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有所改变。发帖如还有问题请报告
- 【征集】西西河的经济学，及清流措施，需要主动参与者，『稷下学宫』新认证方式，24年网站打算和努力目标
主题：【文摘】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 清徽
论说“文革博物馆”问题
青近军 / 文
（一）
中国文坛大佬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自1986年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是，此议却始终未能获行，“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仍只能是巴金老人及许多文化人的一个梦。前不久，因巴金的辞世，又使人们自然而然地重掀这个话题：为什么仍不能满足巴金的这个遗愿，而建一个文革博物馆？
但是，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可以知道，此事依然没有希望，尽管巴金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大文豪。
对此，很多人都不解：既然要否定文革，为何连建一个以批判文革为宗旨的博物馆都办不成呢？
对此，近二十年中，人们一直都是深感困惑，继而失望，甚至愤慨。
凡事都会有个原因。那么，这个谜的“底”，又是什么呢？
其实，原因并不神秘，只是有些复杂。
复杂之处就在于文革历史的“博”！
这种“博”，体现在二个方面：
一是涉及面之广，二是牵扯度之深。
巴金为代表的文化人，对文革的批判讨伐，或者说对文革的否定，其内容，自然是控诉文革中的极左专制对文化的破坏，及其对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迫害打击，并重在追思那些在文革中无辜受害的人们。这一目的与举措，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来，巴金为代表文化人在种种传媒报刊书籍中，所发表的有关文革的作品，都已清清楚楚的表明了。同时，他们欲将那段历史永远批判性地公示之建议，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问题是，巴金们的文革经历，虽然是文革历史的重要一页，然而，却并不是文革历史的的唯一内容，甚至，也不是文革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只是那段曾震惊了世界的历史之画页的一角。
然而，文革历史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却远不是什么“动乱、浩劫、悲剧”之类定义可以概括得了的。如欲重翻那一页那一幕，因其所涉及到的人事之广，便难以避开大面积的是非之争；若再详尽回放那些往事的篇章，其所牵扯到的问题之深，更将会使大批今日尚居正史高位的人物，也坠落到历史的被告席上。
因此，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猜测：在文革影响尚未彻底、完全、永久性的真正成为仅仅只是历史之前，在文革的历史丝毫不会牵涉与撼动官史中那些人物及其光辉之前，巴金的倡议，就仍只能是处于梦中。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二）
文革中发生了很多“史无前例”及已早有前例的事情，之中的某些阶段、某些社会群体的命运与某些事件，其波及面之广、震撼度之烈，是远远超过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所遭到的不幸与苦难，其所留给历史的记忆。
例如，文革中，发生过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从刘少奇、邓小平起，直到共和国的一些部长、省级党委与省政府的首脑等），曾被当时的中央下令，予以抓捕监护、囚禁审查数年（被关押最长时间有的达10 年）。同时，另一方面，更有几乎全部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们（文革中，其客观中性名词称为“当权派”，而贬称则为“走资派”），也受到了成千成万风起云涌、以建立了各种组织之“造反派”身份的群众与基层小干部们的冲击、批判、斗争，乃至部份还被在短时期内“打倒”罢官。
又例如，也曾有过数以百万计的、在文革中先后成为了“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基层干部（也包括有教师与文艺界人士）、农民，在文革初期、中期与文革结束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数次被各级“当权派”一上来就动用国家机器，将其打成“新右派”、“反革命分子”，或关押批斗，或直接判刑入狱的一幕幕绝非虚构的历史。
