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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看看新闻里的人事观察角度，与我们之前说的，是否类似。
外媒现在才开始马后炮。也是一乐：
西西河，藏龙卧虎。
反腐反的是贪官的违法行为，不外是权钱交易。
哦，利益输送难证明/证伪，“违法行为”就不难了？
你以为腐败，是你绕着圈子给领导送了一笔钱，领导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你输送利益？
很多时候，领导究竟是不是“违法行为”，当时根本看不出来，事后如果不是暴雷，也未必会被倒查，这是现代管理体系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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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恒大举个例子。
用方平老师的话说：最近被查的人里，有辽宁住建的官员，具体牵扯到的案子和恒大/盛京银行有关。
恒大成为盛京银行的最大股东是2016年的事，之后用盛京银行做了多少给恒大补窟窿的操作，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盛京银行暴雷金额是1837亿。
那么问题来了：你说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哪一步？
如果不允许恒大收购盛京银行，那16年为什么不查？
等恒大入股乃至收购完了，里边都是他自己人，又以什么名义去追责领导？
以及最重要的，恒大如果没有暴雷，盛京银行、背后的相关领导，还会被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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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把权贵当傻子，你还真是当权贵的智商都和你在同一个水平啊。
人家输送利益，完全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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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芯片大基金出了挺大的腐败，也有不少人被抓了。
大基金的钱，总要找人管理，也就产生了权力+钱的双重腐败。
投资这个东西，和传统的领导管事不一样，很容易浑水摸鱼——反正大家也吃不准这个技术。
投资本来就不是100%成功的，有些投资打了水漂，本就是没办法的事，你凭什么去抓别人？
那人家搞个皮包公司，做几个漂亮的PPT，招几个挂名专家，就来找你拿钱，就算管钱的知道这事不靠谱，他也可以把钱放出去，做得让你无话可说。
坊间传闻，大基金投下去的钱成果出得太慢，大领导震怒，这才有了后来在芯片领域的反腐。
我估计是下面吃相太难看了，否则根本很难抓。
要知道，当今社会分工很细，术业有专攻，不要说人家套个复杂的壳子，就算是套个简单的壳子，你都未必能识别。比如著名的“水氢发动机，市委书记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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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天算是真搞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对腐败的认知根本就是幼儿园水平，难怪觉得纪委同志们加把劲，就能把腐败搞清楚。
你和方平老师都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很久的人了，对当今的腐败形势、内容根本不了解。
就比如方平老师的文章里，还把“领导不坐公车、办公室面积不大”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来宣传，根本不知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在哪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想要一手集权，一手反腐，是一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现代政府有很多很多产业政策，这个大背景就决定了，你根本不可能把腐败都查清楚。
下次再这么趾高气昂地胡扯前，你可想清楚：权钱交易里，“权”的那部分，可远比“钱”的那部分，要更容易举例子的。
这次这一系列落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从乡镇扎扎实实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历练上来的。起步基本都是乡镇。
参加工作几十年，为了几百几千万落到锒铛入狱，岂不可叹。
这市长十来年反复在几个市之间平行调动，多半也是自觉升迁无望于是放弃了操守吧。刚好卡在要退不退的年龄，岂不可叹？？
前三十年，经常倒查几十年，解放前有污点都能用来打倒你。改开后，不管你白的黑的，就是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火中取栗刀口舔血，赚到了就是赚到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不是说毒贩盖起大别墅，一人赴死，全家受益嘛，据说贪官也是这样想的。
十八大以后又开始可以倒查20年了。。。所以，是不是这个才是大杀器？
“其二，再说个大的。就是20大之上，那个比星空大的。（ 金额比星空家大上两个数量级）”
是不是，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资本控制的舆论那般针对也没挖出什么大料，无非就是爱打扮爱名牌罢了。
而且你结合方平所谓“高两个数量级”，那必然是矮家女婿那般操作才可能。
几个条件一归总，范围就很小啦。
这不就结了嘛，法院要证明你有罪不容易，你要向纪委证伪你有罪，也很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个法律罪名，而在纪委那里，拥有巨额财产本身，已经是由头，需要你自己来证明这个来源明白，如果纪委不满意，觉得你说的不明白，那就是不明。
李铁足球那种也叫腐败？不过是人家圈子里的玩法，正如美国篮球/冰球怎么乱搞，也不会上升到美国政治腐败的高度，哪怕体操教练侵犯小女孩，也还是刑事问题。
国内对这个抓得不严，上手段还不如一般的命案必破的刑事犯罪。
其实纪委也没啥神通广大的，无非是定罪思路和允许的程度，譬如不许用特工手段，这是周定下的规矩。毕竟腐败是小事，党内问题不能用特务手段解决，否则后患无穷。怀仁堂政变犯了一次，搞到四十年后百年决议还不能好好写。
