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探索·发现]《1937·南京真相》 -- 花满河

第一集 古都沦陷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里，收录了日本海军航空队1937年8月14日23时30分下达的一道紧急作战命令。这道命令要求20架轰炸机第二天从本土长崎基地起飞，袭击中国首都南京。

　　就在南京首次被日军空袭的当天，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前的一个月零八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只是那时候对于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战争似乎还离得比较遥远。然而，随着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战火一下子蔓延到了上海，人们这才感到南京已被战争的乌云所笼罩。

　　就在日军飞机8月15日悍然轰炸南京的同一天，日本首相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公然表示要采取断然措施打击中国；

　　也正是在这一天，南京市民望着天空中横冲直撞的日本飞机和城市被炸升起的浓烟惊愕地发现，战争脚步说来就来，恐惧正在慢慢抓住他们的心。

　　从这一天开始，日军对南京实行了不分青红皂白、残酷野蛮的轰炸。机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广播电台、火车站、自来水厂、发电厂，甚至连市民居住密集的新街口等地都遭到轰炸。

　　就在南京连续遭受轰炸期间，淞沪会战正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赴汤蹈火，奋勇抗敌。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

　　上海的陷落使相距300多公里外的中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由松井石根率领的日军立即开始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

　　事实上，淞沪会战刚刚打响，日军就图谋进攻南京了。

　　以松井石根为首的华中方面军各路部队的指挥官们，为争夺攻入南京的头功，纷纷鼓动部下向南京进发。

　　日军分三路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南京，右路沿京沪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水进攻；左路由太湖南侧迂回，对三面环山，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

　　狂热的日军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向西进击。参与进攻的日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上等兵曾根一夫是当时参加征收的日军士兵之一，他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一书中写道：“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横遭劫掠。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侨撰文说：他第一次回到被日军占领的苏州时，倒毙街头的尸体已经摆了十天以上，街上的野狗也明显地肥了许多。

　　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都城从1937年8月15日就已经开始噩梦连连。

　　持续不断的轰炸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与混乱，许多市民正在陆续逃离，而因为战乱从上海一带逃亡的难民正在涌向这里。

　　上海失陷后，如何防守南京便迫在眉睫。

　　这是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官邸。1937年11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在这里连续召开了3次最高国防会议，商讨保卫南京的方案。

　　会议气氛显得紧张沉闷。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甚至连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也同样不主张防守南京。

　　蒋介石没有就此做出什么决定，只是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

　　会议陷入僵局，蒋介石犹豫再三，左右为难。

　　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最终站出来，他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墓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我愿意勉为其难，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其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早就预感到，如果中日战事一旦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必然会沿着京杭国道，由东向西攻击南京。

　　按照当时制定的这个《首都要塞计划》，南京保卫战不应该在距离南京这样近的地方打响，而日军也绝不会这么快就兵临城下。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章伯锋：“可是由于淞沪抗战的仓促撤退，整个打乱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既定的作战部署。国防线，完全没有起到作用。部队的仓促撤退，很快地就靠近南京城边。

　　随着日军向南京方向快速推进，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

　　10天以后，12月1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同时，下达了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的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命令。第二天，日皇裕仁的叔叔朝香宫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此时，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早已在杀向南京的途中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15个建制团，共15万人保卫首都。

　　这其中，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87师、88师和36师，以及由陆军学校35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

　　由于这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而用唐生智这位出身于湖南的地方将领，来指挥中央嫡系和其他地方部队，实在令人担忧。

　　12月7日，日军攻击部队已经逐渐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防线。

　　这天凌晨，蒋介石夫妇乘坐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江西。指导修筑南京防卫阵地的、以法肯豪森为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此期间也秘密离开南京。一两天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南京市政府要员们，也全部从南京撤离。

　　12月9日，日军兵临城下，日军飞机向南京城撒下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签署的《劝降书》。

　　这份《劝降书》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规定中国军队必须于12月10日中午，派代表到中山门外句容道的警戒线上，谈判投降；否则，“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

　　12月10日凌晨3点，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率两位高级参谋和一位翻译官，从设在苏州的华中方面军指挥部出发，驱车赶赴南京城郊。他们于上午11点半抵达南京中山门外的日军前线。到中午12点，塚田攻和随员们不约而同地向公路的前方看去，希望能够看到一群打着白旗的中国军使前来谈判接受投降。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但始终见不到中国军队投降的迹象。

　　12月10日午后1点，恼羞成怒的松井石根下令全线向南京发起总攻。

　　12月10日和11日，南京温暖如春，但南京城周围却是铁与血的殊死拼杀。

　　12月12日，黎明刚刚驱走黑夜，日军便向赛公桥阵地发起了新的进攻。日军在空中作战飞机的掩护下，成群的坦克隆隆驶来，步兵发起凶猛冲锋。

　　在赛公桥阵地上，51师302团团长程智被打断了3根手指，但他仍然率领战士跳出战壕，对日军实施反冲锋。就在这时候，他被迎面的一串子弹射中，鲜血顿时染红了阵地。

　　还是在他开赴淞沪战场作战时，曾给刚有身孕的妻子写信说：

　　总算等到了与日寇交手的一天，此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许国，惟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所生勿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余志。

　　战事最为惨烈的，要数雨花台、紫金山和光华门这几个地方。

　　当谷寿夫率领的日军第6师团攻打到雨花台阵地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刚从淞沪战场转战到这里的第88师和第51师。

　　朱赤，88师262旅少将旅长，这位素有儒将之称的中国军官，对中西哲学颇有研究，而且在铁血疆场上，他更是一员勇猛无畏的骁将，率领敢死队员冲入敌阵，致使日军死伤累累。

　　当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朱赤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将导火索串连起来，使冲到阵地前沿的日军血肉横飞。最后，守军弹尽援绝，朱赤和大部官兵都已为国捐躯。在将军的口袋里还放着结婚照片和一封未寄出的家书。

　　攻击紫金山的日军，是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性格冷酷的中岛，率部从长江口一路烧杀过来。他决意要从紫金山杀开一条通向南京的血路。

　　12月12日下午6时，紫金山第二制高点被日军占领。在连续3天的激战中，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山坡上布满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

　　此时，虽然南京卫戍军总部已经下达了撤退令，但是坚守在紫金山一号高地的教导总队官兵仍在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誓与阵地共存亡。

　　主攻紫金山阵地的一个日军联队长说：“中山陵是非常坚固的，很难攻克”。松井石根事后也不得不承认：“南京的教导总队曾发挥相当勇猛的抵抗。”

　　在光华门阵地，83军156师的敢死队员，系着绳子翻下城墙歼灭日军，但完成任务后，这些敢死队队员却做出了一个意外的决定，他们拒绝再次返回城楼上的阵地，破釜沉舟，直接向日军发起攻击，直到全部战死。

　　1937年冬季的南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首都的尊严舍生忘死，感天动地。

　　在郊区汤山附近，中国军队一个连的步兵抗击了日军11辆坦克和数倍的敌人，最后全连阵亡；

　　为堵住被炮火轰开的光华门城墙缺口，中国宪兵部队的官兵冒着枪林弹雨抢修作业，有的中弹后连人带沙包一道填进了断垣残壁，用血肉筑起抗敌长城；

　　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时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

