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蓝衣社的碎片 -- foundera

第十八章落幕序曲

1、

1935 年10 月，长征部队拐过了六盘山。8 万多名从江西的柴门边出发

的子弟，最后只有不到7，000 人摇摇摆摆走进西北的窑洞。但，毛泽东仍

然以“屈指行程二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表明了“缚住苍龙”的

大气豪情。

与此同时，南京却因“刺汪案”一片混乱。

孙凤海所用枪械，是杀伤力较小的四寸左轮，三弹皆“有入无出”。11

月19 日，除一颗弹头夹在两根肋骨之间无法取出，汪精卫脱险。次日，他

由陈璧君陪同，悄无声息地前往上海租界疗养。

这个举动表达的是对蒋介石的深刻质疑和敌意。蒋介石试图用以证明

“国民党空前统一”的四届六中全会，在一片非议、怀疑、指责中落幕了。

它也使刺杀案的破获或者说是了结，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22 日，处在巨大压力下的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地对特务处香港站发出

密令：逮捕余立奎。

余立奎，原19 路军补充团团长，闽变后退出现役，随李济深隐居香港，

并与王亚樵结成密友。几乎刺汪案刚刚发生，特务处香港站即接受戴笠指

令，监视余立奎。但监视的结果却是他与该案“毫无关联”。

显然，戴笠要找的是一只替罪羊。自己了差之外，蒋介石也可摆脱尴

尬局面。而余立奎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顶罪人选。

李济深反蒋态度之坚定，举世皆知。余立奎作为其部下、亲信，谋划

此案指使杀手是顺理成章之举，可欺世人。况且孙凤海在十九路军服役之

际，余系其长期上司。由此该案可全盘推卸至李济深集团。

其二，蒋、李是死敌，在蒋介石被举世质疑的情况下，推出余立奎可

使人认为蒋介石与该案绝无关联。并且可以获得一份异常重要的审判供词：

该案第一行刺对象是蒋介石，只是蒋“阴差阳错”地不在现场，刺客才转

而杀汪。

推出余立奎，使蒋介石也处在和汪精卫并无两样的“受害者”地位，

以博取党内同情、冰释社会舆论。最后，余立奎地位不高不低，最为适宜。

过高者，不必说制造冤案，即使在香港逮捕、引渡也不容易；过低者，无

法取信世人。……

在这样缜密的思谋下，这个惊天要案被纳入民国的司法逻辑。次月，

余立奎审判在香港开庭。

审判进行得极其艰难，不论是英国法官还是戴笠的密探，都无法拿出

确凿证据。但此时，象征公正、廉洁、“真相”，并以法袍、假发等中世纪

礼仪为点缀的英国皇家法庭，却已被戴笠的手段全盘笼罩了。

这个曾历经苦寒的人无法拿出余立奎“指使行刺”的证据，但他深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他通过自己聘请的英籍律师史杜沙剌，到处打点，

仅贿赂总督公署，一次即20 万元，此外，他先后贿赂香港法庭上下40 万

元，以至于“南京政府钱太多”变成香港司法界的一个笑话。

戴笠首开了蓝衣社的行贿先例，为的不过是引渡余立奎。他的活动太

过明目张胆，甚至导致了首都警察厅的不满。余立奎被引渡至南京后，一

个警官毫不掩饰地对余立奎说：“这个案子，有人花了一百多万元，还没有

捕到一个真正主犯。……”

引渡至南京后，“刺汪案”的真相被这个工于心计的大特务，层层湮没、

淤积进南京那无比厚黑的审判黑幕里了。南京的审判整整进行了大半年，

在此前后，先后无辜被捕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这上百人有的仅仅在十九路

军服役过，更有的仅仅因为在案发当日匆忙赶路，被认为“形迹可疑”而

遭受逮捕。他们很少有生还者。

孙凤海的兄长孙凤山、夫人崔正瑶，以及姨妹崔正琪等人，都被以中

世纪的株连方式捕杀。此外，上海傅耀东医生在淞沪抗战中曾为十九路军

做过护理社工，由此认识了王亚樵的学生许志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这

个医生也遭受了逮捕。被捕后，他经受严刑拷打，后来“不知下落”。

最后，连租借房子给晨光通讯社的房东，为他们处理杂务的老人，临

近的一些一生安分老实的和平居民，也整家人整家人地“不知下落”。……

是这些无辜的尸骨，平息了曾经引发轩然大波的刺杀案。对这些“乱

世重典”，蒋介石却频频赞叹，认定戴笠是蓝衣社罕见的“能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立奎审判进行的同时，另一个更为诡异的刺

