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九章西线惊变

1、

几十年后，在台北，几十名原蓝衣社首脑总结西安事变时，认为它“之

发生，力行社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不仅是对领袖的保护失责，亦是政训工

作的失责……”

此时蒋介石的安全工作，由3 个人负责。首先是蒋孝先。是时，蒋孝

先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色。几十名精干的

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

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

防兵变。

但张学良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到，“……张副司

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他更告诫明瓦廊，“要表示真诚的合

作”。于是，“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邓元忠，《腾杰访问》）。

再一个负警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性质决定的。

作为“天子门生”的势力，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

天然地有护卫蒋介石的职责。

所谓“政训工作的失责”，指的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

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其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但1936

年夏，张学良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在刘少奇、薄一波

的秘密活动下，“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共党分子或‘民族解放

先锋队’的队员”。他们在王曲镇训练军官，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日渐左

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没有制止张学良的自行招募，因此有“严重责任”。

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发现王曲镇

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蒋介石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

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 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 月间，

在南京，张学良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

群说过，“刘先生，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蒋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

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 月12 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

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

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

台。

兵变在3 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

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

在西北时期，杨震亚屡次奉命“整饬军纪”，这些整饬工作徒劳无功，却得

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

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

一句“没错，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

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目中无人的蒋孝先，就因为禁绝贩毒、检查军

纪等工作，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这一天，也是半夜，他和

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发现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

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

拥了过来，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

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梭子。

“天下第一侍卫”毛庆祥几十年后谈到，枪毙蒋孝先，“似有报仇之迹

象”。这个迹象异常明显。另一黄埔生陈继承也得罪过奉军，名字的相近，

使陈诚这一夜险些身遭不测。叛兵冲进陈诚住所时，陈诚也如实交代了姓

名，但他浓重的浙江青田口音，使叛兵误听为“陈继承”。要举枪射击时，

陈诚夫人谭祥极为机灵，大声叫道：“他不是陈继承，是陈诚”，陈诚幸免

于难。

随即，陈诚被押解到陕西交通银行的地下室。在这里，他见到了衣裳

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随后被遣送到这里的曾扩情。

特务处的王新衡10 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

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他看到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

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象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

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

肃政训处大院，象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葛武綮、赵龙文。随后，

兰州与西安一样，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随着西安、兰州两地的城门紧闭，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

了。天亮后，张学良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

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

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部队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

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

人员后，甚至顺手把史沫特莱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知

道。但也有侥幸者。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

民房潜伏了下来。他收买了户主，一直胆战心惊地躲藏，次日，搜捕结束

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

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

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

天宫、鸡鹅巷53 号。

2、

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

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要早7 个小时获

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 日下午四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

仪即以书记长身份，拍发两份半是命令、半是协商的电报。一是给驻扎在

陕西汉中的王耀武51 师，要求其急速调动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另

一份要求驻扎潼关和洛阳之间的董钊28 师，迅速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

“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

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 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 时，

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

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

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邓文仪知会了给王耀武、董钊的两电后，

博得一片彩声，武力解决立即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西

安周边的一切精锐部队，星夜进发，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

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

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

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

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 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

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

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它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

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

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

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武汉以西，是军阀割据的四川、西康，以

南是反蒋最激的桂系。它是南京屏障。

更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

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 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

达3 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

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

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是，

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在贺衷寒的提议下，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

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

床，他担心何在“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因此，“为策

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

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

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这个无视政学、CC 两系存在，后来被认为“包藏祸心”的说法，得

到的是一片赞叹。同时，干国勋也被命令，10 小时后即坐早班飞机到武汉，

向俞济时、丁炳权等通报会议决定，并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

寒共同具名的信。

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被拟定为总

指挥的“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

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

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

巨变，因此，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至于开封区，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

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

人与会，而能够最迅速对西安形成威胁的，就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

论，围绕着在洛阳的那十几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

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

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不能使他们支持的话，也要力

求“中立”；然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

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 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

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

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

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

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

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

并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唯一生机；而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

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

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

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

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

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

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元老”戴传

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

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

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

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

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

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奉军也由南京直接指挥。

在兵变已生、奉军的机枪和工事冷冰冰地对峙南京的时候，这个罢免

不过是空话一句。接着，是按照南京惯有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人

事安排。主和最力的孔祥熙负责行政院，而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他们虽然接

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能够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吗？

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的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 人改为7 人。除

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 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

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

更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决议，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

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于是，决议几乎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

