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 料 】千 古 草 包 张 学 良 专 辑 -- 发泡剂

一

张学良绝对的庸才一个，就冲他不放一枪的放弃了东北就该被审 判。

不要把责任全推倒蒋介石的头上。

　　老蒋命令张学良打红军他为什么不听？为什么反而把老蒋抓起

来？这说明张学良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如果不是他惧怕日本人和

想保存势力，谁叫他离开东北他都不会听。

　　他的东北军是他的私人的武装，不是中央军。所以他完全可以

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保卫自己的地盘与自己的乡亲。二十万东

北军号称兵强马壮，却被 二万鬼子打得蜂拥入关，虽然解释是中央

电令绝对不抵抗，但是没有中央，奉系军阀也吃喝了很多年了吧？更

何况杨靖宇、赵一曼等人非关东人士却前仆后继殊死抵抗，难道他们

就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了？说张是名将，这名将也太容易当了些。日

本占领时期连妓女还用剪子把鬼子的“老二”绞下的事发生！他领军

20万， 家财万贯，风光无限，他干了什么?就算退一万步说，军队和

地盘是 军阀的生命线，这点道理连一般的土匪都懂，可我们的少帅怎

么就不明。）,他却带著几十万军队跑出来了，你说该不该吗！老蒋最

后还要让他与共军互相残杀，真个一个弱智！结果他和共党打得火热，

结果一个西安事变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至使蒋错过“剿匪”的黄金时

机，到49年被赶出大陆。

　　他做过的好多事都可以用做贼心虚来解释，西安扣蒋动机复杂，其

中私心极重，想推卸 责任。

　　您早干什么去了？有本事捉长官，不敢向占领自己家乡的敌人开一

枪。陪老蒋回去想证 明自己人格高尚，这厮以为如此就能心安理得活

下去，让老蒋这个小心眼觉得欠了他的，净玩这小算计。实际上丢掉东

三省足够留一世骂名了。

　　一代名将？你看看他的东北军，再看看林彪的东北军，就知道

什么是一代名将。东北军打

日本不敢，打红军也是屡战屡败。新奉军不能说毫无战斗力，当然

和林彪的无敌雄师是不能相

提并论的，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东北军予以反击，是

否能全歼当时实力有限的关

东军，至少灭了挑起9.18的那几个鬼子是不成问题的，如果那样，

对其后的历史进程又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张学良是个混蛋，至少如果当时抵挡日军一段时

间，那很有可能让日军的扩

张速度慢非常 的多，并且日军大本营可能会放弃对中国东北的进攻

，反而会向东南 亚扩张。

为此中国的财富将没损失那么多。郑重宣布张学良乃一介混 蛋罢了

。

　　张何止是庸才，根本就是个花花公子加败家子。看看他的表现

： 重用郭松龄，结果郭吃

里爬外，差点把张作林赶下台；他老子让日本人炸死，他父仇不报

，带领军队逃跑，将老张几

十年的心血送了日本人就是不孝。不能守卫领土，任由日本人占领

，就是对国家的不忠。 让

东北几千万百姓受日本人铁蹄蹂躏，就是不仁。让自己的军队被蒋

介石利用，兵源没有补充，

番号被取消。如何面对自己的部下，就是 不义。

可见其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名将？是啊是啊，指挥数倍于敌人的步兵、炮兵、空军、坦克

部队围困小小的涿州几个月

寸步不前，的确出名。要感谢傅作义将军成就了张公子的威名。看

来大家对这位“名将”与

“民族英雄”很是厌恶，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一些自知之明，就算被

放出来，也不敢回大陆看

看，怕被臭鸡蛋砸死。真不明白，现在的电视，报纸却将他说成是

英雄，大陆也就罢了，因为

他救了共产党的命，当然要报恩了，但是香港的媒体也总是夸赞他

，有病!就这样一个人物，

居然如此重要地 影响了历史进程，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色幽默。

　　就是张学良死了，也不允许回国埋葬，省著臭了我们祖国的土

地 。另外：我声明，我的

观点并不是对失败者的歧视，如果张学良失败得似项羽（项羽是我

最崇拜的军事家之一，虽然

他是失败者），也不至于给我如此恶的印象！“西安事变只能说略

赎其罪”？扣押军队统帅，

扣押上级指挥官，天下有这样的军人吗？美国的西点军校，中国的

国防大学就教学生：以后你

们的指挥官指挥出现错误，你们就把他关押起来。军人的职业准则

是什么？下级有强制上级改

变命令的职责和权利吗？就从这点上说张学良就是个土匪、流氓！

张老了以后说过：“平生无

憾事，唯一爱女人”，一副小人嘴脸。您爱女人我们不管，可您一

枪不放从东三省跑了，让鬼

子进了关，生灵涂炭，还说“平生无憾事”，您还要脸吗？

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决策？不抵抗主义如何出笼？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张到底有没有为蒋背黑锅？张下令不抵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依据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一、不抵抗主义出笼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二、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四、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五、张学良之二度不抵抗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学良也在同一天电蒋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此时，日军正向锦州推进。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面对锦州危局，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该机构是“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主要处理对日外交）秘书长的顾维钧曾在11月下旬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随后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建议中立区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不得侵入。该提案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

　　中立化方案告终后，顾维钧认为锦州不可放弃，须“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卫之。他的主张得到特种外交委员会和蒋的赞同。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依然钟情于不抵抗主义。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他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国民政府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3日，顾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同上）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同上）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联名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以坚张守锦州之心。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致电反对撤退锦州驻军，但张学良却无意抵抗，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此时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欲壑难填，但认为如无全国发动，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因而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5日，国民政府鉴于锦州危急，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但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29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张的不抵抗行为，再一次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

