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黑皮书”（上） -- 月树
几个月前和同事一起出差中部山区一个小城镇，因为工作原因随群留宿了二天，一天晚饭后百无聊赖，在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闲逛。别说，此城规模不大，商业街上倒是热闹，其中的服装店自然是琳琅满目，不少款式蛮让人动心的；也少不了装修有模有样的大卖场，渠道个个都是直接连通省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发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书店，门口张贴着蛮多新书海报，都是些新近热书，兴趣之下就进去翻了一下，结果在一排书柜的底层掏到了好东西。
大学时，在党史课程老师指点下我曾在学院书店中买到了听说久已的张国焘公晚年回忆录“我的回忆”上下册。此书灰色封面，价格不菲，以积压书类打折之后也是50多元，这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书价！有趣的是在书皮背面标有“内部发行”的标识，而书皮封面却标明了“‘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字样，这是一家上海出版社，定位类似于文汇出版社或商务印书馆，算是国内出版公司有头有脸的那一类。当时的国内知名出版社能够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把此类书籍摆上书架让我暗暗吃惊。买回后捧读，感慨良多，老实说之前我对张国焘公的印象就停留于红军时代在鄂豫皖及川陕实施肃反，杀害大批红军干部，而后与毛公作对，直至成为叛徒的阶段。读完此书后感觉此公决不是简单“叛徒”二字可以注解的，张公著此书时已是晚年，国共两党均弃之如履，他先是避居于香港，后又旅居加拿大温哥华，仅与妻子相依为命，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作为即将离世的失意政客——这个形容词很适合他，在回忆录中有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感觉，内容中有关于苏联的霸道（包括王明），毛公的专制，国民政府的无能等环节可以说长篇累牍，对认为属于自己的部下则不乏溢美之词，而把自己定位于“有惊天纬地之才，可惜屡遭打压，最终壮志未酬”的角色。失败者的个人回忆录都有这毛病，无所谓，倒是文中诸多关于中共创建发展过程中的细节描写得十分详细，是那种亲历者才能写出的“从容的详细”，对照官方党史，可以从干瘪文字中读出许多生动，的确很有价值。凭借此书，我以出色的论文修完了“党史”课程，不过此后我便转入专业诸课程的学习，加之毕业后打拼职场，完全就将此类信息抛开了。
我购买的“我的回忆”封面，属于老版
新版“我的回忆”
不过，作为一个99年即开始上网的网虫，我很喜欢在各个BBS间浏览灌水，大概是从03、04年起吧，网上刮起了很猛的翻案风，或者是引用大段中共上世纪30年代诸领导人的文字证明中共如何“勾结苏联，出卖中国利益”，或者拿“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说事，证明毛公领导的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密结日本，游而不击，保存实力，迫害同志，还种植鸦片”云云。总之就是拿着只言片语当旗帜满天飞舞，大有要把倒转的天翻过来的气势，还言之凿凿曰此类资料乃是引用于国内出版物。当时我就想笑，你们说港台出版物还能理解，“国内出版物”？！共产党还能出这种砸自己脚的石头！？
后来网上结识了很多大大，才知道这不是笑话。原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界奉命出版了一批西方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学作品，供“有关单位” 批判研究之用。为了防止这些“反革命”作品流毒社会，此类书籍被严密控制，只有达到某类行政级别的单位个人方能购买，还必须持有上级部门的介绍信，书籍所有封面都是黄色或灰色书皮，内页还刊有“内部发行，仅供研究”的“警示”。由此形成国内文革时期与“手抄书”齐名的“黄皮书”“灰皮书”系列。我的祖父作为局级厂矿干部，拥有几本此类书籍，不过他严格遵循“相关制度”，没有对我“开放”，直至他前几年离世后整理藏书，才被我发现。
出版“黄皮书”“灰皮书”的出版社多数在北京，上海也有部分参与。于是延续这类书籍运作方式，上海“有关部门”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向大学陆续投放了一批由中共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撰写的，反映上世纪20～40年代中共历史的书籍。开始是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发行，后来才名正言顺的以“东方出版中心”的名头出版，书籍的内页仍然标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的字样，只不过此时非彼时，文革时代的黄皮书灰皮书控制严密尚且成为一代国人的启蒙，何况现在？！于是借助学校的发行渠道，此类书籍广泛流散于公众中。也许是“有关单位”由此感觉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政治觉悟足可以对抗此类流毒，不会对革命事业社会稳定形成影响，于是默认出版公司再版。