　　“紫金山就是紫金山，绝不是富士山！”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一天以后，雨花台失守，紫金山主峰危在旦夕，日军正在形成对南京的四面合围。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得以全身而退，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但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目睹了中国守军撤退的状况，他在报道中描述：

　　下午4点半左右崩溃开始了。起初还是较有秩序的撤退，但在日落时分就变成了溃逃。溃逃的军队想到日军在后面追击，把多余的装备全扔掉。不一会，马路上到处是被中国军队扔掉的背包、弹药袋、手榴弹和军服。

　　那些侥幸找到工具渡江的人，也是九死一生。日本海军已经封锁江面；日军飞机就在上空盘旋；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江边，这个师团第33联队的平山仁三郎说：“我们从陆上‘啪啪’射击，军舰上也发炮，……鲜血染红了扬子江”。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宪兵部队在后来总结教训时写道：

　　“用仅仅一个挹江门作为撤退10万军队的通道，是不可想象的，” “渡河准备不充分，致十余万大军云集江边，均无船可渡……”

　　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当晚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他沉默无语，痛苦不堪。

　　后来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南京，城垣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

　　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入城。

　　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午前三时十分 大野部队占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无可挽回地陷落。

　　这是这个帝王之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攻陷了。

　　南京军民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第六集 为了和平

　　发生在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在今天的这座城市里，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痕迹了。

　　曾经发生的强暴和伤痛会随风飘去吗？南京街头，雨打风吹去的，是历史书页中血腥的味道；一到阴天就疼痛的，是岁月无法磨灭的记忆。

　　有些伤害，刻骨铭心，难以平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一些南京人却不敢贸然庆祝，惟恐这消息不确实。当别人狂欢时，他们甚至躲在家里，不敢上街去看。

　　夏淑琴，日本投降那年，她16岁。回溯往事，南京沦陷的当天，她一家9口有7个亲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带给夏淑琴应有的欣慰，屠杀和强暴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她的心头。

　　对于亲历过那场浩劫的南京难民来说，他们在很长时期内，都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

　　1938年1月1日，日本扶植的自治委员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当鞭炮声突然响起来时，许多人以为日军又开枪了，全都不由自主地趴倒在地，直到鞭炮放完后才心有余悸地站起来。

　　日军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极其脆弱。不少人一听到日本兵的脚步声，就感到异常害怕。

　　1939年，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80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又对南京周边300里范围的民众抽样询问，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50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

　　贝德士教授所说的“五十年”早已过去，当日本友人松冈环来到南京，与一位幸存者初次见面，请她讲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受害经历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想和日本人说话！”尽管在松冈环真心诚意的感染下，这位老人后来与她成了忘年之交，但最初的冷遇，还是让这位日本妇女印象极其深刻。

　　松冈环，小学教师，日本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团长。

　　她抱着“与受难者同心同行”的信念，在南京走街串巷，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这本书中，收录了她从1999年夏天到2002年冬季所采集到的12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

　　松冈环在书中写道：“做口录时，受害的老人为了不触痛伤口，有时不愿意再回忆下去，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唤醒她们的记忆，尽管这样做反而使她们回到痛苦的记忆之中。”

　　桑志芹是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研究的课题，是创伤对受害者的影响。桑志芹发现，面对那场惨痛记忆，很多人表现出防御性遗忘，不愿回首往事。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惨剧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今年82岁的伍正禧便是如此。为了找到亲人的下落，伍正禧当年参加了收尸队……

　　今年80岁的张秀红现在孤身一人生活。

　　1937年冬天，日军闯进她的家中，用刺刀逼着她爷爷找花姑娘。眼看爷爷要惨遭毒手，张秀红从床底下站了出来。那年，她12岁。

　　当年遭到日军强暴的女性很多都羞愤地自杀，那么，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张秀红活了下来呢？是她爷爷不断地在跟她说“你是好孙女，是你救了我”，她靠这样的信念才能够生存下来。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残忍、暴虐，绝不仅仅是夺去了30多万人的生命，而且还给每一位幸存者都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这一悲剧已成为南京市民集体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页。

　　60多年过去了，作为参加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在那场屠杀中所犯下的罪行呢？

　　东史郎是原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的上等兵，1937年12月，他曾随部队参加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1987年，东史郎出于反省侵略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毅然公布了自己的战地日记，并于当年12月在日本公开出版。在他的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他所属联队在南京犯下的残暴行径。然而，就在这一年，东史郎被战友会除名。

　　日本老兵对那场战争的看法，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像东史郎这样坚定地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反省历史，这些人在日本不能说有很多；另一种是坚持“大东亚圣战观”的人，抱定这种顽固思想的也是一少部分；而大部分老兵都有一个基本的和平观，认为战争是不应该的，但这种人容易受到整个国家政策的左右。

　　为了探寻这些老兵的内心世界，松冈环在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进行调查的同时，又从1997年开始，陆续走访了上百名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

　　在这本由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中，我们还能看到日本老兵这样的说法：

　　“这是故意编造的”“这些话真是一派谎言”“这场战争，我认为不是侵略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我觉得没有什么，也不认为是侵略”

　　是武士道精神、还是皇国史观，使得这些日本士兵在中国烧杀淫掠后，心中却毫无悔意？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在他的笔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人，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行为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

　　二战结束后，根据日本国会制定的新宪法精神，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否定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教育基本法》。

　　随着东西方冷战和亚洲局势的变化，美国由削弱、打击日本变为扶植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教育领域先后在1955年、1980年、1993年和2001年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教科书修改事件。

　　在每次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不是轻描淡写就是一笔带过。

　　从1982年起，日本就有在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处绞刑的七个甲级战犯，其中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就有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武藤章三人。

　　在日本政府袒护下，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否定侵略、美化战争的逆流，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推向了高潮。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

　　在这次反华集会上，日本右翼势力叫嚣：“过去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纯属捏造”！

　　他们发誓：“要用一年时间，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用三年时间，彻底否定日军侵华史”！

　　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愤怒。

　　在日本右翼势力大阪集会的第二天，1月24日，南京市民冒着大雪走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

　　否定南京大屠杀，就是往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就像是对南京的第二次屠杀。

　　否定南京大屠杀，对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劫难之后而幸存的老人来说，又是一次无情的摧残。对于那些因日军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强暴的妇女来说，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心头那永难痊愈的伤疤。

　　1998年，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员松村俊夫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打着“学术研究”、“检证历史”的幌子，污蔑李秀英等是“假证人”，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

　　1999年10月16日，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等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费。

　　经过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的审理，李秀英均获得胜诉。然而，当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三审胜诉判决书送来的时候，李秀英老人已离开人世47天了。

　　另一个被松村俊夫诬陷的是夏淑琴。现在，夏淑琴回忆家人被害的情景时，已经欲哭无泪，可是，当讲到被松村俊夫等人指责为“假证人”时，她的眼中又噙满了泪水。

　　2004年11月，夏淑琴向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松村俊夫等人损害名誉。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家提起侵害名誉权的诉讼。