三

近来拜读老师的师兄王书君的大作《张学良世纪传奇》，该作者看来更是张少帅的崇拜者，整本书的基调就是：张学良要求抗日，蒋介石不准。请看王先生对于二十万东北军败在二百名关东军手下的“九一八事变”所作的辩解：“要求年青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迅速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准确反应，当机立断地做出正确的决策，挫败日军偷袭，全线反击，变劣为优，反败为胜，实在是难度太高。再说，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大问题，不是他一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很好，不但蒋介石，乃至“各党派、全国民众”都应该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了！只有张学良不是。如此历史学家，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历史来，自有公论，此处不赘。

鉴于王先生是美国学者唐德刚的高足，这部七十万言的著作又是根据1990年唐教授对张学良本人十余次采访所录音的十一盘录音带发挥出来的，读一些张本人的录音记录也值得。在王先生笔下，我们录得张学良本人的谈话：“我要郑重地声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下令不抵抗，是指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指1927年3月24日，北伐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亲率士兵枪毙外国领事馆职员、传教士共六人，引起英、美军舰炮轰南京事件。－wenjunq注）也好，济南事件（1928年5月3日，北伐军攻占济南，日军借口护侨，残杀我外交官蔡公时，并致济南市民死伤一万一千人。－wenjunq注）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肯受点委屈，因为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唐教授问张：“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瞎说，没有这事，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时政府方面还不是蒋先生，行政院长好像是孙科，蒋公根本不负这个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

其实，除了对唐德刚教授如此说之外，张学良本人还在1990年12月9日对日本广播公司记者说：“事变（指九.一八。－wenjunq注）后有人为我辩护，其实那时的中央并不是蒋先生，而是孙科。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推测日本不至于做得那么绝，违反国际条约对日本本身是不利的，当时连日本元老政治家币元都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吃了一个炸弹。南京、济南事件不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如果说张学良还有什么资本的话，我想，他至少还有良心，至少还不到那些“屁股决定脑袋”的人们那样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地步。须知，张说此话的1990年，蒋家王朝已不存在，他自己也早已没有任何顾忌。没有理由再去编造诸如“被迫”、“违心”之类的说辞，来否认他说话的真实性。

反过来，我们倒是弄不明白，那些拼命为张学良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们，你们一相情愿地诉说对少帅的迷恋之情，却全然不顾他本人的感受，又何苦来着？1961年10月1日，原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在他主编的香港《时代批评》杂志上发表了他本人于当年七月四次会晤张学良的谈话记录.

我确实不知道那些看见指责张少帅的文字就如丧考妣的人们，他们的热脸是否贴到老张的冷屁股上去了。

四

曾经扑朔迷离的“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人通过努力查证最近总算有了结论：张学良罪责难逃。

1931年开始，日本方面在张作良的领地东北和华北不断制造事端，二月，日资满铁公司要与东北当局谈判铁路问题。时任民国铁道部长的孙科感觉日方苗头不对，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委，以留后路。”张不以为然。三月，民国政府发现日本在抚顺、烟台越界采煤，日产达三万吨，却按照三千吨报税。张却浑然不知。接着发生了日本军队以妨碍练习为借口，围剿中国警察所事件，而且，民国政府获得大连情报：“日本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员兵、军火，并非换防，似别有用意。”张学良对此置若罔闻，非但没有引起重视并采取响应措施，反而于4月17日发《张学良为通告赴平所遗东北职务由张作相等代理电》，把东北军政大权交付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分别代理，自己跑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去“疗养治病”了。

后来又接连发生了日本军队枪杀万宝山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和关东军特务中村震太郎大尉化装成蒙古商人潜入东北军军事禁区侦察，被俘获后负隅顽抗而遭击毙的“中村事件”。日本趁机提出“三百悬案”向东北当局寻衅，形势已经非常紧张。而张学良正在北京与电影明星胡蝶等歌舞升平，所有东北军政大事都只通过电话遥控。对于日本方面的“三百悬案”拒绝讨论，不予谈判。

七月，在北戴河避暑的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仅依据报纸新闻便发现东北处于危急之际，向在北戴河的东北高官提出：“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和解决所谓三百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日本采取这次行动，可能要成为严重事件。”在顾的分析之后，这些官员感觉不妙，向张学良报告，张派专机把顾接到北京。顾指出：“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张学良只顾寻欢作乐，对顾维钧的形势分析不以为然。顾只好以但愿不会发生为结束语，告辞了。

在上述形势之下，蒋介石于8月16日向张学良发出“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这是要求东北军保持克制，对于“寻衅”（指“万宝山事件”）避免军事冲突，以免落入日本圈套。恰如当时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件”的电报后所指出的：“及占领沈阳之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据张汉卿来电，称为不抵抗主义。其实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在戏园子里接到报告。他首先考虑在内部协商处理办法，商量来商量去，直至19日早晨也商量不出个办法，于是请来他的特别顾问顾维钧，在顾维钧的建议之下，才决定向南京中央报告。为拟就报告电文时又费去不少时间，而且把事态的严重性说轻了。南京方面，老蒋恰于头一天飞赴江西指挥“剿匪”，国民党中央党部至晚上8点才召集紧急会议讨论。20日中国报纸才发布消息，比日本方面整整晚了一天，在外交上造成被动。而外交部19日发出的抗议照会一开头就“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使事实上的侵略行径变成“冲突”，尽管第二次抗议照会予以更正，但影响已经不能挽回。22日国联理事会特别会议决定向中日发出的紧急通知书称：“请两国将军队撤回原防，停止攻击。”