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学生，在文革进行了二年多时，突然间，却由受宠的“革命小将”之高位，降至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境地，一古脑都奉命“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做起了新农民，并换上了新的称呼：“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的历史从此由知识青年们来续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红卫兵与知青们，不论是以“不堪回首”、或以“苦乐相间”，还是仍怀“青春无悔”的心态；不论他们是以忏悔或懊悔为多，还是以怀念为重，来描述“老三届”们丰富却不乏艰辛苦楚的历程，至少，人数众多的他们，在文革历史中所处的画面之大，不会在巴金们之下。
而最不能抹煞的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各地都曾先后产生了许许多多如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知名及尚不知名而可傲立史册的志士仁人、民族楷模，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公开向世人控诉与揭露了极权的专制主义之罪恶。从而，他们的命运，便成为了文革历史中那永远闪耀着星光的亮点。
这众多的重要历史内容，在巴金老先生设想的、得到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们）支持赞同的“文革博物馆”建议中，有没有也包含其内、以至浓墨重彩的回放计划呢？
很遗憾，从近二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种种关于文革博物馆建议的论说中看，似乎那“馆”中并不陈列这些事关亿万人活动的历史重大情节，而拟入“馆”的，大约都只是文革中红卫兵斗老师、“破四旧”、烧书画、毁庙宇，以及文化人们所遭种种迫害的故事；而且，拟陈列于“馆”中的，大约只有文革的部分受害人之灵位。总之，基本上只是“伤痕文学”蓝本的放大化与具像化。
现在国外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受中国文化人对文革描述的影响，很多人就是以巴金们的“文革博物馆”内容为蓝图，这样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革历史。例如，前不久境外制作、放演的那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影片，就全是这一类有限历史断面画页的回放与反思。在这类介绍与研究中，文革的历史差不多就只剩下了红卫兵的疯狂，只剩下了当时七亿中国人的全体愚昧。
然而，这样的“文革博物馆”，其意义有多大呢？
实际上，文革不只是有悲剧，尤不只是部分人的伤痕，而是有着更广博的内涵。之中，也包括了那确曾有过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对官僚主义者所发出的愤怒故事，以及同样确曾有过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争取民权的抗争、追求民主的努力。
而且，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只有“右派分子”们单方面被动无辜挨整的悲剧；而文革中，整人者方面与被整者群体之间，却曾发生过数次很大规模的博奕与位移；之中，不同的人，虽都做过被批斗的挨整对象，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其性质有时却会截然相反。
何谓“博物馆”？其核心，恐怕是不能少了那个“博”吧？！
若仅以局部的遭遇，就冠以全部的名义，这事，想来不予大张旗鼓权威性的正式建立，可能还好些，以免误导后人。
正如，以前我们的教科书，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描绘成只有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那类小打小闹的故事一样，结果，至使整整有二代人谈起抗战，便只有蒋介石躲到峨嵋山的概念，只有平型关大捷的传奇，只知道狼牙山五壮士，只知道杨靖宇赵一曼，而全然不知晓还发生过南京保卫战、台儿庄、昆仑关的血战、武汉、长沙的大会战、以及进入缅甸抗日的远征军等等数百万中国军队在主战场上热血抗日的重大历史，全然不知晓还有英勇抗战的张自忠、戴安澜、王铭章等数百名为国捐躯的中国将领之大名。
巴金等文化人经历，固属文革历史的一部分，但，却还不是文革历史的主页。就象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虽然也是描写了1957年右派的真实故事，但是，她展示的那些历史，却几乎有着特例的局限。因为，她笔下的章伯钧，在成了“大右派”后，竟然还可以有小车、秘书、专门厨师、带庭院的宽敞住房，还能仍处贵族生活之中。而实际上，当年那其他的55万“右派分子”们过的日子，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绝大多数人在那些年的岁月，基本是由被强制劳改、劳教、人身管制等毫无半点人权，以及生活上极度艰辛而生不如死的内容所构成。如果，人们夸大《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价值，将章诒和所叙述的局限历史画面（虽然也是真实的个案），竟当作1957年“右派分子”们基本状况的蓝本，那又怎么能真实地反映出那段历史的本质？！