于是2004年，市面上出现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丛书，此套书一共八部十本，除“我的回忆”外，另外七部分别是王凡西著写的“双山回忆录”、盛岳著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郑超麟著写的“郑超麟回忆录（上下）”、陈公博著写的“苦笑录”、王明著写的“中共50年”、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著写的“延安日记”以及奥托·布劳恩（李德）著写的“中国纪事”。由于书籍内页还在标明“内部发行，仅供研究”的字样，加之都是黑色封皮包装，故行内将其通称为“黑皮书”。
而我在小城书店里掏到的正是这套“黑皮书”的部分书籍，而在此之前我曾经在许多大书店中找寻过，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货，没想到居然不经意间在一个陌生小城中找寻出来，所谓掏宝，不过如此吧。
老实说这套黑皮书属于有兴趣的人视之为宝，无兴趣的人不屑一顾的那类图书。作为普通的城市小白领，三千小吊带中蛮多可以消遣的，不是被那群在各个BBS里上窜下跳自以为是的小白气晕了头，我未必有心回头重温中共党史。童年时期是在祖父家度过的，作为一位传统知识分子和传统共产党员，他对我的影响太深了，什么事让我动了真火想尽办法都要弄清楚，因此黑皮书对我来说仍然是“开卷有益”的。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确实不错。“黑皮”的俺没见过，见过“黄皮”的“内部参考”，香港出的。
陈绍禹的《中G五十年》，见过“白皮”的。
淘书者得到一部好书，则欣然忘食也——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第一辑”丛书除了“我的回忆”外，另外还有这样七部图书。
奥托·布劳恩（李德）著写的“中国纪事”
“奥托·布劳恩”太生分了，“李德”才是我所熟悉的。读此书之前，我在斯诺先生的“西行漫记”中已经看到了关于他的大段描述，时间证明这些文字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就连“中国纪事”本身我也在叶永烈先生的相关著作中看到了大段引述。因此我在阅读时并没有太多生分感觉。关于长征的亲临者叙述，李德的这本“中国纪事”视角相当独特，他是亲临者，又是旁观者，还是局外人，除了“从容的描述”外，还有那种不必“唯尊者讳”的洒脱，可以说补充了不少30年代中共红军时代的历史细节碎片，毕竟这是一位需要承担责任但承担了不少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但终身坚持了自己信仰的传统共产党员。
郑超麟著写的“郑超麟回忆录（上下）”
这是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逝世前将过去几部相关著作拼合整理出来的一部“革命”回忆录。这里之所以要在“革命”二字上标引号，是因为作者在建国前的革命经历属于另类。郑公上世纪20年代起就追随陈独秀公，参与了中共的创建活动，而后在三十年代又追随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诸公接受了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理论，是中国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郑公的这部回忆录就事论事，是了解中国“托派”这个现代史里云遮雾绕的幽灵很不错的入门书。毕竟，那也算是另外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史。
王凡西著写的“双山回忆录”
作为另一部中国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王凡西公的“双山回忆录”文风更加国际化，作为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苏联即成为托洛茨基主义信仰者的老托派共产党人，他的视野更加宽广，很多角度总是不自觉的站在“世界革命”的位置上。与郑公的“郑超麟回忆录（上下）”正好形成内外两种角度，互为补充。对于认识“托派”这个至今在国内还一头雾水的政治名词很有帮助。有意思的是此公离世较晚（2002年逝世），因此在回忆录中还大段阐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东风”的文字，如果不是王公的“托派”身份，大可以将他与诸多传统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等同。
陈公博著写的“苦笑录”
对于历史上革命叛徒与汉奸的双重“坏蛋”身份，陈公博公已经注定永远要钉在耻辱柱上，政治上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次也就罢了，居然连犯两次，万覆不劫只能说是自作孽。其实就人而言，他其实就是个喜欢参与政治，人品不坏但性格软弱的文人罢了。至于这部“苦笑录”是陈公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避居香港后写就的文字，写完后不久就前往南京投奔“汪伪”，因此行文中既有解密过往政治历程的畅快，也有一种“与往事干杯”的心境表露。全书最出采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描述大革命时代国共间及国民党内部各个政治集团间相互博弈的政治斗争过程。陈公是政客，因此这种描述也带有政客思维，对比传统的官史，算是另外一个角度吧。