9月21日蒋介石匆匆赶回南京，决定“一面向国联申诉，一面团结国内”，号召全国人民“共赴国难”。却没有任何军事举措。24日，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个态度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所谓不抵抗的主张是张学良自己的意见，推到老蒋头上是行不通的。蒋认为：“日本侵略东三省，不是把沈阳占领了几天，就随随便便退出去，他的传统政策，是以侵占沈阳为扰乱中国的根据地。”同时，当东北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向蒋汇报时，蒋对其进行了婉转的规劝。在当天蒋的日记中记载：“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条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张学良正是“九一八事件”的罪魁祸首！他直到9月24日依旧认为“不过寻常寻衅性质”。正是他的如此眼光短浅，所以在事变发生之前的毫无防备也就不是偶然的。而他却把持着东北军政大权，蒋介石如果有责任也当是无法统一全国军政的责任。接到张学良24日电报后，他担心的就是怕张学良单独与日本谈判，签订“丧土辱国之条约”。他把外交解决作为军事行动的前奏，也无可厚非。一是此举符合当时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二是中国确实在实力上逊日本一筹，无可奈何之办法。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如果外交解决不能奏效，“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9月30日，国联根据中国的提议，做出限令日本于10月14日前撤军的决定，当时参加国联会议的日本代表也表示接受这个决定。张学良欣喜若狂，立即作出和平接收东北的具体安排。10月6日蒋介石电告张：“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果然，日本方面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10月9日才有答复：先谈撤兵条件，然后才能撤兵。并抗议中国的“排日”举动。13日，日本向国联递交《国际联盟理事会通告及帝国政府回答》，提出要与中国直接交涉，并提出交涉的五项原则。表示，日本并非决心侵略，不过希望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国民政府内立即发生分歧，以宋子文、戴传贤、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要日本服从国联限令是不现实的，国联的性质也不具备强迫任何政府接受它的决定。为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并使日本失去口实，可以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与日本谈判。另一种意见认为：谈判的前提是日本无条件撤军，“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

而当时国内民众情绪已经群情激昂，9月28日，三千多大学生冲进外交部，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王趁机以养伤为由辞去外长职务。国内各党派团体，以及传媒也激烈地抨击主张谈判的意见，“汉奸”之声不绝于耳。同时，国联卫生局主任拉西曼也明确告知蒋介石：“中国应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蒋于是改变了他在10月19日与宋子文、顾维钧等商定的谈判详细办法，推翻原定方案，重新起草了给国联代表的训令。11月2日，蒋决定：“政府方针大致：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宜先表示。另用间接方法催其撤兵。”后来于12月5日开始的国联李顿调查团，不在本次话题之内。

从上面介绍的历史情况，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张学良对于“九一八事件”是负有无可推脱的责任的。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奉命”隐衷，其实只是在故意做秀。他把东北把持在自己手里，却毫无防备日本侵略野心的任何准备。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前，他把东北军主力调进关内，用于与石友三作战。在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把东北军政大权交付几个昏聩老臣，自己跑到北京寻欢作乐。导致日本关东军获得行动最佳时机，而东北军政当局也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甚至老张家的黄金细软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后来他的抗日情绪激昂，也不过是为掩饰丢失东北罪责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也毫无政治眼光和经验，对“九一八事件”的错误认识就是最好的证明。把如此一个脓包和败类称之为“民族英雄”，实在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如此，他何以能制造西安事变，就不难想象了。其实，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已经在抗日，也在继续抗日。即使是受益最大的老毛，也没敢把西安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与日本人，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大陆官方媒体及史学界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坚持认为张学良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主义者，由于身份地位所限而被迫执行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反动命令，才导致后来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惨重后果，这卖国不抵抗的黑锅实在是全拜蒋氏所赐。但若根据当时的政治结构和时事状况来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此说无论如何难以站住脚。最近媒体批露的《张学良生前口述实录》一文，也头一次借张学良之口一举推翻了这种错误的政治历史论观点。

◎“九一八”以前蒋?p张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1928年，国民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北伐军得道多助、势如破竹，眼见着要铁臂合围兵迫京津。奉军见大势已去回天乏术，无奈之下仓皇出关直奔东北老家。 6月4日晨，东北王张作霖的专列驶经沈阳皇姑屯附近的南满铁路桥洞时被炸（炸弹安放于铁路桥洞侧上端的钢梁上），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临终只留下一句话：“我这副臭皮囊算完了，叫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快回沈阳。”正在保定督师撤退的张学良闻讯后乔装潜回沈阳，从此开始执掌东北军政大权，时年刚满二十八岁。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决然摆脱日本方面的极力阻挠，以不改编奉军为条件和南京方面达成协议，通电宣布东北自是日起， “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而完成了父亲张作霖生前的夙愿，即先“ 统二”后“统一”的“对等议和”理想。

张学良生于权门，养尊处优，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平时喜欢交际爱好广泛，跳舞、打网球、开飞机，以至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式纨绔子弟。张作霖一死犹如祸从天降，张学良精神上没有丝毫准备。虽然年将二十就出掌军旅，也曾带兵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但前有郭松龄主印后有杨宇霆牵引，自己玩心不改也落得个逍遥自在。如今父皇突遭变故晏驾归天，自个儿出头当这个家，端的是千头万绪摆在眼前，国难家仇交织一身。内有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在枕畔假寐，外有北伐军戎尘滚滚兵临城下。父亲留下的这份诺大家业，却成了担不起放不下的包袱累赘，此后乍喜乍悲命途多舛，险象环生欲罢不能，直到西安事变后送蒋回南京时踏上飞机那一刻才算释然。

张学良寿比南山不老松，与其一生得失荣辱发生过纠葛的人物，谁也活不过他。汉公老来神伤感慨系之，悲欢离合历历在目。但总结自己一生行止，唯一值得骄傲得意的事情也只有“ 东北易帜”一遭。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这样做（指东北易帜），东北不是没有了？我跟日本合作我就是东北皇帝啊！日本人讲明了请我做皇帝，只要我不跟中央合作，日本人就会捧我帮我。”事实是凭东北军当时的实力，要想与如日中天的北伐军各霸一方分庭抗礼，势必要借凉于日本这株粗树。可一旦引狼入室则会“请神容易送神难”，东北皇帝的处境即便不会象后来溥仪那样如同牵线木偶般任人摆布，也终究好不到哪去。易帜却可以避免重蹈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北洋前辈兵败散伙的覆辙，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妥协，不费一枪一弹而婉拒北伐军于关外，更不给日本人渗透染指东北事务的机会。名义上放弃对立归附中央，实际上却顺利继承了张作霖统治时期形成的东北独立王国。