由于种种具有的特点与优势，近三十年来，巴金等文化人尚可凭借有限的话语权，凭借他们掌握的媒体，运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对他们自己的文革苦难经历，予以不断的展示，对四人帮及极权专制主义罪恶不断的进行挞伐批判，这原本也属题中应有之事。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只有文化人的演出，也仅仅只停留在文化人的某些局部范围及局限时段内的故事（也并非文化人在文革中全部过程的故事），或者仅仅只局限于极少部分文革初期受害者的悲剧，而没有其他包括上述那一大批重要历史的演员们站出来认真说话，那么，这样所描述的文革，对后人所造成的印象，便会产生出以偏概全的种种误导。
现在，三十九岁以下的青年人，不是在文革后才出生的，就是在文革中尚是不懂事的幼童。他们对文革的了解，基本只能来自于文化人所写文章的书籍报刊、来自于有选择性提供的极有限也很抽象的教育文本，特别是来自于文化人那些艺术性的叙说作品。由此，文革，对于在三十九岁以下年轻人的头脑中，便只有红卫兵“造反”、烧书毁庙、打老师、挥动语录跳忠字舞的画面，或只有文化人在文革中饱受迫害、文化在文革中被完全毁弃蔑视的状况，再多一点，就只有老干部都无缘无故被批判被斗争的不可理喻之场景。由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的则是，有些年轻人一说到文革历史，便会用不容置疑的极端口气指责文革，评其是“如同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说红卫兵就是“纳粹冲锋队”，一开口，便定义文革是“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岁月”，是“等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嘲笑“那时的（七亿）人都发疯了”，而不分清红皂白将参加“造反”的人们，作为坏蛋的代名词，均列入另册，等等。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虽然对文革的评价各有不同，但是，相信有一点很多人却都明白：很多事，尤其文革的真正全貌，远不是这些年轻人所理解的那种情况，文革写下的历史，也远不止在文化圈等小小范围内！
青年人由于能接触到的历史真貌太少，只能接受到不全面的文革史教育，只能解读文化人纯粹的“伤痕文学”，因此，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有限资料去判断一段复杂历史的常识性失误。对此，只能说是遗憾。然而，由此可见，在整个被有意尘封的文革历史真貌可以全部公开之前，建一个巴金所倡议而内容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又会有什么益处！
（三）
即便是这样一个内容大大局限的“文革博物馆”，巴金老先生的倡议已走过了近二十年，但也没能获准变为现实，这又是何故？
因为，这之中有一个牵扯度之深的问题。
文革的过程，的确不是现在的青年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直接、那么黑白分明、是非清楚、阵线整齐，而恰恰相反，是极其复杂曲折、对错交叉、是非混合，谬误与真理相杂，忠诚和阴谋同行。
例如，文革问题的历史责任，固然是要由毛泽东与“四人帮”们承负。但是，实际上，参入“运动”了那文革的，却远不止他们。
否则，为何会发生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便套用1957年的模式，将大批文化名人与普通干部和群众打为“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的事？！为何运动一开始，就会发生外交部长陈毅一棍子便将外交部三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这类事？！为何会有王震部长被管农林的谭副总理欲打成“反党分子”、而王部长本人却又在文革中直面斗争彭德怀的大会上“愤怒揭发批判”彭老总、诬指彭总是杀害井冈山革命领袖袁文才、王佐的“凶手”之闹剧？！而原本依靠造反派支持、毛泽东赏识才得以在文革中崛起的华国锋，为何后来却又会发生他主持逮捕四人帮、并还将所有造反派扣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帮派分子”罪名而一棍子整死的似悖情理、似不合逻辑之怪事？等等。
而这些，却都不是可以用什么路线斗争、权力之争，以及什么“动乱、浩劫”的定义，所能解释得通的。
更有太多的事，需要对其作出圆满清楚的解读，但至今不能有明确的真正说法。