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

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

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

人许克黄在台湾回忆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的“五项决定”，在事变解决后被蒋介石视为蓝衣社试图

让他丧命西安、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其第一项

的八字方针，“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方针之后是行动。第二项是在上报军政部之前、蓝衣社就决定自行动

手的，“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不久后，

蒋介石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是要

“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与其说是要敉平奉军，不如说

蓝衣社想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动员起来做什么？

是“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掩盖在字面

下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

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都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的话，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

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军校毕业生，

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将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

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教官，如张治中、程潜，甚至也一

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

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

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五项决定，最先执行的是第四项。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

草拟通电文稿。他极重视这个仅寥寥200 余字的文稿，先是让宣传处的一

个组长、留法博士张隆延起草，继而由白瑜修改，最后是自己字斟句酌、

校稿修改，到13 日中午才告定稿。

当日中午，贺衷寒惊人的活动能力再次显示。短短一个多小时，176

名青年将军即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

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即使几十年后，蓝衣社首脑自己也都认为，

通电倾于“讨伐”，它的不留余地、措辞强硬，使内战几乎一触即发。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即

使平日丝毫不关心国事的，也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

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按邓文仪、贺衷寒的命令，桂永清率1 万2 千余人，沿

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

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虽然这一批飞机仅仅意在“侦察”、散发传单，但

它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无数恫吓时，“轰炸西安”的阴霾，就重重地压抑

在叛军的心头上。

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

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几乎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

样被众说纷纭的女人。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要这个基督徒、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

对抗丁家桥那无数叵测的居心、各自的如意算盘，并去融合西安的数万叛

军、陕北那数万已获得命运启示的长征子弟。

而她也终于改写了蒋的命运。

3、

事变当夜，宋美龄逗留在上海。惊悉事变后，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

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一下车，她就到孔祥熙公馆询问联席会议情景。随

后，她也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 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女人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始终

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女人进行的彻底羞辱。宋美龄后来在《西安事变

半月记》里写到，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

许多人悄声责骂蒋介石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

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她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然而她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

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

意。

紧接着有人责难，蒋介石如果不去西安，则“可免躬蹈危机者”。对此，

宋美龄态度平和，却机锋暗藏。她回答到，这是蒋介石“为国家大计”的

“冒险犯难”。况且考虑安全并非蒋介石的分内之事，这是蒋介石的部下、

左右，包括在座这一百余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个回答把球踢回到那帮官僚的手上。而后，比较核心的观点拿出来

了，戴季陶谈到，“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则

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

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

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

确信蒋介石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

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

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宋美龄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

了“兵临城下”、但要“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诸公今日，一面尽

可作阵地之配备，威慑张、杨，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另一面

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

争，亦未为晚……”（宋美龄，《西安事变半月记》）。

这个讲话，既是多种观点、多个选择的折中，又为和平解决争取了时

间。最后宋美龄以沉静、略略忧伤，然而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她的朋友、

澳大利亚人端纳，以及她的兄长、张学良的儿女亲家宋子文，将先后以私

人身份，赴西安斡旋，而在适当时候，她也将亲飞西安，救丈夫脱险。

“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此语一出，会场哗然。它先是征服了会场里“沉默的多数”，继而征服

了一群态度最强硬的军人。何应钦终于表示：愿意等待消息，在20 日之前，

不进攻西安。

这样，宋美龄争取到了一周时间。然而短暂的一夜后，她就看到了一

个潜伏的，却更加强硬、更具社会基础的主战势力：朝天宫。

12 月14 日，星期一。按惯例，这一天各地党部都要进行“总理纪念

周”仪式。在风雨飘摇的事变背景下，不仅中央党部的数百名工作人员，

而且大批军人、普通党员、从外地赶赴南京的各界人士，都聚集在丁家桥。

纪念周进行过后，许多党政要人纷纷上台，对事变发表看法。“元老”居正

发言时，神态悲怆，会堂鸦雀无声。

“……必须以最迅速的方法，敉平事变。……尤其是黄埔与其它军事

学校的学生们，你们的校长，现在蒙此大难，该如何的振臂而起，听你们

最高长官的指示，援救你们的校长啊！……”

此时，坐在台下的贺衷寒，以和自己的地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越，蓦

然挺身。他举手疾呼：“黄埔学生在这里！”

在台上的居正，声音嘎然而止。这个城府森严的老人似乎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整个人象失去牵引的木偶那样定格了一小会。而台下，整个会