在军事方面，东北不但兵马充足，还拥有当时第一流的现代化兵工厂，军饷完全靠东北各省的岁出而自给。东北政权本身有老牌的“东北讲武堂”等地方性军事教育机构来为张家军培养军犬。官兵的“东北人”意识浓厚，具有“吃张家饭”替张家卖命的封建忠义思想。在财政上，1930年度辽宁省岁收入6527万元，其中截留国家盐税收入占48%，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据当时辽宁财政局长的证言，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哥俩分家单过各起各的炉灶。在外交上，东北有独立的外交委员会料理自家官司。易帜之初张虽表示在外交问题上尊重中央的意见，然而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时，却认为中央处理此事件有损东北利益，并怀疑南京方面有借外交之名，行干涉东北内部问题之实。故在未得中央许可前，即擅自与苏联开始地方性交涉以求和平解决纠纷。这不是“ 统二”是什么？

张学良所持的政治理念实为“分治合作”。主张对外统一、拥护中央，而对内则采取分权主义，各地区独自处理其区内事务，但须互相合作。1928年8月9日，张学良对日本特使林权助说：“余之所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之愿望。”北伐后，李石曾曾对此加以提倡并获各地实力派如桂系之欣然采纳，虽说有拥护地方割据之嫌，却颇类于美国州级政府高度自治的民主理念。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各地方实力派展开激烈内战，东北军因军事力量雄厚，各方均想方设法拉拢利诱。最终，一直坐山观虎袖手壁上的张学良以获得河北、察哈尔两省地盘为条件参战助蒋，反蒋阵营随之土崩瓦解。冯玉祥、阎西山通电下野归田，东北军雄赳赳气昂昂扛着大杆儿抢，兵不血刃地入主了中原。之后张学良以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身份访问南京时，与蒋介石协定“尔后以副司令资格统治黄河以北各省”，连整个北方也一并纳入囊中，成为与蒋介石平分天下的重要同盟。张学良后来回忆到这段往事还不禁踌躇满志地说道：“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 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我那时才二十八、二十九岁啊！”。得意忘形之态，溢于言表。

独裁欲望强烈如蒋介石者之所以肯与张学良结盟而分治天下，关键是由于南方“剿匪”形势的需要以及应付国民党内部倒蒋运动的压力，因此北方政治形势的安定和张学良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931年蒋介石因“约法之争”非法监禁当时的立法院长胡汉民，引起朝野震动，举国哗然，中华大地一片捣酱（倒蒋）之声。在反对派死对头汪精卫主持下，依靠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的地方军事力量，形成了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与原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蒋介石耽心张学良受广州国民政府方面鼓动而背叛自己，随电令吴铁城向张转达，“再三熟虑结果，对张学良希望诚意合作”，期待张“以副司令及北方领袖资格，使北方十省渐次复于政治常轨”。蒋的意思是透露给张一个信息：愿意与其平起平坐，只要不站到敌人那边去为虎作伥，并不需要你必须表态或放弃中立出手帮忙。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南京与东北的关系即蒋张关系，形式上虽然为上下级关系，但实际却是相互平等的哥俩好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中央无法强迫张北方做他勉为其难的缺德事，即张学良本身对东北利益攸关的事情有决策方面的权限和能力，无需跟着蒋光头的指挥棒转。

◎两种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虽是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地控制全国各省及军队。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始终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南方的“共匪”们更是四处占山为王气焰嚣张，只等着国民党一旦与国外势力冲突或内部发生争执火并，就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在后院柴房泼油放火，以便趁火打劫坐收渔翁之利。蒋介石瞪着俩眼张开双手在中华民国这口大水缸前忙得个焦头烂额四脚朝天，按倒葫芦起来个瓢，要说多糟糕就有多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无异于让蒋介石跳黄浦江自绝于人民。“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氏不抵抗主义就是在这种险恶的国内现实环境下产生的。张学良拥有对东北事务的决策权力，并不能任意为蒋介石所左右，两人的关系是平等的铁哥们关系。因此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无法影响和干扰张学良的所作所为，蒋中正要是想偷驴，张汉卿虽然流氓假仗义却也不肯傻乎乎地去拔那个木橛子。“九一八”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完全是出于自己利害关系的周密考虑。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财政完全靠自给。连年的战乱使东北民生凋敝经济困窘，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休养生息，不得不广开财源发展实业一切朝钱看，而铁路运输的收入是块不小的肥肉。为了发展经济增加税收降低国货成本需要修建自己的铁路，因此势必导致与控制东北铁路运输命脉的日本、苏联两大外国鬼子发生利益冲突。1928年，大（虎山）通（辽）、奉（天）海（龙）、吉（林）海（龙）三线全部通车，建筑葫芦岛新港的计划也正着手进行。1929年末，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准备在十年内修筑铁路 10万公里，至少要修好“三大干线”，以便与日本控制的“两大干线”（南满铁路与吉会路）相对抗。大通等铁路的修筑和葫芦岛新港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己的运输体系，对日本的“满铁”是个沉重的打击。据“满铁”自身统计，1931年比1929年货运每日减少5000― 15000吨，客运每日减少一万人，当年所获利润比1928年减少3000万日元。日本人为此恨得牙根直痒痒，连老成持重以稳健随和著称的币原外相也绷不住劲要向日本驻外机关发出训令，命其设法阻止与满铁并行铁路的建设，并与东北当局进行严正交涉，小日本利欲熏心开始不讲理了。