杀案又在上海惊发。1935 年12月24 日，外交部次长、汪精卫之下的第二

号亲日派人物唐有壬，在甘寺东路甘村寓所的台阶上，被隐藏在隔壁停车

间的两名杀手袭击。唐有壬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奉命调查此案的，当然还是戴笠。

2、

1936 年2 月25 日的大雪之夜，东京。

几天前，“皇道派”的堡垒，日本陆军第一师团接到命令，他们将被调

往满洲。这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因为按陆军惯例，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负

责东京卫戍。该调动令被许多军人视为“北进派”打击南进势力的动作。

在“神道派”教父北一辉的策动下，这一夜，第一师团野中大尉率领

百余名军人，率先袭击首相官邸。第一师团及近卫师团的几股神道派军人，

也举着旗帜，分头出发。按照周详秘密的计划，他们打算先暗杀首相、内

阁元老和重臣，而后控制东京，胁迫天皇改组政府。

当夜，十余名大臣被屠戮一光。东京永田町、霞关及溜池一带被叛军

占据，警视厅、内务省、参谋本部及陆军省被占领。

这就是“二二六兵变”。兵变延续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天。北一辉拒绝命

令叛军投降后，天皇瓦解了叛军。北一辉被判处死刑。随后，石原莞尔被

天皇指令为两名执政官之一，负责推荐新内阁。满洲青年联盟的东京代言

人广田弘毅接任首相。

兵变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东京的日本驻南京大使重

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记载到：“……阿富汗和泰国公使曾来视望，

他们握着笔者的手说，‘东洋先进国家日本，发生此次事件，使我们深感惋

惜’。……覆盖着大雪的帝都，因军队的叛乱，到处流淌着鲜血淋漓的斑点，

站在孤寂天地间的我无限感慨，日本将走向何方呢？”

在调查“汪、唐”两案的这个冬天，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兼任蓝衣社

代理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不过短短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特务处继

兼并调查课后，迎来了再一轮的发展狂潮。

1935 年冬天，在广漠的26 省土地上，共有警察26 万3 千余名，地方

武装近百万人，这个庞大的准军事团队，此时鱼肉乡里，“废弛不振”。但

早在1933 年，邓文仪执掌调查课时，他就在20 余省保安处、上百个警察

局都设立了调查科，一是以民团、警局为活动掩护，再是监视各省军阀的

“异动”。

调查课原以“克格勃”为效仿。但戴笠接收调查课、并入特务处后，

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一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到1935年秋天，一