堂都被这一句话搅动起来，一些蓝衣社军人也效仿贺衷寒，纷纷起身。更

多的人对这个举动窃窃私语。许多人以或不屑、或似笑非笑的表情，把目

光投向了贺衷寒。

对这个举动，后来有许多或理解、或同情、或市侩、或官僚的阐述。

作为贺衷寒的密友，当时被囚禁在西安的肖赞育，几十年后转述时，意味

深长地说到，这“充分表现了他那时情绪的激动”。

这种情绪的不能自治，何止是在会堂？当日午后，宋美龄来到朝天宫，

她先找到邓文仪，随后又让邓文仪召集在南京的所有蓝衣社干事，试图平

息蓝衣社的战争叫嚣。白瑜回忆到，宋美龄对这几十个军人，苦口婆心，

反复强调“不能以大军围攻”的理由，“时孔祥熙、贺衷寒在她左右”。

从武汉刚刚赶回南京的康泽，也聆听到宋美龄温和、沉勇的劝解。后

来他在《自述》里写到，这番讲话，“……颇得到听众的好感。”

但一直坐在宋美龄身侧的贺衷寒，却始终一言不发。他的冷眼压制了

邓文仪等人的附和。随即，宋美龄前脚刚刚走出朝天宫，他就旁若无人地

开始亲手起草再一份文稿，这就是比联名通电更极端、也更著名的《敬告

民众书》。

这个公开信，先是赤裸裸地把蒋介石当作一个死人、“烈士”，随后声

明要把张、杨二人粉身碎骨。“……全党革命同志与全国革命同胞，誓死以

求贯彻其（蒋介石）主张，服膺其教训，遵循其意志，发挥其精神，而与

党国之叛徒绝不共戴一天于此世也。……”

接着，他开始羞辱张学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

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完全失控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蒋介石往死路上将了

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

生命……”。也就是说，蒋介石如果活着回来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

国”的懦夫。

他洋洋洒洒，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他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

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人更多，达275 人。

公开信在次日，以比通电更大的规模，在海内外发表。印制着它的传

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这一天洛阳飞机已开

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 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

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

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

论”的指令开始显示力量。在他们的策动下，全国的“赴难讨逆”浪潮，

象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4 日，在干国勋的推动下，武汉警备司令部发表戒严令。与此同时，

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这些傀儡团体，纷纷或以集会

请愿、或以拍发电报的方式，要求南京即刻讨伐西安。武汉的十余个复兴

社学生小组，立即煽动组织“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

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极度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

时。

当日，湖北28 名将军，也联名电告南京，“枕戈待命”。但哪里是什么

待命？驻鄂军队一部，已向襄阳方向进发。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

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都在他们的策动下，变成了民

众呼吁“讨伐”的声音。……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 所，师

生数千人，但14 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据参与者回忆，“在朔风烈烈中

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 小时之久”。次日，广州也有5 千余人集会，

声称代表广东千万民众，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

16 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

开始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 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

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

217 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接着，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

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

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准备在下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仪式上召开这个大

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丁家桥的

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

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蒋

介石也“在所不惜”！

于是，这一天，也就是12 月16 日的午后，丁家桥终于单方面地撕毁

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选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

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

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

局局长的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 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

者，新闻单位从社长、总编到撰稿人，均可以“异党疑犯”的名义，逮捕

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

几十年后，已被历史抛弃在台湾的那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还不无得意地

谈到，“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

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

顶峰。

4、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2，000 名蓝衣社军官，都以

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

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

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

样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

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两颗金星、一

条四等云麾勋章，对应着他满脸的疲惫、眼中的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

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这个动员，在数以百计的回忆资料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一些与会者都

只简单地记载，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就领着与会者

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

出校长”！

2，000 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

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 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

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

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接着是第二个安排。这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

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将携带300 余人的联

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其中的数十名军官为指挥，以刚刚从南京

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 个甲等师的讨逆军，

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他显

得既悲痛沉重、又踌躇满志。

所谓“白衣誓师”，是早已腐败不堪、异常涣散的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

际，说不清是正剧、悲剧还是闹剧的一场大戏。这的确只是一出戏，与其

说这出戏是给西安看的，不如说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

以达到或“不战屈人之兵”、或火中取栗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

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

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在丁家桥的一个

小会议室里，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

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要“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举动的明目张胆，大大

超出了南京的意料。当夜，南京官场就开始窃窃私议，众口一声地认为贺

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不仅是这些冷眼旁观者。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此时南京最显赫

的人物------何应钦------的头上。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他能妄想依靠这

些人，来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

上，事实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而认识到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