　　夏淑琴的诉讼还在审理之中。

　　2005年8月23日，从日本东京传来了向井千惠子诉讼案的审理结果。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南京大屠杀“砍杀百人比赛”名誉诉讼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给予精神赔偿等所有诉讼请求。

　　向井千惠子等人败诉。

　　胜诉的被告之一本多胜一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他的所有报道都是基于事实的写作，原告诉诸法庭的意图是想以此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进一步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本次宣判是对他们这些人的一次打击，同时也证明了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是铁的事实。

　　但这次宣判后，向井千惠子等人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准备向东京高等法庭提出上诉。

　　在原告向井千惠子的眼中，她的父亲向井敏明可能同其他父亲一样，有着一副慈祥的面容，一颗仁爱的心。但是，她却终究无法明白侵略战争怎样使一个人变成一只疯狂杀戮的野兽。据说，向井千惠子曾经悄悄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过，并到向井敏明伏法的雨花台包了一些土做纪念。

　　但是，自从向井千惠子为她父亲翻案的言行在媒体上公开以后，引起了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一位住在南京的老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她以个人名义给向井千惠子写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叫陈玛利，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亲当年是四所村圣公会的牧师，和在南京组建安全区的美国人约翰·马吉是同事。南京沦陷之际，陈玛利与母亲躲进了难民区，当她父亲辗转前来探望的时候，令她们大吃一惊。

　　父亲又瘦又黑，头发原来是乌黑的，过了这么几天，一头白发。他的16岁的儿子给抓去了。陈玛利的弟弟陈强与其他年轻教友被日军抓去后在长江边遭到屠杀。一群活生生的中国青年，就这样突然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

　　陈玛利每年都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哭墙边看望她的弟弟陈强，2005年夏天，她又一次来到这里：你想象你父亲向井敏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地下喊：“把我从这里放出来。”那么我的大弟及30万大屠杀中丧生的中国无辜平民不更要喊：“把我们从地下解放出来！”我弟弟和中国人民何罪之有？为何要杀害他们！……

　　“纯如”一词，出自《论语》，意思是和谐美好。

　　当年幼的张纯如听到父母提起南京大屠杀时，她的心情就已经无法平静了。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她的祖父原籍南京，在1937年的岁末逃离了那个人间地狱。

　　1994年，张纯如26岁时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感到无比愤怒。从那一刻起，她已决定写一本历史著作，她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张纯如用将近三年的心血，完成了英文版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的数年里再版十多次。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教授威廉·柯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为重要。”

　　历史的悲剧使南京人民最懂得和平的珍贵和价值，从而使南京这个城市更加热爱、更加向往、更加追求和平。

　　当历史正在走远的时候，当怀念变成记忆的时候，回望来路，把对于那场发生在南京的灾难的反思当作民族的遗产，也许正是对受难者最好的纪念。

　　1985年，南京在城西的江东门建起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是中国第一座反映抗战内容的主题纪念馆。

　　与此同时，南京又分别在燕子矶、北极阁、草鞋峡、挹江门、煤炭港、五台山、汉中门、中山码头等地，相继建立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都会拉响防空警报，提醒人们铭记历史教训、珍爱和平生活。

　　2002年12月13日，南京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和平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中国的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

　　在那场距今并不太遥远的人类浩劫中，侵略者用他们带血的屠刀，见证者用他们手中的笔或是摄影机，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用他们身体上有形的或是无形的伤痕，共同告诉后人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真实事情。1937——南京真相，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烙印。

　　它将永远告诉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第五集 正义之剑

　　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同盟国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就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不久，盟军最高统帅部在3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一百多名前日本军政要员列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其中就有曾经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

　　1945年11月6日，中国政府在重庆成立处理日本战犯的最高机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由此，拉开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序幕。

　　半个月后，在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将纳粹战犯押上了被告席。纽伦堡审判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绝不放过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分别在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组建了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签署盟军总部第一号特别通告，下令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管辖权等。宪章指出，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经同盟国的多边磋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2月7日，日本东京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助理检察官裘绍恒受中国政府委派，来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与审判。

　　一位名叫高文彬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随后也应聘担任翻译，赶赴东京。

　　中国的检察官一到东京，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之一谷寿夫。

　　谷寿夫，日本东京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8年就曾参与制造了“济南惨案”。1937年8月，他率领第6师团入侵中国华北等地。因进攻上海、南京的需要，第6师团被调至华东，一路杀向南京。谷寿夫素以凶狠毒辣的作风著称，在每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中，总是放纵自己的部下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向哲浚他们到达东京的前一天，谷寿夫刚刚被盟军作为乙级战犯逮捕，关押在巢鸭监狱。

　　1946年3月20日，中国法官梅汝璈从上海飞往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任，当天的中国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

　　梅汝璈到东京不久，一位中国朋友赠给他一把宝剑。梅汝璈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的戏文里常有这样的情景，若是手里拿了‘尚方宝剑’，就可以‘先斩后奏’。但如今是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倒真要先斩他几个，才解我心头之恨！”

　　1946年2月15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任命石美瑜为庭长，葛召棠、李元庆、叶在增、宋书同等人为法官，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为了审判取证的扎实准确，庭长石美瑜和法官们亲自到万人坑实地调查，取回了大量证据。

　　而此时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已经决定要把日军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列为法庭重点审理的章节。于是，裘绍恒等人又赶回中国，进行取证工作。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最终确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血腥与阴谋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

　　巢鸭监狱里异乎寻常地一片寂静。

　　丧钟就要敲响。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前关东军总司令南次郎，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

　　第六个便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

　　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这是整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时刻。

　　第一个在法庭作证的，是当时在金陵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就在他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这个拥有180张床位的医院始终爆满。

　　3个死里逃生的中国证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是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他们的证言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包括中国和美国人在内的多份确凿的宣誓证词。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段影像资料被检察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拍摄这些画面的人，就是曾经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

　　约翰·马吉牧师的证言以及他所出示的影片资料，让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无比惊愕。东京的日本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连用了“惨惨惨”3个字形容说：“那一刻，令人战栗不已。”

　　法庭调查揭露出的血腥罪证，同样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

　　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

　　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结语是这样说的：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谷寿夫不是甲级战犯，所以已经被排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后不久，中国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根据现场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盟军总部提出，要求将他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

　　1946年8月1日，关押在巢鸭监狱的谷寿夫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派人押送至中国。

　　于是，南京审判的第一个焦点就集中在了谷寿夫身上。

　　在走进南京的战犯拘留所的时候，谷寿夫居然向中国人露出了如此的神态。这个曾经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内心充满恐惧。这一刻，他一定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在紧张的3个月法庭准备时间里，中国法官开庭几十次，传讯了数以千计的中外证人，拿到了强有力的证据，写出了有分量的法庭起诉书，对谷寿夫可能采取的狡辩战术进行了充分分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

　　这本相册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京字第一号”证据。1938年1月，在南京金陵照相馆当学徒的罗瑾，利用日本军官上门冲洗照片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拷贝了一份。以后，由他的同学吴旋继续保存。

　　1946年，吴旋将这本特殊的相册交给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埔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对谷寿夫开庭公审。