个混合了“盖世太保”、“克格勃”、以及古代“锦衣卫”特点的，空前严密

的特务管制模式完全成形了。

这个冬天到来时，对于手上虽然精干、却只有区区二千余人的特务队

伍，戴笠似乎不再满足了。他决定接管警察与民团。

这个冬天是特务处的风水流年。戴笠“天时”、“地利”、“人和”一应

俱全，天时是蓝衣社的惊人声势与惊人涣散，地利是原调查课在警察、民

团中的细密网络，人和是蒋介石的空前赏识，以及郑介民的职务便利。他

坚信自己有能力执行特务处的“大跃进”，而不会把组织拖进涣散腐败的沼

泽地。

职业特务、业余特务、耳目网的三层区分，是戴笠所构想的新的特务

处。这一年冬天，戴笠获准筹备“中国警察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理事的，

清一色是戴笠骨干，如赵龙文、李士珍等人。中国警察学会首先在各省设

立筹备分会。随着分会网络的舒展，特务处以近2 千名军情特工为骨干，

短短几个月时间，扩张职业特务近1 万人。它的声势一举超过了已苦心经

营6 年有余的中统。

与此同时，一个个惟特务处马首是瞻，并按戴笠严令、与朝天宫老死

不相往来的复兴社小组、区社，也在各地的警察局出现了。到次年年初，

戴笠发展了2、3 万名警察入社。驻各地的特务站先后搬出蓝衣社分、支社

办公处，入驻各警察局。

警察之后是民团。早在1933 年，蓝衣社就掌握了长江中下游8 省的地

方武装，直接掌握兵员四、五十万人。此时，10 余省保安部队的上万军官，

和几千名警官一同成为了业余特务。戴笠也在保安部队中大肆发展复兴社

组织，任一个县的保安团，大则区社，小则小组，成员总数也在2、3 万人

之间。他们和数万警员一样，都是特务处的“耳目”。

1936 年到来时，戴笠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一个

被《中国剑桥史》认为是“国民党中国最可怕的机构”的“戴笠组织”，至

此已完全浮现在蒙昧的天空和苦难的土地之间。

随着1936 年夏天的临近，特务处已成为蓝衣社的真正重心。5 年前酷

暑中腾杰的青年意气，几十位青年甘冒杀身之祸的组社热血，所有这些正

直的种子，在5 年后终于收获了一颗邪恶的果实。

1936 年夏天，李济深、陈济棠等策动的“两广事变”爆发。这是民国

时代军阀分裂的尾声，它有惊无险。南京几乎兵不血刃地平息了这一事变。

其中，蓝衣社派出大批干部，进行政训、情报、策反等工作。刘健群负责

政训，郑介民负责情报，戴笠负责策反，这三个蓝衣社的大魁首，决定性

地使南京“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在这一事变前后，蓝衣社再次进行了人事调整。在南昌机场大火

案中经历失意、但在担任驻莫斯科武官期间被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邓

文仪，接替前赴广东的刘健群、郑介民，担任书记长。

邓文仪是蓝衣社的第六任书记。在他的任期内，风雨飘零的朝天宫、

蓝衣社，显得更加摇摇欲坠。

也是这个夏天，戴笠开始遭逢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对手。这个对手，他

的许多原“调查课”部属都很熟悉。那就是曾在武汉反腐期间组织“锄奸

团”的小头目杨又生。

他也是刺杀唐有壬案的策划者。

3、

贵州西南部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兴仁”的小小县份。80 年代初，

在这个县城的一所普通民居里，一个叫陈有光的老人开始撰写一篇回忆资

料。随着他迷蒙的老花眼渐渐抬起，浮现在他面前的，是自己充满传奇色

彩的一生。

陈有光，原名杨琪真，贵州人。青年初期为纪念自己的投身黄埔，他

特地改名为“又生”。

1932 年，杨又生进入调查课后，在武汉组织了“锄奸团”。但不久，

因是西南人的关系，他进入康泽的“西南青年社”，并转入别动队。

在星子县受训期间，“攮外必先安内”是康泽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杨

又生有感于内战连连，经常和同僚交谈“所谓内之不安，主要是由于外之

不攮；若能攮外则内自安”一类话语。但不久，这些话语就传入了康泽的

耳朵。

晚年杨又生写到：“……康对我不满，并准备以内部纪律制裁我。黄埔

四期同学龙之章即使将这消息转告于我，并建议我立即出走。我于1933

年深秋……化名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杨又生住进了法租界。但康泽的追捕网也渗透了租界，不

久，一个别动队成员找到他的住处，他声称“受康泽委托”，要求杨又生到

上海北站去见康泽。

毫无疑问，康泽是想把杨又生诱骗出租界，而后加以逮捕。杨又生没

有上当，并准备潜逃回贵州老家。但他还来不及出逃，预定日期的第二天，

法租界巡捕房突然以“秘密组织社团”的名义，逮捕了杨又生。

杨又生被整整扣押了三个月。后来他写到，“……康泽曾要求法租界将

我引渡至第二特区法院，但未得到巡捕房的同意”。

就是这三个月改变了杨又生的人生。康泽的诬陷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

同时，他在狱中还认识了两个因煽动学潮而被捕的男女学生，刘镇南和裘

积玉。

被证明清白后，杨又生被释放。但他回贵州老家当一个安分平民的念

头却打消了，他又在法租界蛰居了一年多，这期间刘镇南、裘积玉“两人

被释放后还经常来找”，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谈话圈不久后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杨又生的表弟，原十九路军补充