关于东北铁路运输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则更加尖锐直接。1929年底中苏因东北政府收回路权的 “中东路事件”在边境大打出手，结果东北军方面惨败后妥协。中东铁路是沙俄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情况下，利用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主权而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后修建的。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贯穿东北三省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旅顺的租地成“T”字形相连。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将中东路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段让与日本，此即所谓的“南满铁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为了断绝白俄残留政权的经济来源，曾经宣布：“愿将中东铁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产和企业无偿归还中国。” 后来又出尔反尔提起裤子不认账发表声明说：中东铁路应该中苏共管。理由是中东路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而且连接在其远东领土的两部分之间。北洋政府和张作霖虽然先后和苏俄达成临时共管协议，但实际上管理权始终攥在苏联人手中，中方从铁路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可谓“微乎其微”。

张学良出于一时的民族热情以及东北经济利益的考虑，在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决定动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先礼后兵也算仁至义尽了。结果苏俄军队并非纸老虎，比想象中要强大的多，在军事冲突失败的严酷现实面前，张学良不顾南京政府的意见，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同苏联代表进行了和平谈判。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在外交决策上的独立性。这件事的教训使张学良联想起190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打败俄国人的日俄战争，东北军既然无力战胜曾经惨败于日本人之手的俄国军队，对日作战也就无异予以卵击石更加没有取胜的希望。这次冲突使张学良对东北军的作战实力自信全失，再加上同年暴露日本侵华野心的《田中奏折》被张学良的外交主任王家祯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获得，由此有别于蒋氏“ 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的张氏“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在张学良头脑中以及东北军内部开始形成了。

关于《田中奏折》的具体内容如今早已广为世人所知，其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那段：“欲征服支那，则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支那。”贪心不足蛇吞象，小日本的胃口着实大得吓人。难怪有人会怀疑：日本人怎会疯狂到把这种痴人说梦般的妄想纳入方针国策的地步呢？国际史学界对于这份奏折的真伪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持奏折系出于政治目伪造而成之观点者理由是：王家祯通过日本方面联系人蔡智堪（台籍日本华人，与日本政界人士多有来往）得到的用半透明碳酸纸和铅笔蒙描而成的《田中奏折》非田中本人笔记，奏折呈递方式不符和惯例，奏折内容部分与史实不符如：“将田中访问菲律宾误为该问欧美”，”把已经去世的山县有朋等重臣仍写为健在”，“所提蒙古王爷之事并不存在”云云。持相反观点者认为日本后来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奏折的真实性。之所以找不到奏折的原件的原因，倘不是日本人投降前自行销毁了，就是美军轰炸东京时被大火焚毁了。或者美国为了保住日本天皇的皇位，找到原件却秘而不宣，因为奏折无疑是天皇应属主要战犯的有力罪证。

《田中奏折》的真假问题这里先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一旦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就是《田中奏折》上写的征服世界的狂梦开始发作之时，日本必然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到时候东北军倘若抵抗的话就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结果不但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反倒会白白葬送掉三十万东北军这笔祖传的血本。1931年7月2日，在吉林万宝山发生朝鲜垦民与中国当地农民的“造渠之争”，朝鲜在日本煽动下爆发大规模排华运动。东北吉林省当局的反应是：“因日方故意挑起事端，应采取消极态度以免给日本借口。”7月8日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电令东北当局：“对日寇应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张学良认为：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占领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所以我方应避免冲突。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也就只好能拖就拖，以不给对方发动战争的口食为善。

接下来的8月17日又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中村震太郎是在军事侦探中被兴安屯垦军关玉衡部捕获后就地处决的，事后关玉衡只向张学良报告了这件事，当时代办东北事务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西臧式毅并不了解此事。因此东北当局及各地媒体对中村事件持怀疑态度，认为纯属日本捏造，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进行万宝山事件的善后谈判。后来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巡回东北途中，曾赴沈阳拜访了臧式毅等人并提出警告说：日本少壮派军人已经要开始行动，以解决“满蒙悬案”问题，日本政府很可能制止不了军人的过激举动。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已使日本政府的态度日趋强硬，满铁附近的关东军开始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张学良见形势不妙随即下令：“应速调查真相公正处理，以期缓和事态。”并指示荣臻：“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臻立即将此指示油印分发给各部队长官，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

消极忍让是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导致战争，并非是不抵抗主义的表现，因为战争虽然一触即发但还没有发生也就无从抵抗。可是看看九一八前东北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对于张学良之不抵抗主义的对日政策也就一目了然了。据原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回忆，九一八前东北军在东三省的兵力除去中原大战后进驻关内和后来平定石友三叛乱而临时调入关内的三个旅外还有将近26万人。日本方面的统计有些出入，但兵力部署情况纪录详尽，分别是：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有103000人的最大兵力，其次是辽宁省西北部21000人，中东路沿线3万人，吉林省中部有28000人，在东北中心沈阳只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东部国境线地带仅有60 00人。这种兵力部署的意图很明显，调转屁股摆开姿势随时准备逃出关去，就等日本鬼子的发令枪响了。

张学良作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负责主持北方军政及东北边防，在北京治病多日却在危急关头迟迟不肯回东北坐镇，事变的当天还在陪赵四小姐看梅兰芳的“二尾子戏”。一干军政大员也纷纷善离职守去花天酒地，东北防务几成失控状态，情绪激动的关东军哪肯放过如此天赐良机。如果“九一八”事变真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事先未得日本政府及军部授意即冒然出击一意孤行的话，张学良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导致错误判断而造成的战略危局，张本人实属罪责难逃,“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也戴得是磁磁实实决非冤枉。

◎九一八事变之后再回首

侵占满蒙以此来拓展日本的生存空间，是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及人口压力造成的必然结果，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过是缩短了日本发动对华侵略的开始时间而已。总之，“九一八”不发生在1931年，也会发生在1937年。当时日中的关系形势是一方准备侵略，另一方准备反侵略，1931年时双方实际上战争准备都不够充分。中方更是因为国力悬殊以及内乱不止，直到19 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进攻时依然无法做好充分准备来抵御强敌。