　　这一天，自发来到法庭旁听的南京市民把大礼堂围得水泄不通，没有座位的人就聚集在大礼堂外面。

　　当法庭宣布指定两个律师为谷寿夫辩护时，他拒绝了，并且傲慢地说：“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

　　中国法官质问说：“被告谷寿夫，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有什么话说？”

　　谷寿夫开始兜圈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的命令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我深表遗憾。至于说我的部属屠杀南京平民，则是没有的事。”

　　一批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见证者登上证人席作证，控诉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

　　谷寿夫仍旧坚持抵赖说：“我的部下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军人。两军对垒造成的伤亡不可避免。至于百姓伤亡，可能是别的部队的士兵干的。”

　　此时，中国法官亮出了手中握有的王牌：“请《陷都血泪录》的作者郭歧营长出庭作证！”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这位证人的出场。

　　郭歧，原来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沦陷时没有来得及撤出，在铁蹄下的南京停留3个月，根据他亲眼目睹的事实，写了一本《陷都血泪录》。

　　接着，当年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日军到处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的罪行，证明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曾掩埋被害人尸体4万余具。

　　尽管铁证如山，但谷寿夫仍旧推说对于这些指控他全然不知。他要求传唤日本军官小笠原清出庭作证。

　　小笠原清登上证人席，说据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当时雨花台是中日双方激战的地方，中华门一带早就没有了居民，所以没有屠杀对象。

　　然而事实上，大量的和平居民就是在中华门一带被日军杀害的。

　　在开庭公审谷寿夫的一个月以后，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做出庄严判决，庭长石美瑜宣读判决书：“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

　　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已经担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早年的报道：“《日日新闻》上面在正面，正面的角上，有那么大一块。我日文懂一点，仔细看，一看，是两个日本兵进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5，一个杀了106。这两个人，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那我看到这里，我就认为，这个太不像话了。所以我就把那当天的报纸，连着照片，都放进去，写了信就寄给（中国），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飞机，送到南京军事法庭。”

　　中国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到这个来自东京的举报后，立即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请求，通缉这两名战争罪犯。

　　1947年8月20日和9月2日，已经在家乡做起小买卖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分别被驻日盟军的国际宪兵逮捕归案。

　　另一个当年在南京砍杀300多个无辜中国人的日本军官田中军吉也于1947年5月18日被盟军抓获并押送到中国。

　　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毅合并审判。三人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正午12时，三人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当南京雨花台传来正义的枪声时，在日本东京，松井石根，这个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他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了。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先后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妇女遭到野兽般的奸淫，一群群日军暴徒用枪弹、刺刀不停地制造举世罕见的死亡和恐怖。

　　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打断莫罗的发言，要求把所有概括和带结论性的言词从庭审笔录中删去。

　　首席检察官季南起身大声驳斥伊藤：“不可否认的是，南京沦陷后，紧接着是一连串对数万名战俘、和平居民和妇女儿童的杀戮、欺凌和严刑拷打，是对毫无军事意义的众多房屋的破坏。这个事件就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史上独一无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删去？！”

　　松井石根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兄弟之争，他们在南京的军事行动是有组织有控制的。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了20万。……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

　　法庭所做出的这个估计无疑是相当慎重、甚至是保守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写道：

　　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罪恶行动。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11年后，同样也是冬天，1948年12月22日深夜，松井石根和其他6名日本战犯相继被执行绞刑。

　　中国南京的市民终于看到了正义之剑的凛冽锋芒。

第四集 尸山记录

　　南京大屠杀期间，沿江一带是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人数最多，次数最为频繁的地方。

　　“1937年12月14日傍晚，我的祖母郭史氏，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是在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服役，就是到下关中山码头，沿江一带去寻找。只看到一堆一堆尸体正在燃烧，马路上到处都流淌的血水和人的油。（我祖母）没找回自己的儿子，只找回了一只日本的那个白铁桶，那个铁桶当中还有半桶汽油。”

　　郭永柱的父亲凭借一块木板，侥幸地渡过长江，得以生还。而成千上万的中国战俘和平民横遭杀害后又被焚尸；有些，甚至被活活烧死了。

　　原第16师团步兵33联队的士兵上西义熊承认：“往尸体上浇上油就直接烧了，烧尸体的事我们干了很多回，数都数不清了。”

　　原第13师团65联队的分队长栗原利一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焚烧尸体的情景：“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然而，缺少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

　　就在郭永柱的祖母捡到铁桶的当天，日军在焚烧中国遇难同胞尸体的同时，开始向长江大量抛尸。

　　原目黑辎重兵联队兵站汽车第17中队的村濑守保，不仅拍下了这些照片，而且还提供证言说：“江边上尸体堆积如山。这就是长江岸边大屠杀的现场。尸体穿军服的几乎没有，大部分是穿便服的平民，也有妇女和儿童。尸体被浇上油焚烧，呈现出焦黑颜色，发出刺鼻的臭味。工兵部队在进行作业，把尸体用带钩的绳子拖入江中。”

　　南京大屠杀的十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个叫太田寿男的日本战犯交代了在南京抛尸灭迹的事实。

　　太田寿男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讯问员问：“在你处理的尸体中间，有多少是负伤而有活气的？”

　　太田寿男回答：“在我处理的19000多尸体中间，带活气负伤的人350多名。”

　　又问：“你对带活气的是如何处理的？”

　　回答：“我对这些负伤带活气的人，命令部下用铁钩子将其绝命再搭到船上搬运的。”

　　太田寿男供认：从1937年12月14日到18日，他所供职的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10万具中国人尸体。加上作战部队处理的5万具，总数为15万具。在整个15万具尸体中，军人仅为3万，其他均为南京市民，市民的尸体中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儿童……

　　在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12月17日入城式的画面上，原本满街的尸体看不见了，看到的是趾高气扬的松井石根一帮将领以及盛气凌人的日军官兵。

　　其实，大量的尸体就堆积在他们的背后，在日本记者的镜头以外，中国人的遗骸仍然触目皆是。

　　参加入城式的原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三上翔回忆说：“去的路上，附近的小公园、小广场，可以说没有例外，到处都是堆积着山一样的遗体。那些人是中国兵还是市民，完全不清楚。有光着身子被杀的，有像念珠那样串在一起的，枪杀和刺刀刺杀的痕迹，多得太过分了。”

　　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下村宇一郎说：“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

　　甚至松井石根也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早上10时出发，视察了挹江门附近及下关。这一带还是一片狼藉，到处遗弃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清理工作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到了1938年1月23日，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随部队从下关码头乘船的时候，他不仅看到“惨遭屠杀的尸体在水边堆积如山”，而且还看见：“水上工兵过来吃力地在小船上用长杆铁钩像钩腐臭的萝卜一样地把这些尸体钩到船上再放到江水里冲走。