团连长肖佩韦。1935年初，在法租界贝勒路的均益里，一个叫“抗日锄奸

团”的暗杀组织诞生了。

“锄奸团”在1935 年秋已发展到十余人。其中三名女学生裘积玉、吴

冰和倪莉茄都出身豪门，她们出资为锄奸团购置了一批手枪和炸弹。当年

的“刺汪案”刺激了他们，在杨又生的策划下，刘镇南和裘积玉成功刺杀

了唐有壬。

枪杀唐有壬后，十余人集体逃亡到反蒋中心广州。风头渐渐平息后，

1936 年夏天，他们又潜回上海，制定了一个三地连串行刺的计划。

第一个暗杀地在上海，其目标是对华北溃退负有责任的“政学系”首

脑黄郛，仍以刘镇南和裘积玉充当杀手。第二个暗杀地为武汉，其目标则

更加惊人，是政学系的“灵魂”杨永泰，由肖佩韦负责实施。第三暗杀地

是南京，目标是政学系张群，由女学生吴冰负责准备工作。

上海行动最早进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行刺，刘镇南和裘积玉早已被

戴笠密探注意，这一天黄郛的汽车从公馆开出后，刘、裘二人刚刚动手，

就被密探逮捕，黄郛仅受轻伤。杨又生写到：不久，他们“被法院判处死

刑。但这并没有影响锄奸团在京、汉的行动”。

刘、裘被捕后，上海风声鹤唳，锄奸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武汉，杨

又生“很快调查清楚了杨永泰住在武昌三教街，以及他到省府的必定路线。

选中了离杨住所不远的一个医院为行动地点。……”

行动的时间定为10 月15 日晨。但这一天的行动功亏一篑，在杨又生

望远镜的监视下，“上午八时，杨（永泰）的汽车被我们预先准备的一部黄

色车挡住了退路，汽车停下约半分钟，但因行动人员动作迟缓而误了时

机。……这一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引起了杨的怀疑”。

次日上午，杀手又到计划地点时，发现已有一群警察在盘问路人，从

而再次放弃行动。随后，杨又生计划把实施刺杀的地点，从武昌转移到汉

口。

10 月25 日下午四时，在森严的警卫下，杨永泰携妻从江汉关轮渡码

头的台阶上拾级而下，两名杀手箭步上前，连发数枪，杨永泰顷刻毙命。

杨永泰案震动全国。在1936 年的整个秋天，社会舆论沸腾。许多人从

杀手作风上推断，刺杀杨永泰的，应是其政治夙敌，已并入蓝衣社特务处

的原“调查课”。

但戴笠一眼就判断出，该案主犯，是原应也归他指挥的杨又生。

对戴笠来说，杨又生是比王亚樵更大、更难对付的敌手。其一，杨又

生对调查课、特务处的风格了如指掌，反侦破、反追捕能力之强，民国无

出其右；其二，陈有光作为原调查课人物，倘若抓捕他，接收了调查课的

特务处，能完全摆脱干系吗？

1936 年的整个冬天，杨又生一个人地潜伏在与戴笠只有一步之遥的上

海租界。他“经济困难达到了顶点”，但还是顺利地获得资助，随后雇汽艇，

在江面搭乘上一艘外国轮船，一路逃亡回贵州兴仁。从此隐姓埋名，深居

简出，度过了自己平静的半生。一直到80年代初期，他的街坊才知道，这

个和善的单身老人，居然是个“暗杀大王”。

杨又生再也抓不到了。而这一年冬天，随着破案限期的日渐逼近，戴

笠再找替死鬼，再造“葫芦案”。

他又把主犯定为李济深、陈铭枢集团的大将------刘芦隐。

4、

1936 年冬天，20 岁的王天容已经是乌石山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了。

这个学堂当时有300 多名学生，是旧福建的最高学府。

在那个小小的渔村，他先是读私塾，在“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四

书》《五经》中浸泡了几年。不久后，因为离渔村十多里地的集镇，出现了

乡公所、民团办公室和一所“国民小学”，作为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儿子，他

又在国民小学读了两年书。

乡间对这个幼嫩的孩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重。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