例如，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党政官员、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以造反派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事，虽然现在人们都比较了解；挨批挨斗者在文革后，也大都作了无数次扬眉吐气的控诉，并记载在档。但是，对这类事情起始的来龙去脉，即为什么会发生冲击批判斗争领导干部们这样的事之原因（换句话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民群众会对理论上是自己的“服务员”、“公仆”们，有着如火山爆发般的怒气与不满？），文革后至今，却始终无人予以说明，而只是含糊带过，或笼统归结于毛泽东的错误号召、四人帮的阴谋。
然而，当时参加造反运动的群众，不说上亿，也有几千万人，而这几千万人汇成的潮流竟然都会集中愤怒地指向地方党政官员们，这就绝不仅仅是凭毛泽东的号召、或是什么人的阴谋能办得到的了。如果，上面的号召，并不合民意，即便是天天发指示，称是几个“代表”，其效果也会甚微的。至于，是不是当时那几千万的人都“发疯”了，对此，稍稍了解一点历史真相的人，相信都能有自己的理智判断。
又如，文革中的1967年8月，在湖南省道县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人间惨剧，在二个多月共 66 天的时间里，有 4519 名无辜的农民（1949年前才是地主富农，而那以后十多年来已变成了从事农业劳动、却地位最低下的人们，及其子女等），竟然被活活打死、砍死、淹死！这种暴行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得到过什么人的指使与支持？而又是什么动机，导致了凶手们如此残忍？
对此，若要建“文革博物馆”，就应能具体解答，而不要胡说什么“凶手是造反派”，将莫须有的罪名随便扣在已被剥夺了辩护权的历史群体身上，因为，那是绝对的谎言！也不要含含糊糊，说什么“文革悲剧”、“极左罪蘖”之类空洞无物而轻漂漂的大话；不说讨债，至少也应明确的将那欠下血债的事主及指使者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那 4519 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灵魂，至今尚未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其实已有过一些微型版本。例如，辽宁沈阳的某个公园中，若干年前，一家杂志社内那些有正义感的热心人，就为张志新立了一座纪念雕像，以让人们可以追思怀念这位在文革中集悲剧与抗争为一身的英灵。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前去悼念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更难有年轻人前往吊唁。为什么？并非是今人的冷漠，而实是那纪念雕像的碑文，未能具体展示出张志新无辜受难及被惨遭割喉的悲情，未能展示出究竟是什么人下了如此毒手、以及为何会下如此毒手！
因此，仅仅一些空空洞洞、大而无物的纪念文字，却又如何能指望后来的人们，会为这雕像而震惊、而流泪、而钦敬、而反思呢？
还有，即便在文化人的文革苦难记录中，也仍存在许多的空白，许多的疑问。
例如，众所周知，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文革初的1966年8月24日就被逼得投河自尽。问题是，在当时8月24日之前的日子里，除了发生过一帮红卫兵小姑娘（中学生）在孔庙气势汹汹的批斗与用带铜头的皮带毒打他及其他28个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的暴行之外，老舍先生在其单位（北京文联）中，又受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待遇”呢？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遭到如此的摧残，为什么没有人来保护？为什么当时在批斗现场明明已有一位副市长在场，而却不出面制止那些暴行？为什么会有同为作家的某人，竟然会向在场的红卫兵“揭发”：“他（老舍）是拿美金的！”，以致使暴行升级？为什么老舍死后火化时，北京市文联公然会给老舍家人开具那张毫无人性的介绍信，那介绍信上竟写着：“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本文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那些事前事后指使人们在大会小会上不断高喊批判老舍先生的人，用比红卫兵小姑娘要凶狠数倍的气势而指控老舍先生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都具有些怎样的身份与动机呢？这 一切又给老舍先生造出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氛围？！
现在，只要翻阅一下1966年 5 月至 8 月底各地的所有“机关报”，你就能从上面到处都是连篇累牍的点名批判文化与教育界名人的大块文章，体会到文革那个阶段的气氛与性质。那些被批判的人们，所获的罪名都差不多，均离不了那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只是被批者的名字不同，北京是“三家村”，上海是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江苏是匡亚明，浙江是刘丹、林淡秋，湖南是康濯、林增平，四川是马识途，广东是秦牧、欧阳山，等等。相同的是，批判者都是各省党委的“机关报”，而并不是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尚未产生出世的造反派。
