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相新书选登】雍正探取皇位揭秘 -- 叶成斌

康熙甫一死亡，雍正就紧闭京城九门长达六天，诸王没有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种类似戒严的管制甚至让朝鲜人以为“秘不发丧”，雍正的这一做法是有清一代所仅有。纵观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还有隋炀帝杨广的登基差不多就是如是办理，杨广是在乃父杨坚死后的第八天在灵柩前面即位的，秘不发丧时间长达八天，而且也是动用了禁卫军的力量。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雍正的这一做法很可理解，主要是为了防范皇子们的可能出现的变乱。我们前面提到过，康熙在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说他将来给大家选定的储君是“坚固可托之人”，如果雍正真的是康熙所要册立的储君的话，也就是“坚固可托之人”，也就是“深孚众望”之人，那么他的即位不说在情理之中也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何以皇十六子胤礼“有类疯狂”在前，京师九门戒严在后呢？而且，紧闭京城九门长达六天，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概念，而且对诸王防备最严。我们都知道在康熙末年反对太子最力、力量较大的集团就是胤禩集团，可是，这个集团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军队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并不掌握直接的武力。康熙生前对胤禩说过狠话：“朕恐日后必有形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胤禩）恩，为之兴兵搆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然而，康熙对胤禩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处理却是格外宽容，例如胤禩集团中的阿灵阿，康熙后来仍旧重用，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还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另一骨干揆叙，康熙很早就评价揆叙“人品极好”，揆叙死后，康熙感叹翰林院再也找不到像揆叙这样的称职的掌院学士了，揆叙谥号“文端”，康熙朝另一名臣熊赐履也是赠谥文端，可见揆叙在康熙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而胤禩集团的哼哈二将胤禟、胤礻我在康熙朝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责罚，其中胤礻我始终得到康熙的喜爱，受封爵位也比较高。由是观之，康熙当时的狠话更多是气话，如果真的有人敢于动用武力威胁到他的皇位，怎么可能逍遥法外呢？康熙既然能够在清康熙五十六年就明确告诉大家对于储君，他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还是“坚固可托之人”，那么在五年的时间里，康熙能不做准备工作为储君的异日即位铺平道路吗？难道还需要像雍正那样发丧前后大动干戈、大肆戒严吗？雍正所为并非神经过敏，而是事出有因。

退一步说，就算是雍正戒严九门是为了防止有人兴兵作乱，那么，在雍正即位多年以后也就是雍正一朝都取消了康熙朝的惯例“木兰秋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解释说：“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离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 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的头号政敌胤禩、胤禟都已经先后病死，而且此后九年间雍正也没有举行木兰秋狝，难道还是因为“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吗？雍正不但没有搞木兰秋狝，而且连北京城都没有远离过（除了去一次东陵外）。这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例子。其实，自顺治清洗多尔衮余党之后，有清一代皇族内部敢动用武力直接威逼现任皇帝让位的例子为零。雍正鉴于康熙朝储位之争的白热化有所防备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一防就是十三年，这就过分了，过分的原因就要在他即位的背景上找答案。历史上“得位不正”的两位著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明成祖朱棣都是格外的警惕，甚至连太子也不放过。宋太宗的皇太子在外面受到群众的欢呼，宋太宗就不高兴，认为太子的声望有些盖过了他，要不是宰相寇准劝阻，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举措；明成祖的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始终受到明成祖的压制，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宋朝得天下来自于陈桥兵变，赵匡胤在禁军将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所以，赵匡胤一上台就大搞“杯酒释兵权”，有宋一代都把防范武将作为“祖宗家法”，狄青、岳飞等名将一再遭受陷害的本质原因还是“陈桥兵变”留给宋代统治者的巨大阴影，由此及彼，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一点，那就是雍正避免远离京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恐惧有人在他离京之后可能发动政变，比如他整治年羹尧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流行于当时的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不是雍正的借口，而是雍正确实怀疑这些手握兵权的“奴才”有朝一日造起反来，而这种深刻的怀疑正是来自于他自己当年有过这样同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因为自己“得位不正”，所以，就怀疑几乎所有接近他们的人都有效法他们当初的可能性，这种政治上的“受迫害妄想狂”的症状同样也在雍正身上不定期的发作着。而发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当初在皇位问题上有着难以言表的污点的最大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康熙说过他选定的接班人应该是众兄弟仰望的楷模，即“必令尔等倾心悦服”，这个“尔等”当然包括胤禩、胤禟在内，可是，雍正却说胤禩、胤禟时刻准备跟他“造反”，这岂不是与康熙的说法前后抵触吗？前后抵触的唯一症结就在于已经出现的这位康熙的接班人并不是“必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也就是并非康熙意中的储君。