父亲的百十亩田产、几家雇农；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读书、识字、上进。

到他前往县城、进入一个也初初创办的“凤城书院”时，乡间更是一片哗

然。目不识丁的乡民纷纷议论说，“有皇帝老子的时候，这就顶得过一个秀

才了”。

不仅那百十户人家的渔村，集镇一带的居民也都被他惊动了。几家略

有头面的小财主、富农、前清秀才，纷纷托人求亲，有的还许出了丰厚的

聘礼。他的父亲，那个把家业看得重于一切的人，对此不是没有动心过，

但王天容却一再拒绝了亲事。

他才十五六岁，心灵活泼泼地。在县城，他开始知道“三民主义”、“英

吉利”、“阿美利坚”，知道了外面的大世界。通过“格致”课程，也知道大

地是一个圆球，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他循规蹈矩的心里，已经多少有些看

不上乡间的女子了。

然后，他考上了乌石山师范学校。

考到省城的当年夏天，他参加了那个席卷全国的军训。在军训中，按

照蓝衣社发展“7%---10%军训学生”的计划，他和他的二三十名同窗，一

同成为福州复兴社的基层成员。

加入复兴社后，乡间开始盛传“那秀才开销太大了”的议论。每季度

他总要回一次家，先是坐每三天一班的汽车到县城，然后再走上几十里路

到集镇，到集镇后，他还要雇一条小船，或者搭乡间熟人的船，回到渔村。

住了一两宿后，他就沉甸甸地带着百十元银洋，在乡间半是羡慕、半是摇

头的眼光中，往省城去了。

到1936 年5 月，第二次全国性军训开始时，他加入复兴社已经一年了。

此时，他被任命为复兴社一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在新生中发展成员。

他卖力地奔走在福州三坊七巷一带的一栋旧洋楼，和位于乌石山的学

堂之间。那个洋楼是福州复兴社的社址。在那里负责工作的，是一个姓陈

的中年人，身份据说是教师，但整天鬼鬼祟祟，语言里也多少有一些底层

市民的油腔滑调。他以廉价的勉励，故作的亲热，让王天容一次次在深夜

里敲开所属成员的宿舍门，索要“活动经费”。那些成员大多和他一样，是

乡间、集镇、县城不大不小的富户子弟，于是，也麻利地把两三块、三五

块银洋给了他。

然后王天容往往还要连夜赶路，走向旧洋楼那暧昧的灯光，将十几元、

几十元的“活动经费”给那个“负责人”。由于复兴社一再强调“单线联系”，

同时，从力行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的文件上都明确规定财务遵循“量出

为入、就地筹款”的原则，于是，王天容从来不知道这些经费最后派作了

什么用途，复兴社除一再发展成员外，又有什么“活动”。

他懵懵懂懂地在复兴社里又呆了一年。在他手上，他自己先后缴纳以

及代为收上的活动经费，大约有三五百元。这些钱够买六七头牛、几间不

错的房子，或购置两亩地了。而仅仅是乌石山学堂内，属于那个“负责人”

的小组就有三四个。

一直到自己娶妻生子、通晓人事，并且“复兴社”、“蓝衣社”都已成

为久远的往事后，在艰难的乡间生计里，王天容才恍然醒悟，一大部分的

钱都不是什么“活动经费”。它们都是打着幌子自行收取的“茶水费”，最

后落进了那个“负责人”的腰包。

2001 年年底，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特地与父亲几次交谈王天容。在王

天容的后半生，几乎不与人往来的他，唯一的谈话伙伴就是比他小了近30

岁，爱“读闲书”、爱“瞎谈国事”的父亲。父亲是他的忘年交。于是，这

个落魄、孤独的老人，他许多难以触及的心事，父亲却略略地知晓。

我问父亲：“您说天容先生曾对您谈过，当年他加入的是复兴社。那么，

他谈起过福州复兴社的组织活动吗？谈得多吗？”

父亲一再回忆后，说：“谈得很少。……只是谈他当时一年的学费，包

食宿不过一百元，但缴纳的复兴社会费也快有这个数目了。天容先生是那

种很保守、很传统的读书人，为尊者讳的道理，他看得很重。不管怎样，

他毕竟是过复兴社的人。……”

我又问：“他为复兴社后来受了那么多连累，就没有抱怨过吗？”

父亲感慨起来：“是啊，受了多少连累。那一年，正月初一，你认识的

XX、XX，动花样想批斗他，象耍猴似的把他从家里牵出来，到晒谷场搞

批斗改。天气很冷，天容先生戴着一个羊毛帽子，XX 就动手，把那帽子

摘了下来，给他大的小孩戴上了。……”

他沉思起来，很久才又说：

“也不是一点抱怨都没有，不过谈的很少，顶多是说这个人有私心，

那个人有杂念。没有说复兴社组织的坏话。……日本人进来那一年，听说

他还去演讲、发传单，那时他已经在县城教书了。如果说福州复兴社有组

织活动，比较确凿的就是这个。天容先生谈起打日本时，人很激动。……

如果这样的活动多一些，他是什么抱怨也不会有的。”

父亲接着告诉我，日本人进福州是1939 年，那年天容先生出去“躲了

一阵”，后来风声不厉害了，才重新回来教书。就是这期间他结婚了，还留

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他穿着一件中山装，戴着一条花色的围巾，一副“五

四青年”的模样。

他生育了一男一女，都还在世。女儿一直是省立医院的大夫，近年才

退休。我小心翼翼地对父亲建议：“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王大夫，看看

天容先生有没有日记一类的文字留下，方便吗？”

父亲思考良久，说：“不会有什么日记，我和天容先生往来了十几年，

从来没见他写过什么日记。闷的时候，也就是写几幅毛笔，都是古人的诗

词。……算了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和父亲进行过对话不久，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个原福州复兴社的成员，

