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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贴给吕思勉的大字报——关于《吕著三国史话》

读书偶记之《吕著三国史话》

柔兆阉茂之沪上第六

上月抽空去南京玩了一趟，满世界看坟头自然的古意盎然，也实在是抒发小资情怀的好地方，可惜的，只是南京话难听而南京饭难吃。这里话说在前头，人生地不熟，也可能是吃的地方不对。下午踏遍孝陵的每一寸土地，然后叫车，过中山门，最后跑到一处小吃一条街，挑最大的一家进去。东西都一个铺子一个铺子放着，每样都很漂亮，等点好了过一阵子端来，下箸，结果没有一样的味道配得上外表的，看来难吃也者，味道不佳其一，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其二，很多东西，真的不是凭印象可以决定一切的。

以前看黄裳的文章，提到吕思勉。此公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因为《白话本国史》吃了场官司，为了宋金议和的事，人家诉他违犯出版法跟犯有外患罪，虽然官司最后不了了之，老先生也并不因此坏了声誉，不过这口气是一直没倒过来，后来出版著作时干脆把这段内容删去了。

这个典故实在是太抓人，我想既有这样卓尔不凡的识见，作品必然是新鲜而灵动，读了也一定可以开卷有益而拓展视野，于是偶尔在当当网上看到，赶紧定来，立时就开读了——忏悔一下，甚至在自己没读以前已经推荐给两个朋友了，可怜人，误交损友，只好一起读了。

拿到手里先看书，中华书局出的这种通俗读物装帧向来一般，不算好也不算坏——其实有坏的，樊树志的《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就是特别恶劣的典型。普通开本，纸质一般，看来是为了篇幅不够，生往书里加了许多图片，想起黄裳论图文书的一些言论，这里不说了，那些图根本就是为了凑数，对阅读文字并无甚么帮助，至于在论黄巾的那一篇里加进两张洪秀全伪玉玺的图片，简直是诡异莫名了，不知道要说明什么，这里说几句煞风景的话，吕老先生这批文章出在1939-1943年，农民起义还不曾被一体刻成牌位供到太庙里，要天下人日日行礼如仪，所以书里就很不敬地直指为“贼”了，其余各地的起义军者流也统统贼之——真是触目惊心啊，现在是什么年代呀，想当年连京剧《让徐州》里一千多年前的陶谦都不让说贼字，硬把“还有那黄巾贼他们各处掠抢”改成“还有那反叛贼”（这个改动见仁见智，张少楼改了“还有那黄巾的兵他在那各处闯荡”，李家载、言兴朋都是“反叛贼”，只有言慧珠没改，当然后来她被逼得自绝于人民了），人文版的《韦庄集》凡用贼处一律用引号，看来是贼都得罪不起，虽然死一二千年余威犹存，怕人家打名誉官司。

扯远了，再说这文字。我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写的白话文是不会如新华体那么好读的，但是文字如此难读确也没想到，那真是一字一别扭，句式都拧着，读下去实在吃力，而作者呢，又时不时要高台教化，指点这个指点那个，这就更让人不是很受用，前边几篇导读的过去，后边每一篇往往会有这样的段落，先引一段正史上的故事，然后简单明了的说“不确”，“不近情理”，“难于全信”，我知道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但也没必要事事抬杠吧，何况抬也抬了，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是正道，但结果往往是“总而言之，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因为既称内幕，断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处局中，断不肯将其真相宣布。除非有种事情形迹太显著了，太完备了，才可以据以略测其内幕，此外则总只好付诸阙疑之列了。”（见《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53页第五段）这真是极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疑古的祖师爷，方舟子先生的前辈，为了中有神话，有小说家言，终于将证实中国五千年来从无信史，从无严谨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史记》这样的。

我原来以为给曹孟德翻案是郭老的首创，后来知道不是，这次果然看到，吕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有这样的文章出来了，这《三国史话》里就单有一篇《替魏武帝辩诬》。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曹操当然是大军事家、政治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是对后汉三国的历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而且他也确实还知道体恤百姓的艰苦，这都是很不错的，似乎现在也不大会有人为了他精心策划替汉自代而扣一个乱臣贼子的帽子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公是圣人，是完人。曹操为人狡诈，行事不择手段，屠戮政敌、百姓，都称得起心狠手黑，算得上血债累累，这些都是载在史册——包括奉魏为正统的晋朝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传世的政令里的，难道是抹煞得掉的么？吕先生想单靠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把这一切都推翻掉，也未免太天真了。曹操虽然本人并不曾篡汉，但也从没有做汉朝忠臣的意思，迁了皇帝在自己手里，终一世不曾废了他自己来干，这是的，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得诸葛亮呢，当然诸葛亮吕先生是不大放在眼里的，这个下边再说。

再比如他嗾华歆杀伏皇后，手段的毒辣、血腥，实在当不得汉室忠臣的证据的吧，吕先生用一句“一望而知其是附会之谈”把细节否定了。当然杀人这桩事是否认不了的，于是这就顾不得说曹操是汉朝忠臣，而要搬出自由民主来了，说“伏皇后的被杀，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阴谋的，不过其真相不传于后罢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杀，是另有阴谋，则魏武帝一身，既然关系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畏大局之故而将其扑灭。……老实说：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人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呀！然则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这样的说理法，真是一点也辩驳不得了，读者只好拱手而退。然则曹操不单是汉室的忠臣，而且这忠臣还当错了，当冤枉了。看来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无论是否小说家言，都是恰如其分的了，因为“我”的不可负，正是因为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呀”，看来古今中外一切暴虐的独裁者，从此都可以凭了这句话而昂首向天，自行其事去了。