的，又何止是何应钦、南京官场？它也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几个月后，

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

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

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

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

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

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

一同毁灭的决心。……”

贺衷寒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制造的咄咄声势，却适得其反。“白衣

誓师”不仅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虽然在

对CC、何应钦两度无功后，他已孤注一掷，严令洛阳空军、教导总队立

即进军西安，以制造人力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天违人意，紧接着浸濡它的，

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 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在当天曾给西安带来巨大

恐慌。史沫特莱通过“红军朋友”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

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更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

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

的境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

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

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

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象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

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即使张学良在城内的区区400

人的卫队，也相信大战立即就要爆发，南京的飞机、重炮、装甲车，将把

西安化为齑粉。一些人已悄悄准备便装，打算溜之大吉。……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 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

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 镑重的炸

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高大的建筑。刚满50 岁的蒋介石，

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终于阻止住了战争。17 日清晨，当一

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

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 日依然大雪。大雪也阻止了桂永清部队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

弹上膛，但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极

端隐秘的“患得患失”心态，终于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

个当然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丁家桥的会议里，已经

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再非议蒋介石了。事变已经一周，那些善于象老

鼠一般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已经都在嘀咕了：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

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

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宋美龄由此把握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同时，“患得患失”的神经，何止

贯穿于南京？它更贯穿着无比沉闷、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贯穿着担心“死

无葬身之地”、几近歇斯底里的西安数万军人。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 日

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利用自己举世无双的对权力平衡、人

物心态的把握，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

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 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 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

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

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

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是张学良，以及宋美龄先后派遣往西安的两个私人特使，

宋子文和端纳，对蒋介石艰难游说的结果。它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

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

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

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南京的主战力量，只剩下了孤单、且已心生悔意的何应钦，与更孤零

零的蓝衣社。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

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

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

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1972 年7

月19 日）。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其事地用来四处动

员，乃至几十年后，还被用作他们无数居心叵测的举动的辩解。20 日，在

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

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

与此同时，洛阳空军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做了投机处理。

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 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

攻击。是役，奉军刘多荃、缪徵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

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18 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

军胶作一团。

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大批三寸榴弹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掩护下，

猛烈进攻。一万余人在东西赤水之间，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

大部。

至下午四时，10 小时的激战后，奉军终于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

导总队歼敌近3 千，损失仅死34 人、伤28人。

当日，教导总队占领东西赤水，并以每小时30 公里的速度，猛扑渭南。

坐在一部道奇吉普里的桂永清，口气铿锵地下令：21 日驻扎渭南县城，23

日之内，攻陷西安！

渭南果然在21 日被一举占领。36 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四城，西安

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

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

人物在活动里。

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混乱一团的西安，其脉搏、心灵，在短短四天内

就被那个身影不时出没、语言爽朗、态度灵活的“红色黄埔”领袖，周恩

来，给把握住了。也可能是因为即将抵达西安的另一架飞机。

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回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说，

“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

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于是，她不顾劝阻，在第二天、充满希望的

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

和她一样满是信心的女性，还有一个。那就是蒋鼎文夫人。宋美龄后

来说她“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

之安全，即其一例”。

在宋美龄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戴笠。一直到登

机以前，宋美龄还不愿让戴笠同行，但此时他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

短信是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

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此时，教导总队还在陕南

的沃野上，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一本英文的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这些

进攻的军人：“……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

下来的雪堆的阻碍。”

飞机经过洛阳。宋美龄在上空俯视洛阳机场，看到轰炸机罗列待发，

她“心坎突增阴影，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在洛阳，宋美

龄温和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强硬：不得委员长命令，不得有任何飞机逼近西

安。

再后，飞机飞过华山，飞到一个平原的上空。宋美龄说，离开洛阳后，

她就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悬悬”感。而在临近西安的此时，那本关于端纳

的传记写到：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

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最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

夫蒋介石。在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

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5、

在被俘的10 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

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

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

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

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

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

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 年开始，

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

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

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 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

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

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

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

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

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直面着伦理、

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

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

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

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

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

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又

何况，他有那么良好的军事背景，他的导师是孙中山。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

省。不过是40 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

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

“大染缸”一般的党，一种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

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

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

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在这里，他开始了

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

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及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

“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 年，统

一的车轮，在西安嘎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

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

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

满50 岁的人，在1936年10 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

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 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

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

难以置信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于是开始了，而一生最重

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

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

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 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

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

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

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

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 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

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

“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

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

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

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

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

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

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

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

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

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

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

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

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

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

于有了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 岁出头了，他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