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

毓英书院是福建最古老、也最有名的书院之一，它的后身分裂成了两

所高中。其中之一是我的母校。前几年校庆时《校史》里曾经提到一笔，

“1935 年后，法西斯组织复兴社一度要渗透本校，但在全校师生的抵制下，

终于没有成功。……”

但一次，我在电话里对一个原先的老师，提起自己计划写“复兴社”、

“蓝衣社”时，老师沉默了好久，终于说：“你知道彭XX 老师吗？你在校

的时候他就退休了。……不过我听说，他原本就是复兴社的人。”

我急忙问：“他现在还在世吗？”

老师肯定地说：“在世。就住在学校里呢，我隔两三天就能见到他下楼

来走动，见了过去的同事还打招呼。……”

在老师的安排下，一个春天的下午，我终于在彭老先生的住处，见到

了这位已经82 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已经非常稀疏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

但精神还好，记忆力也不错。

我问起他是否“真是复兴社成员”时，彭老先生略略迟疑了一下，但

他立即说，“是入过复兴社，前后在里面呆了一年多。”

他是在1936 年的军训中秘密加入复兴社的，当时他就是毓英书院的学

生，“咱们学校，当时有教会背景，主要的先生不是留洋回来的，就是在北

京、上海的教会大学读书毕业的，都很反感复兴社。那时学校还明示，军

训不能不进行，压力太大了，但是，谁加入复兴社就开除谁。……”

我问：“那您是出于什么动机，冒风险入社的呢？”

彭老先生居然笑了起来：“当时小么。小家伙一个。爱热闹，爱神秘，

听说有这样一个组织，学校越是禁止，就越好奇。……后来一个军训教官，

把我们几个人找到梅钨路那边的一个小饭馆，做了动员。我们第二天就加

入了。入社宣誓是在东街，林觉民故居后头的一条巷子，几个人走了十来

里地，晚上到，到了就办手续入社。一共有五六个人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林觉民，其故居正是在王天容谈过的“三坊

七巷”一带。看来，彭老先生也是在福州支社的社址里入社的。我立即向

他询问起王天容说起过的“姓陈的负责人”，以及缴纳“活动经费”的事。

他却一点都记不起来当时的负责人。只是说，“我们虽然小，也知道那

时的总社书记长是邓文仪，负责福建复兴社的是袁守谦。组长大会小会都

把这些大人物的名字挂在嘴巴边。……那年放暑假，邓文仪来福州视察，

临时抽调了几个人过去帮忙，我也去了。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想着多少人

一辈子见不到这样的大官。……”

对“活动经费”，彭老先生说，“也交，不过没那么多。你说的那个人，

可能因为是大学生，所以交的多。……我们是中学，一个月一两块钱，差

不多就是不吃早点，把零花钱都省下来。……那时幼稚啊，上了别人的当。”

而邓文仪视察福州复兴社后，除了缴纳社费，彭老先生也再想不起来

这个组织还有什么活动。“单线联系，就是这个单线联系，搞得这个组织，

涣散得。……我在的这个组还好，听说还有的组，简直就是书记、组长的

私人势力。底下的成员根本分不清一个活动，是上头要求的，还是这些头

自己要求的。……青年会那一带的那个组，七八个人，甚至被头儿带去打

码头，就是争抢地盘”。

所谓“青年会”，位于福州苍霞洲一带，历史上它就是一个水陆码头。

听到“私人势力”、“打码头”这样的字眼，我赶忙问彭老先生：“是不是黑

社会也介入了复兴社的基层？”

彭老先生说：“谁说得清楚呢？……我们的组长，还只收一点零花钱，

青年会的那个组，组长是一个开米铺的，很有钱，那时那一带是做生意的

风水宝地，争抢也很厉害。……但带着人打了一次，对方又知道他是复兴

社的人后，觉得惹不起，从此就没有争抢了。复兴社吓人啊，做生意的一

说起，就知道是个特务组织。……不是黑社会，但比黑社会更吃得开。”

参与“打码头”那个组的一个成员，入社时是一个失业青年。60年代

曾和彭老先生一起被关押过，连篇累牍地写《交代材料》。他对彭老先生说

过，“原本是对复兴社好奇，加入后，虽然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在‘市

面’上，复兴社成员很吃得开。”

我问彭老先生：“复兴社欺行霸市的事情多吗？”

彭老先生感情复杂地说：“要说多，也不算多。主要是市民怕，怕复兴

社。……这叫怎么一回事啊，无端端地为这么一个混日子的组织，受了那

么多罪。……”

