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外滩建筑：谁的文明，谁的历史？ -- 宁子

　　今天该怎样来看待和评价外滩？这个西方文明的遗子，在100年后，这里的建筑群依然完整，如何恰如其分地对待这里，正是中国人一个现实的难题。

　　正是它们，给上海嫁接了中国最早的都市生活方式，它们也依然在今天散发着活力。这是52幢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古典主义式、新古典主义式、文艺复兴式、折衷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各种欧式风格的大厦，北起外白渡桥，南抵金陵东路，密集于黄浦江西岸一个1．5公里长的地带，甚至被不无夸张地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这些当时二流或一流的建筑，在20世纪头30年中，在远离欧洲大陆的这张白纸上，肆意地克隆和嫁接着不同的风格，共同孕育着外滩建筑这个超级的混血儿，外滩建筑也由此成为上海城市的招牌和标志物。

　　然而，掀起风浪的，则是2003年2月《上海文学》社社长赵丽宏在上海市十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提交议案，建议外滩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舆论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鲜明的分歧，以《工人日报》为代表的主流报纸，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外滩建筑是殖民者盘剥中国留下的罪证，是中国人曾受屈辱的印迹”。而上海当地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则从“大文化的视角”与“建筑物本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进行了反驳。意见莫衷一是，论战似是而非。

　　这一问题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所谓的“纯粹”建筑问题，另一个则无可避免地指向殖民地文化与民族主义。然而，困难之处在于，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中，我们很难将二者分开。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解说，外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都是一个现实的功利存在，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文化的标准本身就有着含糊的内涵。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仍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界限和余地。

　　气质与文风截然不同的作家赵丽宏和文艺评论家朱大可不是一种人，赵丽宏温和，朱大可锐利，然而，他们对外滩申报的态度基本一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他们都是上海人，外滩建筑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丽宏说自己从小就生长在外滩，“世界上所有的建筑风格在上海都能找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在全世界所有大都市滨水建筑，像外滩这么大规模、这么精美、在东方城市呈现这么多东西风格交融，是绝无仅有的。建筑综合了经济、文化、包括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纪念碑。”

　　这样的评价很容易引来意识形态的攻击，赵丽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补充说，“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这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它确实产生于那个年代，是历史，是精美的艺术。如果扣上政治意味，那么任何遗产都没有申报的价值，比如十三陵，是帝王的坟墓。所谓殖民地文化也是以前的一种思维，现在我觉得应该上升到更高的一种眼光来看。”

　　作为这项活动的申办者，赵丽宏显然了解对此项提议的非议。

　　朱大可则强调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办标准，他认为，“哪怕是殖民者，他也是耗费了他的心血，把西方文化和建筑文明的结晶投入其中，毫无疑问，它是有价值的，它是精华。”

　　而在所有的争论之中，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主要是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第二条规定，其中关于建筑群的条款规定为：“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这个公约还强调：“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①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②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③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④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入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⑤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应该说，从公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标准，对于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有利的。然而对公约中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的理解则成为了意见分歧之源。

　　朱大可将共同的观赏性理解为普遍价值，而赵丽宏理解的普遍价值为，“它在艺术上是当时时代的精品。另外，也反映了上海特殊的历史。”

　　来自台湾的建筑学者易介中（美国南加洲建筑学院硕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则表示了质疑，“这个普遍价值应该是全世界的人，不分种族、文化背景和信仰都会觉得其伟大，比如像金子塔、故宫，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很伟大。但是外滩不具有全世界的普遍的价值。我的外国朋友告诉我，看到外滩建这么多外国的房子太疯狂了，晚上打光也很夸张。”

　　抛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对外滩建筑本身的审美上，也存在着集中而尖锐的分歧。上海人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谈到对比欧洲的城市，外滩建筑只能算是“小儿科”。

　　然而，正如赵丽宏所说，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建筑风格都可以在外滩找到。缔造外滩建筑的建筑师来自于英国、法国、匈牙利、美国、日本、犹太人……惟一的中国人是设计那幢中国银行大楼的陆谦受，也是毕业于英国建筑学院。尽管赵丽宏和朱大可都强调了外滩是中西方工匠共同创造结晶的这一点，但是，至少从建筑工艺和建筑话语上来说，外滩建筑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而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说，易介中从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上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建筑的经验是极强的，这往往需要大量的工艺技能才能实现。虽然有外国工匠做技术顾问，但是，让中国工匠盖好西式建筑，就有如让西方工匠去盖苏州园林一样困难。而事实上，当时的这些建筑，大多数是由一家在香港的叫巴马丹拿的公司建筑完成的（诸如汇丰银行大厦、中国银行大厦、和平饭店等建筑），这也才能使得这些建筑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建筑格调统一、与轮廓协调的可能。

　　而从建筑的风格而言，易介中将之归之于“折衷主义的骑墙派”，为了讨好商人，要求看起来比较华丽的建筑，这样的建筑在欧美触目可及，只不过到了上海，因奇怪而别有了一种意味。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并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在中国仿建一个埃及金字塔。

　　应该承认，外滩建筑作为上海城市最辉煌的一部分，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但是，建筑，乃是一个民族在各个时代文化精神和创造力的见证。外滩建筑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其规模的大小，或是否外来，而是一个民族建筑话语权的缺失与建筑本身模仿的尴尬。

　　外滩建筑作为文物的价值毋庸置疑，不过，申请加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却是现实利益需求的强大反映，种种纷争也是由此而生。

　　确切地说，正是外滩使上海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个封闭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没有外滩，就没有今日上海。而260年前，所谓“外滩”还只是一个名叫李家庄的小渔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小渔村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源头。而外滩的第一幢欧式建筑，则是英国领事在老城墙外一片杂草泥潭上建起的英国领事馆。

　　对于今日的大都市上海来说，经济地位的鼎盛，必然要有与之相称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渊源。而从血缘和文化的缘起上来说，外滩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外来文化的被征服者角色而存在。这就决定上海文化的历史寻根，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现和完成，最终必然也只能向西方文化皈依。

　　而一场名正言顺的“仪式化”行为，正是从上海――从精英到民众共同的心理需求。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则为这一“仪式”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工具，也将由此彻底洗去历史的根底。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上，这是一场被征服者对于征服者遗迹的膜拜与自我认同。在这场心理仪式中，被征服者将脱胎换骨，并试图与强者获得同一血缘的宗亲关系，这是衣着精美的大班的内心之迷，而强调“世界性”，则是他左右挥舞的通行证。

　　外滩有着完整的符号意义，这个符号在今天依然可以改造成上海城市功能和扩张的现实工具，这是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最大现实意义所在。把历史激活，则可以由此试图重返上海昔日远东第一城市的荣耀与梦想，这就是上海复兴的勃勃雄心。

　　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段落将无可避免地被神化。

是的,虽然我来自上海,但是不觉得外滩有什么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比起西西里的帕莱墨,不是西西河,的建筑差得太远了.

正如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谈到对比欧洲的城市，外滩建筑只能算是“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