巴金老先生设想要建的“文革博物馆”中，无疑会有悼念老舍先生的一席。但是，之中，会不会同时也将展示那些把老舍先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主持人与帮凶、并将他们的行为钉上耻辱柱、而不仅仅是指责那些红卫兵们呢？
至今，似乎也都还没能看到这个状况及其可能的出现。
关键在于，对这些在本质上导致操作迫害了老舍的始作俑者，能不能进行至少是灵魂的拷究？
因为，这些将因老舍一事受到牵扯的人们，不是那已无权无势的前红卫兵，而相当多是文革前以至文革后都处于庙堂中之人。现在，要他们也向老舍的冤魂忏悔，这能办得到吗？
如果，一个号称“文革博物馆”、要留给后人的某种警示设置，只不过展示一些轻漂漂的事件与悲剧冤魂，只是审判小鬼，却不究阎王；只敢棒打当年那些年少而不甚懂事的红卫兵，让后人以为真是红卫兵搅翻了那个天、造了那些蘖，而隐去这之中主要或重要的当事人，那这“博物馆”，还能体现文革历史的真实吗？！
由此可见，既然连老舍之冤这文化圈中的事，都只能“点到为止”，都不可能完整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反思，那文革中其他远比这重大的事情（例如上述所说的几类问题），又怎么可能清清楚楚、是非分明的摆进“博物馆”、展示于历史的天空之中？
既如此，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又有何意义！
现在，不建也罢。
不主张现在建这“文革博物馆”，这之中，一方面是有人不想建，也不能建；二方面则如本文观点者，希望宁缺勿曲。
同样的意见，却有不同的动机。从这一点上，应也可以体会到那文革的复杂性。
2005年11月9日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让人们意识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在失去理智的时候也会怎样的疯狂。
其实，文革博物馆在千千万万经历过文革的人的心中，如果看一看今天大陆的出版物，就可以看出对文革的诛讨并不局限于官方的笔。
前几天，我在看一本很让我震撼的书 -- 《半生为人》，其中那对于林昭和郑晓丹，遇罗克的深沉的笔触让我为之动容。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国家二级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回忆和写一个人的灵魂怎样变的坚强的书，可是文笔间并不忌讳郑义等今天颇有争议的人的名字。这本书中的林昭和晓丹和遇罗克之所以让人动容，在于他们真实的再现于作者的笔下，并因此再现一个普通人怎样可以在那个环境中保持一种高尚。同时，看罢，掩卷之后你自会深思，在下一个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会用自己的心灵投下应投的一票。
那种感觉和把林昭或者遇罗克当作一种大旗来为自己服务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行为，遇罗克也会不屑一顾吧，既然当年他对于星星的弹孔是那样的不屑一顾。
类似的书国内出版的很多，我只举一个例子而已，同样也有“左派”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到，我觉得当年的左派和右派都能够出书很好，一方面是出版事业必然的走向开放的表现，另外一方面，从他们受到欢迎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人心所向。
新的一代中国人是生于没有那么多沉重的时代，所以他们悦于轻松的生活，赵一凡那样的思想者不再那样多了，但是我也相信他们不会再是红海洋中的一员。他们“自私”，所以珍视今天的自由，不要有任何幻想去教导他们遵从某一个权威的思想 -- 文革的死亡，在他们之中最为彻底。这种实际的死亡，将在未来顺理成章的为文革代表的极左的灾难的画上灵魂的句号，更不论仅仅一座博物馆了，当年遍布中华的塑像不是已经看不到了么？这不是曾经被认为不可动摇的么？
为文革建一个博物馆，巴金先生是在深深的解剖了自己以后，说出的这句话。而我见到倡导这个建议的人间，却不乏当年红卫兵的美丽影子，而且理直气壮的把灾难归过于他人。那么，难道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是为了当年的红卫兵们来阐述自己的神圣么？我为此无言。
一个通奸的妇女被带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们谁无罪，就拿石头来打她。
当年的红卫兵们无疑是会捡起石头来的。
虽然是题外话，但是好好的一个建议，有时候也会被不自觉的人染上一种色彩，从而使支持它的人心里产生一种菜里夹出苍蝇的感觉，连带着菜的味道也无法欣赏了 -- 这就不仅是一个文革博物馆的问题。
我半天说不出的话，您都说清楚了。
那两本书现在北京（比如西单）的书店里还有吗？我就要回去了，你啊，无斋啊，这里网友的书都打算买。