　　而此时，已经是南京沦陷后的第四十天了。

　　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情景，已经成了这座城市惨痛的记忆。

　　上新河镇与江东门之间的江东河畔，曾经是日军大规模屠杀的场地。在这一带被集体杀害的中国军民多达2万8千7百余人。

　　南京到处都是尸体，安全区的范围内也不例外。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再要求日军妥善处理中国人的尸体，却总是受到阻挠。拉贝先生在1938年1月的一份电报中说：“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床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在幕府山下的大湾子，钮先铭所见到的成片成堆的尸体，使他“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钮先铭，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兼团附，12月12日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幕府山下的永清寺，情急之中削发为僧，法名二觉。

　　铁蹄之下的南京，哪里还有什么“佛门净土”！他一次又一次受到日军盘查。

　　入住永清寺的第二天，钮先铭惊魂未定，就被日军强征挑柴到上元门，目睹大批中国战俘聚集在江边，一百多个日本兵“四面都架着轻重机枪，将人数超过百倍的散兵包围着。”

　　三天后的傍晚，大批日军突然来到永清寺周围的石榴园，砍了许多树枝，长约五六尺，前面还留了树杈。入夜，钮先铭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

　　十多天后，钮先铭才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在永清寺下游一两公里一个叫大湾子的地方，看到了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那天日本兵到永清寺来砍石榴树枝，原来是用作推尸体的工具。可是尸体有两万多具，日军“尽管是想尽方法用树杈推到江里去，却无法使其畅流，以致使那么多尸体，完全滞积在浅水和沙滩的旁边。”

　　教导总队第2团第3营勤务兵唐广普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他说：“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机枪停了，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

　　南京在恐怖、血腥之中度过了1938年的春节。

　　钮先铭回忆说，春节后的一天，几名日本兵带来了一群臂上都佩带着红十字会标志的中国人，他们要寺院派一两个人，共同去处理那些被集体屠杀的尸体。

　　钮先铭提到的红十字会，是一个慈善救济组织。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会址在小火瓦巷，南京沦陷后，又在宁海路上设立了临时办事处。

　　12月16日，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派人在安全区内收尸，但是日军抢去汽车，甚至将14名工人扣留，把棺材也全都砸坏了。

　　日军官兵普遍认为，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必被收殓的。如果来不及焚烧或者抛入长江，他们宁可让大量的尸体横卧街头，暴露野外。

　　然而，过了不久，日军却又找到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要求他们组织人员收尸。

　　日军为什么会出尔反尔呢？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来解释，这是因为“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在日军的同意和批准下，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立了掩埋队。

　　迄今发现的红十字会最早的一份埋尸统计表为1938年3月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地址及男女口数一览表》，除了记录收埋尸体的数字，还附有死亡状况的说明。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共收埋尸体4万3千多具，其中应当包括12月13日早晨被日军杀害的常志强父母和他的弟弟：

　　私人慈善组织南京市崇善堂，沦陷前夕由城南金沙井迁入安全区，组织了“崇字掩埋队”，是当时收埋尸体最多的一家慈善团体，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收埋尸体112266具。

　　“尸体用手拿已经都拿不起来了，就用过去卖鱼的那个手钩，就拿手钩拉。这边一个头，一个膀子，一条腿，尸体都烧过。干了一天，算是挖了四个坑。一个坑都有15米长，8米宽，深呢都有4米深。”

　　为了考证崇善堂埋尸数字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对有关档案史料进行了地毯式搜寻，意外地发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档案馆、南京地志博物馆，三个版本的记载基本一致。

　　另外，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等团体，共掩埋尸体四万二千多具。南京的慈善机构总计收埋遇难同胞尸体19万8千多具。

　　与此同时，南京的一些市民也自发地组织临时掩埋队。

　　鸡鹅巷清真寺的以玛目王寿仁，带领南京各个清真寺的以玛目、阿訇组成了回民掩埋队，地址设在豆菜桥28号。以收葬回民为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殡葬，三个多月中，仅在五台山地区，即收尸400具。

　　木材商人盛世征、昌开运，从日军大屠杀中逃脱以后，“可怜死者抛尸露骨”，内心无法忍受，就出资组织城西市民掩埋队，收埋尸体28730具。

　　市民临时掩埋队加上南京伪政权，共收埋尸体六万多具，而且都留下了原始的记录和凭据。

　　还有，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民众自行掩埋亲友尸体的案例，也达到119件。而有关的口述资料，则进一步显示这一方面的范围更广，数量更多。

　　这座碑，是由南京东郊湖山村的村民自发集资建立起来的，以纪念这个村被侵华日军屠杀的64名同胞。

　　戴昌继、陈开荣、戴兴钏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是装在大衣柜里埋掉的。

　　湖山村当时有村民200多人，三分之一被杀，15家绝户。

　　尽管日军大肆地毁尸抛尸，尽管中国人在不断地收埋尸体，但是，南京大屠杀将近一年后，遇难同胞的遗骸仍然时有发现。

　　在南京紫金山以东，就有3000多具遗尸暴露于野外。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尸体“为军为民为男为女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伪南京市政督办高冠吾责成卫生局派人收尸，集中丛葬，并在灵谷寺东立“无主孤魂墓”碑。

　　可是，1941年春，该墓葬“全部崩溃”。于是，有关修复的报告，在伪卫生局、伪陵园警卫队、伪工务局与伪市政府之间转来转去，一直转到这一年底，任务最终落在伪工务局。预算方案出来，伪局长批示：“暂行缓办”，事情遂不了了之。

　　原先的“无主孤魂墓”，现在除了碑文拓片和历史照片外，墓葬及墓碑，已经荡然无存。

　　1985年，南京市政府在原址修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东郊丛葬地纪念碑”，以纪念在茆山、马群、马鞍、灵谷寺一带遇难的中国军民。

　　与这座纪念碑同期落成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建立在江东门外的“万人坑”丛葬地遗址上。

　　这是一个非正常死亡后的非正常埋尸地点。

　　这些遗骨，层层叠压，最多的地方到七层。遗骨的个体保留，也是多种多样。

　　1998年到2000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用两年时间，从考古学、医学、法医学、史学等多方面对这处“万人坑”的局部进行了科学考证。

　　此次发掘，仅在这一局部的表层，就挖出208具尸骸，其中12岁以下32具，按照检验的规范统一登记编号，逐一检测研究。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使用荧光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这些尸骨进行了微量元素测定。鼓楼医院的专家对随机提取的颅骨检测骨密度，结果是1.803，经过数据检索，对应埋葬的年代，应该是60年左右。

　　这一检测结果表明，所挖尸骨的埋葬年代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完全一致。

　　曾经遍布于南京城郊四野的丛葬地，只能从照片上看到旧时的面貌了。

　　这些照片是为1946年出版的《敌人罪行照片集》拍摄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而今抗战胜利了，敌人的罪行，我们正在这里收集了。我们带领了掩埋者和摄影者到这些荒冢上来拍摄照片。我们对这些惨遭杀戮的同胞，不禁要号啕大哭……”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四万三千余具；

　　南京市崇善堂收尸十一万二千余具；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收尸二万二千余具；

　　南京同善堂收尸七千余具；

　　南京代葬局收尸一万余具；

　　顺安善堂收尸约一千五百具；

　　明德慈善堂收尸七百余具；

　　市民自发收尸四万二千余具；

　　伪政权收尸一万六千余具；

　　日军抛尸灭迹约十五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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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　国际救援

