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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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焓熵

“提壶”是扑克牌的一种打法。

当年在 罗德岛(Rhode Island) 州的普城(Providence )上学，与一帮要好的中国同学常在一起打扑克牌。一开始的时候打的是“三仙”，后来一位牌友的大学同学路过普城，给我们引进了“提壶”的打法 (据说南京是这种打法的发源地，但为什么叫“提壶”我至今还没搞明白。)。第一次试打大家就来了兴致，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提壶”成了我们牌桌上的唯一节目。

“提壶”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赌搏性质的争上游。打牌的人分成两家，根据人的多少可用一付，两付，甚至三付牌。除了各家争分以外(5，10 ，K 是分)，第一个将手里的牌出完的人得 50 分，最后一个人得 负50 分。除此以外，每人都可以在出牌前“叫”分。当然，“叫”分的多少取决于“叫”的时间。一般来说，没抓牌之前可以“叫” 1000 分，抓了 1 至 6 张牌可以“叫” 300 分，6 张牌之后“叫”100 分。如果抓完了牌没人“叫”，手里有 黑桃3的人被迫“叫”。打牌时，如果“叫”牌的人第一个将手中的牌出完(也就是说打成了)，就给“叫”牌的一方额外加上所“叫”的分。如果没打成，就被减去所“叫”的分。所以，打“提壶”的原则就是“叫”牌的一方齐心合力要将“叫”牌的人第一个送走，而“叫”牌的对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这“叫”牌的人打成。

我们打“提壶”时一般分成男女两方。我们“提壶”的政策很简单：一旦开战，脑子里只能有“敌方”和“我方”这两个概念。象 “爱人” 、“恋人” 、“于心不忍” 、“手下留情”这些词在我们的“提壶”的字典中是绝对找不到的。当然，象“眉来眼去”、“互通有无” 、“暗递情报”这些行为也是严格禁止的。

政策一落实，牌就好打多了。

W 是个老夫子，他学的是比较文学，对古今中外的诗彼有研究。朋友中一旦谁有悲或喜的事，他都会送上一两首悲或喜的诗，表达他的同情或祝贺。他原来不会打牌，进了几次扫盲班，即以巨大的热情加入了我们的“提壶”俱乐部。牌桌上的W一反平常的庸儒之风，出牌激进，还 特喜欢“叫”，尤其是在男方弹尽粮绝时，他常常自高奋勇地“叫” 1000 分。可他毕竟是新手，修炼不到家，牌打到关键时，他就会紧张得手发抖，脸上肌肉发颤。我们女方常常能根据他颤抖的程度，判断出他手里牌的好坏，然后对症下药，打破他的计划。所以，W 是我们这群人中“叫”分次数最多，而成功率最低的牌手。

当年，Y(男)和S(女)是一对初恋情人，因为S(女)总是叫Y(男) "honey"，所以我们就改称Y(男)为大哈，S(女)为小哈。小哈在韦尔斯里( Wellesley College) 读书，长得面若桃花，人见人爱。大哈是个才子，学得是应用数学，可对古典音乐、历史、文学很有造诣。大哈打牌理智、沉着，常有出其不意的妙招，所以只要他“叫”了，基本上能成功。每次大哈打成，我们几个女将都很懊丧，唯有小哈，"honey"， "honey" 地叫得更响(有时我都怀疑她是大哈派来的间谍)。随着“提壶”的时间增加，他俩的关系越来越磁实，一年多后，两人向我们“提壶”委员会请假一个月，去阿拉斯加( Alaska) 度蜜月去了。

当然，“提壶”并不都是成全好事。

L(男)和L(女)也是一对恋人，俩人已好到了谈论婚嫁的地步。也不知什么原因，俩人在牌桌上总是互相过不去。L(女)毕业于清华，人聪明，牌打得好，是我们女子组的主将。那次，L(男)抓了一手好牌，“叫”了 300 分，女方出了一长串，他有牌压，一边出牌他一边摇头晃脑地说“水来土囤，兵来将 。。。。。。”，还没说完，L(女)压上了更大的一串，硬是将L(男)的“挡”字给挡回去了。反正最后L(男)没打成，两个L吵了起来。L(女)是北京人，说话不紧不慢，可句句说在点子上，L(男)辩不过她，急得面红耳赤，喊叫着：“你是猪”。这下坏了，L(女)将牌一扔，摔门就走，出门前，给L(男)狠狠扔下来一句：“我跟你掰了！”

牌友们一看事态严重，赶快补救。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之间的电子邮件满天飞，都快将学校的通讯线路给堵塞了。W连着给二L送去了几首维德曼( Whiteman) 和其他几个著名诗人的爱情诗。大哈从他的古典音乐库里选了好几首爱的旋律，做成磁盘，给二L、也附带给其他牌友各送一盘。一位数学系的爱好哲学的牌友挑灯夜战，写了一篇长文论证“猪非猪”的原理。我呢，学的是工科，拿不出高雅的东西，只能到超级市场买了几磅削价的猪肉馅，做了多个扬州风味的红烧狮子头，请牌友连拉带拽地将二L请到我家。那一顿饭吃得大家油光满面，嗝声不断，硬将二L肚子里的火气压下去了不少。

最后，不知是L(男)道歉有方，还是被我们的诚意感动了，L(女)并没有跟L(男)掰。和好以后的二L一如既往地投入“提壶”战斗，牌桌上俩人依然吵嘴，但我再也没有听L(男)说过“猪”这个字。

“提壶”两三年下来，大家的牌技已对了如火纯青的地步。这时，W毕业了，并在一个州立大学找到了助教的位子。自然而然地，“提壶”是欢送他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帮W打好行李后，隔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闭门战斗了三天两夜，那牌打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其激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以色列的六日之战。打到最后，一位牌友嗓子失了音，我呢，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都要睡着了。

W离开后，我们几个牌友也先后毕业，离开了普城。我毕业后第二年的圣诞节，大家相聚西雅图。两年后，又重逢旧金山。见面后， “提壶”是肯定的了，不过，因为新一代已陆续出生，孩子哭闹，牌就打得三心二意，当年打牌时的感觉再也没有找到。

如今，再想起在普城的“提壶”，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