年轻人也许疯狂了，但是毛泽东一直很清醒？他打倒了刘少奇，却留下了邓小平。林彪坠机以后，四人帮势力一度扩张。毛及时让邓小平复出。另外文革中，毛中美和解，加入联合国，大规模从西方引进生产设备。这些用疯狂或者苦难是无法解释的。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毛试图在政治上避免苏联化的极权，发动文革，打倒一部分右派（不是全部），把这部分权利让给左派和中间派。
只是话又说回来, 文革产生的土壤, 那种"无私", 狂热的"理想", 最初也是诞生于一个"人人自私"的社会, 对贫穷落后的恐惧, 抹煞了对自由的追求. 在人们对思想自由的珍视没有成为一种理性和习惯之前, "自私" ,乃至 "轻松的生活", 仍旧不会自动将"文革", 和产生"文革"的土壤永远地埋葬, 一个博物馆, 或者说建立在人们心中的"文革纪念碑"仍然很有必要.
我是这样看的，各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自然就有了那种观点比较为更多人所接受的结果，是不是？
博物馆先建在心里，而后便更容易建在城市里，否则，建了，也可以拆，还可以被人变成文革纪念馆的。
顺便聊聊公私问题，这个，倒有一点可能偏颇的看法，也是向您请教的意思。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公而忘私，公大于私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被历代推崇，私人的所有，并不被尊重，中国的皇权可以轻易赋予或者剥夺臣子的一切，就是这种思想的一方面体现，同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是这种思想的另一种体现。这和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有所区别的，所谓对传统思想的去芜存菁，在这方面也有取舍的命题。
文革开始的土壤，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被接受，和这种文化环境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讨论这个思想的真谛与影响，不是今天我们所有力量可以做到的，至少我个人达不到这样的深度。然而有一个历史现象又让人值得思考，那就是中国士阶层的死亡。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一个士阶层和一个平民阶层的区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这种区别的记载，同时中国文化也清晰分为两个部分 -- 以花鸟画青铜器等代表的士文化，和以剪纸舞狮子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所以外国人眼里中国古代的形象，常常是文明与未开化相间杂，既有灿烂的文化，又有可怕的落后。其实这是因为国家的物质文化被少数士阶层垄断，不能为平民阶层所均用的原因吧。士阶层是在民国建立以后逐渐衰落，并且走向末路的，今天中国早已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
所谓公而忘私这样的训诫，从历史上说，是对士阶层的精神层面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已经成为对于全体国民的要求，并且将精神层面的要求与法律形式相结合。由于这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故此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同时，又由于这部分文化传统有特定的人群指向，因此不免有大人戴小帽的不适应。同时，道德要求与法律是否要一致似乎也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这个题目太大，无法自己想明白，子矜方家，幸有以教我。
见。就像秦始皇一样，争论会永远进行下去。争论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现在需要什么。一个对于现实没有意义的问题，是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的。再重现一次文革是不可能了，那些视文革为灾难的人根本无需担心，可是文革所试图解决的官僚问题、极权问题，越来越像一座大山一样挡在中国面前，谁也无法绕过去。估计文革的讨论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实世界的矛盾越来越尖刻。
一种是根据史实给出结论。
一种是给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答案。
第一种叫做让历史为自己服务，第二种叫做让历史为未来服务。
文革的研究大概也一样吧。
胡说两句，各位指正。
建不建文革博物馆，其实是一次争夺文革解释权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是直接事关政权合法性的敏感话题。这个话题在巴金先生逝世之际由右派发难即而发酵，毛派处于接招的位置。不过总的看来，右派因为在社会平等和公正被严重践踏的背景下毛派声势正逐渐壮大而处于不利位置，博物馆的话题可以算扔出来的一块防御加反击的石头。