盛岳著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这是又一个“革命叛徒”的著作，“盛岳”是个马甲，也可以说是其人经过洗白后的另一个身份。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以“盛忠亮”这个名字留存的，如果说这个名字还不为人所知的话，当年他以此名参加的政治群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应该是大名在外吧。此人在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留守上海，为中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间的联络人，后在长征时期在上海被捕，不久叛变，协助“中统”破坏了中共在上海的电台，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不料却帮了毛公不小的忙，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盛公“功不可没”，李德同志则耿耿于怀至终。这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成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出版，基本内容就是讲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来世今生，也许是撰文时时距已经久远，全文“研究”的味道很浓，想了解苏联对上世纪30年代中共的影响力究竟达到什么地步，这部书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明著写的“中共50年”
这个书名其实已经经过很客气的修改了，其实它的俄文原版书名应该叫“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看这个书名就知道作者对毛公的恨意已经是析之刺骨了，而能够以这样的口吻做书名除了那个著名马甲“王明”外恐怕不作第二人选。不过作为对历史的尊重我还是将其称呼为陈绍禹公比较好。按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这位陈公在上世纪70年代最后岁月中写就的“中共50年”从头到尾就是一篇控诉状，整部书写满了两个字：“委屈”，气量比起“我的回忆”中的张国焘公，高低立见分晓。负气之下无好史，论价值，“中共50年”在黑皮书中等而下之。不过平心而论，陈绍禹公倒的确是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只可惜选错了政治集团尚可原谅，选错了祖国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苏）著写的“延安日记”
这是本有趣的书，作者据说在1942年至1945年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记者身分，“工作”于延安。不过那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早已不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时代了，因此这位彼得先生能够做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以怎样心情记叙日记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世人知道有这部日记的存在却是在上世纪60年代，苏共宣传部门以图书形式公开发行了这部被称为“延安日记”的书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是那场“中苏论战”的文宣产物。值得一提的是，网络里的飞天小白们言之凿凿曰：据苏联解密档案云，中共在抗日时期密结日本，游而不击，种植鸦片等等罪状是原始出处大部原自此书（还有部分源自崔可夫元帅抗战时期作为驻华武官向苏联政府陆续递交的系列外交报告）。其实这些内容在书中都是一笔代过。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描述毛公及其属下如何“抛弃革命事业”，一门心思绞尽脑汁的打击象王明同志这样“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劣迹种种。说它有趣，是将它与“中共50年”中的细节描述做个比较，可以得出很多耐人寻味的结论。
此八部书总价不菲，不过有此八部书，原本平面的中共党史就变得立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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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Levy
王明 “中共50年”
http://www.rogepost.com/dn/vvnq
张国焘“我的回忆”
http://www.rogepost.com/dn/2lbr
http://www.rogepost.com/dn/edex
王凡西 “双山回忆录”
http://www.rogepost.com/dn/6p6z
奥托·布劳恩（李德） “中国纪事” (80年版)
http://www.rogepost.com/dn/cdst
陈公博 苦笑录
http://www.rogepost.com/dn/9mhi
我买的是东方出版社1998年一月出版的。在解放军出版社门市部看到，50两银子，当时着实犹豫了一番。回来翻了翻，感觉参考性很强，不过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不管老张把自己写得怎么样，“叛党”这个罪名是逃不掉的。
书里声明是“根据现代资料编刊社1989年版重印”的，但是“出版说明”却写于1980年三月。
而且是美国人的订货，不好撒气
延安日记 已经证伪，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已经说是苏联专门组织人编的。
想必对于早期党史已经是洞若观火，种种隐晦之处一目了然了...
