞美诗，写的却是一些人类共有的品

质和情感。在那一瞬间，我自己过去的那些世界观，几乎被深深动摇，我

几乎突破了一个原本儒教徒仅仅关注自己生活环境的狭隘界限。虽然后来

情绪又渐渐平稳，但，我却获得了写作这本书的根本情绪。

这样，我在和历史人物交流。在审视的同时，对于原罪式的那些蓝衣

社的狭隘观念和行为，我开始学会谅解、宽容着他们。蓝衣社那种对于“中

国的大脑和良心”的一次次践踏，已经使我不再愤怒、相反悲悯了。虽然

他们一直限制着“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刚刚滋长出来的现代思考。……

但是，我一遍一遍地抑制自己，希望自己的写作客观、深刻起来。

1995 年，我作为一个客居在北京的青年，住在北京巴沟村的一间租来

的小屋。那时我阅读着表面尖锐实则绝望到温厚的鲁迅。他也不断地在告

诉我：

……宽恕这些。

2001 年8 月9 日到12月20 日，未成稿

2002 年8 月9 日到12月16 日，第二稿

2003 年2 月17 日到3 月2 日，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