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只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一厢情愿的单向认可，那其实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网上聊天我是尽量尝试理解别人说的
无论对错，毕竟也是代表了一部人的思想。和别人沟通的过程也算对自己想法的检验及补充，尤其是平常很少与体制内尤其是做纪检工作的不涉及个人利益的交流就更加珍贵了。
这个话说的很好，但你是否做到了呢？
我说“看看各种回忆录，农村基层霸占女知青的事也不少吧”，是当时的真实，当然有些内部的东西不可能拿给你看。但我举得例子网上是能搜到的，你看都不看，就下个结论“你这简直就是臆想”。那你下这个臆想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是从来没有这个事还是觉得这种事不普遍？
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这个如果你觉得不可能，那再看看上海地方志里写的上海的事情。
1970年，中共中央文件要求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罪分子。全市各级公检法军管会陆续审理了这类案件。同年8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了37名各种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分子。1970年8月以后，对这些罪犯组织145次批斗，参加批斗的群众达31万人次，最多的罪犯批斗了几十次，最大批斗会有5000余人参加。有的不仅在全区、全县范围内批斗，而且在公社、大队、街道、里弄组织轮流批斗。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全市各级法院都将审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作为重点来抓，凡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即定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依法惩办：利用职权，使用暴力奸污女知识青年；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教唆、勾引知识青年实施犯罪活动；拐骗女知识青年、煽动倒流回上海；利用职务，伪造病假单、伪造疾病证明；冒充领导干部招摇撞骗，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在审理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案件中，打击锋芒是那些蓄意残害知识青年的刑事犯罪分子，施用残暴或以胁迫手段强奸下乡女知识青年的强奸犯；一贯侮辱妇女，奸污下乡女青年的流氓犯；利用职权严重违法乱纪，打击报复，残酷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刑事犯罪分子。各级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把罪行严重，认罪态度恶劣，民愤很大的犯罪分子同犯罪情节较轻，坦白认罪好的区别开来；把利用职权，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刑事犯罪分子同偶而犯罪，坦白认罪态度较好的区别开来；把贯彻1973年中央文件以来继续犯罪的，同已停止犯罪，表示悔改的分子区别开来。
1974年，此类案件是作为“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论处。1975年，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人数共7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共30人，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1人，判处缓刑的13人，判处管制的3人，其他刑罚1人，免予刑事处分3人。1976年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人数共152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共68人，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47人，判处缓刑的21人，其他刑罚12人，免予刑事处分4人。
1977年，全市处理的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案件共188件206人，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案件达38．35%。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职权、地位以及女知识青年所处的特定环境，乘机对她们进行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对犯有强奸、轮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罚。在处理的案犯中，原系基层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占13．59%，农民和工人分别占62．14%和9．71%。
看看这段文字记载，仅上海从73年到77年判处的相关案件就有700多，放到全国有多少？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次会议简报》上记载：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残害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
据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团第一师捆绑吊打事件就达729起，有103名干部奸污女知青。一师六团十六营摧残女知青案件16起，现役军人占11起。
1973年，在联合调查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
十八团卫生队长孙涛，45岁，河北河间县人。1945年入伍，1970年3月调入十八团任卫生队长，副营级。摧残女知青11人，3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