　　早在1937年的冬季来临之前，战争的血雨腥风向着南京猖狂聚集的时候，忧心忡忡的人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旦南京陷落，偌大的城区范围内，哪儿才可以找到一块安身之地呢？

　　战乱中的南京民众是不幸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这样描述：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

　　他们所向往的这个安全区域，就是由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建议创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15名成员中包括约翰·拉贝、约翰·马吉、贝德士、米尔斯等人。

　　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同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

　　贝德士，美国人，金陵大学教授。曾经在耶鲁大学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米尔斯，美国人，从1933年起就开始服务于南京长老会海外布道托事部。

　　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表示：“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

　　在六天后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人乔治·费奇被正式任命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乔治·费奇出生在中国苏州。他热爱中国文化，并且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费吴生。

　　12月8日发布的《告南京市民书》，标志着南京国际安全区已经开始运行，文告用肯定而热情的语气发出召唤：“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承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难民如同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安全区。与此同时，南京的外围阵地已经失守，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变得万分险峻。

　　无论是拉贝主席和他的志同道合者，还是云集而来的难民，此时都相信这个安全区也许是救苦救难的“诺亚方舟”。

　　在安全区西部，清凉山麓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2月8日收留了第一批妇女和儿童。将学校设为难民所的是美国人明妮·魏特琳，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1937年7月，她本来在青岛休假，但是，当她获知“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就立即返回学院。南京沦陷时，她和少数教职员工留了下来看管校园。

　　这一年，她51岁。

　　“12月12日，星期天。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

　　这一夜，气温骤降，屋顶一片白霜。下半夜，已经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

　　就在这天上午，一队日本兵首次出现在南京国际安全区。

　　费奇在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情况：“上午11时，……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候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

　　对于日军来说，安全区的残杀这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12月13日这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

　　安全区也不安全，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打破了组织者最初的设想。

　　为此，善良的拉贝先生多次驱车前往日本大使馆交涉，但无济于事。在路上，他才真正了解到南京被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他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

　　12月15日中午，拉贝先生终于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在会晤纪要中，这位日军指挥官表态：“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谁知，当拉贝刚返回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勤杂工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一队日本士兵又闯入安全区，将1300名原中国士兵捆绑起来。

　　拉贝和米尔斯等人试图解救这批人，但是白费口舌，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拖走枪杀了。

　　尽管日军参谋长还向拉贝承诺：“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司法部难民所的大约五百名警察，加上其他难民，共计2000多人，被日军驱赶到汉中门外，先遭到机枪扫射，再被刺刀捅，又浇上汽油焚尸。

　　这个影像片断是马吉牧师从窗口拍摄到的，时间是日军攻占南京的第四天，12月16日，地点在南京安全区内的上海路。当时，他看到一队日军士兵突然闯入安全区，灾难降临了，日本士兵开始四处搜寻中国男人。

　　画面上的日本士兵正在来回走动，不断有中国人被拉入已经排成的队列中。这些都是被怀疑为当过兵的人。他们的命运马上就会发生变化，凡是被拉进这个队伍的人，只要带离安全区，就会立刻被残忍地杀害。

　　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恳求他们放了她的丈夫或是儿子。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那一刻就是她和她的亲人生离死别的永远定格。

　　画面上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正是当时南京安全区的缩影。

　　就在马吉牧师拍摄这段影像的当天下午，当年24岁的刘永兴在位于安全区东边的大方巷被捕。

　　他本是个裁缝。日军把五千多个从安全区抓到的年轻人和他一起，驱赶到中山码头集体屠杀。刘永兴跳到水里装死，侥幸活了下来。

　　还有许多人在安全区内就被处决了，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随时都可以变成刑场……

　　米尔斯的女儿回忆说……

　　“有一件事是我父亲亲眼目睹的，有一次他看见一些中国男人被抓起来，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老茧。而日本人说，有老茧就可能是携带枪的中国兵。日本人把这些人用铁丝捆起来，往他们身上浇油，烧死了他们。”

　　南京，这座一度积极推行过首都建设计划的城市，如同倒退至蛮荒时代，一片死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沦陷 日军开始持续六周的大屠杀 强奸 抢劫 焚烧。

　　日军的暴力、抢劫、纵火和强奸事件，就像瘟疫一样在这座以历史文化著称的城市中蔓延。

　　起初，魏特琳根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实际情况，按照每个难民人均16平方英尺，也就是大约1点5平方米的空间计算，估计只能容纳2750人，但是，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人。

　　魏特琳在写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方的报告中说：“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父亲的面容。他们拜托我们说：‘就是在露天地里也行，只求你们给她们一块睡觉的地方。’说罢，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了入城式。

　　仅仅是这一天，日军在南京城内所犯下的各类暴行中，强奸事件超过了一千起。

　　也就在这天下午，金陵文理学院内的部分妇女和孩子，分成两批转移到金陵大学。每一次，魏特琳都是走在队伍前头，护送着他们穿过险象环生的街道。

　　日军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就不分昼夜地闯进来绑架妇女，甚至当场强暴。魏特琳挺身而出，四处奔波阻止他们。

　　魏特琳被难民称为“活菩萨”；但被日本兵恨之入骨，被他们打过耳光，受到过带血刺刀的威胁，日本兵还举枪向她瞄准。然而，当他们命令魏特琳离开校园时，还是遭到了严词拒绝，“这是我的家。”魏特琳说：“我不能离开！”

　　尽管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但正如马吉牧师所说：“如果我们不在这时建立安全区，并且为保护民众而忙碌，悲剧将更为恶化。”

　　马吉牧师参与救援了大量面临日军屠杀的中国平民，而且为受伤的士兵与平民能够得到治疗而积极奔波。

　　这些令人惊悚的现场画面，是他在金陵大学医院拍摄到的，仅仅是这所医院的几个片断。

　　画面上的这个小女孩已经成为孤儿。就在不久前，这个只有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躲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日本兵杀死了她的父母，并用刺刀刺伤了她的肘部。

　　这是长江上一条小船的主人，这个男子被日本兵开枪击中下颚，随后，他就被浇上汽油焚烧。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还是拖着身子来到医院。但是，他到医院20个小时后还是死去了。

　　这段画面上的受伤者是个搪瓷店职员，仅仅因为一个日本兵向他要香烟，而他没有，日本兵就拔出军刀劈了过来。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已完全瘫痪，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10天。

　　金陵大学医院，又叫鼓楼医院。医院的绝大多数医务人员已经撤离，罗伯特·威尔逊是留在这里的惟一一位外科医生。

　　威尔逊，美国人，生在南京，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在哈佛医学院获博士学位。

　　31岁的威尔逊送走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自己坚决地留了下来。

　　他对南京的状况痛心疾首。12月18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19日，他又写道：“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尽头？！”

　　遭受日军伤害的平民百姓挤满了医院。威尔逊医生对其中一位勇敢的年轻女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妻子：“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

　　威尔逊医生提到这位孕妇名叫李秀英。

　　李秀英一息尚存，被送进了鼓楼医院。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7处，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南京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对于遭受劫难的市民来说，严酷的冬天才刚刚开始。而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来说，从日军入侵南京的那一刻起，与侵略者的搏击就同时拉开了序幕。