此外，雍正即位后，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戴铎立即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抚远大将军、郡王胤禵闹事，四川可以负责出兵出钱支持新皇。【注18】如果雍正合法即立，胤禵何敢闹事？凭什么闹事？胤禵要是一个如此混帐的皇子，康熙晚年为什么放心让他领兵在外？而且一再委以重任，难道康熙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吗？再者，就算是胤禵准备兴兵闹事，他远在西北，如何调度军马？如何发兵到京城？如果雍正合法即位，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最高当局，在封建时代，人们最重法统，以下犯上、以臣犯君那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胤禵究竟有多少胜算敢这么做？

清朝不比其它王朝，它是一个封建集权化已经烂熟的时代，皇帝的权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康熙初年，吴三桂那么大的势力仍然被朝廷剿灭，如今胤禵的实力难道在吴三桂之上？主子雍正京师戒严在先，奴才戴铎效忠表态于后，这一前一后的政治神经的高度过敏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不说明雍正的皇位来的有些蹊跷吗？

雍正上台后编撰的《清圣祖实录》实则是一次有计划的史料篡改、删誊的政治行动，虽说后代皇帝给前朝皇帝编撰实录已经成为政治必修课，可利用编撰实录的机会大肆诋毁对手、无以复加的褒扬自己也是《清圣祖实录》的特色之一。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一文中做过有关统计，他说：“（按照年平均卷数计算）《圣祖实录》较《世祖实录》少百分之六十，较《世宗实录》少一倍半，较《高宗实录》居然少四倍之多。”许曾重统计各朝实录的总卷数如下：《清世祖实录》为144卷、《清世宗实录》为159卷、《清高宗实录》为1500卷、《清仁宗实录》为374卷、《清宣宗实录》为476卷、《清文宗实录》为356卷、《清穆宗实录》为374卷、《清德宗实录》为597卷。而在有清一代身兼守成、开创，奠定统治基础的清圣祖康熙帝的实录即《清圣祖实录》的总卷数只有300卷，不要说和《清高宗实录》相去甚远，就是连末代皇帝光绪的《清德宗实录》都赶不上，这岂非咄咄怪事？作为监修《清圣祖实录》的总裁张廷玉更是受到雍正不同凡响的不次擢升与嘉奖，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上谕指出：“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朕万年之后，著配享太庙。”事实上，张廷玉享受“配享太庙”的政治待遇的上谕在清雍正八年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白。雍正还多次以“股肱”比喻张廷玉，甚至说张廷玉是他的“第一宣力”，海外学者杨启樵认为张廷玉不过是《清圣祖实录》的三位监修总裁之一，《圣祖实录》的修撰总裁是朱轼，张廷玉不敢公然瞒过这些人进行篡改或者删誊云云。（参见杨启樵所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该书第90页）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雍正说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何谓“独多”？既然那么多的总裁，何以雍正单把张廷玉挑出来享受“配享太庙”的待遇？“配享太庙”是清代作为臣属的身后的最高政治待遇，不要说张廷玉一个汉臣，就是满洲近支亲贵、皇族宗室、军功贵族能够享受到这一规格的礼遇也是屈指可数，而有清一代，汉臣享受配享资格的只有张廷玉一人而已。就张廷玉的功劳，在文治方面未必比得了前朝的李光地、熊赐履，在匡定大局方面也不见得比得上后面的曾国藩、左宗棠，可是，他得到了这些人都没有得到的最高礼遇，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雍正的那句话“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而所谓的“独多”无非就是在编撰过程中完全以现任皇帝的意思为依托，不惜大规模的删誊史料、剪除异己者留在历史上的真相。后代修改前朝的实录有所删减、有所损益这都是正常的事，可大规模的删改乃至将其总卷数压缩到区区300卷，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个合法接班的皇帝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一个并无特殊功勋的汉臣竟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纂修《实录》获取配享太庙的资格，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后来乾隆上台，对张廷玉获得配享的资格就不以为然，多次对其进行折辱，这说明雍正给予张廷玉的超规格待遇就是他的儿子都看不过眼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张廷玉的所作所为只有雍正最为理解，君臣的默契都在“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这上面了。