李文峰，30岁，贵州石阡县人。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正连级。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15名。被摧残女知青中有2人跳河自杀未遂s.s..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第4号《情况反映》也有这样的记载: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摧残、调戏女知青11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
九营二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摧残上海女知青多人….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简报上，有这样的情况报告:第十一团“七人轮奸案”现已查明，该案系该团保卫干事段xx(正连级)屈打成招。此案牵连知青达数十人，其中5人判刑，十余人受处分。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有这样的报道: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霸占3名女知青，并致使其中2人堕胎
1975年安徽省知青办对知青上山下乡战线的案件做了调查，写出了《从上山下乡战线看对资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报告》，列举10种情况，要求各地对照，抓紧处理：一是一些县、社、队主要负责人利用职权，奸污下乡女知青。二是逼死、打死、枪杀下乡知青。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偷越国境、拦路抢劫、聚众闹事、行凶杀人、组织流氓集团。四是教唆知青犯罪。五是部分领导干部千方百计为子女逃避上山下乡。六是弄虚作假，甚至让子女自伤以逃避上山下乡。七是有的家长在单位和有的学校在动员工作中不坚持原则，不执行政策。八是贪污、挪用下乡知青安置经费和木材。九是部分农村干部向知青或知青家长要钱要物，骗吃骗喝；知青家长要知青贿赂基层干部。十是没有在全省造成下乡光荣的社会舆论，倒流回城现象较严重。
再看看贪污案件
1966年和1967年，全市法院共判处贪污犯116名。1970年起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重点打击了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犯罪活动。1974～1976年，共判处贪污犯63名。
1977～1979年，全市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处贪污案件182件189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直至死刑的占判刑案件总数的11．5%，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占22%，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占52%。
1980年以来，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经济领域里的贪污犯罪活动明显增多。1980～1986年全市法院每年受理贪污案件的结案数分别为：53件，112件，204件，237件，353件，222件，259件。1982年，全市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强对贪污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全市法院共判处贪污案件204件，比1980年和1981年判处同类案件的总和高出39件。
经济犯罪活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这是常识，你这又是有什么依据要否认呢？
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有实例在后面跟着的，如果你要反驳，也请用实例来反驳。如果拿不出来，却只能用什么“你这是臆想”来否认，那其实没什么探讨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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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努力在说明两个点：
1、大小腐败都在高压地抓
2、抓的时候证据确凿，流程规范
你说的是：
1、李铁足球那种也叫腐败？
2、国内对这个抓得不严，上手段还不如一般的命案必破的刑事犯罪。
我试图的表达的是：
1、利益输送手段太高，双向都是，手段都高，很难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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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相对于他们，你和我的距离还更近一点。
我只是觉得，搞了十几年了，一开始的成果大家都有印象。但后期、尤其是现在，真感觉不到风清气正的环境，腐败金额大、层级高的现象也没见解决。
河里这几位，对一尊不停吹，对前任不停贬低，好像后四十年除了一尊，就没一个好人了，没了一尊就要亡党亡国了。
当然，他们怎么说也是他们的自由，我也就是过来讨论讨论细节上的矛盾而已。
初心就不同啊，一个是为了人民，一个是为了江山。咋可能说到一块。
倒也不是为了反驳，是有些人有些话，堂而皇之的污蔑抹黑，开历史倒车，实在忍不住。喷完了，话说清了，堵着的那口气也出去了，心里舒坦点。
谢谢老兄良言，继续潜水去了。
萧何还是大贪官呢，有所谓吗？
共产党不过是一朝而已，你看明清的太庙还有人当回事吗？
青史评价还早着呢，就比如矮总必然会上奸佞传，但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安知故事会不是另外一个读者意林呢？
二，对内地人民来说，那时候的上海女知青应该像大洋马一样稀罕，上海女知青或许就像林志玲那样，是整整一代人的意淫对象，很适合当猥琐作者笔下的题材。
三，这些故事在八九十年代流传下来，作为半大小子，刚刚会勃起，又没有岛国爱情动作片可以看，别说，还挺喜欢看这些东西的。那时候不是都在抹黑毛主席么，否定诋毁上山下乡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嘛，我看他们搞得很成功啊，整个上山下乡这么巨大的工作，对于很多人，唯一的印象就是上海女知青被猥亵强奸了，还有啥，不是吗？
四，数量上看，估计和今天被导师搞大肚子的女研究生比例差不多吧，有啥好稀奇的，天天拿下半身的事情讲没劲。
怎么后期楚汉相争的时候没有匈奴出来捣乱？是因为基本被蒙恬给杀的没几个了
白登之围怎么说？刘邦喝了澳葡？
坚持党的领导。
朝鲜是接力棒没丢，经济也没增长。