　　南京沦陷后，40岁的贝德士不仅热心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而且还逐日登记日军暴行，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6名清道夫，在鼓楼住处被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杀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图书馆，突然扑向7名女难民，其中3名被奸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并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不断发生。由此产生大混乱。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拉来4名少女强奸，两小时后离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闯入锏银巷路中国人住宅，强奸4名妇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中国人住宅，强奸1名少妇，并拉走3名妇女，其中两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枪杀。

　　12月15日夜，许多日本兵闯入金陵大学建筑物内，强奸了30名妇女。其中几名妇女被6名日本兵轮奸。

　　12月15日夜，许多日本兵闯入三条巷的民宅，强奸了很多妇女。

　　……

　　贝德士的抗议信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

　　这些记录和抗议信被一次次递交给日本大使馆，但大使馆的官员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说“我们无能为力。”

　　马吉牧师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也提到了日本方面的傲慢态度：“类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发生。当我把这些事告诉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把这些事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他也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由于日本当局对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内实施暴行的漠视与纵容，才导致了日军在安全区里肆无忌惮的挑衅与暴行愈演愈烈。

　　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教授在他所著的《南京难民区百日》一书中对日本军队作了这样的分析：

　　“‘以征收为名进行掠夺’的心理引发了日本兵普遍对中国妇女施暴，日本兵惯于用掠夺暴行来满足食欲，对于性欲这样的生理欲望也势必用暴力来满足，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兵的心理状态就是如此。……不仅仅是性暴力，还有偷盗，抢劫，纵火，虐待，任意杀戮老人和儿童，甚至是婴儿……”

　　日军攻占南京的第三天，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第一个将亲眼所见的南京屠杀消息发往美国。12月17日，另一名美国记者杜丁也向《纽约时报》发出特别报道指出：“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

　　日本政府意识到真相败露的严重性，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新闻封锁，南京成了一座与外界隔离的大陆孤岛。为了对世界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日本政府集中其全部力量发动了一场闪电宣传攻势，妄图粉饰这场史无前例的血腥罪恶。

　　江南水泥厂距离南京城区大约20公里，26岁的辛德贝格和35岁的德国人京特博士，在那里收容了三万多难民。

　　日本当局低估了坚守在南京的安全区组织者的力量，从拉贝到各个成员，他们利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展开反击。

　　“他们包括一些使领馆，外国人，他们打的报告，文章，新闻报道，胶片，甚至日记，特别是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记录，留下了一批如山一样，不可动摇的，很有力的这些证据。”

　　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真相，1938年1月，马吉牧师拍摄的电影胶片由费奇冒着生命危险带到上海，在美国租界内的柯达公司冲洗出来。这部影片的拷贝最终被带到了西方世界。

　　这是一张自制贺年卡，在画面上留下名字的，是全体留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1937年除夕，拉贝主席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迎新晚会。他们彼此鼓励着，尽管艰难，但也要坚持。

　　晚会上，拉贝拿出盖有南京安全区标志和国际委员会印章的贺年卡，让在场的所有委员签名后，分发给大家。

　　拉贝的心情每个人都清楚，那就是，必须记住这段特殊的日子。

　　晚会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委员们又匆匆返回各自的岗位。

　　1938年春节，南京城降下一场大雪。日本占领军已经一再发出关闭安全区的威胁，然而，人们并没有丧失希望。

　　这一天，一个右臂上套着日本袖章的中国男孩走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把他喊住，激动地说：“你不用佩这个太阳徽，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并没有亡，而且绝不会亡！你年纪还轻，可是我要你牢牢记住！”说着，魏特琳摘下那只袖章，把它抛在地上……

　　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解散。

　　1938年5月21日 南京安全区正式关闭。

　　南京安全区共保护过20余万难民。

第二集 血海金陵

　　南京大屠杀的预谋，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宣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扬言，“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已经发出一连串由他签署盖章，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的命令，内容是“杀掉全部俘虏”。

　　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叫嚣：“日本决意继续战争。”“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他一次又一次下达了轰炸南京的命令。

　　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第6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的町田说，部队早就下达过命令“无论男女，凡是活着的，一律杀掉，即使一只猫也不要放过！”

　　这个师团的中队长天野乡三更是公开号召士兵：“抢劫、强奸、放火、杀人，什么都可以干！”

　　第16师团是围攻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

　　该师团的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两个少尉，从无锡打赌“百人斩”竞赛，沿途杀向南京。12月10日中午，部队到达紫金山麓，他俩已经分别砍杀了106和105人。因为分不清到底是谁先杀满100人，胜负难决，于是决定竞赛继续进行，目标增加到看谁先杀满150人。

　　站在紫金山上眺望着南京城，向井敏明对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说：“不知不觉中，我和野田都超过了一百人，好高兴啊！”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守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轰然瓦解。

　　六朝古都沦陷之日，成为扶桑之国狂欢之时。

　　松井石根在亲自起草的《攻占南京城要领》中已经明确规定，无论中国守军投降与否，都要进城扫荡。

　　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

　　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突遭横祸，顷刻之间家破人亡……

　　常志强本来住在夫子庙附近，沦陷前夕，在逃往难民区的途中，全家八口人和一群难民在内桥南面的王府园过了一夜。这一夜，常志强感到天气特别冷。第二天早上，大家正准备离开，然而，灾难降临了……

　　“就听见外头喊，日本鬼子追的人喊杀的那个样子，救命啊，跑啊，叫，叫得很惨。”

　　大家吓得全都愣住，而日本兵已经冲了进来……

　　“冲进来，一进巷口，他看到我们这些向外走的人了，他端起枪来，步枪，端起来啪啪啪打枪。这一打枪，前面两三个人就倒下来了。”

　　常志强的父亲当即中弹身亡，日本兵一面开枪一面逼近……

　　“逼近了以后，到里头，枪他不好开了，就用刺刀，枪头上的刺刀捅……”

　　常志强的母亲被一刺刀戳倒……

　　“我母亲跌下来了，夹着我的小弟弟还没有放松，还夹着我弟弟，撑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后，鬼子接着又来第二刺刀。第二刺刀又捅过来了。这时候我母亲，我母亲个子还比较大，身体也好，我母亲一把就抓住他的刺刀，推着，不给他戳。当时我和我姐姐都吓得大哭，哭起来了，拼命地抱着妈妈哭。鬼子把刺刀猛一下给拔出去，我母亲的手划得血淋淋直淌。最后，刺刀拔出去以后，他接着，一刺刀捅过来。这一刺刀捅来，捅得比较重了，我母亲就倒下来了。我小弟弟在地下哇哇地哭。哭着就朝我妈妈腿面前爬。鬼子顺手就把刺刀，走我弟弟屁股上头一刺刀，一挑，摔得老远的。”

　　常志强的另外三个弟弟，分别只有四岁、六岁和八岁，他们一个个地被日本兵的刺刀夺去了生命。

　　“我姐姐也被戳昏死在地下，比我大两岁。一个鬼子跑过去，拎着她的头发，把她朝旁边一摔，挡着我的去路，我在那边，这时候我也在哭在喊……喊着喊着，我这个眼睛，当时我心里不舒服，眼睛冒火花，嘴里要吐清水，就一下昏过去了。”