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

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

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

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

的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

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

怜的区区145 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

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

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

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

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

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是谁的天

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

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

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 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

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

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

心。戴笠绝笔。”

23 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当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

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

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

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

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 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

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这一天，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

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

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他旋即回到开封，甚至不和河南主席刘恃商量，就大

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

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 日，河南民军已扩张

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与戴笠不同，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

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

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

是由戴笠来进行。同党本是同林鸟，但大难来时各自飞，或者，他是第一

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拂的“小老弟”

了。

这一天，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

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

己这个“车”。

与蒋介石、戴笠乃至胡宗南相比，这一天乃至接下去依然风雷激荡的

一两天，最闲适的莫过于康泽。

事变期间的康泽行踪，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各种说法相互矛盾。《康

泽自述》谈到，在接到逃出西安的别动队唐汝昌电话后，他立即赶赴南京，

先造访戴季陶、顾祝同，对戴季陶的主战“深以为然”。随后，是14 日午

后宋美龄的讲话，以及《敬告民众书》的火药味，才唤醒他近乎本能的一

丝不安，一种警觉。

他由此远离着朝天宫危机四伏的风头浪尖，到武汉开始“静默观察时

局”。但当时在武汉的邱开基、干国勋，都说“他不曾赴南京”，干国勋更

言语确凿地声称，13 日他“在九江水上机场”换乘飞机时，“康泽登机，

同往汉口”。

不管康泽是不是曾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生死的漠然，却痕迹处处。这

个33 岁的务实而自负的青年，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

石的疏远。如果说，这个被认为“做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的人，

这个“生活严肃、并重然诺”的人，在两三年前，曾经头脑发热地以为自

己有望成为“蒋氏接班人”、而显得极其热衷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只是

以一种“当差”的市井态度，来“以不变应万变”地眺望西安。

这种极其复杂的心路，转折点是一张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电报纸。

他对别动队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因此，这一年春天，当戴笠和邱开基为缉

私处这个肥缺争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让他接替邱开基，以平衡人事。

他先是婉言拒绝，说“缉私处是和烟贩、流氓打交道，与我本性不符”，后

来又以“功臣”、门生的私人姿态，几次抗拒到任。蒋介石一怒之下，要他

三日到武汉，“违则军法处置”。

这纸电文犹如一瓢凉水，激醒了康泽。伴君如伴虎，千古不易。他有

才干，他自负，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一个小小的康泽又算得了什么？“接

班人”，看似和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哪里是他这个既非浙江出身、

又无兵权的人所能迈过去的？

他是朝天宫的“实力派”，但他却不是民国的实力派。他只有别动队，

就连别动队大权的予夺，还不就是蒋介石的一句话？

蒋介石是生是死，乃至“蒋后”是何应钦、贺衷寒还是陈立夫？都和

他没有干系。他不会再有朝天宫、“湖南派”那书生气十足的张扬和野心了，

更不会象戴笠这个政治赌徒那样，以自己的肉体、身躯，去做孤注一掷的

赌注。

于是，他拒绝在《敬告民众书》上签名，更没有参加“白衣誓师”。炮

标礼堂喧哗一片时，邓文仪曾措辞客气地在电话里，要求他“派遣别动队

一部，到南京警卫”，他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康泽，是这个巨变时刻一个罕见的“独行侠”。

各怀心思的23 日，在西安无数活跃的身影中，两个都有着绝代风华的

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

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

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

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 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

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对这个女人来说，

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四个人，包括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

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

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

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 年的圣诞节，在

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6、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

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

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英文版的端纳传记，描写了飞机起飞后的情景：

“……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

尔?伦纳德观察了他的乘客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

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

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

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

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

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

报道，“场内外拧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 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

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

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

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几十年来，许多魁首一直纷纷猜测停办《中国日报》的原因。一些魁

首认为，这纯粹是报纸本身的问题。自康泽离任宣传处后，这份报纸每况

愈下，以至于蓝衣社干事会曾专门草拟报告，要求蒋介石拨专款十万元，

以“改组报纸”。

报告被蒋介石粗鲁地否决了。一个叫王大中的魁首回忆，蒋介石认为

“该报办得不好、费用太高”，甚至要追究“是谁提出该建议”。这样，脱

险后，蒋介石是借题发挥地停办这份报纸来出气。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另一个说法是，当年蒋介石50 岁寿辰时，《中国