如果大家对左右之争的口水战感到厌倦，不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谁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右派的控诉已经太多了，从伤痕文学开始，不一而足。但在左派精英/大众的两分法视野里，这些悲情不过是重新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的作态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大众的视角和立场被完全遮蔽，处于失语状态。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失语状态，正是目前大众苦难的根源，所以他们也控诉，继而要返回毛泽东，重新阐发文革，作为从低下的政治经济处境突围的思想资源。谁是文革或其反动的受害者？左派和右派谁讲得对呢？我看讲得都对，也都不对。
对不用讲了，同意就是。不对在于，其实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传统文化，这是左派和右派都不讲的。文革最大的消极后果，是维系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在文革中打得粉碎，结果是“人心散了”。如果说五四运动只改变了少数精英的观念和精神的话，那么文革就是以不可比拟的深度和广度颠覆、摧毁了普通中国人的观念和社会的组织结构。自此孔子“礼失求诸野”的乐观预言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野”也已经被全部搞定了。
说右派不讲传统文化，不完全准确。他们也讲，不过那只是在对文革进行控诉的时候讲，只是一种廉价的博取同情和支持的工具罢了，看看他们掌握权力后是否进行传统文化的恢复和重建，就很清楚了。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同一场大戏，同一个阵营。
同一个阵营？对了。难理解？不难理解。本来是同一伙人却斗争得死去活来的多了，天主教vs.新教，苏共vs.中共，哪个不是你死我活？极左和极右，两极相通。这个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即使从西方的思想理路上，这个命题也不难证明。冷战的对立环境造成的思维定势，还或多或少得占据着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只能看到差别，而注意不到更本质的同一。
文革必须反思，每个人都在这么说。可惜，很少有真正的内省和反思的态度，能看到的，仍然是互相倾轧，是意识形态之争。正如一百年前在中国的土地上日俄进行的拉锯战一样，角力的是外来者；而受害最深的，却是失语的中国的老百姓。在 Chinese Culture Here 的网站上，在讨论文革问题的时候，中华文化不应该缺席，不应该失语。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一桩罪行，一个人为的灾难，反思来反思去，居然没有提到一个责任者，这样叫做反思？
把中国传统毫不犹豫地砸烂的是谁？现在居然很沉痛地哀悼中国传统的衰落？！————看到这样的言辞，如同进入卡夫卡的荒诞世界。
“谁是文革的责任者”这个问题，逻辑建立在文革“一桩罪行，一个人为的灾难”的判断上。可惜这这远不是共识，这是缺席审判。毛派的朋友可以认为，文革非常好，非常理想，你提的问题于是不存在。
怎样看待文革？血腥的法国大革命谈了两百多年，还在争论不休，我想以文革对社会的巨大撕裂，谈个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谈论的方式变成了左右对决，以至于任何其他的视角和立场都会被边缘化。这对理解和吸取那段历史的教训，没有任何好处。
我希望朗兄放弃你的轻佻的论说方式，这对你没有坏处。表达一个立场是容易的，但你的表达方式和你反对的人的表达方式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只能是互为影子罢了。
不管该谁负责，如果持这样的观点，
那我们就没有讨论的基础。
按照这样的逻辑，鸦片战争还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呢。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为了表态吗？网上可以表态，可以发泄的地方多了，但我想西西河的品味没有那么差。我想严肃的讨论，基础是交流和沟通的意愿，目的是在讨论中充实和修正自己的不足和偏见。
对于与你有不同意见的网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们想的有没有合理成分？这些都是在讨论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使从反对的角度来看，这些信息也可以砥砺思维的锋利程度，有助于使对方在理性的对话中陷入窘迫，使荒谬的逻辑陷于破产。当然，如果讨论仅仅是在“力比多”的驱使下进行的自我展示，那这种“讨论”的确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