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的师生 -- 嘎嘎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一个远房的堂兄，和另一个瘦高个的高小毕业生是我们大队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大队成立小学后，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小学的两个老师。老师们的月薪是四块多，据说刚开始还没有，只通过大队让各自的生产队给予一定的“工分”，而大队随后再给生产队补偿。

学校建立在离我们生产队非常近的地方，由两间摇摇欲坠的“瓦房”（几乎没几片好瓦）组成，四壁漏风，没有门，一面墙上开着两个很大的洞算是“窗”。“课桌”由石板搭成，一块稍高一点的石板算是“讲台”，墨汁极不规则地在墙上涂出一片乌黑算是“黑板”。娃娃们蹲在地上，翻看的“课本”已不知用过多少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者“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字迹模糊可见，这些课本算是“校产”，所以不用交钱，否则没有小孩会来“上学”。小学一至二年级挤一个屋，因为娃娃多；而上到三四五年级时人数就骤减了，有几个要回去给家里拾个柴火割点草啥的，所以并在另外一个教室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最小的有四岁半就来“上学”的，纯粹是因为父母干活每人照料把学校当托儿所了：）））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另一个班就背对着“黑板”自习，麻烦就在于另一个教室里有三个班。

两个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高强度运作，所以常常喉咙嘶哑。上课的时候我常常走神，从“窗户”看出去，有一块平地，算是“操场”，紧靠操场就是我们生产队的玉米地。操场上不时有“斗地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我们生产队在干这事。有一年遭遇“鸡蛋大”的冰雹，从石板底下爬出来清理“课桌”上的冰雹时，发现长势正旺的玉米爬付在地上，几乎没有一棵完整的，于是当年就成了“灾年”。

我在这个学校呆过两年，摔过三次，额头缝过两处。随后就跟父亲到公社小学去上学了，因为我那教语文的堂兄显然没有间架结构笔划顺序的观念，更别提“普通话”教学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父亲他们得到了公社转让的一个大院（其实是一和尚庙的厢房）教师们基本上一人一间房，剩余的就几间房一打通做为教室，并将公社小学并到一处，所以有比较正规的小学一至五年级，和初中一至三年级。这样我就可以和父亲住在一起，常常为默写时丢两个标点，错几个字挨上一顿胖揍，美其名曰“不打不成材”。

那个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教师们都带着孩子，上学的也就罢了，还有的连没上学的都带着，原因无他，家里没有足够糊口的粮食。那里的老师们来自不同的公社，区，甚至县。校长（革委会主任也罢）老家就是另外一个县的，50年代在青海格尔木当兵的时候亲眼目睹喇嘛活剥人皮，而他们当时没有任何权力干预。转业后居然不知咋的到了我们那个公社来了。校长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师资培养，但显然对数学很有天赋，是我见过不多的几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他有好几个学生在地区级的初中数学竞赛中名列前茅。

黄叔叔是教化学的，老家靠近区工所，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儿子一年到头都不回家，因为他一回家生产队里的头头脑脑们就会逼要“倒找款”，几乎不能脱身。他老婆陈阿姨大概半年来探望一次，直到后来一次哭哭啼啼来了就不回去了，因为生产队把他家的门板柜子床啊啥的都抬走了，因此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后来校长看不过去，求公社书记特拨了一间屋给他两口子住，三个孩子还是住在学校里。

当年孩子们扇着破蒲扇，往支着奇形怪状一口大铝锅的香炉里塞木柴做饭，烟雾缭绕也算是学校一景吧。当然煮的也没啥好东西，无非就是玉米糊糊和稀饭南瓜粥之类的，量也不多，稀稀的一碗。而为了养孩子，老师们基本上都不在食堂里吃，自己拿“口粮本”到公社空荡荡的“粮站”厚着脸皮去多买粮油，有时学生们再拧个南瓜葫芦啥的给老师。当时已经陆续分了些单身汉来，家里负担不大，他们可不愿意自己做，而食堂里吃饭的人越少成本越高，价格越贵，于是他们不乐意了；加之文教局还每年派人下来查看工作，所以食堂还不得不留着，等着招待这些“大员”们。由此，常常是教师端着看得见油星的伙食往回走，和孩子们分而食之。最美好的时刻就是公社在年关前会送半边猪和几瓶酒啥的，算是“慰问”。老师们吃完“席”后，有孩子的按人头多少把剩菜分了，那时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狼吞虎咽的几口就先把肉给塞到肚子里去，居然回味不起是个嘛滋味来，很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意味。