张学良可能到日本投降前都始终相信“九一八”事变就是《田中奏折》上策划的日本全面发动战争武力吞并中国的开始，因此1932年的热河失守依然是张氏“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的体现。锦州沦陷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同宋子文一同北上督促张学良率军抵抗。张学良推说粮饷不足士兵没有打仗的情绪，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对汪精卫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最有趣的是张学良后来评价当时迫于各方压力而暂时下野的蒋介石时说：“你不干了，你还在干涉什么呢？不但干涉，你还照样下命令。你照样下命令，人家怎么干呢？你到底是干哪还是不干？所以这是蒋先生的错误。”而他自己面对汪精卫的指责和督促时却说：“我说蒋先生有信是让你跟我商量，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回去就撂挑子不干了。

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源于自己的发明创造，而非得之于蒋介石，应该拥有自己的专利。张氏 “好汉不吃眼前亏”牌儿不抵抗主义与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牌儿不抵抗主义在“九一八” 事变中不过是一拍即合达成默契而已。张没替任何人背黑锅，“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是其自己抢过来戴在头上的。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的感时诗两首：

第一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第二首：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两首诗对于“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惟妙惟肖的行为描写，恰恰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当时张学良基于自己总结出来的张氏不抵抗主义而在面对沈阳突发事件过程中的从容态度和潇洒风度。

◆本文部分参考书目及文章资料：

陈和修：《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军工厂》，《文史资料》第25集。

关东军参谋部：《东三省支那军事调查》。

《国闻周报》第五卷。

《顾维军回忆录》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内战史略》

日本外务省档案：《密电情报关系一件》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东北地方史研究》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的财经状况》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

菊池桂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

陶菊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孙达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

《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事件》，《文史资料选辑》

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

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

李俊龙：《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时的地位》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纪录》

六

张学良自传里的　九一八事变

另外,补充一段张学良在他自己的自传体的文章《杂意随感谩录》里面对９１８事变的追述，当时这本小册子是50 年代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写给蒋看的，他不可能当面撒谎的，多半很多地方还是只能隐讳地提一下。该书由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成员张之宇补注（凡表明按：处）以后在台湾出版，在大陆大概是看不到的，因为里面有对中共的一些批评。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

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

服药和注射，早晨事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

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抚。（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

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後，九一八事变起，张将军仍在协和

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戏剧，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因张氏不许两位

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纷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管，张氏为

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

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

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

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藉口制造事端。我遂招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

关瑞玑（关玉衡）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

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一面扩大，而日方当无可藉口矣。

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的决

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关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入日人之手。

［山海关注：

　　万福麟将军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也不在东

北。

］

　　我现在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

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

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

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换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

功。最重要的，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

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

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起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

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勉发生重大事

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

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

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

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

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之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

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

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

　　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关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

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

义，可就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辞的出现，好像是一

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他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地

来说，加入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的也是不抵抗。在

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

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

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罚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

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

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

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

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罪的话，他的罪过不再九一八

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

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

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

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

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

乘的藉口，不根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的政情，未能随时彻底

研究主义，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我的重大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

其重臣元老。入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

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

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

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对当时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计国联的制裁力量。诚

然是，我当时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联可以解决争

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

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协和医院，张辅枕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

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

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博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三十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

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即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

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

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

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尔后联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

臧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

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情示之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

涉，彼答以不知其祥，仅允转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

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键，设法向沈阳联络，随时向我报告。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

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

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

静待国联解决。 但使我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

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

三公。孙哲生（科），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发生

问题时，凡有请示，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

二六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酋之争。我触目惊心，心灰意冷。

［

山海关注：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

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

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

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

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

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 “日本届期延不撤

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

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

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

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币原五项原则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国联行政院五国委员会劝告中日两国直接谈判。10月26

日，币原提出解决“东北纠纷”的基本条款五项：(一)彼此放弃侵略政策及侵略行为，

(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三)凡有妨碍自由贸易及足以惹起国际间仇恨之一切有组织之

举动，一概予以取缔， (四)日人在满洲全境内经营之所有和平事业，予以有效的保

护，(五)尊重日本在满洲条约上之所有权利。币原并表示，愿与中国开始谈判，恢复两

国通常关系，还主张将东三省日军撤回铁路区域。币原的“基本条款”，反映了日本统

治集团中主张用政治、外交、经济的方法，以渐进步伐实现日本对华侵略目标的那一派

人的主张。币原的声明发表后，国民政府有关要员“在主席（蒋介石)官邸集会讨沦，

一部分出席人员认为日本“此举可能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不妨试探其真意，随后斟

酌馆情形，作进一步之处理，不宜不留余地的拒绝”。“一时会场空气，倾向于采取若

即若离之态度。然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说，主张拒绝”。结果，主张依靠

和通过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事件的意见占了优势，接受币原声明之说遂被否定。正加蒋作

宾后来不无惋惜地回忆道：“我国政府在熟辩深思之后，仍予拒绝，一心一意听候国联

之处决。”

］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深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

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

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真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

蹈当年抗俄的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

望我对日做一个战争的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

论之指责夜。”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你牺牲将

士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

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使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他

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

拿人家的性命来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

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么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

么分别哪？”我说：“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

份。至于命令所做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义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

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

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此一会见，遂不欢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

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坚决的

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将领，不分

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

当的影响。

（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

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

［山海关注：

　　蒋介石一九三二八月十日之日记，『今思汪兆铭、张学良二人之言行，皆为私而不

顾大局，令人愤慨，汪尤不如张也。惟徒愤无益，须勉强支持，为国相忍，决令张辞

职，嘱其顾全大局，而以另组北平军事委员会，嘱张推举人选报核，对汪则嘱唐有壬转

告北方及出兵热河计画之实情。如鱼（六）日能略加忍耐，不发表攻击电文，则出兵之

计可成；今竟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而使此计画中阻，未审汪氏能自悔卤莽否也？呜呼