肖作霖在《复兴社述略》里谈到，随着这年秋天的到来，大批地方土

豪、基层官吏涌入组织，把持了一个个地方支社、分社。如同彭老先生所

称的，许多基层组织都已经沦落为这些人的“私人势力”。

贪污敲诈、组织涣散之外，更严重的，是复兴社的“卖官”现象。一

个原成员在回忆文字里，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谈到：“由于河南复兴社的势

力极为庞大，乡镇长、保安队长、甚至县长等职务，在一些地区只从复兴

社分子里选拔。……一时之间，成为复兴社各级组织的书记，成为一本万

利的买卖。……花费几百元、千把元，成为支社书记后，就可以放手搜刮

地皮了。在河南，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

到1936 年冬天到来时，随着第二次大军训的结束，蓝衣社的成员扩张

到50 万人。但它藏污纳垢、暮气沉沉。连朝天宫的大部分人员都意识到，

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年冬天，在遥远的西北，正酝酿着一个重大

事变。它为蓝衣社的最终落幕敲响了丧钟。

5、

19 世纪开始，大批西方记者对这个古老、沉闷、似乎随时会发生巨变

的国家，开始尝试作更深入的了解。他们试图在破碎的图景上，为世界拼

凑出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出来。这个国家难为了这些上帝的儿女，从马可-

波罗的游历见闻开始，几百年来，他们对中国的敬畏越来越少，但迷雾却

似乎越来越重。他们了解的越多，疑惑也越多。

造成迷雾一般疑惑的，是那种空气里都弥漫的特殊气息。西方人知道，

有一种东西，隐藏在他们看到的表象后面，那就是形而上的“文化”。

到30 年代，一群群记者更象候鸟一样，飞出租界，他们乘坐火车、汽

车、牛车、骆驼，深入到黄河边上的中国腹地。4，000 年前，在这里，这

条令人悲欢交集的河流，第一次被一个叫“禹”的人成功治理。虽然后来

的中国人，用他们惯有的大气、质朴的风格，仅仅称谓他为“大禹”，但没

有言语能够描述出中国人对他的崇仰。在原始、古歌般的气息里，因为治

河，一个国家就产生了。他们确定了天地、四方、五行、64 种天人沟通方

式等，将自己的命运和自然联系。然后，确定了对土地、祖先、谷物的崇

拜，并把这些合称为“社稷”。这个文化如此苍老、博大，对西方人来说，

上帝定义的世界起源，不过在5，000 年前呢，而他们，却把世界的历史，

占据、主导了一大半！

不见黄河、不到中原，他们就怎么都不会懂得这个国家。以冒险著称

的西方记者，走进西安、走进陕北，走进黄土边的那些已经不再是世界中

心、相反非常闭塞了的农家。哦，只有古长安处处可见的“瓦当”，才能提

醒他们，这里曾经是文明的“麦加”圣地。

这些西方记者中，包括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他们因为对富有人类

命运意味的长征的关注，而在后来伴随陕北的赢得中国，被一代代中国人

所熟悉。

对这些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长征是未来中国的源头，后来的红色中国，

是必定的结果。但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历史由源头、标志性的转折、还有

结果这三轴构成线索，以便人类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它本身。同时，要西

方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更适合作这样的见证。

上帝之手安排他们在两个文明对话的夹缝里。在长征和红色中国之间

的那个转折性事件，也要他们做见证。

事变的背景，在史沫特莱这个奇异人物的亲身阅历，在她不断深入的

《回忆录》里展开。

1936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到鲁迅的家里做客。这

一天，鲁迅位于霞飞路的寓所，还有一个特殊客人。他是长征的一个亲历

者。喜好听传奇故事的史沫特莱，从这个晚上开始，嘴里不断地发出“my

god”的惊叹声，不断睁圆了她波斯猫一样的眼睛。因为她亲耳听到的，

是一个世纪最伟大的传奇。史沫特莱说：此后“……有好几个星期，每天

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人们难以相信。

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

史沫特莱的笔记本里，开始记录只有中国才可能有的人。这个记述越

来越长，并且让史沫特莱深深着迷。

是的，可能只有《圣经》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故事，才

能够和这个路程相提并论。这是东方的、创世纪的史诗。在上海春天的那

些晚上，史沫特莱一定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深刻的感动，被自己挖掘出来

了。鲁迅的寓所有着一种深刻的诗意，史沫特莱因此很容易就进入氛围。

她一下子在这些命运的征服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虽然她还没有见到过

他们。

在几个星期的对话结束后不久，史沫特莱就有意识地接近着那个神奇

的队伍。而且，当暮春到来、夜来香弥漫在夜上海的时候，和长征一起出

现在她的视野里的，还有一个叫“蓝衣社”的恐怖组织。史沫特莱发现，

因为和左翼作家的频繁往来，她的居所已被监视，信件和笔记被偷偷翻阅，

本人也不时受到盘查……

她不久后移居西安。她解释的原因是：“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

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

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她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希望在西安