康熙生前对历朝出现的所谓的“祥瑞”现象最为鄙薄，经常有嗤之以鼻的评价。他亲口说过：“(朕)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风、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 不但如此，他还对唐太宗等人的炼丹、追求长生等行为做过系统的批评。这主要是和康熙本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有关，也与康熙的继承背景没有疑点有关。但是，作为康熙的接班人的雍正，虽说口头上多次说要师法乃父，可对乃父负面评价的“祥瑞”却情有独钟。雍正一朝，“祥瑞”此起彼伏，他的亲信大臣诸如鄂尔泰、田文镜等人个个都是献“祥瑞”的行家里手，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个皇帝也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大搞“祥瑞政治”，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则是武周的武则天，特别是后者，最喜欢“祥瑞”，也最为痴迷。而这两位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得位不正”的典范。他们越是“得位不正”，也越是想通过创造一些人为的“奇迹”来说明他们的即位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屡见不鲜。而中国历史上大搞“炼丹”活动最终导致死亡的著名的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恐怕首推唐太宗，力主为雍正“正名”的学者诸如冯尔康、杨启樵辈都认为雍正最后也是死于“丹毒”，应该说这不是巧合，因为唐太宗等人的炼丹弊端，不仅史有名言，而且康熙也早有论述，雍正不可能不知道，而既然知道却又不断的追求此道，内中原由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唐太宗当年获取皇位的经历，如此对照之下，雍正的即立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表述的那样“合情合理合法”吗？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雍正朝的“祥瑞”出现最多的就是“卿云”（庆云），传说上古虞舜传位给大禹，大家就一起歌唱“卿云烂兮”，而古书上说：“天子孝，则卿云现”，如果一个真的即位合法合情合理的接班人用得着如此卖力的利用“卿云”的内在涵义多次暗示来让人相信他的“得国之正”吗？

雍正在即位以后为了诓骗局外人，为了证明自己即立的“合法”，经常给自己进行无限制的“粉饰”，谁知道这种粉饰的结果矫枉过正、反露马脚。例如雍正自己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 这基本是胡说，我们前面已经详细提及雍正在争夺储位过程中组建的小集团，在夺储的斗争中，雍正不但高度重视、而且亲自披挂上阵，年羹尧不过是接待了皇三子胤祉的门人，雍正就用揭发来进行威胁，我们也都知道，雍正利用笃信释老来进行必要的伪装，他之热衷储位之争不仅在史料上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就在当时他的兄弟们中间也不是什么新闻。雍正如此矫饰本意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的地位不是由竞争而来，而是康熙的“钦定”，可是，说什么“心实苦之”，其谁能信？雍正曾经准备在养心殿供奉康熙的画像，此举无非是表明他的“诚孝”，然而，养心殿素无供奉前朝皇帝的先例，而且历朝历代也没有在皇帝的第一办公区内悬挂前朝皇帝画像的例证，皇八子胤禩当时就表示质疑，他说：“从来帝王有供奉御容之礼否？今供奉圣祖仁皇帝御容，则太祖、太宗、世祖如何供奉？”一句话噎得雍正下不来台。雍正本来是籍此来表明他对乃父的尊崇，暗示他的“诚孝”乃是一以贯之的，殊不知，这种过分的举动只能让人加深怀疑。康熙晚年最为苦恼的就是皇子争位，按照儒家传统的关于孝的理念即孝为顺者的意思，雍正理应放弃参与储位之争来对乃父进行全方位的宽慰，可是，雍正并没有这么做。后来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的生母乌雅氏却奉养不终、死因至今疑团重重，这里哪儿还能看到一点“孝顺”的痕迹？自古孝悌并称，孔孟都主张“孝悌为本”，所谓“悌”也就是友爱兄长，然而，雍正是怎么对待他的三兄诚亲王胤祉的残忍却是斑斑可考，至于他残酷镇压他的弟弟们的手段更是史不忍言。这样一个不能对父母孝顺、对兄弟不能友爱的皇帝有一天突发奇想的要求悬挂乃父的画像在养心殿内，其真实的出发点不正是人们一直以来怀疑的他可能做过什么对不起乃父的地方借以用这种形式进行掩盖吗？