！汪氏终非可共谋国是之人耳！』

　　联名挽留张学良的为宋哲元，万福麟，商震等二十九路军，东北军，晋军共５７名

将领。

汪张之争的经过：

　　　汪精卫上台后曾想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给自己涂上一些抗日

的色彩，作―点抵抗的姿态。一九三二年三月，刚当上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指令陈公博、

李济深去北平，劝说张学良在山海关外向日军反攻，以策应上海抗战。但张学良答称他

道循：‘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不肯出兵。上海停战之

后，热河吃紧，国联调查团来中国，日寇制造伪国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要由汪精卫

负责处理。他既要讨好国联调查团，又不敢迁怒于日本，既想逃避国人对他的谴责，还

得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对日妥协方针行事。为此，汪精卫偕同顾维钧、罗文干、宋子

文，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与蒋相商，然后再去北平征求张学良的意见。

　　汪精卫不甘心处处做矮人，想增加一点身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汪精卫到北

平，曾与张学良相商，请张能整理华北政务，出兵东北，张答，须委员长亲自下令。汪

再想与其相商，张称病进入医院，汪精卫在平住了四天，张一直对他怠慢。六月二十二

日，汪精卫经过济南，劝韩复渠出兵抗日。韩受张学良节制，未得张的允许不敢应允。

汪回到南京后为指挥棒不灵而十分苦恼。此时蒋介石催促军费，汪精卫飞沪晤宋子文，

也不顺利。七月，热河告急的电报接连送到南京。汪精卫连续召开谈话会议，但拿不出

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只好至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抵抗。但汪所见到的仍然是告急的

电报，而不见张学良的抗敌措施。于是，汪情卫便以行政院长的名义于七月二十二日发

表通电：“…，国难日深，凡我军政长官，应督饬所属，从今努力，共谋捍卫”意在压

张学良进兵热河，发电同时军事参议院的参议们拟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计划。

　　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立即召开华北治安会议，又开北平政务会议，张群代表蒋介

石参加了会议。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称：“本大会认为，长期御

侮，应以改善内政为根本之图。……至军事负责人员，在此国难期中，整理军政，贵无

旁贷，所有恢复失地，巩固国防诸端，自为全国军人之专责，而华北军人负责尤重，更

应遵照中央命令，同心协力，共谋捍卫，精诚团结，生死相依，以身许国，义无反顾。

此次本大会全体委员倾诚会商之结果，决定按照上列两项方针，切实施行。”此电驳斥

了汪精卫二十二日的通电内容，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

　　汪见此电气愤不已，希望蒋介石回南京会商。但蒋介石既不返宁，又不让汪上庐

山。汪精卫主张惩罚张学良，蒋默不表态。汪认为这是蒋，张在表演双簧，给自己难

看。于是，汪精卫于八月五日晚偕曾仲鸣、陈碧君、唐有壬赴沪。六日晨，汪访晤宋子

文请他回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当天，汉精卫分别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等发了五

份电报，提出辞职。其中给张学良的电报措词严厉，斥责张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

违抗反攻命令，控诉他只知向中央要巨款，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不为国家出力的罪

责，要求张学良“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

　　汪精卫的五份电报一发出，南京政海顿起波涛。张学良被汪精卫一顿臭骂，火冒三

丈，又是开会，又是通电，发泄他的满腹牢骚，声称准备交待工作，辞职下野。国民党

中央破例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召开第三十二次中央临时常会，决定通电挽留汪精卫，派

居正、何应钦赴上海劝汪留职。林森也从庐山赶到上海劝慰。蒋介石向汪致电称：“吾

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不可于国难

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请即日返京，照常主持党务”。一时之间，庐山、南京、

上海、北平，使者往来如梭；张学良八日电汪，请求辞职。江立即电国民党中央称：

“今者张主任既称已电中央罢免本职，选员接替，切望中央即允其所请，以为打破军人

割据之发韧；同时并望中央允兆铭之请，罢免行政院长之职”。他又向记者发麦谈话，

申诉坚决辞职的原因，称：“国难日亟．而内部不统一如故。言军事则各自为政，无法

指挥，财政则各省截流，仰屋兴叹。今热河告急，平津危殆，张汉卿拥兵不前，民族沦

亡，指日可待，故救国唯有去军阀，统一内政”。建议由何应钦或者朱培德接替张学良

的职务，蔡元培或于右任接替自己的职务。随后汪即避入德国医院，拒绝任何人的访

晤。宋子文无奈，于八月九日中午领衔通电，宣布行政院各部长总辞职。

　　张学良不知所措，等待蒋介石定夺。此时蒋介石离不开汪，但又要按自己的旨意行

事；蒋又不能抛弃张，但也要张听命于己，于是他便施连环计：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

张以限制汪。于是他首先设法留住汪。八月中讯转向汪“诚恳”表示，希汪继续负政治

责任，汪如坚持辞职，则与其共进退，并称同意张学良辞职。汪见此情，同意先回南

京，八月十六日汪从上海返宁。

　　蒋介石通过蒋伯城试探张学良所能接受的处置办法。十六日，何应钦主持第五十六

次行政院会议，称奉军事委员会之命，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十七日，由汪

精卫主持召开第一二三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分

会，张学良以中央军委会委员的身份留在北平。会后汪上庐山晤蒋，表示可留任中央政

治会议常委职，坚辞行政院长职，中央不准。最后决定汪、张的遗留问题待国民党四届

三中全会解决。八月十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了北平军分会委员，由蒋介

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八月二十日蒋汪由庐山分手，汪返宁，蒋赴武汉。

　　汪精卫到南京后召开中央谈话会，他提议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由于张学良坚持

辞职，华北五十七名将领名通电，表示要与张共进退，经各方调解张学良取消了避入颐

和园，不再过问政治的计划。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正式作出决定由宋子文代

理行政院长。

　　酿成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蒋介石。张学良从东北易职以后，一直听命于国民党中

央。东北丧失，退入关内，他误认为只有依靠蒋记中央才能反攻复土，因此对蒋介石唯

命是从；蒋介石对张学良表面看来多方关怀，但因张重兵在握，又有反攻复土之心，恐

难以驾驭，有碍于推行他的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一直在计议把东北军的指挥权抓到手。