有了如上的经典论证，别的吕先生举的例子简直不算什么了，什么说孙权“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什么祭奠郭嘉哭叹本来要托以后事，这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话，且不说是不是真心话，单说曹操本人出于种种考虑不想篡汉，但是从来以文王自诩，这实在是不错的，如吕先生说的他本来想功成身退，连儿子后来篡汉都不是他所乐意的，这样的天方夜谭，实在是难于令人信服。

顺便说说，吕先生认定了曹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一心指望他该篡汉自立，一统华夷，于是对另两家是要视同乱臣贼子了。说起魏武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使孙氏跨有江外，于是评论说“登之才，盖非刘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专，致使大功不竟，轻狡之子、坐拥江外数十年，岂不惜哉”（《孙策欲袭许》）；提到鲁肃指囷，顺便说起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糜竺进奴客、金银币以助军资，评论是什么呢，“然用财贵得其当，刘备、周瑜，皆末世好乱之士，助之果何为哉”（《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史记•淮阴侯列传》（不好意思，又引了这不严谨的著作）里说，蒯彻屡次劝韩信反了刘邦自立为王，后来韩信死了，刘邦逮了蒯彻打算拿他炸油条玩，不想这丧心病狂的反革命阴谋家居然还敢喊冤，说什么“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结果刘邦怎么做呢，“置之”，居然放了这煽风点火的阴谋家。我想连一千多年前的刘邦都知道的道理，吕先生没有理由不知道吧，用吕先生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又况谁能代表国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三国之校事》）！

曹操的事说完了，回过来说诸葛亮。大约文人做文章，总喜欢汪洋恣肆，自不免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姜维和钟会》里说姜维的效忠于汉，可称封建道德之下的烈士，到了《姜维不速救成都》里就有“而武人偏隘，欲望其休休尽匪躬之节，难矣”这样的话，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再比如诸葛亮，前文里倒是把他跟魏武并称，称他们是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是封建时代的荣光，当然在我看来，拿曹孟德跟诸葛亮并列了说，实在有些拟于不伦，比半文半白的文字更令人不爽的。

这且体论，单说到了后头话风一转，几乎事事都要针对武侯了。《诸葛亮南征考》引了种种正史里细枝末节的例证，说明“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的不确。至于“攻心为上”的美谈，更是直接用他的独门武器“不近情理”否定掉。这篇考据翔实，结尾立论也还平和，说“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军国攸资，已非夙望，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但话里已经有些呼呼的冷气了。到了《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更是连世人称道的清廉也要否掉，举了若干不痛不痒的大大小小的例子，证明“其实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一个人有一样优点，如果这个优点是一万个人都有的，那也还是优点，只不过不那么特别值得称道了而已。至于说本该是人人都有的，那就不是特殊优点，而是一般的道德，但是有道德终于还是要被称颂，因为没有道德的人毕竟还是多。何况，人由于地位、身份、背景、学识经历的不同，对有些人很容易做到的事，对另一些却很不容易，一个一贫如洗，身患重病而奄奄一息的流浪汉，我们说他不贪财、不好色而不仗势欺人，这简直是笑谈，但是如果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官（政治局委员、直辖市市长之类），他当权当道，居然也不贪财、不好色而不仗势欺人，这就是天大的优点了（当然了这其实简直也是笑谈），所以用一些小人物，小官员来比附诸葛亮，这个立论根本就有问题，何况不是说历史书往往靠不住，“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么，崇孔明有之，崇他们无之么？

最好玩的是《李邈》一篇，真是关于奇人奇闻的奇谈怪论。李邈是谁呢，他原来是刘璋下面的一个官员，刘璋引狼入室，不见他劝，刘璋事败，不见他殉节，当了刘备的官，正旦行酒的时候对着刘备大发议论，说他夺取刘璋的地盘不道德（不讲八荣八耻之类），这种郑重其事的大厅广坐间，耳目甚众，刘玄德本来就是邀买人心的高手，兼之西川初定，能拉得下脸来宰了他么？于是摆个样子，诸葛亮一劝，这投机钻营的小人不单得救了，还出名，还升官。后来马谡出事，诸葛亮要杀，他解劝未果，从此不受重用，这就结下了梁子。到了后主在位十二年，诸葛丞相为国操劳，五丈原去世，全国哀悼的节骨眼上，此人上书给幼主说，“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臣，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这样的当口，又是这样一个公忠爱国，连正经敌手都叹为天下奇才的好丞相，此人真是人头兽鸣的典范，根本就是揣摩上意，以为有机可乘，希图博取名声爵禄的恶棍。他的被下狱死，真是死有余辜，后世那些反复小人，害岳飞的、害于谦的、害张居正的，都不过是他的徒子徒孙罢了，只不过他们的运气都比这位李先生强，而诛李邈，我看倒真是后主仁厚，知情，难得的好识见好手段了。这样一个人，吕思勉先生却褒以“直”，说“后主之暗亦可谓甚矣”，这还不算，居然由此引证出“夫好恶之不可一久矣。今读《三国志》，诸葛亮为朝野所好，更无异辞，此岂实录乎”？这真是奇怪到了极点的想法，天下本来就没有众口一词的事情，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自然之理。但是一个优秀、杰出的人，不但赢得那些支持者的欢呼，连那些真正的、不带太多偏见的敌手都要佩服，这是怎样的伟大的人，又岂是无聊文人所能中伤得了的？当然，不见得诸葛亮为朝野所好到了更无异辞的地步，可那些有异辞的，都是怎样卑劣、下三滥的人物呢，历史又有什么必要去记录下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名字跟跖之狗吠尧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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