日报》曾出一期特刊。此举让蒋介石极为不悦，曾说到他的学生“不应歌

颂他的寿日”。这是远因。近因则是26 日这一天，该报以“脱险回京”的

标题，惹怒了蒋介石，认为“有失对领袖的崇敬之意”。

但果真是因为这样的鸡毛蒜皮的细节吗？拿这样的细节来解释，只是

朝天宫此时大厦将倾、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明证。事实上，它是一个象征、

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

还不仅于此。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

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

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蒋介石带着3 名外国基

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

镇，开始8 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就在这8 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

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

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

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八九”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 年秋天，这两

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

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

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

束手就擒；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学良发表过广播讲话。这两人都令蒋介石

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于是，处

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

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

静过于招摇，被蒋介石认为“必有异心”。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

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

校长”。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

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长邓文仪。

邓文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戴笠奉命调查的罪名

之一，是邓文仪担任书记长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1936 年，邓文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

洋房，以他9 年的每月区区400 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

的一大笔钱。同时，邓文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蒋介石

曾在溪口召见过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

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

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当时，朝天宫共有

经费20 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

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家

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文仪都

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出于复杂动机，蒋介石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

了邓文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

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长，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文仪

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

一直到1937 年2 月，蒋介石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

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

到，“委员长老了许多”。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 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

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蓝衣社最早的3 个常务干事。最先接见的，是

腾杰。在蓝衣社经受了5 年多从创始到离职、再到疏远的历程，这个不过

32 岁的青年，似乎已经无复当年的热情、自信、意气风发了。他变得老练、

含蓄、深沉起来，经历了丧妻之痛，几丝鱼尾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

了他的眼角、嘴角。

只有他依然明亮的眼睛，还显示着他身体里，依然潜伏着的、只要有

契机就能再被激发出来的热烈与能力。他在蒋介石面前，似乎也拘谨了，

只是礼节性地问候了蒋介石。但对他，两个月来始终不苟言笑的蒋介石的

面容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他说：“在通电内没有你的名字，很好。”

短暂的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让陈布雷草拟任命书。腾杰出任南京特别

市市长。

腾杰之后是康泽。对康泽，蒋介石淡了许多，当康泽喋喋不休地汇报

他此时的主要政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事变中的“异动”时，他用一句“知

道了”来打断康泽。随后，他给康泽一个重大的任务：由顾祝同代表军方，

陈立夫代表党部，张冲代表政府，而康泽代表蓝衣社、青年，与周恩来等

人谈判红军的改编问题。

会见即将结束时，蒋介石才表情平静地指示康泽，“……必须彻底解决

刘湘，把四川经营成抗日圣战的大后方”，他要求康泽草拟出具体的行动计

划。

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四川整军会议”。整军的结果，是四川一省在

早期抗战中，一举出动兵员30 万、民夫500 万。

康泽闭门草拟计划的几天里，一个午后，蒋介石召见了贺衷寒。这次

召见的时间很长，对这个从前的得意门生、已被认为“脑后生有反骨”的

人，蒋介石毫不掩饰自己的怒火，以著名的“娘希皮”咒骂开场。

“娘希皮！我在前方挨枪子，你们在后方坐地打冲锋，叫讨伐。……

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穿白衣，骨头还没硬，是想改换门庭？！……”

对一阵接一阵的咆哮，贺衷寒拿出的，则是他同样著名的涕泪俱下。

他笔直地挺立，既不辩解，也不低头。据说，蒋介石整整怒叱了小半个钟

头，贺衷寒则涕泪满襟。

蒋介石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私人的念旧，还

是理智的政治呢？是顾念起近10 年前、他还只是一个势力单薄的武夫时，

在黄埔的那个亲近他、推崇他的年轻才子呢？还是仅仅考虑关、杀贺衷寒

的话，会使许多仍然追随贺衷寒的人心灰？……

这一切都已经无可考证了。在将要把贺衷寒打发出去以前，他终于也

让贺衷寒与陈立夫、康泽等人一起，去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但贺衷寒此

后10 余年的郁郁不得志，还是从这个午后开始了。三个多月后，他被派出

国，赴欧洲考察。南京官场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对高级军政干部免职的

习惯手法，事实上是一种放逐。

也在西安被俘特务处人物王新衡，几十年后更信誓旦旦地说，贺衷寒

在出国以前，“曾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不过对此，与贺衷寒私交极好的肖

赞育、袁守谦，一直坚持“绝无此事”。

1937 年3、4 月间，蒋介石的再一道手谕，终于到达了朝天宫。手谕

很简短，但充满着威严、不容更改的语气：“……即日起，停止一切团体活

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