蒋介石一手制造了汪张矛盾，又顺风使舵：借汪之力压张交出部分兵权，又借张之口给

汪以难堪，控其锋芒。他两边作好人：允张辞职，结汪出了一口气；张同意改组东北

军，由蒋介石兼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标志东北军巳开始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可是蒋介

石又将华北军队的主持权交给了张学良，让他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他；蒋介

石给汪很大面子，使汪感到蒋介石确实离不开他，但又对蒋介石明显袒护张学良的作法

极为不满。为了观察蒋介石是否有诚意继续与他合作，汪于九月初躲进上海医院，又进

莫干山，行踪诡秘，让蒋介石的人找不到他。汪称病重，须出国疗养，向中央请假三个

月，坚持辞职。汪精卫的意图在于压蒋放弃对他的控制。可是蒋介石虽然仍要利用他，

又不肯给他更大的权力，于是决定，不同意汪辞职，只给假三个月出国体养。这样，汪

精卫便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去德国。 　

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吗？那只是共产党的说法。中国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抗日意志，你能相信当时支配国家绝大部分资源的政府缺乏这样的意志吗？抗日战争的胜利令中国人骄傲的是：这完全是谋略的胜利。

想想宋朝、明朝你就会明白少于我们几十倍的敌人照样能征服中国，更何况当时的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强于我们，这是当时鞑子们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没有重蹈历史的覆辙？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屁滚尿流而没有投降？难道我们还认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吗？

张学良所谓的逼蒋抗日，完全是其推卸其政治无能的遮羞布。九一八不抵抗放弃东北，充分反映了张的怯懦。中国人当时是很弱，而且还有先例--败苏联于中东路事件，但放弃东北连象征性的抵抗都不做，也没取得一点点像样的战果，一触即溃就有点不象话了。八年抗战，中国人还是在日本人身上打出了自尊，可惜九一八的东北，军事上一无是处。

退一万步讲，张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进关安内，又是一塌糊涂。让红军打得屁滚尿流。失败之余，张又成了毛、周的政治玩偶。以张当时的地位，难道看不出国家战略方向吗？更何况当时已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你张学良没执行好国家政策，还扣押国家领导人，要求免除自己的责任，真不知十无耻还是野蛮。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充分暴露了张学良本质：既没有必要的军政才能，又不够诚实勇敢。蒋、毛、周不知道比张高多少倍，张怎么有资格和他们同台演出呢？庆幸的是，张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要不然怎么会活那么长呢？

还是让阿康来反驳你吧.

蒋介石要先安内，后攘外，中共要混水摸鱼，那么请问谁来考虑背井离乡，在关外受鬼子压迫，在关内受国人歧视的东北人的利益？如果换了是你湖南，江西，愿意无限期的牺牲自己来换得准备时间吗？

张学良是当时东北军，以及整个东北集团的精神领袖，他不替东北人考虑，谁来替东北人考虑？

东北人的流亡意识 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冲击

其实我认为还有中原大战, 所以说张逝世后, 陈水扁要给他发褒扬令, 称赞他维护"中国统一"的努力(有点搞笑), 张学良这个名字, 无论对于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很重要的.

"张学良这一生，少年得志，抽过鸦片，玩过女人，因判断错误丢了东北不说，还格外耻辱地丢掉了热河，一度背负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这一生，也做过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一件是东北易帜，即把一个长期割据的东北三省，重新隶属于中央政府，实现了东北与关内的统一，使日本野心军人非用武力不能顺利割占东北；一件是西安事变，即在蒋介石坚持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情况下，捉蒋放蒋，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妥协与合作，推动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就是这两件事，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无论是把“东北王”张作霖割据了20年的东三省，重新交归中央统辖，还是犯上作乱，捉蒋放蒋，甘做阶下囚，对于张学良个人利益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重大损失。试问当年像张学良一样，有实力，有地盘，权倾一方的诸多地方诸侯，有几个甘心让中央统一军政权力，或愿冒杀头之险，做出如此大的个人牺牲？但是，尽管有过这般足以自慰和炫耀的历史，每当晚年有人问起张何以能有如此魄力，何以能坦然面对这种牺牲时，老人却总是打趣地回答说：“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并且会告诉你说：“我曾写过一段话，‘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这就表示我用的只是小聪明，没有大的高见。”如果有人对他说，许多人认为他当年这样做全是为了国家，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时，他更是会不断地摇头，表示拒绝接受，说：“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

晚年的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再平凡没有的老人了。远离尘世的宁静，事奉上帝的热忱，使老人生活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保持着怡然自得的安祥心态。但是，偶尔，透过记者的追问，我们还是不难发现燃烧在老人内心深处的那股强烈的爱国情感。当记者问他为何会决定实行东北易帜时，他的解释是：因为他“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当记者问他何以会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解释是：“外为国家民族（停止剿共集中抗日），内可平慰东北军民”。显然，他始终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曾经是一个“东北人”。“因为我们是东北人啊”！他会大声地告诉记者说：“您知道我们东北受日本的压迫，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正因为如此，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第一次见记者谈历史，就是直接面对日本人。因为他想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不要沉醉在过去日本那种傲慢与狂妄之中，不要总是试图使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增加民族间的仇恨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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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事 变 对 于 共 产 党 来 说 是 很 重 要 的 。 但 有 没 有 事 变 ， 中 华 民 族 都 已 经 开 始 而 且 会 继 续 抗战 下 去 的 。 中 原 大 战 就 是 黑 帮 火 并 ， 而 且 小 张也 没 做 亏 本 买 卖 。 一 句 话 ， 一 个 没 有 头 脑 的 250土 匪头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