其实，雍正在对待乃父这一问题上始终很苦恼，这种苦恼甚至牵扯到了他的“万年吉地”即陵寝的修建上。顺治、康熙两朝皇帝的陵寝都在遵化，清雍正五年，作为雍正的头号亲信、怡亲王胤祥亲自考察看中了一块山地可以作为雍正的“万年吉地”，动工以后发现土质不好，这才改易在易州选择陵寝所在地。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说法说雍正一反在遵化建陵的祖制改易易州是说明他内心自觉有愧于乃父康熙。力主给雍正“正名”的学者认为这是无据的揣度，他们还列举了雍正在《上谕内阁》中的讲话即否定在遵化建陵的意见：“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那么，后来乾隆在遵化建陵时何以就没有遇到这类问题呢？至于说到乾隆建陵选在遵化或许有人要抬出清嘉庆元年乾隆有关昭穆制度的上谕即父葬东陵、子葬西陵，那么，道光帝就没有尊奉这一遗命，道光的陵寝出现渗水，所以改葬西陵易州，这说明所谓的遗命还要看到实际情况而定。雍正身后，乾隆、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陵寝都选在清东陵即遵化，特别是慈禧太后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来修建完善她的陵寝，更说明遵化并非没有“吉壤”，雍正稍作考察就断定遵化不适合建陵，而且，清朝正是从雍正开始，父子东西别葬，这一皇室丧葬制度上的重大改变，绝非所谓的“穴中砂石”能够全部予以解释得了的，雍正的如此变异，其行为殊为可疑。联系到清孝庄太后死后不愿合葬的历史典故，我们认为，雍正之所以选在易州建陵，与他内心深处有愧于乃父有着直接的关系。雍正此人素来迷信，亲信大臣的八字他都要要来算上一算，有一次年羹尧来京陛见，雍正不同意，还告诉年羹尧说：“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年羹尧还被雍正告知要收藏好自己的八字，免得给仇人看到不利于自身。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诞不经，可在雍正一朝却是经常给当作十分要紧的大事来办的。对于“八字”尚且如此迷信，那么对于自己的“万年吉地”的选址、修建不是更需要“高度迷信”吗？其实，就以乾隆分建陵寝于遵化，有别于乃父的西陵易州而言，尽管有乾隆的上谕那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在那里，仍旧掩饰不了乾隆的内在深意。乾隆如无乃父雍正，最多做个亲王郡王，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可能？可是，众所周知，乾隆却对乃祖康熙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多次回顾他们祖孙之间的交往，清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协作《纪恩堂记》时居然还唏嘘不已：“至今，每一念及，即欲坠泪。”乾隆这么说，固然有他借此表示他的皇位早已“天命攸归”，在他祖父时代就已经有所明确的涵义，可也不乏亲情。只不过，他如此的强调实在令人倍感困惑，乾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康熙老皇帝死的时候他才十一岁，而且，他与康熙也没有做到朝夕共处，远比不得他与雍正之间相处的时日，哪来的这么多的感情需要宣泄？这里面应该是一种以前人压后人的味道，用对祖父的尊崇抵消对乃父的不满。儒家传统讲究“三年无改父志”，乾隆一上台就大搞翻案，雍正的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在乾隆朝处境都很不妙，雍正御制的《大义觉迷录》甚至给儿子乾隆列为禁书收缴。而在雍正年间，皇帝也向亲信诸如鄂尔泰者透露过乾隆并非密建储贰的唯一合适人选。可见，雍正、乾隆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是“煌煌上谕”和编改、删削的“实录”所描述的那样和谐、天性，倒是不断有着冲突的暗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改建陵寝在遵化，旁依他的祖父康熙就有着可以理解的一面了。而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再来看雍正首创父子别葬的制度的目的、企图和背景不更加昭然若揭了吗？

雍正即位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疑点所在近三百年来从无停息，而且疑点随着资料的不断翻检还有出新的趋势，试想，如果他真的是合法、合理、合情即立，那么这些所谓的流言怎么会传播的如此之久、如此之广呢？迄今为止就是那些个力主给雍正即位“正名”的清史研究者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有力的回驳这些质疑，他们的“翻案”工作明显“任重而道远”。

既然雍正的即立存在着重大的疑点，存在着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一面，那么康熙最后确定的皇储到底是谁呢？民间始终有着一个传说，那就是康熙传位诏“传位十四子”的内容被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把十改成了于。关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近年以来被一批力主雍正即立合法的翻案派学者所攻讦，他们举出来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云于是简体字，而非当时通行的於；二云清朝习惯称呼“皇某子”，所以，康熙传位诏应该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再改十为于也就不通了；三云，汉文易改，满文难改。理由很多，似乎也很充分。可是，这些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也是令人哑然失笑的。试问，这个民间传说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皇四子雍正夺了他十四弟胤禵的皇位。

至于修改十为于或者其它的什么手法那不过是手段而已，手段不通，不等于目的不通。就像民间传说的隋炀帝杨广弑父，有说是用金针扎死的，有说是杨广亲信出手弄死的，可这一传说的核心即杨广杀害生父隋文帝杨坚却是实有其事，不容否认。抛开雍正夺取皇十四子胤禵的皇位这一核心要点不谈，却大讲什么把十改成于的不成立，这才是真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