　　等到常志强和姐姐苏醒过来，那几个日本兵已经不见了，留下的是满地尸体。常志强的母亲在临终之前还挣扎着给身受重伤的孩子喂奶……

　　年仅10岁的常志强和12岁的姐姐抱头痛哭。而此时的南京，就像他俩的父母兄弟一样，随着日本军队的铁蹄所至，更多的中国人也正在遭到戕害……

　　极少数的外国人执意留在南京，亲身经历了日本军队带来的浩劫。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就是其中之一。马吉牧师用他那部16毫米摄影机，冒着生命的危险，记录下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实况。

　　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只有日本军队在到处活动。

　　在原先最高法院的门前，这辆日军坦克正在从中国人的尸体上开过去；在光华门，这些日本军官正在欣赏他们攻城时打出的累累弹痕；在和平门，这些日军士兵正在升起气球，进攻南京的时候，日军就是靠它观测炮击的目标；……在石城内外，众多的和平居民正在遭受血光之灾，而那些被俘的守城官兵，正在被一批批地押上屠场……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回忆说：“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击日军无数暴行。”“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凄惨的大屠杀。俘虏们在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我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正当铃木二郎目瞪口呆之际，在三汊河，日军的又一个大屠杀现场，国民革命军83军156师466旅931团步炮连的士兵骆中洋，正在想办法逃出重围……

　　与此同时，在中山码头附近，国民革命军88师538团2营4连的士兵张士荣，和一批被俘的中国军人，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骆中洋设法逃脱了屠杀现场，但是和他一起被围困在三汊河的一万多中国军民，绝大多数未能生还。

　　正在坐以待毙的张士荣，被日本海军挑去做修理码头的“苦力”……

　　在侵华日军的词典中，所谓扫荡，就是屠杀。至于“处理、解决、处置、处分、处刑、扫除”等等，其实也是屠杀。在日军的命令文书、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以及老兵的回忆中，这些字眼儿比比皆是。

　　以“处理”为例：

　　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15000人。”

　　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还写道：“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7000—8000人。……处理掉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东史郎当时具体参与执行了“处理”的命令……

　　“12月14日，我们从国际难民区抓到五百人，把他们带到玄武湖通通杀死。12月16日，我又接到上级的命令，收容两万名中国俘虏。因此，我们到了马群镇。虽然上级说有两万多人，但我们去看了，大约有七千三百人左右。我听说要把这七千三百多俘虏“处理”掉，当时我想，七千多人，这么庞大的数字，应该不会全部被杀死。后来这七千多人，按照五百人一组、四百人一组，全被杀死了。”

　　南京沦陷第三日，松井石根再次命令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

　　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二等兵田所耕造说：“我在城里扫荡过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怎样枪杀和刺死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的脑袋砍下来。

　　正是松井石根再次命令扫荡的这一天，12月16日，张士荣在中山码头附近的惠民桥旁，目睹了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

　　“在桥底下，拉出来了一个带伤的我们的同志，就在马路边的台子上。一个日本海军，是个伍长，抽出来刀，一刀就把头给他砍掉了。”

　　张士荣心如刀割，与他一起做“苦力”的战俘，有两个哭出声来。

　　“到晚上回来了以后，把那两个同志啊，弄去揍啊，揍得死去活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去做工，就把那两个同志先弄出去了。弄出去就没有回来，就砍死了在江里。”

　　12月17日，松井石根在日记中洋洋自得地说：“今天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对于眼前从未经历过的盛大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啊。”

　　然而，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悲剧的证人》一书中指出：“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纵容部下为非作歹、滥杀无辜的谷寿夫受到表彰。

　　12月21日，松井石根命令第16师团负责警备南京及其周边地区。

　　国民政府的原址，成了第16师团的司令部。中岛今朝吾以蒋介石的官邸充当自己的住宅，并在日记中强调：“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应该归我使用”。

　　身为师团长的中岛今朝吾，只是为了“试斩”，叫人用他的军刀砍下过两名中国战俘的头颅。他对日军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的行为毫不在意，说是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理”。

　　1938年1月下旬，第16师团调离南京时，不仅中岛今朝吾的行李陡然增加许多，而且师团所有人带的行李都超过了规定数量的两倍。

　　第16师团在下关登上轮船，队伍中的东史郎注意到了码头上这样的情形……

　　“昭和13年，1938年1月23日，我们从这里乘船去大连。在码头上，我看得很清楚，我们进城40天后，仍然在码头杀人。我不清楚杀了多少人，是用卡车运来杀掉的。”

　　东史郎所说的杀人场面，张士荣天天看在眼里，已经成为他终生惨痛的记忆。

　　尽管日语把照片称为“写真”，然而，与日军一起涌入南京的随军记者所拍摄的照片，只要稍稍透露出事实真相，就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日本战败后，军部下令“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但每日新闻社大阪总部却保存了所有的照片，并在1998年编辑成两册《“不许可”写真集》出版。

　　从当年“不许可”发表的照片上，对于日军的侵略罪行、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可以看到冰山一角。

　　除了记者，日军官兵普遍有一种变态心理，喜欢把杀人、强奸作为英雄壮举“立此存照”。他们用镜头将人们带到了犯罪的第一现场。

　　正是日军自身留下的罪证引出了这本相册背后的故事。

　　“38年的1月份，有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个战刀进来了，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叫我们每样洗一张……”

　　冲洗出来以后，罗瑾一看，不禁怒火中烧，照片上竟然都是这些内容……

　　“我就到里边去的时候，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一卷凡是杀中国人头的和强奸的，我都把它每样多印了一张出来。”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1938年，美国《瞭望》杂志发表了一张日军在南京刺杀战俘的照片。说明词中写道：“这张照片是日本人自己拍摄，胶卷送到上海冲洗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工作的中国人多洗了一套，然后偷偷带了出来。”

　　另外一组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1943年10月1日出版的美国《画报周刊》上。

　　2003年，又一本日军老兵的摄影集公布于众。

　　这是一个名叫伊藤兼男的日本航空队队员留下来的。照片记录了1937年7月13日至1938年3月30日期间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及以后几个月的照片有144幅之多。每一幅照片之下，都有伊藤兼男本人写的详细文字说明，标注了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和出处。

　　这一页，大概伊藤兼男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在册页的右上角写了个“惨”字。照片上的日军，随时准备着给还有口气的遇难者补上一枪——这，就是大屠杀的场面……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屠杀：

　　燕子矶集体屠杀五万余人；

　　草鞋峡集体屠杀五万七千余人；

　　鱼雷营、宝塔桥一带集体屠杀三万余人；

　　煤炭港集体屠杀三千余人；

　　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一万余人；

　　汉中门外集体屠杀二千余人；

　　三汊河集体屠杀二千余人；

　　江东门、上新河一带集体屠杀二万八千余人；

　　凤台乡，花神庙一带集体屠杀七千余人

　　仙鹤门集体屠杀七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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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出师未捷身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