其时学校还没有住校生，全部走读，可亏了9大队的孩子们，他们得走上20来里山路。不过9大队当年是我们公社最富的一个，因为地多且很平坦，有点象个小平原，所以那里的孩子们来上课时，有时会带个“锅魁”，而其他地方来的小孩基本上就是饿着肚子上一天课再走回去。

初中部后来再次扩展，成了每个年级两个班，每班70人左右，少数几个复读生随机分到下一级的两个班去。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竞争了，几个老师形成固定的组合，从初一一直带到初三中考，周而复始。我父亲他们几个老搭档轻车熟路，且经常在一起讨论每个学生的优缺点，采用不同的方式针对性地逐一辅导，所以轮到他们那一级的总能在“铁饭碗”如此诱人的年头考上7，8个师范中专生，比较丢脸的一年也考了三个。于是后来他们几个固定搭配，专教两个初三班，一直到父亲退休。老实说，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有责任心的教师。

这里有好几个伙计认为家里有一吃“皇粮”的就一定比邻居过得好，从我周围老师们的遭遇我一点也没看出来。也有人很天真（比如十八亩）认为17块工资，还不如回家种地。其实我都提出来了，当年我们生产队算是“小康”的一家有5男一女这么多劳力，且仅仅是两餐糊口，间或有碗白米饭。另外，那个年头的虚荣心或许也太强了些。有时我妈出工的地方离家很近的话，我会颠而颠而地跑到田埂边去玩，就有人会故意问“那娃儿，你吃饭没有？”，那个时候就得在我妈的暗示下按预编方案进行“吃了，油面条”，还故意打个“饱嗝”。在众人心照不宣的哄然大笑中，我妈的头越埋越低。还有人很天真地问为何没有发展“副业”，这是多么好的一个问题啊，可惜答案是多么的辛酸啊！我老家当年是如此的“左”，“斗地主”一直“斗到”78年“工作队”下乡蹲点。要不是大队带头，当年谁敢发展“副业”？而适合单家独户发展的“副业”基本上只有养猪，没有粮食的岁月养一头“肥猪”之艰难，没在农村呆过的哪有概念？一不小心就养成了“铁架子”猪，吃啥都不会再长一斤。

这是否是仅限于我老家那个公社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上初中时终于获得了解放。由于当时要轮到几个刚分配过来的年轻人教我们那一级，且我考初中时又是区第一名，区中学极其乐意地让我住宿就读去了。没了黄荆棍的伺候，最后我勉强进了小叔当年就读的县高中，当时已经为“重点中学”了。而在这个条件已经是整个区最好的初中，我遇到了和父亲他们一样的老师，拖儿携女，炊烟袅袅，年关靠近就聚在一起愁眉不展，讨论如何应付倒找款。当然若没有这些老师耐心施教，只怕我今天和当年那几个玩泥巴的老庚们一样，餐馆都开到越南去了。

3，4年级就在这间屋子

嘎兄请继续扛铁牛，我们爱看嘎兄的口述历史

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现在生活好了，好得大伙都不相信生活曾经不好过。

去年回去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以前仅存的这个校舍，给一个姓左的五保户住了。门开着，但是我没敢进，好像没人。

外面看起来黑洞洞的。sigh......

一年级在何大自然村，二年级在曹庄，三，四年级在凌庄，五年级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90年），开始接受正规教

自从到外地上学，从来没有遇到跟自己类似背景的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