的确是这样的，这些资料对于有心人而言，都是无价之宝；对于漠不关心的人来说，只能算是比较硬一点儿的手纸罢了...
两年前回国（大约2004年秋天），在人民大学的旧书摊上看到这套黑皮书，毫不犹豫的全买了下来，不过---------价钱貌似比你说的便宜多了。
以后断断续续，看了好长时间才看完。
除了黑皮书，还有“灰皮书”，其源流见我下面的转帖，不过嘛，这套我就没找到了，你在国内也许还有找到的机会？
另外，张国焘我记得终老于加拿大东部，不是温哥华。
“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
“灰皮书”编辑出版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和中央高层有什么关联？“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灰皮书”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归宿？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负责编译“灰皮书”的郑异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灰皮书”的来龙去脉。
“灰皮书”的由来
“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教材”，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央，特别是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王惠德还专门针对国际室的工作说：我曾问过许立群，编译局国际室要做些什么事。许立群说康生告诉他，过去编译局编过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毛主席看了，很有兴趣。但康生说这个本子太简单，他那里还有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要许立群拿给编译局，重新编一本详细一点的言论选。
我们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这些书有的是由我们翻译的，有的是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的。
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挑选每个人有代表性的著作，然后翻译加工。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去找。例如我们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当时编译局工作人手不够，需要其他单位给予支持。1962年11月8日，康生根据许立群的要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中宣部的姚溱和包子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的出版确实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由于《真理报》在“灰皮书”编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引起中央重视，决定影印复制编译局收藏的全套《真理报》。《真理报》的影印使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关拥有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
“灰皮书”中的重头戏
在“灰皮书”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是“重头戏”。那时苏联报刊影射我党搞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认为需要予以反击。1963年七八月间，中宣部姚溱向王惠德传达：邓小平同志认为，赫鲁晓夫污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
王惠德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国际室，主要由林基洲和我两个人干。我们的主要工作，一是推荐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版，等托洛茨基的某一本著作翻译出来后，由我起草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另一项工作是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我们最先编了一个《托洛茨基污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审查，姚溱表示同意。最后我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月基本完成。对这些材料我们加了小标题、插题和提尖（即把最尖端的语句提出来，刊在章节的前面，作为提要）。因为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材料准备铅印，只说供领导和少数人写反修文章时参考，所以标题和尖题都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未加贬词，目的是把重要的语句点出来，以便于查找使用。
王惠德把全部材料转给姚溱，并在5月1日给姚写了个条子说：“听说那个托洛茨基材料准备印。印以前恐怕要把标题、插题改一下，改成《兄弟报刊》的插题的口气。因为现在是‘纯客观’的提要，恐不妥。”
5月7日，姚溱给编译局打电话说，托洛茨基的材料不要再多花时间整理，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标题和提尖不再改。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这年6月，《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决定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王惠德解释说，之所以要出版，是他觉得“《红旗》等单位写文章很需要这类材料，给钓鱼台印的，解决不了这些单位的问题，还是印灰皮书好”。于是，我们对译文做了校订，对标题和提尖略作修改，在能加贬词的地方加上贬词，书稿交人民出版社。
1965年7月，书分上下两册，共印500套。姚溱看了认为，此书不能出，因为它是我们加工的，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流传出去不好。
结果此书只装订了50套，白皮，无封面，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我国出版过一些介绍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但都没有提及“灰皮书”。从“灰皮书”编译和出版的历史来看，作为“反面教材”的“灰皮书”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灰皮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编译局，包括我们国际室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停顿，编译“灰皮书”的工作也受到冲击，不得不暂时停止。