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但她并不知道，此时的西北，是蓝衣社的活动重心。

早在1932 年秋冬，一个叫马志超的黄埔一期学生、力行社成员，就调

任西安警察局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蓝衣社特务处西北站站长。戴笠

担任中国警察学会理事长后，西安的三千名警察完全纳入了特务处的权力

版图。电台、特务、蓝衣社……开始出现在灰色古都阴森的警察局大院里。

随后，戴笠的密友、特务处骨干赵龙文也来到兰州，出任甘肃建设厅

长。邓文仪谈到，“甘肃组织由此得以发展”。

随着胡宗南的扩军十万，在混乱、苍茫、广漠的西北，渐渐抬头的，

是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蓝衣社。1934 年，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已有

数千人的力量潜伏在青天白日的社会改革，天山祁连的逼人日照下。它是

“胡---戴联盟”的西北一角。

1935 年，“浙江派”弥漫、渗透到了河南。这一年的大军训，河南地

头蛇萧洒制定了一个发展“十万民军”的计划。他利用河南民间散失枪支

极多的特点，发展千余民团头目加入复兴社。一夜之间，复兴社脆弱、涣

散而庞大的躯体，覆盖了河南的乡乡镇镇。

不久，担任湖北书记的肖作霖到开封主事。他和萧洒是与CC 团“火

并”的两个最主要当事人。随着蓝衣社的日渐没落，他们产生了一种朝不

保夕的恐慌。如果说，当年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进犯CC，是因为背后

有一个气焰逼人的朝天宫的话；那么现在，四分五裂的朝天宫抵挡得住崩

溃的势头吗？CC团会放过他们这些出头掾子吗？

肖作霖与萧洒一拍即合，开始寻找新的“后台”。此时，胡宗南向他们

伸出了橄榄枝。河南复兴社迅速倒向了“浙江派”。

当年夏秋，随着“西北剿总”的成立，蓝衣社的人流更象蜂群一样地

涌进西北。“蜂群”里夹杂着刚刚撤出华北的曾扩情、蒋孝先、关麟征。原

华北政训处几百人马，宪兵三团的几千人马进驻西安；关麟征1 万余人的

部队进驻宁夏。冬天到来时，别动队公秉藩特别支队约4 千人也开赴到西

北。

“西北剿总”组成后不过三月，蓝衣社以“浙江派”为主体，在西北、

河南汇聚了数万成员，控制上万警察、“十万民军”和10 余万精锐部队。

作为一个微缩版本，“政训、特务、宪兵、警察、别动队”，蓝衣社的五大

势力，西北已应有尽有。在朝天宫组织涣散、暮气沉沉时，蓝衣社的活动

中心，已从长江中下游区域转移到了黄河的源头。

这个转移，就发生在史沫特莱认为蓝衣社对西北还“鞭长莫及”的时

候。

史沫特莱的西安生活，开始于1936 年初秋。那个鲁迅的“特殊客人”，

委托人帮她“在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

地方”。

她看到了一个动荡、酝酿大事变的西北。不久她记录到，“……10 月，

有3 个刚到西安的学生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

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3 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随后，12 月初，她被驱逐到西安城里去了。“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

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

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史沫特莱嘴里嘟啷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但她对中国社会已有了一些

了解，得知这是因为蒋介石12 月7 日将下榻于此后，她很不情愿地进城了。

一路上，她看到“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

夫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

员。……”

泥泞不堪的道路边有大批武装军警。这些人满脸阴鸷、戒备。

西安城内的气息比天气更加肃杀。“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

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随着蒋介石身影

的终于迫近西安，12月7 日，西京招待所又“住满了几百名蓝衣社分子。

（他们还）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

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在沉闷、一定会有大事发生的预感里，12 月10 日清晨，枪械预示着

征兆。史沫特莱自从来到中国，一直带着一管袖珍手枪和几发子弹，用以

防身。这时，一个“红军朋友”却把枪借走了。这个人忧虑重重地告诉她：

“……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

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绝望的情绪里，在悲怆的古都骤然突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