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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数据证明日本人良心大大滴坏了?行动经济学展示的恶意行为 -- 杨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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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数据证明日本人良心大大滴坏了?行动经济学展示的恶意行为

数据证明日本人良心大大滴坏了?行动经济学展示的恶意行为

https://data.wingarc.com/spiteful-behavior-33866

——与其让对方占便宜,不如自己吃亏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失。

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20世纪90年代,日美经济学研究者在其进行的实验中取得的数据,证明了“日本人容易选择上述恶意行为”。这样的行为,在英语中用单词spite表示,也就是“恶意行为”。

恶意行为具体是怎样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呢?本文将易懂地介绍其详细内容!

“恶意行为”是指“即使自己吃亏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行为”

我们来玩一个博弈吧!

这是两人结对对抗的博弈。你和对方各持有10美元,并各自付出一个0~10美元之间的金额。然后,你和对方都能同等获得“出的总金额×1.5”的钱。例如,如果你出10美元,对方也出10美元的话,最终手头的金额是(你:30美元,对方:30美元)。如果你出0美元,对方出10美元,结果是(你:25美元,对方:15美元),如果你出0美元,对方出0美元,结果是(你:10美元,对方:10美元)。博弈每组进行10次。

在玩上述博弈的时候,为了增加最终的金额,最合适的战略自然是不管对方出多少,自己都出10美元。但是,1991年在筑波大学研究社会工学的西条辰义、中村英树等人,在他们进行的实验中,发现了“有意选择0~9美元”的受试者。

为什么明明知道能得到的金额会变少,却选择不出钱呢?

——这是因为可以给对方下绊子。与其自己得钱,不如选择通过施加伤害凌驾对方。研究小组将这种动摇的心理(究竟是选择“不在意对方、出10美元,从而拿到最多的钱”,还是“为了凌驾对方而选择不出或者少出钱呢?”)命名为“恶意行为的两难(The ‘spite’ dilemma)”。

日本人选择“恶意行为”的倾向很明显

发现恶意行为的西条教授们,接着着手调查不同文化圈中恶意行为的比例是否会发生变化。

然后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结果在1997年由蒂莫西·凯森、西条辰义、大和毅彦、横谷好等人作为论文发表。他们在日本的筑波大学和都立大学,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和帕杜大学举办同样的博弈,并比较其结果。

在这个实验中,追加了「在支付金额之前,首先选择是否付出金额,并将其公开」的规则。这样的话,如果对方选择不付出,自己选择付出的话,付出者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付出金额来削减对方的回报。这又是另一种可以在实验中观察到“恶意行为”。

在实验中获得的数据是,“日本人比美国人明显更容易选择恶意行为”。在最初的5次博弈中,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出钱的话,付出者为了降低其他不付出者的收益而选择了“恶意行为”(也就是在之前提到的例子中选择了9美元以下的付出额)的比例,在USC是12%,而在筑波大学是63%。同样的倾向在都立大学/帕杜大学之间也能看到。

在之后的实验中,又发现与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等其他国家的人相比,选择“恶意行为”的日本人比例明显更大。

为什么会发生“恶意行为”?

关于为什么日本人更易采取“恶意行为”的线索,也是在前面的凯森、西条等人的实验中获得的。

在USC的案例中,博弈中选择付出的人的比例,通过重复15次博弈,稳定地推移到68%左右。这与考虑到纳什均衡(当所有人都采取最佳策略时的稳定状态。名称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后预先计算的ESS(演进稳定的策略)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在筑波大学,最初只有40%左右的付出率持续上升,第13次以后超过了80%。根据此结果,研究小组推测“恶意行为与强制对方付出有关”。

博弈中的付出者,通过恶意行为,可以减少不付出者本可得到的金额。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不付出者就可能浮现出“自己也出钱的话,最终得到的总金额会增加吧……”这样的想法。从筑波大学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付出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增加的。

原本开展“恶意行为”的实验时,设计者设想的模型是在模拟公共支出。例如在某市,大家一起出钱建一座桥。如果即便不出钱也不会被惩罚,桥也能顺利建成使用的话,就会出现不出钱,蹭公共财产的人。但是,如果不出钱的人很多,其他本愿意出钱的人现在也不愿意付出,结果只能造出破烂不堪、安全性堪忧的桥呢?那这些本来准备蹭桥的人也只能无奈地出钱了。

像这样,“恶意行为”作为某种同侪压力发挥作用,最终实现了平等的负担。人们常说“日本人的协调性很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种机制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

“恶意”可能会导致整体的平等,这是很有趣的一点。但是,也有人指出,日本人的这种倾向产生了互相拖后腿的现象,导致抑制创新和经济停滞。

结束语

考虑到因自身情感而选择不符合逻辑的选项的人类心理的行动经济学,在商务中近年来关注持续高涨。“恶意行为”也应该作为其中的一种被考虑到。例如,只有一部分劳动者被允许远程工作时,其他劳动者可能会感到不满,导致工作的产出下降。那么该如何取得平衡,给予全体人员“平等感”呢?

我们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摸索一种既能应对“恶意行为”的负面影响,又能发挥其正面作用的方法。

【参考资料】

・西条辰义《日本人喜欢“恶意”吗?!》THE KEIZAI SEMINOR DECENBER 2005

・西条辰义《新冠博弈是鹰鸽博弈?》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

・西条辰义《日本人喜欢给对方下绊子!!》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

・中野信子、山崎玛丽《“我吃亏了,你也应该吃亏!”互相给对方下绊子的日本人的大脑》。现代商务・大和毅彦《救济实验中的恶意行为》酒井泰弘教授退休纪念论文集(第357号)

・加谷珪一《日本经济低迷的元凶是日本人的坏心眼?大阪大学等的研究判明了这一点》

・纳什均衡(野村证券)

・西条辰义、中村英树《自发捐赠机制实验中的恶意行为的两难》|三田学会杂志

通宝推:秦波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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