上述内容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同殷叙彝两人调查得来的材料写成的。之所以调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人贴大字报，说我们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分子主义”材料是为了“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为查清事实，我们展开了调查，访问了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些领导人，查看了他们的“交代材料”，最后写了一个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的争论。但寄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反而招来奇祸。在查清“五一六分子”时，我被突然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后，军代表才告诉我，我的罪名是“整康生的黑材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康生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给中国的托派戴上“公开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莫须有”帽子的。他知道沾上“托派”的危险性，就把有关他负责布置翻译托派著作的工作的材料打成“黑材料”。那真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年月！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灰皮书”的编译工作继续进行。最早恢复的是编译《布哈林言论》。这本书“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编译完成了，但由于没有出书，“文化大革命”中原稿和清样都丢了，不得不重新开始查资料、翻译资料，都从头来。此后，人民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拉萨尔言论》、《巴枯宁言论》、《鲍威尔言论》、《托洛茨基言论》。这些书都写有“前言”，每篇文章前都加有“编者按”。这是出书的“通行证”，没有它不可能出版。重要的倒是言论选本身提供了有关这些国际共运史上重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真实言论和思想，读者尽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结论。
“灰皮书”的归宿
岁月流逝，“文化大革命”后，这套“灰皮书”从内部资料变成了人民出版社全国知名的品牌书，从“反面材料”变成了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不仅推动了国内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个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我没有写过几篇文章，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都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整理的材料现在看来自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我们从事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编译工作，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独特风格：比较熟悉马列著作，拥有坚实的历史资料，能熟练地使用外语。
曾经听到外面的同志议论，说你们只需搞资料的编译就行了，研究可以由我们来做。殊不知，搞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绝不能把研究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我自己在编译过程中就大量接触到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有较多的了解，在这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灰皮书”的基础上，我们又编译出版了一些“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一般图书出版。例如，我和余大章合作翻译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如果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应当说，这首先得益于“灰皮书”的编译，以及其他的资料整理工作，使我们可以厚积薄发。
1988年，我出席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带去了我们在《布哈林言论》基础上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在会上展览，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当时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选收文章资料整理最多的布哈林的选集。
1990年，我出席由联邦德国左派学者举办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一位西方学者以轻视的态度说，你们苏联和中国学者没有可能谈论托洛茨基问题，因为你们连他的著作都不可能看到。这话击中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要害，与会的苏联学者中除了一位来自马列研究院的学者能够进入苏共党务档案馆，看到托洛茨基的东西以外，其余学者是难以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我就发现一位苏联与会学者写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由于没有看《托洛茨基自传》而出现明显的错误。但是中国情况不同，我当即站起来发言，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即“灰皮书”）。这位学者继续追问，中国学者能看到吗？我告诉他，“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看到。
“灰皮书”的出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著作，出版社也无须采用“灰皮书”的形式出书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人、有出版社热心于各种思潮、各种学说的资料编译出版工作。■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7期郑异凡文来源：《新闻午报》
让当事人讲话固然好，但讲出来的话依然是那个人想让别人听的。《我的回忆》极尽自我表扬之能事，诸如火线指挥之事。也极尽委屈，孩子在幼儿园当反角。可翻遍全书，也没见对鄂豫皖大开杀戒的忏悔。张国焘受了委屈可以去投蒋介石，许继慎、曾中生就只配去投阎王爷。
几个老托派和陈公博的回忆也都是一个路子。反正错儿都是别人的。
近年有股风，动不动就从将帅回忆录里挑出一串BUG。其实呢，这回忆录就是史料，多个角度说话。
总得让人说话不是。
不过，买书的时候正忙着毕业，没来得及读，现在都放在国内家里。
好在网上也有这些书，不知道国内整理的时候有没有删节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